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重提科普，又一次让一个老话题重新焕发生机，这本身就是一次很好的另类科普。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人否定科普的重要性，但是也没有人喜欢去做科普，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吊诡的场面：宏观上很重要的事情，在微观层面却无人问津。这是搭便车行为的另一种变体，换言之，公共问题的权责无法界定，究其原因，宏观层面上的公共重要性无法有效转换成微观层面上个人的重要性。因此，解决科普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科普的公共重要性以制度安排形式分解到科学共同体内的相关个体成员身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搞清楚三个问题：其一，科学家为什么不愿意去做科普工作？其二，科普的难度在哪里？第三，如何有效激发科学家去做科普？
在市场经济社会，每个理性人都是按照经济人原则去安排自己的行为，而经济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寻求利益最大化。基于这种预设，我们自然可以推测到科学家在行为选择中也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科学家是如何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实现收益最大化的呢？那就是充分利用现有的科技评价体制，将其行为与现有评价体系之间实现最大的契合度，换言之，就是让自己的工作以最大程度的可计算性为主。在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中，激励种类琳琅满目，诸如项目、经费、文章、影响因子、顶级期刊、各种学术荣誉称号等等，唯独没有科普成就一项，既然如此，科学家们又何必去做科普呢？对科学家而言，时间是自己唯一可以控制的资源，当下，种类繁多、而且日益精细复杂的评价体系已经实现领域全覆盖，让人身心分裂无处可逃，那些疲于奔命的科学家们还哪有时间去做科普呢？如果把宝贵时间拿出来去做与评价体系无关的科普，这是非理性的行为。另外，科技界是一个彰显智慧骄傲的地方，它所推崇的是不求最多，只求最少。即只有很少人能做到和理解的工作才被看作是一个人能力的体现。这点直接决定了科学家们的心理偏好是追求稀缺性研究而非二手性介绍工作，这也印证了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揭示的道理：承认是科学界的硬通货。在为获得承认的激烈角逐中，必须放弃浪漫的理想主义温情，并时刻保持心无旁骛的冲刺状态，正是研究中的这种对于罕见与稀少的迷恋，极大地型塑了科学家探索科学的内在动机。
关于承认的兑换关系如果不公平，同样会导致群体行为选择的变化。通俗地说，承认有两种：外部承认（主要指社会公众）与内部承认（科学共同体内部），这两种承认模式在现实中有三种组合模式：外部承认为主、内部承认为主与内外部同时承认。两种承认模式的来源、激励机制与收益也是按照完全不同的路径运行的。从来源来讲，外部承认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体获得社会公众的承认，比如科学家所做的科普工作、演讲、上各种新闻媒体、以及相关社会活动等，通过现代的传媒手段让公众最大程度上了解自己的工作，并以此获得来自社会的承认；它的激励机制是由于明星效应带来的荣誉感、满足感与收益；内部承认主要是在科技共同体内部通过发表论文、获得基金、项目、各种学术头衔、荣誉称号等来获得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承认，它的激励机制是由创新性研究所带来的自我实现、骄傲感与收益。对于两类承认在科技共同体内部的价值认定主要基于该项承认与其所带来的声誉与收益总量的对比关系。如果一项承认的全部或主要收益与声誉来自科技共同体内部，那么内部承认就是群体行为选择的主要驱动机制；如果来自外部的收益也是可观的，甚至仅就有形价值而言与内部收益趋同，那么就会造成科技共同体选择的分流。如果外部收益与内部收益严重不对称，那么追求外部收益的群体规模就会快速缩小，毕竟这种行为不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同时也是不经济的。就以科普为例，当下中国的稿费制度如此低廉，以及不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靠科普写作换来的收益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生活，更别说体面生活了，在这种背景下谁又会真的愿意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去获得那点如鸡肋般的毫无实际意义的虚名呢？