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贝祥简介
贝祥集团总裁,曾任加拿大政府内阁国家团结事务副秘书长、加外交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副部长、总理APEC私人代表、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时期的政策规划负责人、北亚处处长等职。1995年起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2001年创办贝祥集团,同时向中、外企业提供投资银行服务,并从事和管理私募股权投资。
当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还很有限,跨国公司那时来华发展就遇到了很多的政策限制问题。例如,早年间加拿大的北电公司在准备进入中国市场时,曾在采购等政策方面受到了诸多限制。当然,这也和当时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较弱有关,中国政府为了保护本国一些尚处于发展初期的产业,就在一些政策上对跨国公司做了限制性的规定。而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国企业实力的提升,这些限制政策被逐渐取消,跨国公司也能自如地按照自己的经营策略发展、自由地进行配置资源。
过去的30多年中,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的确遇到了各种的问题和挑战,不过我认为其中一些问题不是国家层面的问题,而是部分地方政府出于一些地方利益的考虑,对外资在当地的发展制定了不同的政策。
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不同地区地方政府的思想开放程度差异也很大。例如,今天跨国公司就明显感到,他们在进入不同地区的城市发展时,会遇到不同类型的问题。例如跨国公司要在东部沿海地区建立一家独资公司,通常是很顺利的,但如果他们想要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建立一家独资公司,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一些地方政府甚至还抱着老观念来看待跨国公司,加上一些当地的法规和政策透明度不够高,就导致跨国公司很难在当地落户。
我在中国工作了15年,在我目睹的这十几年中,尽管中国的投资环境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但毫无疑问,中国的整体投资环境是在日益改善的。
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在华跨国公司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以前中国政府总是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来“引导”外商在中国的发展,而随着中国加入WTO,很多原本对外资限制甚至根本不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都对跨国公司敞开了大门。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也能在更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决定在中国的发展战略,尤其在一些具体的实施策略上也具有更大的自主权。
同时,2001年之后,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市场布局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此前,中国只是依靠成本优势,成为跨国公司的一个重要加工、出口基地,但是到2004年之后,我们明显看到,跨国公司逐渐将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市场来看待。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使很多跨国公司都将中国列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性市场,不仅是在亚洲市场甚至在全球市场中,中国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相关,也与中国不断扩大的开放程度有关。
在我看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是最开放的一个市场。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即使与周边一些发达国家如韩国、日本相比,中国的开放程度也要高于他们。例如,日本、韩国对于本国的汽车业实行严格的保护政策,外国汽车公司是无法在他们的国家落户的,尽管相关的保护政策没有被列入法律之中,但却在实际操作中被严格执行。而相比之下,中国对外资就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态度。
现在有些人会引用Google的例子,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说明中国政府将不会像以前那样欢迎外资在中国的发展了,但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案例,谷歌游走于中国监管政策的边缘,最终他们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谷歌的离去,既不能说明中国对互联网和媒体的行业政策是更加开放或封闭,也不能说明中国的媒体和互联网环境是变得更糟或更好。
其实不仅是Google在中国发展,任何一家跨国公司到任何一个国家发展,都应该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这是毫无疑问的。Google在3年前就进入了中国,也许在他们看来,中国对于互联网的开放程度不能满足他们的发展需要,既然不能接受,就只能选择退出。
其实不同国家都会对本国产业做出不同程度的保护,而中国对于某个行业的开放程度,只要不违反WTO的相关规定,那就是没有问题的。
当初在参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时,我作为加拿大的代表,当然希望能为加拿大公司在中国的发展争取到更大的空间,但是中国政府有自己的发展需求,因此不可能将所有行业都对外资进行同样程度的开放。最后我们就尊重了中国的意见要求,双方也才得以达成协议。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政府对于国家的发展是有一个总体布局的,因此我非常理解中国政府希望在华跨国公司也能够顺应中国发展的阶段性需要,对一些发展战略、发展方式予以支持。例如,中国刚刚开始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我作为加拿大驻华大使就向时任加拿大总理的克雷蒂安汇报了这一情况,我们的总理认为,加拿大公司应该支持中国政府的这一发展战略,就在后来访华时特意去了甘肃,目的是为了吸引加拿大以及其他跨国公司对中国西部地区的投资注意力。1999年,加拿大在重庆建立了西南领事馆,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支持加拿大公司在中国西南部地区开展投资。
