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91年华东水灾后，面向民间的捐助和我国香港与台湾慈善组织的援助为中国大陆慈善组织的建立起到了推动作用。
1991年，华东大水灾，当时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发动了我国建国后首次面向民间的大规模的慈善捐助活动，动员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人支援灾区的百姓。此次慈善募捐在海内外影响很大，炎黄子孙纷纷慷慨解囊。国内群众捐款10亿元，港澳台慈善组织和个人及海外华人捐款10亿元。
当时，国内尚没有成立任何慈善组织，但人民群众中大规模的慈善活动已经开始，人们的慈善意识业已萌发。
此次救济灾民的慈善募捐活动中，国内各界捐款踊跃，城区百姓参与了募捐的比例很高，一些民营企业家和文艺界知名人士也积极捐款捐物。著名画家吴冠中募捐开始时就捐献了自己精心挑选的水墨画《老墙》，拍卖时很快被一位香港人士以50万港币买走，所得款项直接公开交民政部，一位副部长接受捐赠。这在当时是国内个人捐款的最高额。随后，在北京的民营企业家李晓华捐款100万元。
香港、澳门的慈善组织积极响应大陆的慈善募捐活动，并在当地紧急呼吁，为大陆受灾同胞捐款。港、澳居民、各界人士都积极、踊跃地捐款。其中有许多特别动人的场面。像有许多孩子、小学生就举着自己珍爱的扑满，到新华分社，兴奋地砸开扑满，把自己多年积攒的钱捐给华东水灾的灾民。短短几天里，港、澳同胞就为大陆灾民募集善款5亿9千多万人民币。
1992年5月3日，应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和安徽、江苏两省的邀请，由港、澳捐赠者代表和慈善组织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到大陆考察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实情。代表团一行52人，团长是马万祺先生，副团长有香港的方心让先生、宗光耀先生等。代表团首先到达北京。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同志亲切会见了代表团一行。田纪云副总理在对代表团全体成员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了救灾款物的使用。他说，国家审计署对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民政部接收、处理捐赠款物的审计结论是：承办接收、分配救灾款项的工作制度很健全，手续严格、账目清楚、凭证齐备、账实相符。公布的接收、处理的救灾款物与实际情况一致。从各地审计部门已经审计完的情况看，也没有发现大的问题。田纪云副总理说，各有关方面，对捐赠款物的接收、分配、使用，建立了专门的账目和严格的交接手续。对捐赠刊物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交代，并通过报刊公布于众。审计部门进行跟踪审计。基层发放救灾款物，都经过群众民主评议，村委会审查，县乡政府批准，并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田纪云总理还指出：“当然，不可能没有瑕疵，但对个别以身试法的人，一经查出，就根据刑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及其他有关规定进行严肃了处理。保证了救灾款物切实用在灾民身上，发到灾民手中。”
民政部的崔乃夫部长对考察团详细地介绍了5亿9千万人民币的救灾款物分配到各受灾省份的情况。会见现场还有一份捐款分配的详细材料发给了考察团的每一位成员。崔部长还向代表团团长马万祺先生致送了《中国战洪图》画册。
考察团这次对灾区的考察历时5天，崔部长安排阎明复副部长全程陪同。
考察团走过安徽、江苏灾区时，当地百姓都是眼含热泪地欢迎他们，情感特别真诚。阎明复当时不止一次对代表团说：“灾民们不把你们当客人看待，他们把你们当亲人，当兄弟姐妹，患难与共，真正表现了血浓于水的感情。”
安徽的周桥村是港澳代表团考察的一个重灾区，代表团当时见到的是一个美丽的新村。周桥村位于安徽合肥市西南面丰乐河边，1991年的水灾全村都被大水淹没，冲毁房屋1400余间。灾后重建的新村将原来28个自然村庄规划为5个新村居民点，建设新房68栋，命名为周桥新村。这个新村是用香港新界乡议局捐赠的150万港币建设的。接下来，代表团又考察了安徽的三河镇和巢湖市的湖光灾民新居。港澳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百姓极为热烈的欢迎，随团的一位澳门日报记者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考察团成员在抵达三河镇前一天，观看过去年水灾的录像，三河镇天主堂顶的十字架孤立在洪水中的影像仍萦绕脑际。然而，当考察团车队徐徐驶进三河镇的时候，上一年的滔滔洪水，此时化作万人空巷夹道欢迎的热潮，人群挤满了街道的两边。
考察团的每一个成员对所到之处的灾民那真是关怀备至，阎明复当时认为，与其说代表团是来考察捐款如何使用的，不如说他们是带着骨肉同胞之情来慰问灾民，来关心灾民的生活，来表达港澳同胞对灾区人民情意的。
在此期间，阎明复对我国港澳地区慈善组织的作用、慈善事业的发展，和港澳地区居民、各界人士自觉的慈善意识有了许多直接的感受和体会，并开始考虑到在中国大陆建立慈善组织的问题。
1991年华东水灾的救助中，台湾同胞和台湾的慈善组织也纷纷为华东灾民募捐。台湾有一个很大的慈善组织叫佛教慈济功德会，是证严法师创办、领导的。听到华东水灾给那里人民造成的困难很大，证严法师号召他们400多万会员为大陆同胞踊跃捐款，很短的时间里就为此募捐了7亿台币。受证严法师的委派，慈济功德会的副总执行长王端正先生专程到北京国家民政部，带来了台湾慈济会员对华东水灾灾民的深切慰问和准备捐赠7亿台币救灾款物的意愿。民政部负责救灾的救灾司一位领导接待了他们。由于这位同志为救助华东水灾没日没夜地忙碌已十分疲倦，由于他确实接待过一些说了大话而不能兑现的来访者，所以和王先生的谈话不够快，不够投机，对台湾慈济人对大陆灾民的诚意一时没能很好理解。
王端正先生无奈地离开民政部，可心还在那里，还在华东水灾的灾民中间，想如果这件事他不能做好，他怎能回复上人(证严法师)的嘱托，怎么面对那许许多多慈济人对大陆同胞的一片爱心呢?他离开台湾到大陆之前，证严法师曾对他说，在没有把这些救灾款物送达华东水灾灾民手中之前，他不会穿棉衣。而冬天就要到了，台湾的冬天也是很冷的啊!
