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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出版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区经过10年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同时，园区可持续创新发展能力不足，具体表现为出版资源不足、企业身份未法定化、创新协同能力弱、管理运行机制不健全等。要进一步发展，必须从固化规则、明晰规划、优化企业梯队、搭建创新协同平台等多个方面推进园区改革。
关键词：体制机制改革；产业园区；集聚效应；创新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0.01.012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出版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各地区成立了多个出版产业园区。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区（以下简称北京出版园区）是较有代表性的出版产业园区之一。北京出版园区成立于2010年，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综合性出版创意园区。北京出版园区以创新出版行业体制机制为使命，经过系列政策的先行先试，园区内民营出版企业蓬勃发展，“双效”出版物、数字化创新产品屡创佳绩。
按照美国哈弗商学院麦克尔·波特的产业集聚理论（Industrial Cluster），一个园区应该是在一个特定区域的一个特别领域，集聚着一组相互关联的公司、供应商、关联产业和专门化的制度和协会，通过这种区域集聚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构建出专业化生产要素优化集聚地，使企业共享区域公共设施、市场环境和外部经济，降低信息交流和物流成本，形成区域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区域竞争力。经过10年的发展，北京出版园区在产业集聚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由于机制、政策和空间等因素的影响，北京出版园区的发展逐渐进入瓶颈期，园区集聚效应目前仍处于产业集聚的初级阶段，技术溢出水平还很低，区域竞争力也呈现一定的衰减，企业之间尚未能形成若干特色鲜明、专业化程度高的出版创意类产品供应链条。北京出版园区的可持续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园区可持续创新发展能力制约因素分析
纵观国内出版产业园区，大部分园区是依靠最初的土地、财税、人才等优惠政策集聚而成，只有小部分是自发集聚形成。一旦优惠政策退出或减弱，园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会随之减弱，创新发展能力难以持续。在最初的政策红利消退之前，园区必须解决好内部协同机制弱、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园区管理体制僵化等问题，及时将外部政策导向转化为自身成长导向。而对于北京出版园区而言，其最初的集聚除了得益于土地、财税等优惠政策外，更重要的是其作为改革实验田所具有的特有的体制优势，即入驻企业所获得出版资源优势。在我国的出版管理体制下，这种体制改革的优势对推动园区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对于北京出版园区而言，不仅要解决普通园区面临的成长中的瓶颈问题，更要进一步固化和提升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在此，我们归结了当前制约北京出版园区可持续创新能力提升的三点关键因素。
1.出版资源配置不足，体制改革尚未制度化
北京出版园区最大的改革措施在于以国有出版单位为基础搭建出版资源配置平台，为优秀的民营出版选题策划企业提供出版通道。这对于长期游走在买卖书号边缘的民营企业而言无疑是极大的政策红利。这完全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的改革要求。十年的运行证明这个模式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模式并没有被制度或法规的形式予以固化，特别是近两年北京出版园区出版平台所能配置的出版资源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这些企业不得不另寻通道。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出版园区内企业每年策划出版的出版物品种在10 000种以上，通过园区出版的品种仅占20%左右。按照北京出版园区设立之初对园区企业全覆盖的目标，每年出版资源的差距还比较大。
