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户问题。农户的投入产出决定农村总体的投入和产出。政府对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也是通过服务农户的生产生活，从而间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村生活质量。农村家庭一方面生产农产品，另一方面也同时承担着人口和劳动力的再生产职能。本文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出发，通过对农户的投入产出和对农村的致贫因素作了一些基本分析，使人们的视野不再把农业农村问题局限在农村，而是放在全社会的生活生产发展层面观察，由此引出一些新的政策方向。
关键词：扶贫；三农；乡村振兴
一、当前的扶贫理论的出发点和盲点
当前扶贫理论多是从新古典综合学派出发，假定把“三农”主体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和一个特定的厂商看待，资源，技术，劳动力，资本等的增加投入和综合运用作为一切扶贫政策组合的理论根据；重视市场交易和货币形式的财富的交换价值（购买力），轻视实物财富的使用价值。
农村的以土地为主的农林水牧自然资源是资源性要素，各类农村实用技术是技术要素，农村常住人口是农业劳动力的基本来源，各类用于农村民展的政策性和非政策性资金及农户本身的货币积累是农业资本的全部来源。农业产品输出进入城市换回了一定的货币收入，农民打工也能挣回一定的货币收入。这两部分收入一部分作为消费基金，一部分作为生产基金而进入农业农村的发展进程中。土地及其他资源被征用或开发利用，农村和农民也能得到一部分货币收入，但这不是经常性收入，可以忽略。
增加基础设施投入能使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使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培训农民学习实用技术，增加劳务输出技能，确实能提高农民收入；加大信贷投放也能增加农业生产的投入，从而增加农产品产出，产生一定的产业规模效应。这些都是在微观或中观层面的观察和实践。
如把“三农”统一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和再生产主体，其微观和中观层面主要是输出农产品和劳务，抽象的是换回货币，具体的是换回农业生产资料、大型农机具、生活消费品及教育卫生法律等社会服务，并部分转化为积累，实物形式的积累是建房，非实物积累是储蓄和实用技术与市场经验的增加、科技文化法律水平的提高等；其宏观层面是通过储蓄、供子女上学就业并帮助其买房成家等纯货币转移或输出。我们的扶贫政策和“三农”问题的关注焦点都在农村居民收入的中低层，扶贫主要为帮扶农村中中低层收入者保基本，强产业。对于农村居民的中高收入者的经济行为相对忽视。然而，正是农村的中高收入者有更多的储蓄，更多的货币资本影响农村整体的产业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和方向。农产品和劳务收入的货币积累，其主要流动方向有三：第一是由金融系统作为信贷资金发放；第二是农户通过教育转化为全体国民人力资本的增加，在无限责任的父爱传统下通过帮助子女成家立业转化为城市的固定资产，提高了全社会的城市化水平；第三是农户用于农业的投入，实现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第一种途径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农村储蓄的大部分被转投到非农领域，但因为它们是农户的储蓄农户仍可以自由支配。由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是缴费上学。第二种途径成了农户支出的大头。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不高，农民多是维持简单再生产模式，一般不作扩大再生产，故第三部分在农户的剩余积累部分支出占比最少。农业如果不遭受大的自然灾害，没有大的天灾人祸，其简单再生产一般能长期维持。
农村的人力、各类资源和资本一样，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都是处于净流出状态。在大办乡镇企业，大搞农业产业化的初期，农村的各类资源都被市场经济的边际机制所商品化。如一时间农村的古树大树短时间里多消失了，多被采伐出售了，剩下的多是幼树和小树；如城市打工收入高于农村，一时间农村集市和人流密集区较少见到年轻人；农业产业化搞得好的乡村，人们在货币收入足够多后多在城市买房定居了。最终演变的结果是农村资源大面积的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发生和农村社会事实上的老龄化。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要富裕农民首先要减少农民”的原则指导下，鼓励农村人口快速进城，如今中老年农民成了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
