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较老实、比较笨，没那么机灵。”在电话的另一头，《环球人物》记者感受到何君尧谈吐间有一种可爱的怨气，但他话锋一转，语速瞬间迟缓，一字一字地强调：“但是，不机灵、笨，并不代表不可以爱国！”似乎是表达完整后，如释重负，他紧接着抛下一句“就这样”，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他的这一番自我评价，与他口才好、反应快、舌战群儒的公众形象大相径庭。当何君尧做出一番补充，《环球人物》记者才明白了这一番自我评价的真实含义。“面对危机，很多人有自己的考虑，他们有自己的投资、财产，要考虑家人的安全、个人的命运，不一定要选择冒出来”，何君尧却冒了出来， 大声向“港独”说“不”。为此，他付出了办公室被冲击、父母墓地被损等惨重代价。

“把头抬得更高一点”

　　9月14日晚间，何君尧位于荃湾的议员办事处遭到暴徒纵火，这已经是两个月以来该办事处遭遇的第二起严重破坏事件。第一起破坏事件发生在7月21日。
　　7月21日晚间，几乎所有国内媒体的目光都聚焦在一件事情上：极端激进暴徒在结束游行后，偏离路线，冲击香港中联办大楼，并涂污国徽。这激起了各界人士的愤慨，香港特区政府强烈谴责相关行径。
　　与此同时，身着黑色服装的极端激进暴徒试图“转战”元朗地区，但遭遇守护当地、身着白色服装的市民反击。当晚11点，“黑衣人”和“白衣人”在香港西铁线元朗站爆发冲突。此前早些时候，有人拍到了何君尧与“白衣人”握手，并向其道了声“辛苦”。视频迅速在网络流传，有人据此怀疑何君尧是这场冲突的策划者。
　　次日，何君尧接受了媒体采访，澄清自己居住在元朗区，当天是晚饭后经过，见到“白衣人”中有认识的居民，于是上前打招呼。何君尧向《环球人物》记者还原了事发当晚的一些细节。20日他参加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撑警”活动，在香港市民中引发了强烈反响：“这里的居民对我表示支持，说‘您是我们的英雄’，我很客气地说‘你们也是我们的英雄’。”当时，“白衣人”已经提前知道了“黑衣人”要到元朗闹事，于是就在街头做一些防范性的工作，“我说你们要以防范为主，要小心，依法办事，不要搞出大事情来。”
　　这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就这样被暴徒揪住不放，并肆意扭曲、放大。何君尧的澄清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黑衣人”与“白衣人”的冲突持续到22日凌晨3点钟以后才结束。令人蹊跷的是，凌晨四五点钟，开始有区议员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何君尧议员办事处的位置，并暗示“我们一起去拜会一下”。何君尧意识到可能发生的危险，立刻将重要资料搬离荃湾地区办事处。当天下午，办事处果然被“黑衣人”袭击。手持黑色雨伞遮挡面部的“黑衣人”用金属重器砸开了办事处的玻璃窗，其中一个“黑衣人”搬走了办事处内的一台电脑主机。
　　恶劣事件并未停止。就在有人曝出何君尧办事处位置的同时，也有人曝光了他父母坟墓的位置，并称如果对香港历史感兴趣，可以到何君尧家的祖坟了解一下，将大有裨益。23日下午，何君尧父母坟墓的墓碑被损毁、喷污，其上有鲜花及杂物燃烧，涉事者在坟墓四周用黑色喷漆写下“官黑勾结”“何君尧孝子”等侮辱性文字，更有狂妄暴徒对着坟墓做出不雅手势，上传社交媒体。
　　这一时段，何君尧与同为立法会议员的朱凯迪参加电视节目，由于朱凯迪支持“黑衣人”活动，因此何君尧与他爆发激烈争论。通过电视画面可以看到，何君尧怒斥朱凯迪：“你就是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面对朱凯迪呼吁释放被捕的袭警暴徒的要求，何君尧再也无法忍受：“你现在威胁政府放人？否则继续‘光复’？你是立法会议员，却将暴力带入议会，现在暴力从议会扩大百倍到各个社区，你简直是个人渣！”此刻，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怒目圆睁、拍案而起，在极度愤怒下终止了节目录制。

