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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不是说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中央也已明确将全面深化改革——而是改革的力度到底有多大，速度有多快？”日前，在接受《中國经贸聚焦》记者专访时，知名经济学者、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表示。
在刘胜军看来，三中全会应进行包括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央企改革、城镇化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等六个方面的全面改革，但最终结果如何，还有赖于习李等意欲推动改革的政治家、民众和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
他表示，三中全会将出台的改革方案，应是涵盖未来10年的路线图，其间有难有易，有短期也有中长期目标，需要分阶段分步骤逐步达成。“可以说，我们目前已经站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将是中国经济顺利转型的关键，是未来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
六领域的全面改革
三中全会具体有望在哪些领域进行改革？联系习近平、李克强等新一届中央领导上台后的一系列相关表态和举措以及近期释放的信息来看，刘胜军认为主要有六方面的改革。
首先要做的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早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已明确提出，要把政府职能从经济建设转到公共服务上来。目前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过度参与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垄断国企妨碍竞争秩序和与民争利，二是借助审批权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政府由此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又因缺乏相应的监督和约束，最后导致“地方政府公司化”，很多腐败问题、污染问题根源亦在于此。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用李克强的话说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项改革其实是贯穿三中全会所有领域改革中最核心的，它的关键是政府要退出经济领域。“首先要加快取消政府审批权，其次要厘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再就是政府要瘦身，当前中国官僚体系堪称是历史上最为庞大的。”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金融改革。核心是利率市场化和金融的自由化。
中国金融体系是一个高度管制的体系，无论银行还是证券市场都是如此。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困难；上市变成一种特权，只有极少数企业才能上市，市盈率畸高，还存在很多严重的腐败行为。
金融改革的方向已经很明确，就是利率市场化，允许民营资本办银行等。就其中的民营银行问题，刘胜军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允许民营资本办银行，并不等同于由民营企业控股银行，“我个人比较反对这一倾向”。他表示，银行应是一个公众资本的行业，同时在当前公司治理、法治还不健全的环境下，如果民营资本控制某家银行，难免会出现一系列风险，最终由政府来埋单。“我们鼓励民办银行，但股权应该分散化，对单一股东的持股比例要有上限。”
还有IPO的审批制一定要改成注册制。目前IPO重启依旧遥遥无期，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它人为破坏了市场的供求关系，看似是保护投资者，其实保护的是寻租特权和空间。“这块改革很困难，是触动既得利益最明显的一个环节。”
第三个方面是财税改革。其核心主要是两点：一是要借鉴里根经济学，用供给学派的理念来大幅减税，降低民营企业的成本，给市场提供更多的活力，同时也改变收入分配失衡的局面；二是实现财政民主。
刘胜军分析称，当前很多人都在提应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但在他看来，如果不将地方政府对资金需求的“瘾”戒好，给再多的钱都会花光，那么，这种“瘾”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因为欠缺财政民主。“必须提高财政透明度，让人大真正发挥监督和约束的作用。同时要明确哪些是需要实质性审批的，比如像4万亿投资这样大的项目不能由政府一拍脑袋就通过了，应由人大进行讨论和表决。政府也要将财务状况及时向全社会公开。”
第四个领域是国企改革，核心是央企改革。刘胜军认为，央企垄断设立了很高的市场壁垒，已经严重扼杀中国经济活力和创新的空间，并直接影响民众的生活成本。更进一步而言，央企已成为当下“权贵资本主义”的温床。
“经济学家吴敬琏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呼吁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但目前中国已经沦为权贵资本主义。现在的央企没有背景的人几乎进不去；央企赚的钱极少分红，分的一点点又被返还，最终都在自身体系里循环，其结果是乱消费、乱投资，并滋生一批像中石油高管等腐败分子；央企员工福利亦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央企甚至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权力合法套现的工具，很多央企高管都来自政府部门，拿着动辄数百万元计的年薪。”
第五个方面是围绕城镇化的改革。刘胜军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表示，中国的城镇化无法提升，其原因在于存在很多体制性障碍，其中核心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应该是渐进的，它将引发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农村间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进而释放出经济效率的空间和消费的空间。