改革创新经过一段时间检验后，需要上升到制度层面予以固化。在现实操作中，作为出版流程的一个改革创新举措，在新的流程中不同的主体应当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目前并没有任何法规层面的界定。园区企业的对外身份大多依然是出版物发行企业，而对其实际从事的出版选题策划以及后期制作业务，尚不能在现有法规框架内体现。这种身份的限制造成的最直接影响是，在税收管理中像印制、稿酬等这些制作性成本无法进行增值税抵扣。此外，这些企业与园区以外其他国有出版单位进行合作时（与北京出版园区出版平台合作是完全免费的，而与其他出版单位合作则存在一定的商务关系），由于其自身身份的不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难以做出清晰的约定，即便有约定往往也是对园区企业不利的。这种合作根据现有法律法规依然存在“买卖书号”的风险。
2.创新协同能力弱，集群效应不明显
园区集群规模的有效性根本上取决于单个企业可以從集群中获得的集群利益，而集群利益又和政策资源、集群的规模、集群个体的异质性、集群内部的协同机制等因素密切相关。只有当上述多个因素在园区内同时发生作用，才能不断释放和扩大园区集群效应。
园区集群规模对园区的稳定以及集群效应有着直接的影响。尽管理论上集群规模和集群规模的有效性是两个概念，但在一定范围内，集群的规模和集群规模的有效性是成正比的，只有具备一定的规模才能产生集群效应。在达到极限约束之前，增加企业数量可以增加园区的集群效应。北京出版园区建立在中心城区，其核心区建筑面积为2万平方米左右，实际入驻企业30家左右，有限的园区空间规模限制了入驻园区的企业数量，大量企业有需求却不能入驻。空间规模偏小已经成为制约园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集群个体的异质性是园区内部协同创新的重要前提。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企业规模的差异，即大中小企业的分布；企业分工的差异，即在产业的各个环节都有企业存在。以美国硅谷为例，该地区之所以能够持久保持创新活跃态势，就在于存在大量小规模的企业，这些小规模企业仅仅关注庞大信息产业链条中的一个或几个环节，从而在规模相似企业之间形成了专业分工协作和协同竞争关系，1这也正是以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所指出的产业区保持经济活力和竞争优势的典型特征。而北京出版园区企业主要以出版物的出版发行为主业，并且大多是在园区成立之前已经颇具规模的企业，致使园区内企业结构单一、中小企业孵化不足。从产业链来看，发展至今，北京出版园区内企业仍然以纸质图书出版为主，数字化创新动力不足，创新产品也不多，各类网络服务产品较少，或没有形成规模；与影视制作、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相关产业未能打通“外部经济性”，未能形成创新集聚效应。 集群内部协同机制是园区内部管理、信息共享、资源分配的重要途径。尽管在联合参展、整体宣传等方面，北京出版园区做了很多努力，但总体上园区内企业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缺少公共合作协同创新平台，企业对园区的发展规划、公共治理缺少积极性和有效渠道。园区内部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机制不足，未能形成有利于整体协同创新的文化氛围和组织网络。
3.机制不完善，管理运营有待强化
一般来讲，产业园区的管理运作模式有几种：政府主导模式，即由政府成立管委会负责园区的管理运作；地产商模式，即由地产商负責园区的建设，并进行租赁和售卖，物业公司负责日常管理；主体企业引导模式，即以在某一行业具有影响力的企业牵头建设并入驻园区，以自身的影响力吸引相关企业入驻；综合模式，即对政府开发模式、地产商模式和主体企业引导模式进行混合运用的工业地产开发模式。
北京出版园区的管理模式比较特殊，园区建立之初选择了园中园的模式，即园区建立在北京市西城德胜科技园之中，园区自身无独立的管委会，亦无独立的自持物业。园区的管理总体上是在西城德胜科技园管委会的框架之下，而园区的日常管理实际上主要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承担。这样的管理模式有轻资产、低成本的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的短板，主要体现在园区管理主体不够清晰，在园区发展规划、资源调配、政策制订上缺少自主权等方面。这些问题在园区成立之初并不明显，但随着园区发展的不断深入，管理体制的不完善严重制约了园区的发展。
二、园区可持续创新发展路径
根据熊彼特（J. A. Schumpeter）的现代创新理论，相互竞争与协同协作的需求才是导致创新的根本。产业园区不应是同类企业的简单集聚，而应是出版创意产业链条上中小企业之间的有机组合。为了唤醒北京出版园区企业创新意识，打造持续创新型产业园区，针对园区缺乏创新动力问题的症结，建议在创新管理制度、完善考核机制、吸引创新人才和鼓励大众参与等几个方面着力。
1.加强法规建设，固化园区的出版改革创新经验
现有出版法规主要建立在传统出版流程之上，北京出版园区在促进民营企业与国有单位的合作、出版与制作环节的衔接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出版管理制度应与时俱进，及时修订，按照出版与制作相分离的原则，认真总结园区实践经验，明确民营文化企业参与出版前期的选题、策划、制作等不涉及特许出版经营权环节的权利与义务，明确国有出版单位和民营文化公司合作出版中的行为规范，优化政府的管理规则。如考虑到国家法规修订周期较长，北京市可以考虑制订地方性法规，以进一步推动园区的出版体制规范化运作，也可以为园区经验在北京市乃至更大区域的推广打下基础。