　　离开节目现场时，一群来历不明者守在场地外，并冲他叫嚷、扔鞋。他没有回避和退缩，主动迎上去对话。几个小时后，他就收到了父母坟墓被损毁的消息。
　　在《环球人物》记者同何君尧对话时，事件已过去将近两个月。再次复盘，何君尧还是会用“人神共愤”来形容那段经历，还是会自责没有保护好父母坟墓，同时也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香港人，也是中国人，否定中国人的身份，否定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关系，是很愚蠢的！”就是这样一位何君尧，堂堂正正喊出做一名中国人，代价竟如此惨重。“在他们所谓的‘民主’口号下，根本不允许一些合理价值觀的存在。”何君尧说，在维护香港、维护国家利益的过程中，他强烈感受到恶势力在背后的强大阻力，“但是，作为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还是要站起来，并且要把头抬得更高一点！”

大是大非面前绝不让步

　　“您孤独吗？”面对香港的复杂局势，《环球人物》记者追问何君尧。“我只是站在最前面，但绝对不是孤独的！”议员和律师的双重身份使然，何君尧开始摆证据：“我做了一个简单、粗略的调查，在香港，‘反中’的人大概占10%，如果按照730万香港人口来算，这也不少了。持爱国爱港立场的人，大约占20%，这些人虽然敢于发出声音，但不是随便讲话，可以说是沉默的一群人，埋藏在心里比较多。剩下大约70%的人，好像是羊群，会被‘牧羊犬’牵着走。我们要保护、争取这些人，不要让那10%的人牵着他们鼻子走。”
　　基于现实情况，何君尧的内心憧憬一个“放下成见”的香港。同《环球人物》记者对话前一天，何君尧来到屯门公园视察区议会活动，在这里偶遇了一群模型船爱好者。看到他们在湖边玩得开心，近来诸事缠身的何君尧心情舒畅起来，自拍数张照片分享到微博，写下：“其实大家不论是穿蓝衣、白衣、黑衣，还是喜欢其他颜色的衣服，只要放下成见分歧，才可以开好这条船。”
　　为了开好这条“船”，何君尧有一套自己的处世原则。“在务实工作上，我跟任何人合作都没有问题。”他认为，作为一名立法会议员，完全可以和他人“和而不同”“群而不党”。不过，何君尧有自己的底线，一旦涉及大是大非，他毫不让步。比如，朱凯迪自参选立法会议员时，就一直主打环保议题，何君尧作为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与朱凯迪在减少碳排放等环境议题上看法一致。“但是，只要他搞‘港独’，我们就势同水火！”
　　8月12日，香港警方向前来参观的立法会议员和媒体演示了“水炮车”的“火力”。在演示活动开始前，8名香港反对派议员在“水炮车”前大喊口号抗议。何君
　　尧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当时同为律师的郭荣铿一再诬陷他与“白衣人”握手是有勾结。“我就拿出手机，对着他录像，要他再说一遍，他瞬间怕了。”双方都是律师，心知肚明一旦拍下，郭荣铿就会以涉嫌诽谤的罪名被告上法庭。何君尧现场怒斥郭荣铿：“我怀疑你懂不懂法律！勾结‘美国佬’，做美国‘走狗’，Shame
　　on you（ 以你为耻），所有中国人都会唾弃你！”
　　2016年，何君尧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香港立法会议员竞选。何君尧当时参选有三个期盼——彰显法治精神、纠正乱局、改善民生和经济。“我是无政党、无背景，相比其他候选人，我少了政党的帮助，他们赢的几率比我要高很多。”但最终何君尧以35657票，即5508票的优势取代了寻求连任的李卓人，成功当选立法会议员。“三年的时间里头，我从来没有懒惰，也没有开小差，花大量的时间做好我的立法工作，也在我的选民区做好分内工作。”无政党、无背景，这个劣势始终伴随着何君尧，“但我是个硬骨头，无论面对多么艰难的问题，我的力量都是很坚定的。”
　　同何君尧对话的全程，《环球人物》记者都能感受到一名香港绅士的修养，以及出色律师的清晰逻辑。而在一些网络和电视视频中，何君尧是另一番形象，只要面对言辞激烈的环境，他经常毫不客气地“怼”回去，导致对方无法应对。“我当时的竞选口号是‘拨乱反正，破格求变’。”何君尧说，他的这种对抗性是“拨乱反正”的需要，“我当时也是一边做一边学，在博弈的过程里，会有种种情况的出现，要有心理准备，做好各方面准备应变的措施。”另一方面是“破格求变”，“我做律师，知道用词要小心，什么地方有危机要格外注意。但是在某一些情况下，你的对手根本是不可理喻的，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让对方太想不到，才可以‘破格求变’。”
　　何君尧说：“如果坐下来理论，我一整天都没有问题，但如果对方的手段太不合理要如何做？”现实环境逼着他面对各种极端情况，“你一定要超越对手，才可以战胜对手。”何君尧说，“最后我们还是要依法办事，只不过这个过程中，言论过激一些无所谓，因为对方连粗话都可以讲！”