从宏观的角度看，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理论短期内能使农村繁荣富裕，但长期实践后农村贫困和萧条依然比较严重。为什么呢？根据这种理论实践的结果是：农村人口大量离开农村，农业农村收入的积累几乎全部交纳了农民进城的高额门槛费（求职、买房、新生儿出生、入学、老人入土下葬）。农民进城的同时也带走了本属于农村的巨大的资金--农业资本的来源，这一部分资金最终变成了我国城镇化的推动基金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我们的城市不是一切方面建设好等待接纳农村人口进入，而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同时几乎还要承担建设城市里自己赖以生存的一切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义务。农村人口和资金的长期大量流出导致农村生产和消费的内生动力逐步下降，发展的后劲就会逐步下降。在城市房产等消费要素成本远高于农民货币积累后农村人流入城市的速度才会下降。当前年轻人城里贷款买新楼住，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却住农村老宅危房，且老人们还在用不高的农业收入给城里的儿子女儿还房贷车贷成了常态。在多年的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努力下虽然农村基础设施状态很好，但留不住年轻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那种人欢马叫的社会形態很少出现了。
从全社会角度看，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价值形成理论是边际法则，而不是劳动价值论法则。在许多情形下导致商品的价格过分远离其价值和使用价值，在货币数量相等的情形下，人们的实际生活质量在不同的地区会出现很大的差别。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和再生产理论的观点，一切财富的积累都最终表现为物质财富的绝对增加，而不仅仅是货币数量的增加。依此原则分析，由于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的原因，农村一套大宅子，到中心城市可能连个小阳台都换不来。农村一片大树林，换不来城里只有几块木板组成的精致家具或乐器。城市尽管有较充分的社会文明要素配置，但从人的基本需要来看，农村的富人进城之初就立即变为城里的穷人。尽管他的货币身价可能和农村仍然是一样的，但相对于农村的实际的基本生活消费还是大大降低了。我们就要进一步追问农民进城到底是图什么？是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更高级的外部社会文明？在全社会实现充分就业后，城市工商业一般也不存在较大的劳动力缺口，故进城并不能大幅改善就业状况；加之城市各行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普遍较高，凡进必考，而农村人口文明素质平均较低，故进城提高收入的企图也不一定能实现。一些蓝领岗位由于逐年采用机器人作业也减少了就业机会。另外，网络交通条件逐年改善后，各类消费品基本实现了城乡同质化，且城市的高速快节奏生活导致人们的社会交往更加冷漠化，农民进城陌生感大于熟悉感，社会生活更加不方便。由此反观我们的消除城乡差别的作法，好多也是需要反思的。城乡在地理特征、产业分工意义上的差别永远无法消除，只有社会福利和文化生活差别能够缩小。过去寻找计划经济时期农村贫困的原因时认为农村的主要致贫原因是工农产品剪刀差所致，曾经有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稳定农业和繁荣农村的措施，但由于受农产品国际价格和国家储备能力的约束，收效不是很明显，多数人务农还是没有打工收入高。由于近几十年来城市各类生产生活要素价格大幅提高，分配形式多元化，城市人的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城里的“穷人”也慢慢多起来了。过去农村家庭如果城里有亲戚，就能给农村老家在经济上帮助许多，能实现微观意义上的以城带乡，现在多是反过来了，在家庭意义上是农村支援城市。从家庭这个基本经济单元看，农村基础教育的结果是新一代农村人提高了科学文化素质，相当一部分人变成了城里人，变成城里人的同时又成了农村家庭的负担。一个农村家庭供养一个孩子上学，到城市求职，结婚买房一般在60万至80万，两个孩子就得120万至160万。这些孩子成年后仍然只是形式上的养老行孝，而不是实质上的养老行孝，因为当前非农行业年轻人工资节余也很少，多数给老家物质和劳力上帮不了多少。培养两个城里人农村庭就基本耗尽了全部农业积累，甚至还要举债。年轻家庭二胎生育愿望不高的原因就是以经济原因为主。 农户、农业和农村的财富积累成果和人力长期大量外流，是導致农村发展内生动力严重不足的主要原因。以家庭承包为主体的农村经济资本和人力大量长期外流，必然使农业农村的简单再生产条件不足，扩大再生产更难达到，加之集体经济长期积累很低，农村再生产就只能多数靠国家政府从外部注入生产要素了。虽然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但我们党和政府也仍然制定了乡村振兴战略，也没有放弃农村的发展或放任农村的萧条与衰落。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无农不稳的规律。农村不仅仅是国家的食品基地，也是生态、文化、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孕育基地，更是巨大的消费市场。