王端正先生想到这些，越发焦急，坐立不安。当天下午，和王端正先生一道到民政部的顾国平听说阎明复同志已经调到民政部工作了，便把电话打到民政部找阎明复。尽管那时阎明复副部长和顾国平并不相识，但他相信这个情况，觉得这是件很好的事情。于是阎明复在电话里对顾国平说：“这样吧，你让这些台湾朋友还到民政部来，找我，由我来接待他们。”
王端正先生很快就来了，他文质彬彬，很有文人气质，也很谦逊、和气。
阎明复笑着和他握手，欢迎他的到来，并抱歉地对他说：“接待你的那位同志这些天，一直夜以继日地工作，十分疲惫，对你所表达的意愿和诚意没能很好理解，还请你多多谅解。”王端正显得有些激动，连连说：“这没有关系，这没有关系。”接下来，王端正先生向阎明复介绍了台湾慈济功德会、证严法师和慈济人为华东水灾灾民捐款的情况。
从王端正先生的介绍中，阎明复副部长对台湾慈济 功德会、证严法师有了初步的却又是印象极为深刻的了解，并深深为台湾同胞心系祖国灾民那比海还深的情感所感动。他当即代表民政部和灾民向台湾同胞、慈济功德会、证严法师慈济人表示了由衷的谢意。
王端正先生向阎部长表示，慈济人来大陆只赈灾不传教。说证严法师多次对弟子们说：“海峡彼岸的制度要配合。”“我们去大陆只赈灾不传教。”
阎明复很高兴证严法师这样圆融睿智知情达理，并与之有了一个“只赈灾不传教”的君子协定。
王端正先生对阎明复副部长说：“我们来大陆赈灾有个原则，就是重点和直接。重点就是我们因为财力有限，只能重点救助最困难的地方最困难的人；直接就是慈济人对要救助的地方要直接考察直接发放。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原则是帮助穷人，教育富人。直接的原则，有助于使富人得到教育，也能使捐助者心明眼亮。”
阎明复副部长说：“这很好，这也正是我们所希望所追求的。”并当即通过救灾司了解到了那次水灾最严重，灾民最困难的地方，介绍给王端正，以便他们尽快考察并实施赈灾计划。
很快，台湾慈济功德会便开始了对华东水灾地区迅速、深入、扎实的救助。他们不仅对灾民进行了发放棉衣、棉被、大米，为患病村民义务诊治疾病的紧急救助，而且为灾民修建了非常好的村民住房，以及学校、养老院等公共设施。同时，也把慈善组织严谨、认真的工作和特别值得提倡、学习的大爱精神带到了大陆。
1993年1月8日，中国大陆第一个慈善组织——吉林省慈善总会在长春宣告成立
吉林省慈善总会当时的名称是：吉林省社会福利慈善总会，这是新中国最早经政府批准，依法注册成立的省级慈善组织。吉林省慈善总会一届理事会共有理事104人，其中常务理事45人，副会长6人，会长由当时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张岳琦同志担任。一届理事会成立后，充分发挥慈善总会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开展慈善捐赠活动，全年接收国内外捐赠款物折合人民币100多万元，为灾区组织捐赠衣被21万多件，粮食7万件，并通过发行福利彩票筹集福利资金1300多万元(当时慈善总会与福彩合署办公)，为一些福利事业单位和困难群众解决了实际问题。慈善事业开始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吉林省建立慈善组织，是当时的省民政厅田学仁厅长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最先提出的。他之所以能提出这一大胆的超前的建议，缘于他参加了国家民政部那时组织的在香港的一次学习。当时，他们学习的并没有慈善方面的内容。是他利用了这次学习的机会，在业余时间，考察了香港的慈善机构，并对台湾和一些发达国家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成功做法进行了研究。田学仁厅长之所以能注意到对“慈善”的问题进行考察和思考，是因为吉林省委、省政府那时已经意识到，由于受计划经济和国家包办社会福利体制的影响，社会福利事业发展进展是迟缓的，跟不上时代的发展、社会的需求。他们根据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已经开始和探讨吉林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的社会福利事业的走向与对策。通过在香港的学习、考察与思考，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就要摆脱政府包办的旧体制，走小政府大社会的路子。在保证国家适当投入的基础上，走国家、集体、个人和社会相结合，层次不同，标准有别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道路。那时候，他们就已经决定：主要靠社会慈善捐赠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减轻政府的负担和压力，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发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
基于这种认识，基于对时代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的责任感，吉林省民政斤的同志在反复论证酝酿的基础上，决定成立一个全省性的社会慈善团体，吉林省社会福利慈善总会。当田学仁厅长向分管副省长汇报这一想法时，即刻便得到省领导的首肯。1992年8月，他们又请示了当时国家民政部阎明复副部长和中国募捐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支持。阎明复部长还特别希望他们为内陆省份如何发展慈善事业创出路子。1992年10月，他们正式向省政府提出了《关于建立吉林省慈善福利事业总会的请示》，得到了省政府的正式批准。
吉林省慈善总会成立之初的名誉会长是当时的省政协主席刘云沼。10年前，这位德高望重的主席在谈及“慈善”时就说．“慈善事业在国外是非常受尊敬的事业，一般都是国家元首当会长。多数政治家、企业家都热心于慈善事业，为慈善事业做工作、作贡献，用参与、支持和关心慈善事业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外国慈善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也非常高，很受人们和全社会的尊重。”谈及我们自己时，10年前的他又说：“我们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经济要大发展，人民生活要有大的提高，社会慈善事业也要有相应的发展。”吉林省慈善会的第一届会长是当时的吉林省副省长张岳琦。当时，当省民政厅的负责同志向他汇报时，他就明确表态说：“慈善事业的发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1993年11月6日北京市慈善协会成立
1993年11月6日，北京市慈善协会成立。北京市慈善协会成立时的名称是北京市社会福利慈善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华都娱乐宫(华都饭店)隆重召开。
在成立大会上，全体会员一致通过了慈善协会筹备工作情况报告、慈善协会章程，以及慈善协会常务理事、理事、秘书长名单。协会首届理事会由85个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组成。理事会成员有的来自中外合资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企业，有的来自社会福利事业单位，有的是政界、新闻部门的领导，有的是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当选慈善协会第一任会长。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刘宝成当选常务副会长，甘英、单昭祥、万云、段天顺、殷兆玉被聘为顾问。