2.制订中长期发展规划，建立园区协同创新的稳定可持续的外部环境
经过十年的发展，北京出版园区经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但也进入了瓶颈期。无论从产业创新协同发展还是出版改革的角度，政府和园区的运营主体应对未来5-10年的发展做出规划，构建政策框架。规划可以在以下几方面重点着力：一是进一步强化北京出版园区在首都产业发展中的功能定位，确立园区在未来首都出版产业发展中的资源整合和协同创新中的平台作用，明确园区在首都发展高精尖产业中的独特作用；二是进一步明确园区的未来发展目标，进一步明晰园区的业态，确定园区发展的空间规划，探索一园多区模式。三是进一步优化园区的政策框架，为园区企业发展提供稳定的政策预期。
3.建立异质化的园区企业遴选机制，形成合理的协同创新梯队
中小微企业是文化产业中最具活力的力量，也是产业发展的希望。通过自身孕育培养出未来的龙头企业是园区成功的重要标志，也是园区集群效应的体现。当前园区亟待拓展物理空间，加大对小企业的孵化力度，形成有进有出的园区企业竞争选择机制。需要吸纳更多中小文创企业入驻，在园区内形成不拘一格、各具特色的文创产品全产业链条，并激发产业链条内部及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在园区政策设计上，应突出差异性，一方面要推动大企业进一步做优做强，打造行业的“独角兽”和“航空母舰”；另一方面要突出“雪中送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建立面向小微企业的新型创新集聚区（孵化器），设立面向中小企业的投资基金，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具有发展活力的生力军企业。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在遴选企业时，可以通过组织创意大赛、公开路演等形式，确保资源分配的公平性。
4.搭建园区内部的创新协同平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园区治理体系
园区的主体是企业，未来北京出版园区应在以下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一是在治理方面，应吸收更多的企业参与园区的管理运营，考虑到园区的长远发展，现有园区管理机构—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可以联合园区主要企业，成立园区建设发展公司，共同推进园区空间的拓展和经营，解决园区运营管理主体弱化缺位的问题。二是在创新协同方面，建立园区的创新联盟，在战略协同、项目合作、渠道共享、联合技术研发、版权保护等方面进行探索，特别是在应对互联网的冲击和影响方面，园区企业应共同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迎接挑战，推动园区的升级转型。三是在投融资方面，园区企业可以自身或联合相关金融机构成立园区发展基金，通过资本建立企业间的联系，支持中小企业的孵化，最终形成以资本为纽带的资本集聚平台。
出版业是国家特许行业，出版产业园区的建设发展必须适应国家出版体制改革的方向，顺势而为。同时出版业又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产业园区建设必然受文化产业集聚等市场经济理论的支配。从对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区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分析来看，出版园区的发展必须兼顾两方面特性，在把握政策导向的前提下，向改革求创新，向市场求活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产业园区可持续创新发展之路。
（姜威，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工会专职副主席，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2008级科技与教育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荣学良，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媒体融合发展处处长）
注释：
范旭，张毅.发达国家创新极发展的实践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3）：38-42.
陈明明，张国胜，郑猛.技术选择中是否存在格雷欣法则—一个演化经济学分析框架[J].经济学家，2019（2）：34-46.
徐辉，李玲娟，曾明彬，袁铭.我国高科技园区创新人才培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22）：141-146.
王关义，鲜跃琴.我国出版业国际化转型的几种模式[ J].现代出版，2015（1）： 11-13.
马锐.文化产业园城市设计方法研究[D].浙江大学，2016.
徐梦周，潘家栋.特色小镇驱动科技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模式研究—以杭州未来科技城为例[J].中国软科学，2019（8）：92-99.