城镇化过程中的另一敏感话题，是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这项改革不光是为了推进城镇化，也是为了发展农业，因为中国农业基本还停留在小农经济，要打破这一局面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实现土地的大规模集约化作业。但土地流转过程中也存在风险，就是可能出现对农民的大量掠夺，导致农民失地又得不到合理补偿，最终成为流民，影响社会稳定。这也是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一直迟迟没有推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非常现实的因素，中国对弱势群体保护的法律执行不够，农民维护自身权益基本靠的是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等有限的非正常途径。因此，中央必须清醒意识到，城镇化改革过程中如果对上述问题考虑不周，就可能会变成一场灾难。
刘胜军还指出，城镇化尤其要警惕地方政府造城、扩张的扩张。“对于相当部分地方官员来说，他们对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缺乏兴趣，感兴趣的是能不能多修几条路、多盖几个机场和地铁等。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至于城镇化涉及的医疗教育等方面，“这些领域其实都是因过度管制而导致供给不足，完全可以通过鼓励民营资本办学校、办医院，给市场释放出空间，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最后一方面就是社会领域的改革。包括收入分配改革，计划生育改革，乃至司法改革等政治层面的改革。“中国很多的社会乱象归根结底是因为缺乏法治。因此吴敬琏说，好的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改革的力度和速度更关键
“目前的局面是习李等政治家希望推动改革，但他们势必将面临官僚和利益集团的巨大阻力。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取决于各方面力量博弈的结果。”
刘胜军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总体而言，目前对于三中全会改革前景的分歧主要在三个方面，包括央企要不要改革、怎么改革？改革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改革的速度有多快？
央企改革首先要做的是严格执行反垄断法，打破行政垄断，实现央企与民企的公平竞争；其次，央企要退出竞争性领域比如房地产等行业，政府应采取类似负面清单管理的策略，明确哪些行业属于“非竞争性行业”，其他领域央企都必须退出；再次，要降低国资比重，目前央企的国有持股比例基本占到70%以上，这完全是一种资源浪费，对这些大公司其实只要保持30%左右的持股就能实现控股，其余资源应投入到社会保障等方面；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央企领导目前都是由组织部任命，不符合政企分开的原则。
央企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对缓解社会矛盾也至为关键，但刘胜军坦言，央企改革最难，因为正如前述它已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过去多年央企腐败大案发生不少，但对体制改革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推动。针对新近的中石油腐败窝案，要做的不是强调中石油腐败只是少数几个人的问题和保持公司内部稳定等等。新一届领导层应抓住三中全会这一改革窗口，实现央企改革的突破。”
第二个方面是改革的力度有多大？“比如李克强说本届政府任内要减少1/3的行政审批权，这1/3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包不包括证监会的IPO审批权，能否取消发改委对具体投资项目的审批？如果只是将那些不重要的东西取消，或将3项合并为1项，那有什么意义呢？”刘胜军称，类似忽悠的做法在广东等地的行政审批改革试点中已经出现过了。
第三个方面就是改革的速度有多快？比如7月20日起央行取消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但这还不是实质性的举措，实现利率市场化尚无明确的时间表。“改革确实不是一夜间就能达成的，但过去10年没有改革，矛盾已经积累到一定境地，如果还是抱着过去慢慢悠悠的改革想法，那么这个社会将非常危险。改革是在与危机赛跑，当然要跑得快一点！”
刘胜军表示，三中全会肯定会进行改革，也会是全面改革，但具体到改哪些、力度有多大、速度有多快，就没有那么乐观了。“我们对于三中全会的改革看似有共识，其实还是缺乏共识的。”
他还对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是由官僚集团来制定的表示了担忧。“过去10年里，包括2005年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2010年的鼓励民间投资新36条、2012年的温州金改方案，以及郭树清股市新政，这些改革基本都失败了。上海自贸区的改革目前也已遭遇很大阻力。政治家提出的改革，其具体方案的制定和落实是依靠官僚集团去做，但后者会反映自身利益和诉求，导致最终结果可能与当初设想的目标大相径庭。因此，要真正推动改革，还需政治家拿出足够的勇气和魄力，避免被利益集团绑架。”
刘胜军认为，三中全会将出台的改革方案应是涵盖未来10年的一个路线图，其中肯定有难有易，有短期也有中长期的目标，需要分阶段分步骤去逐步实现。对习李而言，可以将相对敏感的问题如司法改革等放在第二个五年任期，但经济领域的问题在第一个任期内一定要解决，包括打破央企垄断、利率市场化等。
“中国已经等不起了，如果本届政府在第一个五年任期内无所作为，势将面临社会矛盾爆发和经济金融风险。当然，第二个任期的作为空间会更大，因为经历五年后其政治资源更多，地位更稳固，推动改革更容易，而且面临换届可能也没有更多顾虑，更能放开手脚。”