民政部副部长阎明复到会祝贺。副市长何鲁丽代表市政府向大会和当选的协会机构及其成员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参加大会的来宾朋友表示欢迎、感谢。何副市长指出：社会福利事业是一项功在当代，福及子孙的善事义举，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标志。她说：今天成立北京市社会福利慈善协会并召开首届会员代表大会，是顺应改革开放的形势，是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福利事业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慈善协会是应运而生的社会团体。我们的慈善事业造福人民，凝聚各界人士，联系国内外以及台、港、澳慈善组织，多形式、多渠道为贫困群体奉献爱心。
会上，首钢总公司、北京市个体劳协、北京市募委、市民政工业总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又当场向慈善协会捐赠了人民币48万9千元。北京十全保健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慈善家李春平先生，以个人名义捐助10万美金，何鲁丽副市长向他们颁发了捐赠证书。有关文艺团体和市儿福院孤残儿童作了助兴演出；著名歌唱演员吴雁泽、蔡国庆也用歌声表达了对大会的祝贺。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北京市慈善协会第一任会长何鲁丽有着27年儿科大夫经历，1946年秋天，何鲁丽的父 亲何思源，曾出任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在1988年初召开的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会上，在无记名差额投票中，何鲁丽以接近全票的票数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工作扎实深入，在分管的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市民对她的评价是朴实、平易，没有“女强人”的风风火火，却有贤妻良母的和蔼可亲。了解何鲁丽的人都知道，她对老百姓的疾苦富有强烈的感受力和同情心。北京市慈善协会成立后在何鲁丽的主持下，做了许多有益于困难群体与社会和谐的慈善募捐和慈善救助活动。何鲁丽当时还是民革中央副主席，后改任民革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慈善总会名誉会长等职。
1994年4月12日，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正式注册，宣告成立
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时任国家民政部副部长的阎明复起到了重要作用。阎明复在民政部分管社会福利工作。那时他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的社会福利工作与民间慈善活动的关系，并产生了筹建民间慈善团体的想法。有了这个想法之后，阎明复首先想到的是去拜访赵朴初先生，征求朴老的意见，争取朴老的支持。
赵朴初先生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国慈善事业的一位先行者。20世纪30年的抗日战争期间，赵朴初先生就是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驻会的常务委员。“八一三”战争爆发后，上海慈善界在慈善团体救灾会下设立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下设收容、给养、总务、遣送、医务各股。该会先后设立50多个收容所，收容难民50多万人次，为难民提供衣食、医药的救助。这期间，赵朴初先生主持难民委员会的具体工作。他常常冒着生命危险，上街救助难民，组织民间慈善活动，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历史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1994年初，阎明复专门就创办中华慈善总会的问题拜访了赵朴初先生。
阎明复对朴老谈到自己到民政部工作以后的感受、体会和想法，说：“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对城乡困难群体的救助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来做。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国家体制改革的推进，逐渐在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同时，民间慈善活动对国家社会福利工作的补充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这时候，我们这些做民政工作的同志深深感到需要成立一个中介组织，把民政做的许多社会救助的事情逐步转由民间组织来做。这时候，我们便产生了筹建我们中国的民间慈善团体的想法。”
赵朴老仔细听着阎明复的每一句话，脸上不时漾起会意的微笑，高兴地连声说：“好，好，是时候了，是时候了!”
紧接着，赵朴老和阎明复就“慈善”的话题，进行了亲切、深入的交流。朴老认为，慈善事业在中国，在中国人民中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根深蒂固的。他说，“老其老，慈其幼，养其孤”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民间的救助、互助在我国很早就有了。在大的自然灾害，或战争发生的情况下，这种民间的救助更显现其巨大的威力。朴老跟阎明复回忆起他通过“仁济堂”组织难民收容所的那段往事。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在上海。朴老说，当时的上海工商界也给予难民许多慷慨的捐助。也正因为如此，那时的救助活动才得以圆满完成。朴老说，这种民间的慈善活动，在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被忽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人为地批判，统统被说成是剥削阶级欺骗被剥削者的一种手段。朴老说，在旧社会的确有这一面。但是，也应该看到另一面，积极的一面。因为，捐献者，帮助穷人的人，就其群体来说，大多数还都是中下阶层的人。朴老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决定它是最人道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应该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朴老还对阎明复提出，发展慈善事业，要着眼于国内的慈善资源。他说，慈善之心人皆有之。问题是，我们怎样去支持，怎样去发扬。在改革开放中，那些收益比较多的企业家，自然有义务“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但对于来自普通百姓的小额的捐助，积少成多的捐助也不能不予珍惜……
阎明复仔细聆听，牢牢记住了朴老说的每一句话。后来，当他组织和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时候，总是想起和朴老的这次谈话。