徐伟，冯素玲.企业集群规模与效益的相关性分析[ J ].东岳论丛，2005（3）：161-164
关键词：体制机制改革；产业园区；集聚效应；创新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0.01.012
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出版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各地区成立了多个出版产业园区。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区（以下简称北京出版园区）是较有代表性的出版产业园区之一。北京出版园区成立于2010年，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综合性出版创意园区。北京出版园区以创新出版行业体制机制为使命，经过系列政策的先行先试，园区内民营出版企业蓬勃发展，“双效”出版物、数字化创新产品屡创佳绩。
按照美国哈弗商学院麦克尔·波特的产业集聚理论（Industrial Cluster），一个园区应该是在一个特定区域的一个特别领域，集聚着一组相互关联的公司、供应商、关联产业和专门化的制度和协会，通过这种区域集聚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构建出专业化生产要素优化集聚地，使企业共享区域公共设施、市场环境和外部经济，降低信息交流和物流成本，形成区域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区域竞争力。经过10年的发展，北京出版园区在产业集聚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由于机制、政策和空间等因素的影响，北京出版园区的发展逐渐进入瓶颈期，园区集聚效应目前仍处于产业集聚的初级阶段，技术溢出水平还很低，区域竞争力也呈现一定的衰减，企业之间尚未能形成若干特色鲜明、专业化程度高的出版创意类产品供应链条。北京出版园区的可持续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一、园区可持续创新发展能力制约因素分析
纵观国内出版产业园区，大部分园区是依靠最初的土地、财税、人才等优惠政策集聚而成，只有小部分是自发集聚形成。一旦优惠政策退出或减弱，园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会随之减弱，创新发展能力难以持续。在最初的政策红利消退之前，园区必须解决好内部协同机制弱、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园区管理体制僵化等问题，及时将外部政策导向转化为自身成长导向。而对于北京出版园区而言，其最初的集聚除了得益于土地、财税等优惠政策外，更重要的是其作为改革实验田所具有的特有的体制优势，即入驻企业所获得出版资源优势。在我国的出版管理体制下，这种体制改革的优势对推动园区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对于北京出版园区而言，不仅要解决普通园区面临的成长中的瓶颈问题，更要进一步固化和提升自身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在此，我们归结了当前制约北京出版园区可持续创新能力提升的三点关键因素。
1.出版资源配置不足，体制改革尚未制度化
北京出版园区最大的改革措施在于以国有出版单位为基础搭建出版资源配置平台，为优秀的民营出版选题策划企业提供出版通道。这对于长期游走在买卖书号边缘的民营企业而言无疑是极大的政策红利。这完全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的改革要求。十年的运行证明这个模式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模式并没有被制度或法规的形式予以固化，特别是近两年北京出版园区出版平台所能配置的出版资源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这些企业不得不另寻通道。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出版园区内企业每年策划出版的出版物品种在10 000种以上，通过园区出版的品种仅占20%左右。按照北京出版园区设立之初对园区企业全覆盖的目标，每年出版资源的差距还比较大。
改革创新经过一段时间检验后，需要上升到制度层面予以固化。在现实操作中，作为出版流程的一个改革创新举措，在新的流程中不同的主体应当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目前并没有任何法规层面的界定。园区企业的对外身份大多依然是出版物发行企业，而对其实际从事的出版选题策划以及后期制作业务，尚不能在现有法规框架内体现。这种身份的限制造成的最直接影响是，在税收管理中像印制、稿酬等这些制作性成本无法进行增值税抵扣。此外，这些企业与园区以外其他国有出版单位进行合作时（与北京出版园区出版平台合作是完全免费的，而与其他出版单位合作则存在一定的商务关系），由于其自身身份的不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难以做出清晰的约定，即便有约定往往也是对园区企业不利的。这种合作根据现有法律法规依然存在“买卖书号”的风险。