二、从城乡经济循环的大格局下寻找破解困局的途径
我国目前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贫困是城市贫困（贫困严格意义上是经济单元的可支配的生产生活的物质资料和间接的以货币为代表的财富的短缺）的另一种表现，除过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吸纳的资金以外同，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和财富分配中仍然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地位。以手机和飞机为代表的高科技产品价格那么贵不是我们愿意那样，更多是国际市场的定价权不在我们手里。
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大方向看，人民的衣食住行病养教等基本需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是解决的方式和质量不同。从个人的基本生活来看，花同样的钱在农村可以得到更多的实际消费，只是农村工资性收入没有城市高，在城市收入和农村收入差距不大的情况下还是应该选择在农村生活，因为城市的消费更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从政策上我们再不能大力鼓励农民盲目进城定居。随着城市化比例的提高，农产品的需求空间更大了，从而提高农业收入的市场潜力更大了。
从国民经济的整体结构看，我们的城市需要消肿，农村需要补虚。当今城市的效率是以压缩居民的自由活动空间为代价，农村的效率是以减少家庭的陪伴互助为代价。从目前社会保障体系的大环境看，农村因病致贫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今后要持续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成本，增加农村的科技文化实力和工业实力。
一是调整城乡科技文化力量配置布局和轻工业布局，改变科技文化力量、工业过分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的现状，把科技文化方面更多的人力向中小城市和农村配置，将部分轻工业转移到中小城市和县城。把大城市2亿人逐步转移到中小城市比把4亿农民搬到大城市代价要低。用大白话说，农产品多产于农村，而科技文化产品及工业品多产于城市。按照商品生产和消费及其价值转换的一般规律，商品对于生产者一般没有交换价值。歌唱家总是唱给自己听，那只是文艺创作，而不是文艺演出，换不来货币，实现不了歌声的商品价值和社会价值。通过调整全社会的科技文化布局有利于城乡均衡发展。真实地实现科技文化有生命力的定常下乡，而不是游击下乡。改变大学总是贴近党政首脑机关办学的模式。非农商品也要在农村给自己找市场和培育市场，从而实现城乡社会的均衡发展，实现全面小康。
二是要全面降低教育成本，提高城乡教育质量。初等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都有很大降费提质空间。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我们高等教育也基本是免费的，初等教育收费也很低。这方面我们有成熟的历史经验，必定能做得到。在统筹国际和国内资本投入时，适当收缩国外投入，增加国内各个层次的教育投入，有效减少个人和家庭的教育支出，是提高城乡消费能力的一个基本方向。美国的大学生贷款上学，一方面是其大学一般有高额奖学金制度，而且其毕业生工资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教育多是免费或收费极低。贷款上学和教育产业化不适合中国国情。长远地看，教育投入的回报，国家社会受益大于家庭和个人。农村家庭节约的教育支出就可以用于农村消费和农业生产的投入。
三是加大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乡镇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县乡两级的城市化建设投入，大幅提高科教文卫配置、网络信息、交通出行、三产服务水平，吸引和鼓励农村年轻人在家门口就业创业，使部分一二线城市的“月光”族回乡就业创业，降低刚需对大城市房价物价的推动力量。就业目的地的问题解决好了，农村年轻人的成家立业成本就会降低，能进一步降低农村年轻人对农业积累的财富的抽吸效应。这样高价彩礼的问题也会比较顺利地解决。
四是提高中国资本流出国门的成本，通过对富人开征移民税，增加资本转出国门的限制，保护本国财富。不能让农村资本进城，城里资本出国的资本搬家循环链条一直无休止持续下去。