筹建中华慈善总会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会长由谁来担任为好?阎明复早就想到了不久前刚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原国家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同志。
崔乃夫在担任民政部部长期间，就对民间的慈善活动有着深入而独到的思考和大胆的意义深远的实践。听到阎明复请自己担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的建议，崔乃夫当即高兴地表示同意。
崔乃夫对我国的慈善事业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进入古稀之年之后的他还清楚地记得他童年时代所见到的与“慈善”有关的一些事情。那时，他只有五六岁，那年他的老家北平昌平正闹灾荒，他看见有人搭席棚，办粥厂，用大锅熬粥施舍给穷人。1937年七八月间，老百姓因躲避战火，大量拥入北平城，没有饭吃，没有房住。他看见有些人组织了难民救济所，帮助逃难的百姓解决食宿问题。这些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种印象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也成了他热衷慈善事业的历史渊源。崔乃夫是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人。他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于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初期，他给山西省委书记当过秘书，后调入大学工作，29岁时成为兰州大学宣传部长、教务长，后来又在副校长的岗位上主管教学和科研。“文革”中，他在“五七”干校度过了几年不平凡的岁月。1978年，他被调至国家民政部，当了11年的部长。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满怀着对人民、对社会、对时代的真挚的爱。
慈善总会筹备成立的时候，原来计划中的名称是：中国福利慈善总会。崔乃夫针对这一名称说，福利的事情准确地说是政府做的事情，慈善是民间的群众的事情，我们现在不是政府机构，而是民间的群众团体。崔乃夫说名称中应该把福利两字去掉。同时，崔乃夫还提议说，名称中的中国应改为中华，这样我们的慈善就可以包括海外华人和我国的香港、澳门、台湾的同胞了。这一科学、准确的提法即刻被大家接受。
1994年4月12日，经国家民政部批准，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宣告成立。这时候，阎明复又给赵朴初先生写了一封信，告诉朴老这个好消息。朴老接到信后，很快就给阎明复写来回信。信用小楷毛笔写了整整两页纸，信中除对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表示支持和祝贺外，又就“慈善”阐述了很深刻的见解。
紧接着，阎明复陪同崔乃夫会长又一次拜会了赵朴初先生，与赵朴初先生就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事宜进行交谈。崔乃夫、阎明复聘请朴老担任中华慈善总会名誉会长，朴老欣然应允。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以后，在崔乃夫会长的主持下，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主要是：
1．完善自身的机构和制度建设
从总会成立的那一天起，大家就积极致力于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健全的规章制度的工作。首先，聘请了社会上享有盛誉的一批政治家和知名人士：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倪志福、王光英，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丁光训担任名誉会长；民政部副部长阎明复、范宝俊担任高级顾问。另外组成了总会的领导班子。
慈善事业是面向全社会的，单靠总会自身的努力无法完成，必须联合和团结全国所有慈善组织和机构，共同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为此，总会自成立之日起，就积极推动各地慈善事业的发展。一年的时间，总会在全国共发展了42个团体会员。
在组织机构建立的同时，本着高效、廉洁的原则，中华慈善总会逐步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修订了《中华慈善总会章程》：制定了《中华慈善总会创始基金章程》、《中华慈善总会创始会员办法》；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会议制度》和其他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
2．积极募集资金
足够的资金是慈善总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总会把募集资金的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一方面通过新闻媒介的宣传，向海内外广泛征集捐助，另一方面通过总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的广泛活动，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一年的时间，总会募集到的款物共折合人民币2459多万元。
这些资金分为两部分：
一是创始基金。所谓创始基金是指总会在创立期间专项募集的永久基金，只动息不动本，用以支付总会行政开支和项目活动成本等费用。这项基金是借鉴国外经验而设立的，目的是保证其他社会善款百分之百的用于慈善项目。这项基金自开始募集以来得到了海内外慈善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一年内，该基金已募集到1419万元人民币。
二是社会善款。这包括专项捐款、创始会员捐款和一般捐款。总会自成立以来不断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各项捐助。一年内，总会共接受社会善款计合人民币1260多万元。
3．初步实施了一些慈善项目
一年多来，总会以“安老助孤”为重点，同时按照捐赠者的意愿和捐助款的数额，初步实施了一些慈善项目。
——六一国际儿童节，为北京市儿童福利院赠送节日礼物，为福利院添置设备；
——为普及孤独症儿童康复教育知识，与北京市孤独症康复协会联合举办了孤独症儿童康复教育展览；
——启动“助孤计划”孤残儿康复首期项目，为山西大同市社会福利院54名患唇腭裂的孤儿进行手术矫治，截至目前，手术已全部完成，成功率达到100％。第二期项目现在正在进行中。预计在三到四年时间内，将为全国福利院孤儿中所有的唇腭裂患者实施手术矫治；
——为500名盲人提供了在盲人图书馆终生借阅图书所需费用；
——今年夏季，我国吉林、辽宁、湖南和江西等省发生了严重的水涝灾害，一些地区的敬老院和福利院遭水冲毁。对此总会作出了积极反应，分别拨款为这些省份恢复福利院4座； ——1995年10月，云南省武定县发生地震灾害，总会向灾区提供了紧急救灾援助；
——与民政部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由孤儿演出的大型“献爱心助孤”文艺晚会；
——为辽宁省慈善会提供了孤儿就业培训费。
此外还开展了一些社区服务和福利项目。1995年5月6日至6月10日，为提高公众的心理健康水平，中华慈善总会在首都举办了大型心理咨询系列活动。先后由83位专家参加了活动，进行现场咨询和举办专题讲座，接受咨询者达3000人次之多。期间，还向首都第一家社区心理咨询机构“西城区信任与安慰协会”提供了资金帮助。