“因此，三中全会改革方案的设计相当关键。中国实际上正站在一个转折点，要对过去30多年以出口导向、投资拉动、低质量高污染的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说再见，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下中国面对的危机、政府债务、环境污染问题，以及腐败和两极分化等，都是由这种模式导致的。能否告别旧模式、转向新模式，关键就靠改革，靠三中全会拿出一套全面的改革方案来。这一改革方案，可以说是中国经济能否顺利转型的关键，是未来能否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刘胜军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说。
在刘胜军看来，三中全会应进行包括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央企改革、城镇化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等六个方面的全面改革，但最终结果如何，还有赖于习李等意欲推动改革的政治家、民众和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
他表示，三中全会将出台的改革方案，应是涵盖未来10年的路线图，其间有难有易，有短期也有中长期目标，需要分阶段分步骤逐步达成。“可以说，我们目前已经站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将是中国经济顺利转型的关键，是未来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
六领域的全面改革
三中全会具体有望在哪些领域进行改革？联系习近平、李克强等新一届中央领导上台后的一系列相关表态和举措以及近期释放的信息来看，刘胜军认为主要有六方面的改革。
首先要做的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早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已明确提出，要把政府职能从经济建设转到公共服务上来。目前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过度参与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垄断国企妨碍竞争秩序和与民争利，二是借助审批权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政府由此掌握了大量经济资源，又因缺乏相应的监督和约束，最后导致“地方政府公司化”，很多腐败问题、污染问题根源亦在于此。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用李克强的话说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项改革其实是贯穿三中全会所有领域改革中最核心的，它的关键是政府要退出经济领域。“首先要加快取消政府审批权，其次要厘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再就是政府要瘦身，当前中国官僚体系堪称是历史上最为庞大的。”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金融改革。核心是利率市场化和金融的自由化。
中国金融体系是一个高度管制的体系，无论银行还是证券市场都是如此。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困难；上市变成一种特权，只有极少数企业才能上市，市盈率畸高，还存在很多严重的腐败行为。
金融改革的方向已经很明确，就是利率市场化，允许民营资本办银行等。就其中的民营银行问题，刘胜军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允许民营资本办银行，并不等同于由民营企业控股银行，“我个人比较反对这一倾向”。他表示，银行应是一个公众资本的行业，同时在当前公司治理、法治还不健全的环境下，如果民营资本控制某家银行，难免会出现一系列风险，最终由政府来埋单。“我们鼓励民办银行，但股权应该分散化，对单一股东的持股比例要有上限。”
还有IPO的审批制一定要改成注册制。目前IPO重启依旧遥遥无期，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它人为破坏了市场的供求关系，看似是保护投资者，其实保护的是寻租特权和空间。“这块改革很困难，是触动既得利益最明显的一个环节。”
第三个方面是财税改革。其核心主要是两点：一是要借鉴里根经济学，用供给学派的理念来大幅减税，降低民营企业的成本，给市场提供更多的活力，同时也改变收入分配失衡的局面；二是实现财政民主。
刘胜军分析称，当前很多人都在提应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但在他看来，如果不将地方政府对资金需求的“瘾”戒好，给再多的钱都会花光，那么，这种“瘾”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因为欠缺财政民主。“必须提高财政透明度，让人大真正发挥监督和约束的作用。同时要明确哪些是需要实质性审批的，比如像4万亿投资这样大的项目不能由政府一拍脑袋就通过了，应由人大进行讨论和表决。政府也要将财务状况及时向全社会公开。”
第四个领域是国企改革，核心是央企改革。刘胜军认为，央企垄断设立了很高的市场壁垒，已经严重扼杀中国经济活力和创新的空间，并直接影响民众的生活成本。更进一步而言，央企已成为当下“权贵资本主义”的温床。
“经济学家吴敬琏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呼吁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但目前中国已经沦为权贵资本主义。现在的央企没有背景的人几乎进不去；央企赚的钱极少分红，分的一点点又被返还，最终都在自身体系里循环，其结果是乱消费、乱投资，并滋生一批像中石油高管等腐败分子；央企员工福利亦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央企甚至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权力合法套现的工具，很多央企高管都来自政府部门，拿着动辄数百万元计的年薪。”
第五个方面是围绕城镇化的改革。刘胜军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表示，中国的城镇化无法提升，其原因在于存在很多体制性障碍，其中核心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应该是渐进的，它将引发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农村间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进而释放出经济效率的空间和消费的空间。