美国著名的科普作家卡尔·萨根（Carl Edward Sagan，1934年-1996年）之所以无法模仿，科普收益就是造成这种不可复制的主要原因。再比如传奇科普、科幻双料作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年-1992年）在20世纪60年代初直至1963年，每个月平均做2场-3场演讲，每次固定收费1000美元。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职员的年收入也仅为4500美元/年-5000美元/年，因此，这个收入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试问，今天中国科学家中又有几人的演讲可以有这个收入回报？从这两个案例中不难发现中国科普困境的一些内在原因。为了更深入剖析这个现象，需要从科普结构入手对上述三个问题给出一种解释。
从完整的科普结构来说，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科普传播者、科普渠道、科普接受者。这个传播结构中，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会导致科普失败或者低效。现在社会上多是质疑科学家为何不愿意做科普，其实，这么说有失公允，毕竟科学家充其量只是整个科普传播结构中的一环而已，科普效果不好有多种原因：也许是传播渠道不畅、传播平台匮乏、或者传播受众出现问题等。因此，把板子都打在科学家的屁股上是不公平的。笔者这几年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发现其中有一个环节在很多时候被有意或无意地悬置起来，那就是传播渠道问题。众所周知，科普内容对社会公众而言，其关注度远不如八卦新闻吸引人们的眼球，因此，各种传媒与平台也多是嘴上说重视科普，真要让他们拿出宝贵的版面空间、播出时间来安排科普，其艰难度也是不可想象的。相信写过科普的科技工作者大多有此体验，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科学家来负吗？显然不合理。再来说说科普的受众问题，他们是科普内容的最终消费者，他们需要科普吗？从长期来看，当然需要，就短期而论则未必。公众大多是秉承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理念，他们或是出于切实需要、或是个人谈资兴趣才去读科普。因此，判定他们是否会主动喜欢科普，管理者在很多时候往往都是凭主观感受做判断，认为公众需要这种高大上的科普，问题是这种主观判断往往缺乏事实根据。笔者曾给中国科普研究所的微信公共账号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即当下公众的需求是多元化的，而科普内容仅仅是公众精神需求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下科普内容的供给相对于当下的真实需求而言即便不是饱和的，但也绝不是短缺。为此，笔者曾提出建议：科学传播的变革：从窄内容向宽内容的转变。就是想解决科普受众的多元化需求问题。虽然目前中国公众对科普内容的需求并不旺盛，但就社会发展阶段的整体要求而言，我们提供的优质科普内容远远不够，因此，在优质科普内容短缺的危机爆发之前，为整个社会与未来储备充足的优质科普存货，就是一个渐趋成熟的社会必须提早做准备的基础性工作。因为，任何优质的科普内容都是经过长时间辛勤努力才能做出来的，一旦短缺出现是很难在短时间内高质量作出来的。而且，科普内容相当于一个社会的知识蓄水池，没有人知道这池知识之水到底滋润了多少干旱的心灵？社会的文明程度就是建基于这些隐而不显的知识储备基础之上的。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次在遇到疑难问题时到网上去寻找答案的场景，相信不难明白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维基百科就是非常成功的知识普及典范，分散化的知识，不仅方便大众的查找，也为创造者提供了知识传播的可靠平台，极大地满足了社会中多元化的精神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创建一个由国家组织的免费网上知识百科，其价值不知要比那些用假大空包装起来的所谓重大项目的意义大多少倍。 有了上述对科普运行机制的分析，我们来回答文章开头时提出的三个问题。科学家之所以不愿意做科普，原因有三：其一，中国的科技评价体系重视科技共同体的内部承认，无形中把研究活动分为高级与低级，从事科研，发现未知（以真理的名义）被看作是高级科研活动，相反，那些把已有研究成果向社会成功推广并被社会所承认看做是低级科研活动，因此，大多处于科研活跃期的科学家不能忍受这种选择带来的机会成本以及同行的蔑视，故而放弃做科普这种无用功；其二，科研活动是一种工作，科普活动也是一种工作，同样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但两者之间在收益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对称现象，故而没有人愿意作这种赔本的买卖。