4．沟通信息，培养慈善意识
为了激发人们的慈善意识，交流工作信息，慈善总会翻译和印刷了《美国的慈善事业》小册子；推动了《新道德经》的出版；编辑、录制了介绍总会简况的电视专题片；与中国社会报、香港商报等新闻单位达成联合筹办“慈善专栏”的协议；与天津慈善会合作出版《慈善》杂志；创办了简报《中华慈善信息》，向团体会员、有关慈善组织和关心慈善事业的人士传递慈善信息；另外，还正在与中央电视台、北京名山文化公司商讨筹办“同在阳光下”慈善电视专栏。
1995年8月，中华慈善总会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慈善工作交流会。全国28个省市的30多个慈善团体的代表和30多位来宾出席和列席了会议，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慈善事业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交流了经验，沟通了信息，并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5．开展了海内外交流与合作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以来，积极加强与港澳和国际慈善组织的合作，先后与香港公益金、香港东华三院、保良局、社会福利会、仁爱医院、佛香讲堂、国际扶轮社港澳区、世界宣明会、国际联合募捐协会等著名慈善团体建立了联系。香港公益金和国际联合募捐协会曾派出高层领导人到总会访问，世界宣明会和国际扶轮社港澳区已经和总会共同合作在国内开展慈善项目。其他港澳和国际慈善组织也在积极与总会建立联系，探讨合作的途径。
1991年，华东大水灾，当时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发动了我国建国后首次面向民间的大规模的慈善捐助活动，动员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人支援灾区的百姓。此次慈善募捐在海内外影响很大，炎黄子孙纷纷慷慨解囊。国内群众捐款10亿元，港澳台慈善组织和个人及海外华人捐款10亿元。
当时，国内尚没有成立任何慈善组织，但人民群众中大规模的慈善活动已经开始，人们的慈善意识业已萌发。
此次救济灾民的慈善募捐活动中，国内各界捐款踊跃，城区百姓参与了募捐的比例很高，一些民营企业家和文艺界知名人士也积极捐款捐物。著名画家吴冠中募捐开始时就捐献了自己精心挑选的水墨画《老墙》，拍卖时很快被一位香港人士以50万港币买走，所得款项直接公开交民政部，一位副部长接受捐赠。这在当时是国内个人捐款的最高额。随后，在北京的民营企业家李晓华捐款100万元。
香港、澳门的慈善组织积极响应大陆的慈善募捐活动，并在当地紧急呼吁，为大陆受灾同胞捐款。港、澳居民、各界人士都积极、踊跃地捐款。其中有许多特别动人的场面。像有许多孩子、小学生就举着自己珍爱的扑满，到新华分社，兴奋地砸开扑满，把自己多年积攒的钱捐给华东水灾的灾民。短短几天里，港、澳同胞就为大陆灾民募集善款5亿9千多万人民币。
1992年5月3日，应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和安徽、江苏两省的邀请，由港、澳捐赠者代表和慈善组织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到大陆考察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实情。代表团一行52人，团长是马万祺先生，副团长有香港的方心让先生、宗光耀先生等。代表团首先到达北京。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同志亲切会见了代表团一行。田纪云副总理在对代表团全体成员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了救灾款物的使用。他说，国家审计署对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民政部接收、处理捐赠款物的审计结论是：承办接收、分配救灾款项的工作制度很健全，手续严格、账目清楚、凭证齐备、账实相符。公布的接收、处理的救灾款物与实际情况一致。从各地审计部门已经审计完的情况看，也没有发现大的问题。田纪云副总理说，各有关方面，对捐赠款物的接收、分配、使用，建立了专门的账目和严格的交接手续。对捐赠刊物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交代，并通过报刊公布于众。审计部门进行跟踪审计。基层发放救灾款物，都经过群众民主评议，村委会审查，县乡政府批准，并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田纪云总理还指出：“当然，不可能没有瑕疵，但对个别以身试法的人，一经查出，就根据刑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及其他有关规定进行严肃了处理。保证了救灾款物切实用在灾民身上，发到灾民手中。”
民政部的崔乃夫部长对考察团详细地介绍了5亿9千万人民币的救灾款物分配到各受灾省份的情况。会见现场还有一份捐款分配的详细材料发给了考察团的每一位成员。崔部长还向代表团团长马万祺先生致送了《中国战洪图》画册。
考察团这次对灾区的考察历时5天，崔部长安排阎明复副部长全程陪同。
考察团走过安徽、江苏灾区时，当地百姓都是眼含热泪地欢迎他们，情感特别真诚。阎明复当时不止一次对代表团说：“灾民们不把你们当客人看待，他们把你们当亲人，当兄弟姐妹，患难与共，真正表现了血浓于水的感情。”
安徽的周桥村是港澳代表团考察的一个重灾区，代表团当时见到的是一个美丽的新村。周桥村位于安徽合肥市西南面丰乐河边，1991年的水灾全村都被大水淹没，冲毁房屋1400余间。灾后重建的新村将原来28个自然村庄规划为5个新村居民点，建设新房68栋，命名为周桥新村。这个新村是用香港新界乡议局捐赠的150万港币建设的。接下来，代表团又考察了安徽的三河镇和巢湖市的湖光灾民新居。港澳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百姓极为热烈的欢迎，随团的一位澳门日报记者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考察团成员在抵达三河镇前一天，观看过去年水灾的录像，三河镇天主堂顶的十字架孤立在洪水中的影像仍萦绕脑际。然而，当考察团车队徐徐驶进三河镇的时候，上一年的滔滔洪水，此时化作万人空巷夹道欢迎的热潮，人群挤满了街道的两边。
考察团的每一个成员对所到之处的灾民那真是关怀备至，阎明复当时认为，与其说代表团是来考察捐款如何使用的，不如说他们是带着骨肉同胞之情来慰问灾民，来关心灾民的生活，来表达港澳同胞对灾区人民情意的。
在此期间，阎明复对我国港澳地区慈善组织的作用、慈善事业的发展，和港澳地区居民、各界人士自觉的慈善意识有了许多直接的感受和体会，并开始考虑到在中国大陆建立慈善组织的问题。
1991年华东水灾的救助中，台湾同胞和台湾的慈善组织也纷纷为华东灾民募捐。台湾有一个很大的慈善组织叫佛教慈济功德会，是证严法师创办、领导的。听到华东水灾给那里人民造成的困难很大，证严法师号召他们400多万会员为大陆同胞踊跃捐款，很短的时间里就为此募捐了7亿台币。受证严法师的委派，慈济功德会的副总执行长王端正先生专程到北京国家民政部，带来了台湾慈济会员对华东水灾灾民的深切慰问和准备捐赠7亿台币救灾款物的意愿。民政部负责救灾的救灾司一位领导接待了他们。由于这位同志为救助华东水灾没日没夜地忙碌已十分疲倦，由于他确实接待过一些说了大话而不能兑现的来访者，所以和王先生的谈话不够快，不够投机，对台湾慈济人对大陆灾民的诚意一时没能很好理解。
王端正先生无奈地离开民政部，可心还在那里，还在华东水灾的灾民中间，想如果这件事他不能做好，他怎能回复上人(证严法师)的嘱托，怎么面对那许许多多慈济人对大陆同胞的一片爱心呢?他离开台湾到大陆之前，证严法师曾对他说，在没有把这些救灾款物送达华东水灾灾民手中之前，他不会穿棉衣。而冬天就要到了，台湾的冬天也是很冷的啊!