2.创新协同能力弱，集群效应不明显
园区集群规模的有效性根本上取决于单个企业可以從集群中获得的集群利益，而集群利益又和政策资源、集群的规模、集群个体的异质性、集群内部的协同机制等因素密切相关。只有当上述多个因素在园区内同时发生作用，才能不断释放和扩大园区集群效应。
园区集群规模对园区的稳定以及集群效应有着直接的影响。尽管理论上集群规模和集群规模的有效性是两个概念，但在一定范围内，集群的规模和集群规模的有效性是成正比的，只有具备一定的规模才能产生集群效应。在达到极限约束之前，增加企业数量可以增加园区的集群效应。北京出版园区建立在中心城区，其核心区建筑面积为2万平方米左右，实际入驻企业30家左右，有限的园区空间规模限制了入驻园区的企业数量，大量企业有需求却不能入驻。空间规模偏小已经成为制约园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集群个体的异质性是园区内部协同创新的重要前提。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企业规模的差异，即大中小企业的分布；企业分工的差异，即在产业的各个环节都有企业存在。以美国硅谷为例，该地区之所以能够持久保持创新活跃态势，就在于存在大量小规模的企业，这些小规模企业仅仅关注庞大信息产业链条中的一个或几个环节，从而在规模相似企业之间形成了专业分工协作和协同竞争关系，1这也正是以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所指出的产业区保持经济活力和竞争优势的典型特征。而北京出版园区企业主要以出版物的出版发行为主业，并且大多是在园区成立之前已经颇具规模的企业，致使园区内企业结构单一、中小企业孵化不足。从产业链来看，发展至今，北京出版园区内企业仍然以纸质图书出版为主，数字化创新动力不足，创新产品也不多，各类网络服务产品较少，或没有形成规模；与影视制作、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相关产业未能打通“外部经济性”，未能形成创新集聚效应。 集群内部协同机制是园区内部管理、信息共享、资源分配的重要途径。尽管在联合参展、整体宣传等方面，北京出版园区做了很多努力，但总体上园区内企业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缺少公共合作协同创新平台，企业对园区的发展规划、公共治理缺少积极性和有效渠道。园区内部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机制不足，未能形成有利于整体协同创新的文化氛围和组织网络。
3.机制不完善，管理运营有待强化
一般来讲，产业园区的管理运作模式有几种：政府主导模式，即由政府成立管委会负责园区的管理运作；地产商模式，即由地产商负責园区的建设，并进行租赁和售卖，物业公司负责日常管理；主体企业引导模式，即以在某一行业具有影响力的企业牵头建设并入驻园区，以自身的影响力吸引相关企业入驻；综合模式，即对政府开发模式、地产商模式和主体企业引导模式进行混合运用的工业地产开发模式。
北京出版园区的管理模式比较特殊，园区建立之初选择了园中园的模式，即园区建立在北京市西城德胜科技园之中，园区自身无独立的管委会，亦无独立的自持物业。园区的管理总体上是在西城德胜科技园管委会的框架之下，而园区的日常管理实际上主要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承担。这样的管理模式有轻资产、低成本的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的短板，主要体现在园区管理主体不够清晰，在园区发展规划、资源调配、政策制订上缺少自主权等方面。这些问题在园区成立之初并不明显，但随着园区发展的不断深入，管理体制的不完善严重制约了园区的发展。
二、园区可持续创新发展路径
根据熊彼特（J. A. Schumpeter）的现代创新理论，相互竞争与协同协作的需求才是导致创新的根本。产业园区不应是同类企业的简单集聚，而应是出版创意产业链条上中小企业之间的有机组合。为了唤醒北京出版园区企业创新意识，打造持续创新型产业园区，针对园区缺乏创新动力问题的症结，建议在创新管理制度、完善考核机制、吸引创新人才和鼓励大众参与等几个方面着力。
1.加强法规建设，固化园区的出版改革创新经验
现有出版法规主要建立在传统出版流程之上，北京出版园区在促进民营企业与国有单位的合作、出版与制作环节的衔接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出版管理制度应与时俱进，及时修订，按照出版与制作相分离的原则，认真总结园区实践经验，明确民营文化企业参与出版前期的选题、策划、制作等不涉及特许出版经营权环节的权利与义务，明确国有出版单位和民营文化公司合作出版中的行为规范，优化政府的管理规则。如考虑到国家法规修订周期较长，北京市可以考虑制订地方性法规，以进一步推动园区的出版体制规范化运作，也可以为园区经验在北京市乃至更大区域的推广打下基础。
2.制订中长期发展规划，建立园区协同创新的稳定可持续的外部环境