第三，高质量的科普工作也是需要知识准入门槛的，不是谁都能做的。因而，即便有一些科学家想做一些科普工作，但往往苦于无法有效表达出来，即便表达出来了效果也差强人意。只要回忆一下几个月前记者柴静所做的关于雾霾视频，其所达到的科普效果就是很多科学界人士达不到的。中国的教育体系是一个长期轻视人文社会科学的无脑知识传送带体系，这就不可避免地造就一批拥有丰富科技知识的匠人，而不是大师，更谈不上多少人文关怀。在这种缺失的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对于科普就面临一种尴尬处境：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这是我们长期畸形教育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我们不得不为荒谬付出的代价。有如此三条原因，科学家如何还愿意从事科普呢？
那么，科普的难度到底在哪里呢？完成一项高质量的科普工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套用翻译界前辈林纾先生的名言“信、达、雅”标准，科普作品同样有此要求，排在首位的一定是内容的可信性，这是所有科普作品的生命线。如何把高深的前沿科学问题，非常清晰准确地表达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涉及到在保证内容准确性的前提下的转译工作，即把艰深、晦涩的科学内容转译成能被公众接受的通俗易懂的语言而又不丧失其核心内容，并流畅地表达出来，这可不是简单的工作。至于“雅”则是一种更高的审美要求。笔者曾对科普作品的质量进行过分类：三流科普作品，仅具有“信”的最低品质要求；二流科普作品能够满足“信、达”的品质要求；一流的科普作品则要求“信、达、雅”三种品质同时兼备。我们市面上的科普作品的品相大多在三流与二流之间，鲜有一流的科普作品，究其原因皆在于，这要求写作者既具有高深的专业知识，同时，又具有很好的艺术修养功底，基于此，才能创作出“信、达、雅”品相俱佳的一流科普作品。具备这些能力的科学家又有多少呢？即便有这份能力，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创作的科普作品既不能获得应有的承认（内部承认），又不能换得匹配的收益回报，选择这种行为是非理性的，也是得不偿失的。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下科学家不喜欢从事科普工作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如何解决优质科普作品供给不足的现状呢？答案显而易见：增加科普作品的生产规模。难点在于谁来生产优质科普作品呢？曾有学者提议：科普“脱困”不妨多点众创思维。对此，笔者是不同意的。问题的根源在于用众创思维去做科普，虽然能短期内解决市场供给不足的问题，但面临一个更难处理的质量问题。由于参与众创的“草根”们水平参差不齐，他们做出来的科普作品质量谁来把关？而且一些错误观念一旦散播出去，很难清零。就比如，医疗方面的科普，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要用到的知识，它的撰写必须由专业人士来完成，否则一旦出现错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宁愿高质量的科普作品少一些，也不愿看见那些漏洞百出、错误频发的劣质科普作品危害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明确，科普作品必须由专业科技工作者来完成，这是社会分工造成的必然结果，没有歧视的意思，这是专业精神的要求，也是科技工作者对于社会的责任。
既然科普作品要由专业科技工作者来提供，而科普工作又面临承认与收益的双重不对称困境，那么到底该由谁来提供呢？笔者认为，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科普作品要由以下三类科技工作者来提供：其一，承担重大前沿项目的科技工作者。因为，项目经费是由纳税人提供的，因此，他有责任以通俗的方式回馈社会的资助与关切。这些科技工作者能够获得重大项目，直接肯定了其学术水准，这就为科普工作的可信性提供了初始保证，为了督促这些科技工作者履行这份契约，需要改变当下的考评体系，采取连带制，即获得重大项目必须提供一定比例的科普工作，由此才能结题。因为重大项目的获得者已经获得了共同体内部的承认以及可观的收益回报，因此，必须完成这项附带任务。从长远来讲，科学家们必须尽早意识到向公众介绍自己工作的深远影响，这也是科技界为未来实行公共财政时所要做的未雨绸缪式的准备。否则，公众凭什么资助你的计划并对你的项目进行投资与投票呢？其二，那些已经告别科技前沿的老科学家，他们既有知识与经验又有闲暇时间，完全可以发挥知识的余热；第三，改变当下扭曲的承认与收益不对称现象，加快扶持与培养一批专业的科普人才，这也是改变科普困境的治本之策。