尽管现在跨国公司拥有很大的自主发展权,但如果他们能够敏锐地捕捉中国政府的发展理念和思维动态,对于他们在中国的发展布局也会大有裨益。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跨国公司在成都、重庆等西部重要城市都建立了分公司,并开始大量投资建厂,既顺应了中国西部地区一些城市发展转型的需要,也使跨国公司自己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还有一个跨国公司非常乐于看到的现象就是,现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地区都在欢迎外商的加入。一家美国公司曾委托贝祥集团帮助他们在中国寻找投资建厂的地方,最终我们准备在浙江的两个城市中做出选择,当时那两个城市的有关负责人都积极地表示,他们愿意开出更好的条件帮助跨国公司在当地落户,地方政府对于外商的热情程度可见一斑。
对于任何一家跨国公司而言,本土化都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在我看来,一个本土化做得好的跨国公司,他们雇佣所在国员工的比例应该在90%以上。但是,制约跨国公司本土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才问题。我曾经问过很多跨国公司总部的管理层,影响他们在中国实现本土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什么,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回答是“人才”。
无论是出于成本的考虑,还是从适应中国本土发展需求的角度,跨国公司都非常希望由中国人做在华跨国公司的CEO,但他们却苦于无法在中国找到合适的本土人才。因为他们心目中的人选应该不仅懂得中国市场,还要能与总部保持有效的沟通,同时能够清晰地领会总部的发展战略,并能以此制定出中国的发展战略。我们曾经帮助一家美国公司与中国的民营企业建立了一家合资公司,但是他们迟迟找不到一个合格的CEO,最后他们在新加坡找了一个。据我所知,目前加拿大在华的跨国公司中,很少有中国人能做到CEO这一职位。当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到国外学习,我相信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在华跨国公司的CEO。
中国加入WTO多年之后,到底是否还应继续给予跨国公司种种优惠待遇已经成为业内人士关心的一个问题。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中国企业还是对跨国公司,中国政府都应给予同等的政策对待,政府的责任就是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现在一些跨国公司依然在中国享受特殊的政策,相反,一些中国的民营企业却在忍受不公平的待遇。尽管我认为现阶段不宜立即取消对跨国公司的部分优惠政策,但是就长期来看,中国毫无疑问应该给所有的企业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贝祥集团总裁,曾任加拿大政府内阁国家团结事务副秘书长、加外交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副部长、总理APEC私人代表、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时期的政策规划负责人、北亚处处长等职。1995年起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2001年创办贝祥集团,同时向中、外企业提供投资银行服务,并从事和管理私募股权投资。
当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还很有限,跨国公司那时来华发展就遇到了很多的政策限制问题。例如,早年间加拿大的北电公司在准备进入中国市场时,曾在采购等政策方面受到了诸多限制。当然,这也和当时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较弱有关,中国政府为了保护本国一些尚处于发展初期的产业,就在一些政策上对跨国公司做了限制性的规定。而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国企业实力的提升,这些限制政策被逐渐取消,跨国公司也能自如地按照自己的经营策略发展、自由地进行配置资源。
过去的30多年中,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的确遇到了各种的问题和挑战,不过我认为其中一些问题不是国家层面的问题,而是部分地方政府出于一些地方利益的考虑,对外资在当地的发展制定了不同的政策。
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不同地区地方政府的思想开放程度差异也很大。例如,今天跨国公司就明显感到,他们在进入不同地区的城市发展时,会遇到不同类型的问题。例如跨国公司要在东部沿海地区建立一家独资公司,通常是很顺利的,但如果他们想要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建立一家独资公司,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一些地方政府甚至还抱着老观念来看待跨国公司,加上一些当地的法规和政策透明度不够高,就导致跨国公司很难在当地落户。
我在中国工作了15年,在我目睹的这十几年中,尽管中国的投资环境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但毫无疑问,中国的整体投资环境是在日益改善的。
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在华跨国公司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以前中国政府总是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来“引导”外商在中国的发展,而随着中国加入WTO,很多原本对外资限制甚至根本不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都对跨国公司敞开了大门。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也能在更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决定在中国的发展战略,尤其在一些具体的实施策略上也具有更大的自主权。