经过十年的发展，北京出版园区经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但也进入了瓶颈期。无论从产业创新协同发展还是出版改革的角度，政府和园区的运营主体应对未来5-10年的发展做出规划，构建政策框架。规划可以在以下几方面重点着力：一是进一步强化北京出版园区在首都产业发展中的功能定位，确立园区在未来首都出版产业发展中的资源整合和协同创新中的平台作用，明确园区在首都发展高精尖产业中的独特作用；二是进一步明确园区的未来发展目标，进一步明晰园区的业态，确定园区发展的空间规划，探索一园多区模式。三是进一步优化园区的政策框架，为园区企业发展提供稳定的政策预期。
3.建立异质化的园区企业遴选机制，形成合理的协同创新梯队
中小微企业是文化产业中最具活力的力量，也是产业发展的希望。通过自身孕育培养出未来的龙头企业是园区成功的重要标志，也是园区集群效应的体现。当前园区亟待拓展物理空间，加大对小企业的孵化力度，形成有进有出的园区企业竞争选择机制。需要吸纳更多中小文创企业入驻，在园区内形成不拘一格、各具特色的文创产品全产业链条，并激发产业链条内部及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在园区政策设计上，应突出差异性，一方面要推动大企业进一步做优做强，打造行业的“独角兽”和“航空母舰”；另一方面要突出“雪中送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建立面向小微企业的新型创新集聚区（孵化器），设立面向中小企业的投资基金，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具有发展活力的生力军企业。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在遴选企业时，可以通过组织创意大赛、公开路演等形式，确保资源分配的公平性。
4.搭建园区内部的创新协同平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园区治理体系
园区的主体是企业，未来北京出版园区应在以下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一是在治理方面，应吸收更多的企业参与园区的管理运营，考虑到园区的长远发展，现有园区管理机构—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可以联合园区主要企业，成立园区建设发展公司，共同推进园区空间的拓展和经营，解决园区运营管理主体弱化缺位的问题。二是在创新协同方面，建立园区的创新联盟，在战略协同、项目合作、渠道共享、联合技术研发、版权保护等方面进行探索，特别是在应对互联网的冲击和影响方面，园区企业应共同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迎接挑战，推动园区的升级转型。三是在投融资方面，园区企业可以自身或联合相关金融机构成立园区发展基金，通过资本建立企业间的联系，支持中小企业的孵化，最终形成以资本为纽带的资本集聚平台。
出版业是国家特许行业，出版产业园区的建设发展必须适应国家出版体制改革的方向，顺势而为。同时出版业又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产业园区建设必然受文化产业集聚等市场经济理论的支配。从对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区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分析来看，出版园区的发展必须兼顾两方面特性，在把握政策导向的前提下，向改革求创新，向市场求活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产业园区可持续创新发展之路。
（姜威，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工会专职副主席，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2008级科技与教育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荣学良，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媒体融合发展处处长）
注释：
范旭，张毅.发达国家创新极发展的实践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3）：38-42.
陈明明，张国胜，郑猛.技术选择中是否存在格雷欣法则—一个演化经济学分析框架[J].经济学家，2019（2）：34-46.
徐辉，李玲娟，曾明彬，袁铭.我国高科技园区创新人才培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22）：141-146.
王关义，鲜跃琴.我国出版业国际化转型的几种模式[ J].现代出版，2015（1）： 11-13.
马锐.文化产业园城市设计方法研究[D].浙江大学，2016.
徐梦周，潘家栋.特色小镇驱动科技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模式研究—以杭州未来科技城为例[J].中国软科学，2019（8）：92-99.
徐伟，冯素玲.企业集群规模与效益的相关性分析[ J ].东岳论丛，2005（3）：161-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