王端正先生想到这些，越发焦急，坐立不安。当天下午，和王端正先生一道到民政部的顾国平听说阎明复同志已经调到民政部工作了，便把电话打到民政部找阎明复。尽管那时阎明复副部长和顾国平并不相识，但他相信这个情况，觉得这是件很好的事情。于是阎明复在电话里对顾国平说：“这样吧，你让这些台湾朋友还到民政部来，找我，由我来接待他们。”
王端正先生很快就来了，他文质彬彬，很有文人气质，也很谦逊、和气。
阎明复笑着和他握手，欢迎他的到来，并抱歉地对他说：“接待你的那位同志这些天，一直夜以继日地工作，十分疲惫，对你所表达的意愿和诚意没能很好理解，还请你多多谅解。”王端正显得有些激动，连连说：“这没有关系，这没有关系。”接下来，王端正先生向阎明复介绍了台湾慈济功德会、证严法师和慈济人为华东水灾灾民捐款的情况。
从王端正先生的介绍中，阎明复副部长对台湾慈济 功德会、证严法师有了初步的却又是印象极为深刻的了解，并深深为台湾同胞心系祖国灾民那比海还深的情感所感动。他当即代表民政部和灾民向台湾同胞、慈济功德会、证严法师慈济人表示了由衷的谢意。
王端正先生向阎部长表示，慈济人来大陆只赈灾不传教。说证严法师多次对弟子们说：“海峡彼岸的制度要配合。”“我们去大陆只赈灾不传教。”
阎明复很高兴证严法师这样圆融睿智知情达理，并与之有了一个“只赈灾不传教”的君子协定。
王端正先生对阎明复副部长说：“我们来大陆赈灾有个原则，就是重点和直接。重点就是我们因为财力有限，只能重点救助最困难的地方最困难的人；直接就是慈济人对要救助的地方要直接考察直接发放。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原则是帮助穷人，教育富人。直接的原则，有助于使富人得到教育，也能使捐助者心明眼亮。”
阎明复副部长说：“这很好，这也正是我们所希望所追求的。”并当即通过救灾司了解到了那次水灾最严重，灾民最困难的地方，介绍给王端正，以便他们尽快考察并实施赈灾计划。
很快，台湾慈济功德会便开始了对华东水灾地区迅速、深入、扎实的救助。他们不仅对灾民进行了发放棉衣、棉被、大米，为患病村民义务诊治疾病的紧急救助，而且为灾民修建了非常好的村民住房，以及学校、养老院等公共设施。同时，也把慈善组织严谨、认真的工作和特别值得提倡、学习的大爱精神带到了大陆。
1993年1月8日，中国大陆第一个慈善组织——吉林省慈善总会在长春宣告成立
吉林省慈善总会当时的名称是：吉林省社会福利慈善总会，这是新中国最早经政府批准，依法注册成立的省级慈善组织。吉林省慈善总会一届理事会共有理事104人，其中常务理事45人，副会长6人，会长由当时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张岳琦同志担任。一届理事会成立后，充分发挥慈善总会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开展慈善捐赠活动，全年接收国内外捐赠款物折合人民币100多万元，为灾区组织捐赠衣被21万多件，粮食7万件，并通过发行福利彩票筹集福利资金1300多万元(当时慈善总会与福彩合署办公)，为一些福利事业单位和困难群众解决了实际问题。慈善事业开始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吉林省建立慈善组织，是当时的省民政厅田学仁厅长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最先提出的。他之所以能提出这一大胆的超前的建议，缘于他参加了国家民政部那时组织的在香港的一次学习。当时，他们学习的并没有慈善方面的内容。是他利用了这次学习的机会，在业余时间，考察了香港的慈善机构，并对台湾和一些发达国家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成功做法进行了研究。田学仁厅长之所以能注意到对“慈善”的问题进行考察和思考，是因为吉林省委、省政府那时已经意识到，由于受计划经济和国家包办社会福利体制的影响，社会福利事业发展进展是迟缓的，跟不上时代的发展、社会的需求。他们根据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已经开始和探讨吉林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的社会福利事业的走向与对策。通过在香港的学习、考察与思考，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就要摆脱政府包办的旧体制，走小政府大社会的路子。在保证国家适当投入的基础上，走国家、集体、个人和社会相结合，层次不同，标准有别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道路。那时候，他们就已经决定：主要靠社会慈善捐赠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减轻政府的负担和压力，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发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
基于这种认识，基于对时代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的责任感，吉林省民政斤的同志在反复论证酝酿的基础上，决定成立一个全省性的社会慈善团体，吉林省社会福利慈善总会。当田学仁厅长向分管副省长汇报这一想法时，即刻便得到省领导的首肯。1992年8月，他们又请示了当时国家民政部阎明复副部长和中国募捐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支持。阎明复部长还特别希望他们为内陆省份如何发展慈善事业创出路子。1992年10月，他们正式向省政府提出了《关于建立吉林省慈善福利事业总会的请示》，得到了省政府的正式批准。
吉林省慈善总会成立之初的名誉会长是当时的省政协主席刘云沼。10年前，这位德高望重的主席在谈及“慈善”时就说．“慈善事业在国外是非常受尊敬的事业，一般都是国家元首当会长。多数政治家、企业家都热心于慈善事业，为慈善事业做工作、作贡献，用参与、支持和关心慈善事业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外国慈善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也非常高，很受人们和全社会的尊重。”谈及我们自己时，10年前的他又说：“我们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经济要大发展，人民生活要有大的提高，社会慈善事业也要有相应的发展。”吉林省慈善会的第一届会长是当时的吉林省副省长张岳琦。当时，当省民政厅的负责同志向他汇报时，他就明确表态说：“慈善事业的发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1993年11月6日北京市慈善协会成立
1993年11月6日，北京市慈善协会成立。北京市慈善协会成立时的名称是北京市社会福利慈善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华都娱乐宫(华都饭店)隆重召开。
在成立大会上，全体会员一致通过了慈善协会筹备工作情况报告、慈善协会章程，以及慈善协会常务理事、理事、秘书长名单。协会首届理事会由85个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组成。理事会成员有的来自中外合资企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企业，有的来自社会福利事业单位，有的是政界、新闻部门的领导，有的是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当选慈善协会第一任会长。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刘宝成当选常务副会长，甘英、单昭祥、万云、段天顺、殷兆玉被聘为顾问。
民政部副部长阎明复到会祝贺。副市长何鲁丽代表市政府向大会和当选的协会机构及其成员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参加大会的来宾朋友表示欢迎、感谢。何副市长指出：社会福利事业是一项功在当代，福及子孙的善事义举，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标志。她说：今天成立北京市社会福利慈善协会并召开首届会员代表大会，是顺应改革开放的形势，是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福利事业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慈善协会是应运而生的社会团体。我们的慈善事业造福人民，凝聚各界人士，联系国内外以及台、港、澳慈善组织，多形式、多渠道为贫困群体奉献爱心。