从历史上看，科学是一项年轻的事业，它必须能够把当时的最聪明的人群吸引到这个行列，这样才能保证这项事业后继有人并总是充满激情与朝气；另外，科普工作也是科学争取获得社会认同与支持，并提升社会整体福祉的工作，积极培养与营造公众理解科学的环境，才是科学可持续发展的最有力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科普工作已经到了成为科学家们职责所系而非友情客串的阶段。哲学家杜兰特曾说：只要有贫穷，就会有神灵。同理，没有高质量的科普，就会有花样繁多的垃圾科学，从而危害真正的科学的长远发展。
在市场经济社会，每个理性人都是按照经济人原则去安排自己的行为，而经济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寻求利益最大化。基于这种预设，我们自然可以推测到科学家在行为选择中也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科学家是如何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实现收益最大化的呢？那就是充分利用现有的科技评价体制，将其行为与现有评价体系之间实现最大的契合度，换言之，就是让自己的工作以最大程度的可计算性为主。在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中，激励种类琳琅满目，诸如项目、经费、文章、影响因子、顶级期刊、各种学术荣誉称号等等，唯独没有科普成就一项，既然如此，科学家们又何必去做科普呢？对科学家而言，时间是自己唯一可以控制的资源，当下，种类繁多、而且日益精细复杂的评价体系已经实现领域全覆盖，让人身心分裂无处可逃，那些疲于奔命的科学家们还哪有时间去做科普呢？如果把宝贵时间拿出来去做与评价体系无关的科普，这是非理性的行为。另外，科技界是一个彰显智慧骄傲的地方，它所推崇的是不求最多，只求最少。即只有很少人能做到和理解的工作才被看作是一个人能力的体现。这点直接决定了科学家们的心理偏好是追求稀缺性研究而非二手性介绍工作，这也印证了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揭示的道理：承认是科学界的硬通货。在为获得承认的激烈角逐中，必须放弃浪漫的理想主义温情，并时刻保持心无旁骛的冲刺状态，正是研究中的这种对于罕见与稀少的迷恋，极大地型塑了科学家探索科学的内在动机。
关于承认的兑换关系如果不公平，同样会导致群体行为选择的变化。通俗地说，承认有两种：外部承认（主要指社会公众）与内部承认（科学共同体内部），这两种承认模式在现实中有三种组合模式：外部承认为主、内部承认为主与内外部同时承认。两种承认模式的来源、激励机制与收益也是按照完全不同的路径运行的。从来源来讲，外部承认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体获得社会公众的承认，比如科学家所做的科普工作、演讲、上各种新闻媒体、以及相关社会活动等，通过现代的传媒手段让公众最大程度上了解自己的工作，并以此获得来自社会的承认；它的激励机制是由于明星效应带来的荣誉感、满足感与收益；内部承认主要是在科技共同体内部通过发表论文、获得基金、项目、各种学术头衔、荣誉称号等来获得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承认，它的激励机制是由创新性研究所带来的自我实现、骄傲感与收益。对于两类承认在科技共同体内部的价值认定主要基于该项承认与其所带来的声誉与收益总量的对比关系。如果一项承认的全部或主要收益与声誉来自科技共同体内部，那么内部承认就是群体行为选择的主要驱动机制；如果来自外部的收益也是可观的，甚至仅就有形价值而言与内部收益趋同，那么就会造成科技共同体选择的分流。如果外部收益与内部收益严重不对称，那么追求外部收益的群体规模就会快速缩小，毕竟这种行为不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同时也是不经济的。就以科普为例，当下中国的稿费制度如此低廉，以及不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靠科普写作换来的收益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生活，更别说体面生活了，在这种背景下谁又会真的愿意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去获得那点如鸡肋般的毫无实际意义的虚名呢？美国著名的科普作家卡尔·萨根（Carl Edward Sagan，1934年-1996年）之所以无法模仿，科普收益就是造成这种不可复制的主要原因。再比如传奇科普、科幻双料作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年-1992年）在20世纪60年代初直至1963年，每个月平均做2场-3场演讲，每次固定收费1000美元。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职员的年收入也仅为4500美元/年-5000美元/年，因此，这个收入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试问，今天中国科学家中又有几人的演讲可以有这个收入回报？从这两个案例中不难发现中国科普困境的一些内在原因。为了更深入剖析这个现象，需要从科普结构入手对上述三个问题给出一种解释。