五是增加生态保护投入，让农民间接受益。农村是生态建设的主战场。城市只能通过节能减排减少危害对保护生态作出贡献。真正改善生态的主体还是在农村。提高森林覆盖率，减少水土流失，实施河流湿地生态治理的主要战场在农村。如，让部分苗农直接承包荒山绿化，让部分农民常年承包治沙治河等。这样比单纯“三变”改革路子更清晰一些。
六是量力而行，持续提高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水平。
七是逐步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的实力，集体经济成份不会由于人员流动带走资本。继续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对农产品实施价格保护机制和大范围落实农业保险制度，提高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这次中美贸易战中国经济的韧性就主要体现在我们农业强粮食能自给，工业体系完整，人才多且质量不低，金融稳健外汇足，国防强大，而且农业强具有特殊重要性。
八是提高普通工薪阶层的工资收入，改变工资在市场经济实施以来收入主体地位被弱化的趋势，强化工资作为收入主体的地位，把租金，股息，利息，甚至人脉收入的地位进一步弱化。这样，既能促进社会公平，也能让人们专心和专精本职工作，非工资收入少或没有非工资收入的农村年轻人才有能力回馈农村老家的父母和农业。
九是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机制，遏制体制内的新的绝对平均主义不作为向全社会蔓延的态势，遏制新的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匿名诬告的这一消极态势，确立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激励制度的合理性。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中国经济的发动机，没有这个发动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主观推动长远地看都无济于事。
十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上清算一些发展和扶贫理论的错误观点和原则，尤其是纠正一些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新教条的偏失，重视马克思的财富观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正确对待金融资本积累，技术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劳动积累等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外部条件下各自的价值和意义，不能用一种积累方式代替其他全部的积累方式。
参考文献：
邱少春.农村贫困人口致贫原因的人力资本产权分析[J].当代经济，2019（01）：12-14.
关键词：扶贫；三农；乡村振兴
一、当前的扶贫理论的出发点和盲点
当前扶贫理论多是从新古典综合学派出发，假定把“三农”主体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和一个特定的厂商看待，资源，技术，劳动力，资本等的增加投入和综合运用作为一切扶贫政策组合的理论根据；重视市场交易和货币形式的财富的交换价值（购买力），轻视实物财富的使用价值。
农村的以土地为主的农林水牧自然资源是资源性要素，各类农村实用技术是技术要素，农村常住人口是农业劳动力的基本来源，各类用于农村民展的政策性和非政策性资金及农户本身的货币积累是农业资本的全部来源。农业产品输出进入城市换回了一定的货币收入，农民打工也能挣回一定的货币收入。这两部分收入一部分作为消费基金，一部分作为生产基金而进入农业农村的发展进程中。土地及其他资源被征用或开发利用，农村和农民也能得到一部分货币收入，但这不是经常性收入，可以忽略。
增加基础设施投入能使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使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培训农民学习实用技术，增加劳务输出技能，确实能提高农民收入；加大信贷投放也能增加农业生产的投入，从而增加农产品产出，产生一定的产业规模效应。这些都是在微观或中观层面的观察和实践。
如把“三农”统一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和再生产主体，其微观和中观层面主要是输出农产品和劳务，抽象的是换回货币，具体的是换回农业生产资料、大型农机具、生活消费品及教育卫生法律等社会服务，并部分转化为积累，实物形式的积累是建房，非实物积累是储蓄和实用技术与市场经验的增加、科技文化法律水平的提高等；其宏观层面是通过储蓄、供子女上学就业并帮助其买房成家等纯货币转移或输出。我们的扶贫政策和“三农”问题的关注焦点都在农村居民收入的中低层，扶贫主要为帮扶农村中中低层收入者保基本，强产业。对于农村居民的中高收入者的经济行为相对忽视。然而，正是农村的中高收入者有更多的储蓄，更多的货币资本影响农村整体的产业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和方向。