会上，首钢总公司、北京市个体劳协、北京市募委、市民政工业总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又当场向慈善协会捐赠了人民币48万9千元。北京十全保健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慈善家李春平先生，以个人名义捐助10万美金，何鲁丽副市长向他们颁发了捐赠证书。有关文艺团体和市儿福院孤残儿童作了助兴演出；著名歌唱演员吴雁泽、蔡国庆也用歌声表达了对大会的祝贺。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北京市慈善协会第一任会长何鲁丽有着27年儿科大夫经历，1946年秋天，何鲁丽的父 亲何思源，曾出任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在1988年初召开的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会上，在无记名差额投票中，何鲁丽以接近全票的票数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工作扎实深入，在分管的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市民对她的评价是朴实、平易，没有“女强人”的风风火火，却有贤妻良母的和蔼可亲。了解何鲁丽的人都知道，她对老百姓的疾苦富有强烈的感受力和同情心。北京市慈善协会成立后在何鲁丽的主持下，做了许多有益于困难群体与社会和谐的慈善募捐和慈善救助活动。何鲁丽当时还是民革中央副主席，后改任民革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慈善总会名誉会长等职。
1994年4月12日，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正式注册，宣告成立
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时任国家民政部副部长的阎明复起到了重要作用。阎明复在民政部分管社会福利工作。那时他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的社会福利工作与民间慈善活动的关系，并产生了筹建民间慈善团体的想法。有了这个想法之后，阎明复首先想到的是去拜访赵朴初先生，征求朴老的意见，争取朴老的支持。
赵朴初先生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国慈善事业的一位先行者。20世纪30年的抗日战争期间，赵朴初先生就是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驻会的常务委员。“八一三”战争爆发后，上海慈善界在慈善团体救灾会下设立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下设收容、给养、总务、遣送、医务各股。该会先后设立50多个收容所，收容难民50多万人次，为难民提供衣食、医药的救助。这期间，赵朴初先生主持难民委员会的具体工作。他常常冒着生命危险，上街救助难民，组织民间慈善活动，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历史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1994年初，阎明复专门就创办中华慈善总会的问题拜访了赵朴初先生。
阎明复对朴老谈到自己到民政部工作以后的感受、体会和想法，说：“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对城乡困难群体的救助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来做。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国家体制改革的推进，逐渐在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同时，民间慈善活动对国家社会福利工作的补充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这时候，我们这些做民政工作的同志深深感到需要成立一个中介组织，把民政做的许多社会救助的事情逐步转由民间组织来做。这时候，我们便产生了筹建我们中国的民间慈善团体的想法。”
赵朴老仔细听着阎明复的每一句话，脸上不时漾起会意的微笑，高兴地连声说：“好，好，是时候了，是时候了!”
紧接着，赵朴老和阎明复就“慈善”的话题，进行了亲切、深入的交流。朴老认为，慈善事业在中国，在中国人民中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根深蒂固的。他说，“老其老，慈其幼，养其孤”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民间的救助、互助在我国很早就有了。在大的自然灾害，或战争发生的情况下，这种民间的救助更显现其巨大的威力。朴老跟阎明复回忆起他通过“仁济堂”组织难民收容所的那段往事。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在上海。朴老说，当时的上海工商界也给予难民许多慷慨的捐助。也正因为如此，那时的救助活动才得以圆满完成。朴老说，这种民间的慈善活动，在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被忽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人为地批判，统统被说成是剥削阶级欺骗被剥削者的一种手段。朴老说，在旧社会的确有这一面。但是，也应该看到另一面，积极的一面。因为，捐献者，帮助穷人的人，就其群体来说，大多数还都是中下阶层的人。朴老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决定它是最人道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应该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朴老还对阎明复提出，发展慈善事业，要着眼于国内的慈善资源。他说，慈善之心人皆有之。问题是，我们怎样去支持，怎样去发扬。在改革开放中，那些收益比较多的企业家，自然有义务“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但对于来自普通百姓的小额的捐助，积少成多的捐助也不能不予珍惜……
阎明复仔细聆听，牢牢记住了朴老说的每一句话。后来，当他组织和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时候，总是想起和朴老的这次谈话。
筹建中华慈善总会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会长由谁来担任为好?阎明复早就想到了不久前刚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原国家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同志。
崔乃夫在担任民政部部长期间，就对民间的慈善活动有着深入而独到的思考和大胆的意义深远的实践。听到阎明复请自己担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的建议，崔乃夫当即高兴地表示同意。