从完整的科普结构来说，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科普传播者、科普渠道、科普接受者。这个传播结构中，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会导致科普失败或者低效。现在社会上多是质疑科学家为何不愿意做科普，其实，这么说有失公允，毕竟科学家充其量只是整个科普传播结构中的一环而已，科普效果不好有多种原因：也许是传播渠道不畅、传播平台匮乏、或者传播受众出现问题等。因此，把板子都打在科学家的屁股上是不公平的。笔者这几年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发现其中有一个环节在很多时候被有意或无意地悬置起来，那就是传播渠道问题。众所周知，科普内容对社会公众而言，其关注度远不如八卦新闻吸引人们的眼球，因此，各种传媒与平台也多是嘴上说重视科普，真要让他们拿出宝贵的版面空间、播出时间来安排科普，其艰难度也是不可想象的。相信写过科普的科技工作者大多有此体验，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科学家来负吗？显然不合理。再来说说科普的受众问题，他们是科普内容的最终消费者，他们需要科普吗？从长期来看，当然需要，就短期而论则未必。公众大多是秉承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理念，他们或是出于切实需要、或是个人谈资兴趣才去读科普。因此，判定他们是否会主动喜欢科普，管理者在很多时候往往都是凭主观感受做判断，认为公众需要这种高大上的科普，问题是这种主观判断往往缺乏事实根据。笔者曾给中国科普研究所的微信公共账号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即当下公众的需求是多元化的，而科普内容仅仅是公众精神需求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下科普内容的供给相对于当下的真实需求而言即便不是饱和的，但也绝不是短缺。为此，笔者曾提出建议：科学传播的变革：从窄内容向宽内容的转变。就是想解决科普受众的多元化需求问题。虽然目前中国公众对科普内容的需求并不旺盛，但就社会发展阶段的整体要求而言，我们提供的优质科普内容远远不够，因此，在优质科普内容短缺的危机爆发之前，为整个社会与未来储备充足的优质科普存货，就是一个渐趋成熟的社会必须提早做准备的基础性工作。因为，任何优质的科普内容都是经过长时间辛勤努力才能做出来的，一旦短缺出现是很难在短时间内高质量作出来的。而且，科普内容相当于一个社会的知识蓄水池，没有人知道这池知识之水到底滋润了多少干旱的心灵？社会的文明程度就是建基于这些隐而不显的知识储备基础之上的。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次在遇到疑难问题时到网上去寻找答案的场景，相信不难明白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维基百科就是非常成功的知识普及典范，分散化的知识，不仅方便大众的查找，也为创造者提供了知识传播的可靠平台，极大地满足了社会中多元化的精神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创建一个由国家组织的免费网上知识百科，其价值不知要比那些用假大空包装起来的所谓重大项目的意义大多少倍。 有了上述对科普运行机制的分析，我们来回答文章开头时提出的三个问题。科学家之所以不愿意做科普，原因有三：其一，中国的科技评价体系重视科技共同体的内部承认，无形中把研究活动分为高级与低级，从事科研，发现未知（以真理的名义）被看作是高级科研活动，相反，那些把已有研究成果向社会成功推广并被社会所承认看做是低级科研活动，因此，大多处于科研活跃期的科学家不能忍受这种选择带来的机会成本以及同行的蔑视，故而放弃做科普这种无用功；其二，科研活动是一种工作，科普活动也是一种工作，同样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但两者之间在收益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对称现象，故而没有人愿意作这种赔本的买卖。第三，高质量的科普工作也是需要知识准入门槛的，不是谁都能做的。因而，即便有一些科学家想做一些科普工作，但往往苦于无法有效表达出来，即便表达出来了效果也差强人意。只要回忆一下几个月前记者柴静所做的关于雾霾视频，其所达到的科普效果就是很多科学界人士达不到的。中国的教育体系是一个长期轻视人文社会科学的无脑知识传送带体系，这就不可避免地造就一批拥有丰富科技知识的匠人，而不是大师，更谈不上多少人文关怀。在这种缺失的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对于科普就面临一种尴尬处境：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这是我们长期畸形教育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我们不得不为荒谬付出的代价。有如此三条原因，科学家如何还愿意从事科普呢？