农产品和劳务收入的货币积累，其主要流动方向有三：第一是由金融系统作为信贷资金发放；第二是农户通过教育转化为全体国民人力资本的增加，在无限责任的父爱传统下通过帮助子女成家立业转化为城市的固定资产，提高了全社会的城市化水平；第三是农户用于农业的投入，实现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第一种途径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农村储蓄的大部分被转投到非农领域，但因为它们是农户的储蓄农户仍可以自由支配。由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是缴费上学。第二种途径成了农户支出的大头。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不高，农民多是维持简单再生产模式，一般不作扩大再生产，故第三部分在农户的剩余积累部分支出占比最少。农业如果不遭受大的自然灾害，没有大的天灾人祸，其简单再生产一般能长期维持。
农村的人力、各类资源和资本一样，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都是处于净流出状态。在大办乡镇企业，大搞农业产业化的初期，农村的各类资源都被市场经济的边际机制所商品化。如一时间农村的古树大树短时间里多消失了，多被采伐出售了，剩下的多是幼树和小树；如城市打工收入高于农村，一时间农村集市和人流密集区较少见到年轻人；农业产业化搞得好的乡村，人们在货币收入足够多后多在城市买房定居了。最终演变的结果是农村资源大面积的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发生和农村社会事实上的老龄化。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要富裕农民首先要减少农民”的原则指导下，鼓励农村人口快速进城，如今中老年农民成了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
从宏观的角度看，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理论短期内能使农村繁荣富裕，但长期实践后农村贫困和萧条依然比较严重。为什么呢？根据这种理论实践的结果是：农村人口大量离开农村，农业农村收入的积累几乎全部交纳了农民进城的高额门槛费（求职、买房、新生儿出生、入学、老人入土下葬）。农民进城的同时也带走了本属于农村的巨大的资金--农业资本的来源，这一部分资金最终变成了我国城镇化的推动基金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我们的城市不是一切方面建设好等待接纳农村人口进入，而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同时几乎还要承担建设城市里自己赖以生存的一切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义务。农村人口和资金的长期大量流出导致农村生产和消费的内生动力逐步下降，发展的后劲就会逐步下降。在城市房产等消费要素成本远高于农民货币积累后农村人流入城市的速度才会下降。当前年轻人城里贷款买新楼住，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却住农村老宅危房，且老人们还在用不高的农业收入给城里的儿子女儿还房贷车贷成了常态。在多年的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努力下虽然农村基础设施状态很好，但留不住年轻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那种人欢马叫的社会形態很少出现了。
从全社会角度看，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价值形成理论是边际法则，而不是劳动价值论法则。在许多情形下导致商品的价格过分远离其价值和使用价值，在货币数量相等的情形下，人们的实际生活质量在不同的地区会出现很大的差别。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和再生产理论的观点，一切财富的积累都最终表现为物质财富的绝对增加，而不仅仅是货币数量的增加。依此原则分析，由于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的原因，农村一套大宅子，到中心城市可能连个小阳台都换不来。农村一片大树林，换不来城里只有几块木板组成的精致家具或乐器。城市尽管有较充分的社会文明要素配置，但从人的基本需要来看，农村的富人进城之初就立即变为城里的穷人。尽管他的货币身价可能和农村仍然是一样的，但相对于农村的实际的基本生活消费还是大大降低了。我们就要进一步追问农民进城到底是图什么？是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更高级的外部社会文明？在全社会实现充分就业后，城市工商业一般也不存在较大的劳动力缺口，故进城并不能大幅改善就业状况；加之城市各行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普遍较高，凡进必考，而农村人口文明素质平均较低，故进城提高收入的企图也不一定能实现。