让人心回归

　　何君尧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家曾是新界屯门的望族，父亲曾任屯门良田村村长。“我来自农村，香港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良田村是一个偏僻的地方”。9岁那年，何君尧随家人搬到城市中，“我虽然来自农村，但我从没有务农，不用下田，可以说是属于比较幸运的一代年轻人，有机会可以到海外继续念书。”
　　何君尧受到了农村淳朴环境的影响。“城市里头的人想法就比较复杂一点，农村的人想法淳朴一点。”何君尧在英国取得荣誉法律学士学位后，回到了香港。1988年，他取得香港执业律师资格。“跟现在不同，律师以前属于贵族和上流社会的一个行业，是精英行业，掌握着社会里比较重要的脉搏。”何君尧进入律师行业后，一直承担为市民服务的角色，“特别是香港的社群，我给他们提供很多义务的法律工作”。与一些上市融资、急功近利的律师事务所不同，何君尧的很多工作带有公益性质，“就算需要帮助的人没有那么多钱，我也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
　　何君尧很早就在家庭的熏陶下接触慈善活动。“我的太公曾经参与新界屯门的一个慈善组织仁爱堂的工作，后来它重新改造的时候，我爸爸是其中一名发起人。”再后来，何君尧的哥哥和何君尧本人都担任过仁爱堂主席。仁爱堂主要为社群服务，这给了何君尧耳濡目染的环境，也影响了他后来当律师的从业理念，“从一开始就关注平民基层的声音，为他们提供援助。”9岁那年，何君尧还接触到自己的一位堂叔，“他是我们村第一个考律师资格的，做得蛮不错，他也教导我们要力争上游。”让何君尧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堂叔告訴他：“做律师好，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更可以参与社会的构建。”家族中一位长辈的成功，往往可以成为指引后辈的明灯。“我的确受到了他良好的影响。”何君尧说，“我是一个普通人，但要做不平凡的事。”在和《环球人物》记者的对话中，何君尧第二次笑出声来。
　　对于何君尧这样的香港原住民来说，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意味着找到了归属。但今年6月以来的香港乱局让人不禁产生疑问：香港回归祖国22年了，为何还有此类事件发生？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何君尧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人心还没有回归。 　　“像我们这种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有过被歧视的情况。但是英国人当时管制还算到位，从上世纪80年代起，这种歧视就慢慢淡化了。”与此同时，原住民的国家观念始终存在缺憾，“这种缺憾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很愿意有国家归属感，香港回归中国，就是我们集体的期盼。只有香港回归祖国，我们才能变成完整的中国人。”
　　不是所有人都和香港原住民一样。有的人对祖国感情更深，“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有一批从中国内地移民过来的，他们就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在何君尧的印象中，这些人大多对内地怀着深厚的感情，人心始终有重要的一部分留在内地，“如果香港做得好，内地做得更好，他们都不会有怨言的，还会很高兴”。但也有极少数人，“无论香港得到内地多少照顾和优惠政策，都没有用，因为一些历史原因，以及西方国家的利用，他们对内地始终是仇视的”。
　　近几年，随着国内外和香港本地形势日益复杂，一些年轻人的心偏离了正常轨道。2014年，香港爆发“占中”事件，何君尧的女儿当时是一名大学生，也参与其中。何君尧并不避讳这段往事，“我们爆发过激烈的辩论，但是她短时间改不过来。”何君尧说，他只能用实际行动感染女儿，“人最重要的是言行一致，当她看到老爹是怎样为社会服务，怎样在议会中辩论，看到报刊上对我的不好评价，而回到家中亲眼所见又是另外一回事，她就慢慢懂得怎么分辨事情的真假了。现在，她终于意识到以前‘占中’的那套思想是不对的。”
　　何君尧说，自己并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陪伴三个孩子的时间很短。“但我觉得自己还是够幸运。像我女儿这种转变，只有经过人生的某一阶段，经历一些突破性的时刻，才能真正领悟到，不是每个年轻人都有这种机会。”这一刻，《环球人物》记者感受到的何君尧，是一个惜福的人，一个有恻隐之心的人，“有的年轻人家庭支离破碎，有的父母忙于养家没有时间教育陪伴，有的父母离异，有的甚至还有更糟糕的情况”，他说起来隐约有种悲伤的情绪。
　　“我们中国人，先要正心、修身、齐家。”何君尧说，作为议员，他在对外呼吁怎样协作各方、怎样帮助改造社会的同时，最基本的自我要求是将自己的家庭搞好，“这样才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将多出来的精力用来协助社会、协助他人。”

