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译者说：
美国大学申请是一个很繁琐很有压力的过程。各个大学招生都要看一个“完整”的人，包括学校成绩、标准化成绩、老师推荐信、课外活动、面试、性格、写作等，准备过程要很多年。而且最郁闷的是即使你很优秀、年轻、聪明，也没有谁保证你可以去哈佛之类的名校。原因很简单：全世界最聪明最优秀的人都要去那里，竞争很激烈。
我有幸在2010年12月被斯坦福大学提前录取。据说斯坦福在海外的录取率是全美第二低，第一低的是哈佛。但即使是这样，也并不表示我去哈佛的可能性就大了。事实上，我的申请表交了两个月（跟中国大学不一样，这里可以继续申请其他学校），连面试的通知都没收到（虽然哈佛说不是每个人都需要面试，但是有总比没有好）。顺便废话一下，斯坦福没面试就要我了，不过那是因为斯坦福没有校友面试这一环。
美国大学的面试多数是由它们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校友进行，他们都是自己抽时间义务为学校与申请者见面攀谈，写一份报告给招生办。他们对最终决定没有发言权，只是为学校提供更多信息，让招生处更了解申请者。
我前些天参加耶鲁大学的面试，分给我的校友是一个很和善的美籍日本人，学文学却从事近20年的金融工作，那是一场很轻松的闲聊。回家后随手翻到一个哈佛面试官写的这篇文章。语言简单清新，除了亲切之外让我很有感触。
年轻、聪明、有才又进不了哈佛，所以呢？
几个月前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面试了今年分给我的最后一个哈佛的申请者。等我说过再见，看着她和她母亲坐的车开远，我到我住的街尽头的海边去跑步。
那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冬日，明亮，阳光，冷。潮起，浪涛很高。整个海滩上只有我一个人。我跑着，想着我每面试完一个申请者就想的一件事：又一个美丽的聪明的优秀的去不了哈佛的孩子。
在这过去的十年里我大概面试了40个申请者。他们是我与母校唯一的维系：我从来没去过同学会或者哈佛的橄榄球比赛；而从1970年毕业算起我对母校的捐赠总额也没超过4位数。
这十年中，无论我对申请者的推荐信写得有多光鲜，在这40个人里只有一个小女孩进了，很多很多年以前。我从来没把这件事告诉那些激动的穿得漂漂亮亮来面试的高三学生。他们的压力已经很大了，他们比谁都清楚进哈佛的竞争有多激烈。
在我跟他们见面时，他们对如何应付面试如何表现得优异如何进名校这一套东西已经很老练。有的孩子之前在谷歌里面查我的资料，因为他们觉得了解面试官会提高他们的录取率。在面试后，很多孩子亲手写感谢信给我，诉说他们有多喜欢跟我见面。也许这都是真的。
我以前会为这些努力让我喜欢他们的举动感到沮丧，因为我曾看到我自己的孩子经历同样的折磨。这些举动都很感人。每个人都是如此、如此地努力。
现在我不这样难受了。我义务做面试官的动机在这些年也变了。在我刚开始做面试官时，我的孩子还很小，那时候我觉得也许在他们申请哈佛的时候，我的这些经历可以帮一点点忙。结果发现这根本不是个问题。我现在读大一的大儿子根本就没申请哈佛。我的两个正在读高二的双胞胎也不会申请。
我们当然不是看不起哈佛。即使是我最爱读书的大儿子，也没有足够优异的学校成绩或者标准化考试分数。他标准化成绩太低了，低了足足100多分，虽说35年前我就是拿着同样的分数进的哈佛。
那为什么我还要继续义务面试？因为我总是被这些聪明的进不了哈佛的孩子感动。最近的新闻报道越发悲观。很多包括哈佛在内的常青藤大学拒绝了有史以来最多数量的申请者，而且只会越来越多。但其实对我来说，见到这些马上要被拒绝的学生们却让我为年轻人感到更有信心。他们比在那个年龄的我有出息多了。毫无疑问，无论他们去哪里上学工作，他们都会很优秀。
知道我以前是什么样子，再看到现在的他们，就像亲眼目睹在这35年间发生的很重要的人类进化过程。在我的面试者中，有一个小女孩暑假里每天早上7点前起床乘两个小时火车到一所大学做一整天顶尖的美国航空科研局的失重试验。而我在高中时的科学试验是植物生长：一个烂鞋盒子里放上土，然后让豆子发芽。那些去不了哈佛的孩子们暑假里都在海湾学习海洋生态学，在中美洲为穷人们修房子，在欧洲与五星级乐团一起巡演……我以前在暑假的时候白天跑去为当地管道疏通局挖地沟，晚上跑到公园卖热狗。在倾听他们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想象他们的爸爸妈妈们如何望子成龙地精心教养他们。有个女孩跟我形容她爸爸是怎样让她看2004年的总统布什和国会议员约翰·凯利的竞选演讲，让她叙述她更欣赏谁更喜欢谁，为什么，等等。
到底什么样的孩子进不了哈佛？呵呵，我以前曾面试过一个魄力非常的标准化考试满分男孩。他在夏天做癌症研究；在三个乐团玩两种乐器，自己写歌；在论文里重新设计了他的电脑系统；喜欢烹饪，正在写他的烹饪书，他特别擅长做的一道菜是绿茶清蒸红鲷鱼混面条蛋糕。在他那个年龄，我饿的时候只会拿一片土司蘸点果酱吃。然后我去了哈佛。有的孩子拿10个AP学科（美国大学课程可供中学生提前学和考试），然后全都得了满分5分。我就拿了一个AP学科，还只考了3分。