一些蓝领岗位由于逐年采用机器人作业也减少了就业机会。另外，网络交通条件逐年改善后，各类消费品基本实现了城乡同质化，且城市的高速快节奏生活导致人们的社会交往更加冷漠化，农民进城陌生感大于熟悉感，社会生活更加不方便。由此反观我们的消除城乡差别的作法，好多也是需要反思的。城乡在地理特征、产业分工意义上的差别永远无法消除，只有社会福利和文化生活差别能够缩小。过去寻找计划经济时期农村贫困的原因时认为农村的主要致贫原因是工农产品剪刀差所致，曾经有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稳定农业和繁荣农村的措施，但由于受农产品国际价格和国家储备能力的约束，收效不是很明显，多数人务农还是没有打工收入高。由于近几十年来城市各类生产生活要素价格大幅提高，分配形式多元化，城市人的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城里的“穷人”也慢慢多起来了。过去农村家庭如果城里有亲戚，就能给农村老家在经济上帮助许多，能实现微观意义上的以城带乡，现在多是反过来了，在家庭意义上是农村支援城市。从家庭这个基本经济单元看，农村基础教育的结果是新一代农村人提高了科学文化素质，相当一部分人变成了城里人，变成城里人的同时又成了农村家庭的负担。一个农村家庭供养一个孩子上学，到城市求职，结婚买房一般在60万至80万，两个孩子就得120万至160万。这些孩子成年后仍然只是形式上的养老行孝，而不是实质上的养老行孝，因为当前非农行业年轻人工资节余也很少，多数给老家物质和劳力上帮不了多少。培养两个城里人农村庭就基本耗尽了全部农业积累，甚至还要举债。年轻家庭二胎生育愿望不高的原因就是以经济原因为主。 农户、农业和农村的财富积累成果和人力长期大量外流，是導致农村发展内生动力严重不足的主要原因。以家庭承包为主体的农村经济资本和人力大量长期外流，必然使农业农村的简单再生产条件不足，扩大再生产更难达到，加之集体经济长期积累很低，农村再生产就只能多数靠国家政府从外部注入生产要素了。虽然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但我们党和政府也仍然制定了乡村振兴战略，也没有放弃农村的发展或放任农村的萧条与衰落。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了无农不稳的规律。农村不仅仅是国家的食品基地，也是生态、文化、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孕育基地，更是巨大的消费市场。
二、从城乡经济循环的大格局下寻找破解困局的途径
我国目前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贫困是城市贫困（贫困严格意义上是经济单元的可支配的生产生活的物质资料和间接的以货币为代表的财富的短缺）的另一种表现，除过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吸纳的资金以外同，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和财富分配中仍然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地位。以手机和飞机为代表的高科技产品价格那么贵不是我们愿意那样，更多是国际市场的定价权不在我们手里。
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大方向看，人民的衣食住行病养教等基本需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是解决的方式和质量不同。从个人的基本生活来看，花同样的钱在农村可以得到更多的实际消费，只是农村工资性收入没有城市高，在城市收入和农村收入差距不大的情况下还是应该选择在农村生活，因为城市的消费更高。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从政策上我们再不能大力鼓励农民盲目进城定居。随着城市化比例的提高，农产品的需求空间更大了，从而提高农业收入的市场潜力更大了。
从国民经济的整体结构看，我们的城市需要消肿，农村需要补虚。当今城市的效率是以压缩居民的自由活动空间为代价，农村的效率是以减少家庭的陪伴互助为代价。从目前社会保障体系的大环境看，农村因病致贫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今后要持续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成本，增加农村的科技文化实力和工业实力。
一是调整城乡科技文化力量配置布局和轻工业布局，改变科技文化力量、工业过分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的现状，把科技文化方面更多的人力向中小城市和农村配置，将部分轻工业转移到中小城市和县城。把大城市2亿人逐步转移到中小城市比把4亿农民搬到大城市代价要低。用大白话说，农产品多产于农村，而科技文化产品及工业品多产于城市。按照商品生产和消费及其价值转换的一般规律，商品对于生产者一般没有交换价值。歌唱家总是唱给自己听，那只是文艺创作，而不是文艺演出，换不来货币，实现不了歌声的商品价值和社会价值。通过调整全社会的科技文化布局有利于城乡均衡发展。真实地实现科技文化有生命力的定常下乡，而不是游击下乡。改变大学总是贴近党政首脑机关办学的模式。非农商品也要在农村给自己找市场和培育市场，从而实现城乡社会的均衡发展，实现全面小康。