同时,2001年之后,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市场布局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此前,中国只是依靠成本优势,成为跨国公司的一个重要加工、出口基地,但是到2004年之后,我们明显看到,跨国公司逐渐将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市场来看待。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使很多跨国公司都将中国列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性市场,不仅是在亚洲市场甚至在全球市场中,中国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相关,也与中国不断扩大的开放程度有关。
在我看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是最开放的一个市场。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即使与周边一些发达国家如韩国、日本相比,中国的开放程度也要高于他们。例如,日本、韩国对于本国的汽车业实行严格的保护政策,外国汽车公司是无法在他们的国家落户的,尽管相关的保护政策没有被列入法律之中,但却在实际操作中被严格执行。而相比之下,中国对外资就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态度。
现在有些人会引用Google的例子,认为这是一个信号,说明中国政府将不会像以前那样欢迎外资在中国的发展了,但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案例,谷歌游走于中国监管政策的边缘,最终他们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谷歌的离去,既不能说明中国对互联网和媒体的行业政策是更加开放或封闭,也不能说明中国的媒体和互联网环境是变得更糟或更好。
其实不仅是Google在中国发展,任何一家跨国公司到任何一个国家发展,都应该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这是毫无疑问的。Google在3年前就进入了中国,也许在他们看来,中国对于互联网的开放程度不能满足他们的发展需要,既然不能接受,就只能选择退出。
其实不同国家都会对本国产业做出不同程度的保护,而中国对于某个行业的开放程度,只要不违反WTO的相关规定,那就是没有问题的。
当初在参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时,我作为加拿大的代表,当然希望能为加拿大公司在中国的发展争取到更大的空间,但是中国政府有自己的发展需求,因此不可能将所有行业都对外资进行同样程度的开放。最后我们就尊重了中国的意见要求,双方也才得以达成协议。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政府对于国家的发展是有一个总体布局的,因此我非常理解中国政府希望在华跨国公司也能够顺应中国发展的阶段性需要,对一些发展战略、发展方式予以支持。例如,中国刚刚开始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我作为加拿大驻华大使就向时任加拿大总理的克雷蒂安汇报了这一情况,我们的总理认为,加拿大公司应该支持中国政府的这一发展战略,就在后来访华时特意去了甘肃,目的是为了吸引加拿大以及其他跨国公司对中国西部地区的投资注意力。1999年,加拿大在重庆建立了西南领事馆,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支持加拿大公司在中国西南部地区开展投资。
尽管现在跨国公司拥有很大的自主发展权,但如果他们能够敏锐地捕捉中国政府的发展理念和思维动态,对于他们在中国的发展布局也会大有裨益。最近这些年,我们看到跨国公司在成都、重庆等西部重要城市都建立了分公司,并开始大量投资建厂,既顺应了中国西部地区一些城市发展转型的需要,也使跨国公司自己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还有一个跨国公司非常乐于看到的现象就是,现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地区都在欢迎外商的加入。一家美国公司曾委托贝祥集团帮助他们在中国寻找投资建厂的地方,最终我们准备在浙江的两个城市中做出选择,当时那两个城市的有关负责人都积极地表示,他们愿意开出更好的条件帮助跨国公司在当地落户,地方政府对于外商的热情程度可见一斑。
对于任何一家跨国公司而言,本土化都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在我看来,一个本土化做得好的跨国公司,他们雇佣所在国员工的比例应该在90%以上。但是,制约跨国公司本土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才问题。我曾经问过很多跨国公司总部的管理层,影响他们在中国实现本土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什么,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回答是“人才”。
无论是出于成本的考虑,还是从适应中国本土发展需求的角度,跨国公司都非常希望由中国人做在华跨国公司的CEO,但他们却苦于无法在中国找到合适的本土人才。因为他们心目中的人选应该不仅懂得中国市场,还要能与总部保持有效的沟通,同时能够清晰地领会总部的发展战略,并能以此制定出中国的发展战略。我们曾经帮助一家美国公司与中国的民营企业建立了一家合资公司,但是他们迟迟找不到一个合格的CEO,最后他们在新加坡找了一个。据我所知,目前加拿大在华的跨国公司中,很少有中国人能做到CEO这一职位。当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到国外学习,我相信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在华跨国公司的CEO。
中国加入WTO多年之后,到底是否还应继续给予跨国公司种种优惠待遇已经成为业内人士关心的一个问题。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中国企业还是对跨国公司,中国政府都应给予同等的政策对待,政府的责任就是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现在一些跨国公司依然在中国享受特殊的政策,相反,一些中国的民营企业却在忍受不公平的待遇。尽管我认为现阶段不宜立即取消对跨国公司的部分优惠政策,但是就长期来看,中国毫无疑问应该给所有的企业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