先讲苏东坡身上发生的三个真实故事：
　　1.苏东坡小时候，苏洵将两个儿子送到一个叫张易简的道士开的一所道教学校读书。一日张易简发现苏轼将一首颂扬改革家、反对道教的檄文《庆历圣德诗》背得滾瓜烂熟，并问自己文章所颂何人。大师不仅不怒，反而惊喜，进而诱导。
　　2.苏东坡的父亲苏洵想尽办法找到各方神圣托人认识儿子敬仰的欧阳修，也许他认为只有欧阳修才是两兄弟命中的好老师，能改变孩子的命运。
　　3.公元1057年的科举是中国1000多年的人才选拔史上最辉煌的一次，因为这一届的主考官是欧阳修，他根本性地改变了命题与考核的标准。主考官欧阳和副主考梅先生一致认为杜撰历史的苏东坡才气最盛。当苏东坡面谢主考恩师时，兴奋的欧阳修当众宣布自己可以退休了。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苏东坡的好运气在于，三位老师，张易简的道学、苏洵的史学和书法、欧阳修的文学在匠这个层面已是登封造极，可这只是苏东坡的基础，他们在师学方面形而上层面的因势利导和行而下层面的指导，才是苏轼成就的原因。
　　宋朝印刷术的普遍使用，正如今天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计算机的普及和网络课程的发达一样，使得工具化代替了教师的工匠功能，教师功能的工具化，不但不是教师无用时代的来临，反而是师道昌盛的契机。在关系层面，教育肩负着三重责任：人与工具的关系、人与逻辑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张易简发现苏轼使用印刷书比自己还有天赋，因势利导在方向上给予指导；苏洵在观察苏轼的个性后，为儿子寻找适当的社交网络和互补性格的条件；欧阳修见到苏轼，将古文运动的逻辑传承给苏轼，让苏轼成为一代新风的逻辑领袖。三位长者不但身为匠人身怀绝技，作为师者更是高瞻远瞩，为我们面对工具时代如何搞教育，提供了难得的样板。
　　今年春节，我拜访了一位用脚慢轮手工制作碳烤黑陶古工艺的匠人，说实话，他所做的东西比起现在工具化制作的东西差距不止1000年，然而孩子们更喜欢这样的东西，在制陶工艺的逻辑层面，它比现代制陶更有教育意义。与此对应，在创客工坊的实践中，我也发现，纯机械的车床比起数控车床在教育学上更容易培养学生的手艺、逻辑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更接近教育的原意。计算机系统从来就是人机系统，人工智能时代在匠的层面会更高更快地普及教育的技能，但是教师要想教好学生，自己在某种匠的层面就必须有独特之处；教育又是经验和个性的，面对学生因势利导，教书匠的行动不是人工智能给个结论就能代替的；更重要的是，在逻辑层面，在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师，不但不能被计算机取代，反而会发挥更加人性的一面。
　　写此文时，我的一位医生朋友打来电话，告诉我现在开药越来越工具化，医生在工具化层面逐渐被替代，判断和医治一个病人更靠各种医疗检测和电脑里严格的病理指症的治疗规范，在医治效率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病人的医治效果，却未必像科技进展那么快。原因为何？医治病人也是一个匠、逻辑和人与人的综合判断。换句话说，哪怕你利用工具做的方案再正确，病人要相信医生，按照医生的医嘱去做才行。如何让病人相信医生呢？我这位朋友说，也许她要练瑜伽了，没看到国外的医生的体形吗？
　　医生如此，教师何尝不是呢？以己为师，值得效仿，从这个层面看，教师得永远是人才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