　　“那么，您相信这些身着黑色衣服的年轻人，心灵有朝一日回归祖国吗？”《环球人物》记者问。何君尧停顿了几秒，若有所思的语气里透出坚信：“总有一天！总有一天！”

“一起往前走”

　　《环球人物》：在这次香港乱局中，您付出惨重代价，您认为应该怎样对待制造乱局的暴徒？
　　何君尧：还是要诉诸法律。我从不认为香港有哪个成功范例，是建立在“以暴制暴”的思想之上。我们是以法治精神理念，来成就了现在的成功。我对法治理念、法治精神，依然有坚定的信心。
　　《环球人物》：香港作为东西文化交融之地，在寻求“和而不同”的文化环境时，有哪些现实困难？
　　何君尧：最大的阻碍是，从回归到现在，香港存在两套思想，需要打破隔膜。英国的殖民统治在香港存在了150多年，虽然人口中有95%是华裔，但香港回归以来，通识教育依然错乱。加上新一代青年对本土的依恋，不认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港独”就拥有了市场。再加上，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一些明明是犯法参加暴乱的人士，量刑和判罚比较轻微，有一些就算被判也不用坐牢，他们几乎不用承担太多后果。历史、司法、教育等种种原因叠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香港目前的现实困难。
　　《环球人物》：您怎样看待中国内地和香港经济的发展，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何君尧：中国内地改革开放40多年走过的路是成功的，14亿人不是说停下来就停下来，要继续往前走，这个力量不可小看，很庞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单纯以香港一个小地方来看，说中国内地把我们比下去了，这就是“井底之蛙”的看法。不要把个别利害看得太重！
　　如果从宏观角度来讲，应该看到整个中国在改变。我们香港也有幸坐在同一条船上，坐在同一辆“复兴号”高铁列车上，一起往前走。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一系列新政策的出台，香港将有机会分享中国内地发展的更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