那么，科普的难度到底在哪里呢？完成一项高质量的科普工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套用翻译界前辈林纾先生的名言“信、达、雅”标准，科普作品同样有此要求，排在首位的一定是内容的可信性，这是所有科普作品的生命线。如何把高深的前沿科学问题，非常清晰准确地表达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涉及到在保证内容准确性的前提下的转译工作，即把艰深、晦涩的科学内容转译成能被公众接受的通俗易懂的语言而又不丧失其核心内容，并流畅地表达出来，这可不是简单的工作。至于“雅”则是一种更高的审美要求。笔者曾对科普作品的质量进行过分类：三流科普作品，仅具有“信”的最低品质要求；二流科普作品能够满足“信、达”的品质要求；一流的科普作品则要求“信、达、雅”三种品质同时兼备。我们市面上的科普作品的品相大多在三流与二流之间，鲜有一流的科普作品，究其原因皆在于，这要求写作者既具有高深的专业知识，同时，又具有很好的艺术修养功底，基于此，才能创作出“信、达、雅”品相俱佳的一流科普作品。具备这些能力的科学家又有多少呢？即便有这份能力，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创作的科普作品既不能获得应有的承认（内部承认），又不能换得匹配的收益回报，选择这种行为是非理性的，也是得不偿失的。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下科学家不喜欢从事科普工作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如何解决优质科普作品供给不足的现状呢？答案显而易见：增加科普作品的生产规模。难点在于谁来生产优质科普作品呢？曾有学者提议：科普“脱困”不妨多点众创思维。对此，笔者是不同意的。问题的根源在于用众创思维去做科普，虽然能短期内解决市场供给不足的问题，但面临一个更难处理的质量问题。由于参与众创的“草根”们水平参差不齐，他们做出来的科普作品质量谁来把关？而且一些错误观念一旦散播出去，很难清零。就比如，医疗方面的科普，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要用到的知识，它的撰写必须由专业人士来完成，否则一旦出现错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宁愿高质量的科普作品少一些，也不愿看见那些漏洞百出、错误频发的劣质科普作品危害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明确，科普作品必须由专业科技工作者来完成，这是社会分工造成的必然结果，没有歧视的意思，这是专业精神的要求，也是科技工作者对于社会的责任。
既然科普作品要由专业科技工作者来提供，而科普工作又面临承认与收益的双重不对称困境，那么到底该由谁来提供呢？笔者认为，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科普作品要由以下三类科技工作者来提供：其一，承担重大前沿项目的科技工作者。因为，项目经费是由纳税人提供的，因此，他有责任以通俗的方式回馈社会的资助与关切。这些科技工作者能够获得重大项目，直接肯定了其学术水准，这就为科普工作的可信性提供了初始保证，为了督促这些科技工作者履行这份契约，需要改变当下的考评体系，采取连带制，即获得重大项目必须提供一定比例的科普工作，由此才能结题。因为重大项目的获得者已经获得了共同体内部的承认以及可观的收益回报，因此，必须完成这项附带任务。从长远来讲，科学家们必须尽早意识到向公众介绍自己工作的深远影响，这也是科技界为未来实行公共财政时所要做的未雨绸缪式的准备。否则，公众凭什么资助你的计划并对你的项目进行投资与投票呢？其二，那些已经告别科技前沿的老科学家，他们既有知识与经验又有闲暇时间，完全可以发挥知识的余热；第三，改变当下扭曲的承认与收益不对称现象，加快扶持与培养一批专业的科普人才，这也是改变科普困境的治本之策。
从历史上看，科学是一项年轻的事业，它必须能够把当时的最聪明的人群吸引到这个行列，这样才能保证这项事业后继有人并总是充满激情与朝气；另外，科普工作也是科学争取获得社会认同与支持，并提升社会整体福祉的工作，积极培养与营造公众理解科学的环境，才是科学可持续发展的最有力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科普工作已经到了成为科学家们职责所系而非友情客串的阶段。哲学家杜兰特曾说：只要有贫穷，就会有神灵。同理，没有高质量的科普，就会有花样繁多的垃圾科学，从而危害真正的科学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