城镇化过程中的另一敏感话题，是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这项改革不光是为了推进城镇化，也是为了发展农业，因为中国农业基本还停留在小农经济，要打破这一局面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实现土地的大规模集约化作业。但土地流转过程中也存在风险，就是可能出现对农民的大量掠夺，导致农民失地又得不到合理补偿，最终成为流民，影响社会稳定。这也是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一直迟迟没有推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非常现实的因素，中国对弱势群体保护的法律执行不够，农民维护自身权益基本靠的是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等有限的非正常途径。因此，中央必须清醒意识到，城镇化改革过程中如果对上述问题考虑不周，就可能会变成一场灾难。
刘胜军还指出，城镇化尤其要警惕地方政府造城、扩张的扩张。“对于相当部分地方官员来说，他们对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缺乏兴趣，感兴趣的是能不能多修几条路、多盖几个机场和地铁等。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至于城镇化涉及的医疗教育等方面，“这些领域其实都是因过度管制而导致供给不足，完全可以通过鼓励民营资本办学校、办医院，给市场释放出空间，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最后一方面就是社会领域的改革。包括收入分配改革，计划生育改革，乃至司法改革等政治层面的改革。“中国很多的社会乱象归根结底是因为缺乏法治。因此吴敬琏说，好的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改革的力度和速度更关键
“目前的局面是习李等政治家希望推动改革，但他们势必将面临官僚和利益集团的巨大阻力。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取决于各方面力量博弈的结果。”
刘胜军告诉《中国经贸聚焦》记者，总体而言，目前对于三中全会改革前景的分歧主要在三个方面，包括央企要不要改革、怎么改革？改革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改革的速度有多快？
央企改革首先要做的是严格执行反垄断法，打破行政垄断，实现央企与民企的公平竞争；其次，央企要退出竞争性领域比如房地产等行业，政府应采取类似负面清单管理的策略，明确哪些行业属于“非竞争性行业”，其他领域央企都必须退出；再次，要降低国资比重，目前央企的国有持股比例基本占到70%以上，这完全是一种资源浪费，对这些大公司其实只要保持30%左右的持股就能实现控股，其余资源应投入到社会保障等方面；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央企领导目前都是由组织部任命，不符合政企分开的原则。
央企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对缓解社会矛盾也至为关键，但刘胜军坦言，央企改革最难，因为正如前述它已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过去多年央企腐败大案发生不少，但对体制改革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推动。针对新近的中石油腐败窝案，要做的不是强调中石油腐败只是少数几个人的问题和保持公司内部稳定等等。新一届领导层应抓住三中全会这一改革窗口，实现央企改革的突破。”
第二个方面是改革的力度有多大？“比如李克强说本届政府任内要减少1/3的行政审批权，这1/3的含金量到底有多少？包不包括证监会的IPO审批权，能否取消发改委对具体投资项目的审批？如果只是将那些不重要的东西取消，或将3项合并为1项，那有什么意义呢？”刘胜军称，类似忽悠的做法在广东等地的行政审批改革试点中已经出现过了。
第三个方面就是改革的速度有多快？比如7月20日起央行取消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但这还不是实质性的举措，实现利率市场化尚无明确的时间表。“改革确实不是一夜间就能达成的，但过去10年没有改革，矛盾已经积累到一定境地，如果还是抱着过去慢慢悠悠的改革想法，那么这个社会将非常危险。改革是在与危机赛跑，当然要跑得快一点！”
刘胜军表示，三中全会肯定会进行改革，也会是全面改革，但具体到改哪些、力度有多大、速度有多快，就没有那么乐观了。“我们对于三中全会的改革看似有共识，其实还是缺乏共识的。”
他还对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是由官僚集团来制定的表示了担忧。“过去10年里，包括2005年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2010年的鼓励民间投资新36条、2012年的温州金改方案，以及郭树清股市新政，这些改革基本都失败了。上海自贸区的改革目前也已遭遇很大阻力。政治家提出的改革，其具体方案的制定和落实是依靠官僚集团去做，但后者会反映自身利益和诉求，导致最终结果可能与当初设想的目标大相径庭。因此，要真正推动改革，还需政治家拿出足够的勇气和魄力，避免被利益集团绑架。”
刘胜军认为，三中全会将出台的改革方案应是涵盖未来10年的一个路线图，其中肯定有难有易，有短期也有中长期的目标，需要分阶段分步骤去逐步实现。对习李而言，可以将相对敏感的问题如司法改革等放在第二个五年任期，但经济领域的问题在第一个任期内一定要解决，包括打破央企垄断、利率市场化等。
“中国已经等不起了，如果本届政府在第一个五年任期内无所作为，势将面临社会矛盾爆发和经济金融风险。当然，第二个任期的作为空间会更大，因为经历五年后其政治资源更多，地位更稳固，推动改革更容易，而且面临换届可能也没有更多顾虑，更能放开手脚。”
“因此，三中全会改革方案的设计相当关键。中国实际上正站在一个转折点，要对过去30多年以出口导向、投资拉动、低质量高污染的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说再见，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下中国面对的危机、政府债务、环境污染问题，以及腐败和两极分化等，都是由这种模式导致的。能否告别旧模式、转向新模式，关键就靠改革，靠三中全会拿出一套全面的改革方案来。这一改革方案，可以说是中国经济能否顺利转型的关键，是未来能否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刘胜军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