二是要全面降低教育成本，提高城乡教育质量。初等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都有很大降费提质空间。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我们高等教育也基本是免费的，初等教育收费也很低。这方面我们有成熟的历史经验，必定能做得到。在统筹国际和国内资本投入时，适当收缩国外投入，增加国内各个层次的教育投入，有效减少个人和家庭的教育支出，是提高城乡消费能力的一个基本方向。美国的大学生贷款上学，一方面是其大学一般有高额奖学金制度，而且其毕业生工资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教育多是免费或收费极低。贷款上学和教育产业化不适合中国国情。长远地看，教育投入的回报，国家社会受益大于家庭和个人。农村家庭节约的教育支出就可以用于农村消费和农业生产的投入。
三是加大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乡镇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县乡两级的城市化建设投入，大幅提高科教文卫配置、网络信息、交通出行、三产服务水平，吸引和鼓励农村年轻人在家门口就业创业，使部分一二线城市的“月光”族回乡就业创业，降低刚需对大城市房价物价的推动力量。就业目的地的问题解决好了，农村年轻人的成家立业成本就会降低，能进一步降低农村年轻人对农业积累的财富的抽吸效应。这样高价彩礼的问题也会比较顺利地解决。
四是提高中国资本流出国门的成本，通过对富人开征移民税，增加资本转出国门的限制，保护本国财富。不能让农村资本进城，城里资本出国的资本搬家循环链条一直无休止持续下去。
五是增加生态保护投入，让农民间接受益。农村是生态建设的主战场。城市只能通过节能减排减少危害对保护生态作出贡献。真正改善生态的主体还是在农村。提高森林覆盖率，减少水土流失，实施河流湿地生态治理的主要战场在农村。如，让部分苗农直接承包荒山绿化，让部分农民常年承包治沙治河等。这样比单纯“三变”改革路子更清晰一些。
六是量力而行，持续提高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障水平。
七是逐步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的实力，集体经济成份不会由于人员流动带走资本。继续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对农产品实施价格保护机制和大范围落实农业保险制度，提高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这次中美贸易战中国经济的韧性就主要体现在我们农业强粮食能自给，工业体系完整，人才多且质量不低，金融稳健外汇足，国防强大，而且农业强具有特殊重要性。
八是提高普通工薪阶层的工资收入，改变工资在市场经济实施以来收入主体地位被弱化的趋势，强化工资作为收入主体的地位，把租金，股息，利息，甚至人脉收入的地位进一步弱化。这样，既能促进社会公平，也能让人们专心和专精本职工作，非工资收入少或没有非工资收入的农村年轻人才有能力回馈农村老家的父母和农业。
九是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机制，遏制体制内的新的绝对平均主义不作为向全社会蔓延的态势，遏制新的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匿名诬告的这一消极态势，确立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激励制度的合理性。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中国经济的发动机，没有这个发动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主观推动长远地看都无济于事。
十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上清算一些发展和扶贫理论的错误观点和原则，尤其是纠正一些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新教条的偏失，重视马克思的财富观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正确对待金融资本积累，技术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劳动积累等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外部条件下各自的价值和意义，不能用一种积累方式代替其他全部的积累方式。
参考文献：
邱少春.农村贫困人口致贫原因的人力资本产权分析[J].当代经济，2019（01）：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