崔乃夫对我国的慈善事业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进入古稀之年之后的他还清楚地记得他童年时代所见到的与“慈善”有关的一些事情。那时，他只有五六岁，那年他的老家北平昌平正闹灾荒，他看见有人搭席棚，办粥厂，用大锅熬粥施舍给穷人。1937年七八月间，老百姓因躲避战火，大量拥入北平城，没有饭吃，没有房住。他看见有些人组织了难民救济所，帮助逃难的百姓解决食宿问题。这些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种印象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也成了他热衷慈善事业的历史渊源。崔乃夫是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人。他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于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初期，他给山西省委书记当过秘书，后调入大学工作，29岁时成为兰州大学宣传部长、教务长，后来又在副校长的岗位上主管教学和科研。“文革”中，他在“五七”干校度过了几年不平凡的岁月。1978年，他被调至国家民政部，当了11年的部长。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满怀着对人民、对社会、对时代的真挚的爱。
慈善总会筹备成立的时候，原来计划中的名称是：中国福利慈善总会。崔乃夫针对这一名称说，福利的事情准确地说是政府做的事情，慈善是民间的群众的事情，我们现在不是政府机构，而是民间的群众团体。崔乃夫说名称中应该把福利两字去掉。同时，崔乃夫还提议说，名称中的中国应改为中华，这样我们的慈善就可以包括海外华人和我国的香港、澳门、台湾的同胞了。这一科学、准确的提法即刻被大家接受。
1994年4月12日，经国家民政部批准，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宣告成立。这时候，阎明复又给赵朴初先生写了一封信，告诉朴老这个好消息。朴老接到信后，很快就给阎明复写来回信。信用小楷毛笔写了整整两页纸，信中除对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表示支持和祝贺外，又就“慈善”阐述了很深刻的见解。
紧接着，阎明复陪同崔乃夫会长又一次拜会了赵朴初先生，与赵朴初先生就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事宜进行交谈。崔乃夫、阎明复聘请朴老担任中华慈善总会名誉会长，朴老欣然应允。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以后，在崔乃夫会长的主持下，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主要是：
1．完善自身的机构和制度建设
从总会成立的那一天起，大家就积极致力于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健全的规章制度的工作。首先，聘请了社会上享有盛誉的一批政治家和知名人士：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倪志福、王光英，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丁光训担任名誉会长；民政部副部长阎明复、范宝俊担任高级顾问。另外组成了总会的领导班子。
慈善事业是面向全社会的，单靠总会自身的努力无法完成，必须联合和团结全国所有慈善组织和机构，共同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为此，总会自成立之日起，就积极推动各地慈善事业的发展。一年的时间，总会在全国共发展了42个团体会员。
在组织机构建立的同时，本着高效、廉洁的原则，中华慈善总会逐步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修订了《中华慈善总会章程》：制定了《中华慈善总会创始基金章程》、《中华慈善总会创始会员办法》；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会议制度》和其他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
2．积极募集资金
足够的资金是慈善总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总会把募集资金的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一方面通过新闻媒介的宣传，向海内外广泛征集捐助，另一方面通过总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的广泛活动，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一年的时间，总会募集到的款物共折合人民币2459多万元。
这些资金分为两部分：
一是创始基金。所谓创始基金是指总会在创立期间专项募集的永久基金，只动息不动本，用以支付总会行政开支和项目活动成本等费用。这项基金是借鉴国外经验而设立的，目的是保证其他社会善款百分之百的用于慈善项目。这项基金自开始募集以来得到了海内外慈善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一年内，该基金已募集到1419万元人民币。
二是社会善款。这包括专项捐款、创始会员捐款和一般捐款。总会自成立以来不断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各项捐助。一年内，总会共接受社会善款计合人民币1260多万元。
3．初步实施了一些慈善项目
一年多来，总会以“安老助孤”为重点，同时按照捐赠者的意愿和捐助款的数额，初步实施了一些慈善项目。
——六一国际儿童节，为北京市儿童福利院赠送节日礼物，为福利院添置设备；
——为普及孤独症儿童康复教育知识，与北京市孤独症康复协会联合举办了孤独症儿童康复教育展览；
——启动“助孤计划”孤残儿康复首期项目，为山西大同市社会福利院54名患唇腭裂的孤儿进行手术矫治，截至目前，手术已全部完成，成功率达到100％。第二期项目现在正在进行中。预计在三到四年时间内，将为全国福利院孤儿中所有的唇腭裂患者实施手术矫治；
——为500名盲人提供了在盲人图书馆终生借阅图书所需费用；
——今年夏季，我国吉林、辽宁、湖南和江西等省发生了严重的水涝灾害，一些地区的敬老院和福利院遭水冲毁。对此总会作出了积极反应，分别拨款为这些省份恢复福利院4座； ——1995年10月，云南省武定县发生地震灾害，总会向灾区提供了紧急救灾援助；
——与民政部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由孤儿演出的大型“献爱心助孤”文艺晚会；
——为辽宁省慈善会提供了孤儿就业培训费。
此外还开展了一些社区服务和福利项目。1995年5月6日至6月10日，为提高公众的心理健康水平，中华慈善总会在首都举办了大型心理咨询系列活动。先后由83位专家参加了活动，进行现场咨询和举办专题讲座，接受咨询者达3000人次之多。期间，还向首都第一家社区心理咨询机构“西城区信任与安慰协会”提供了资金帮助。
4．沟通信息，培养慈善意识
为了激发人们的慈善意识，交流工作信息，慈善总会翻译和印刷了《美国的慈善事业》小册子；推动了《新道德经》的出版；编辑、录制了介绍总会简况的电视专题片；与中国社会报、香港商报等新闻单位达成联合筹办“慈善专栏”的协议；与天津慈善会合作出版《慈善》杂志；创办了简报《中华慈善信息》，向团体会员、有关慈善组织和关心慈善事业的人士传递慈善信息；另外，还正在与中央电视台、北京名山文化公司商讨筹办“同在阳光下”慈善电视专栏。
1995年8月，中华慈善总会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慈善工作交流会。全国28个省市的30多个慈善团体的代表和30多位来宾出席和列席了会议，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慈善事业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交流了经验，沟通了信息，并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5．开展了海内外交流与合作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以来，积极加强与港澳和国际慈善组织的合作，先后与香港公益金、香港东华三院、保良局、社会福利会、仁爱医院、佛香讲堂、国际扶轮社港澳区、世界宣明会、国际联合募捐协会等著名慈善团体建立了联系。香港公益金和国际联合募捐协会曾派出高层领导人到总会访问，世界宣明会和国际扶轮社港澳区已经和总会共同合作在国内开展慈善项目。其他港澳和国际慈善组织也在积极与总会建立联系，探讨合作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