当然，进化并不表示进步。这些修AP历史的孩子们有专门的教材教他们为了AP考试背什么东西，还有好多好多辅导书和私人辅导老师专门教他们。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只能读最原始的文献。我从来没专门受过这些考试训练。我去考标准化考试之前都不知道标准化长什么样子。我的种子发芽的科学试验，虽然很破，至少全是我一个人做的。我面试的孩子们却在给我形容他们学校如何开发了一个统计系统来帮他们分析试验数据。
我看着这些孩子们，又看着我自己孩子申请大学：虽然他们相对我那时而言是“高度进化”的人类了，但给我三座城池我也不会愿意跟他们换位置。他们现在的压力是如此之大啊。
以前我只会在门口跟来面试的孩子说再见，但自从我的孩子们也到了要上大学的年纪，我会送那些孩子们一路走到他们的车子旁边。他们的家长在车旁等候着。我总会对那些爸爸妈妈说：“多年来你做得很好。你应该为你的孩子骄傲。”
我是真的真的这样认为。虽然这些孩子不会去哈佛。
但我已经不会为他们即将被哈佛拒绝感到难过。当我的四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曾希望其中两三个可以去哈佛。我压他们，推他们，但到了初中毕业的时候，一目了然，我的孩子，至少那对双胞胎就不是那个料。他们不听话、造反。而我必须要学习去接受和认识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人，会成为怎样的人。
然后我理解了，原来我对哈佛的专注并不是我的深度，那只突出了我的狭隘。我成长在一个蓝领的环境，很穷很现实，好好读书上名牌大学是我曾看到的唯一的人生道路。我的四个孩子在中上层的社会长大，他们看看四周，发现有如此多通往成功的道路。我妻子的两个兄弟就曾在普通大学里挣扎着毕业，但现在都有着美好的生活。一个是卖东西的，一个是建筑工人。他们都找到了自己最好的人生之路。他们都懂得什么叫优秀。
那天我就这样在海滩上跑着、沉思着，突然一个声音把我惊醒，“嘿，老爸！老爸！”
是山姆，我那双胞胎中的一个。他可能会去一个不错的州立大学（美国的好大学几乎都是私立大学）。
他穿着泳衣，独自在零下一度的海上冲浪，他是除我之外唯一在那儿的人。“多好的一天呀！”他大喊。
他的快乐溢满了我的心。
原载于2007年4月29日美国《纽约时报》
发稿/田俊 [email protected]
美国大学申请是一个很繁琐很有压力的过程。各个大学招生都要看一个“完整”的人，包括学校成绩、标准化成绩、老师推荐信、课外活动、面试、性格、写作等，准备过程要很多年。而且最郁闷的是即使你很优秀、年轻、聪明，也没有谁保证你可以去哈佛之类的名校。原因很简单：全世界最聪明最优秀的人都要去那里，竞争很激烈。
我有幸在2010年12月被斯坦福大学提前录取。据说斯坦福在海外的录取率是全美第二低，第一低的是哈佛。但即使是这样，也并不表示我去哈佛的可能性就大了。事实上，我的申请表交了两个月（跟中国大学不一样，这里可以继续申请其他学校），连面试的通知都没收到（虽然哈佛说不是每个人都需要面试，但是有总比没有好）。顺便废话一下，斯坦福没面试就要我了，不过那是因为斯坦福没有校友面试这一环。
美国大学的面试多数是由它们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校友进行，他们都是自己抽时间义务为学校与申请者见面攀谈，写一份报告给招生办。他们对最终决定没有发言权，只是为学校提供更多信息，让招生处更了解申请者。
我前些天参加耶鲁大学的面试，分给我的校友是一个很和善的美籍日本人，学文学却从事近20年的金融工作，那是一场很轻松的闲聊。回家后随手翻到一个哈佛面试官写的这篇文章。语言简单清新，除了亲切之外让我很有感触。
年轻、聪明、有才又进不了哈佛，所以呢？
几个月前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面试了今年分给我的最后一个哈佛的申请者。等我说过再见，看着她和她母亲坐的车开远，我到我住的街尽头的海边去跑步。
那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冬日，明亮，阳光，冷。潮起，浪涛很高。整个海滩上只有我一个人。我跑着，想着我每面试完一个申请者就想的一件事：又一个美丽的聪明的优秀的去不了哈佛的孩子。
在这过去的十年里我大概面试了40个申请者。他们是我与母校唯一的维系：我从来没去过同学会或者哈佛的橄榄球比赛；而从1970年毕业算起我对母校的捐赠总额也没超过4位数。
这十年中，无论我对申请者的推荐信写得有多光鲜，在这40个人里只有一个小女孩进了，很多很多年以前。我从来没把这件事告诉那些激动的穿得漂漂亮亮来面试的高三学生。他们的压力已经很大了，他们比谁都清楚进哈佛的竞争有多激烈。
在我跟他们见面时，他们对如何应付面试如何表现得优异如何进名校这一套东西已经很老练。有的孩子之前在谷歌里面查我的资料，因为他们觉得了解面试官会提高他们的录取率。在面试后，很多孩子亲手写感谢信给我，诉说他们有多喜欢跟我见面。也许这都是真的。
我以前会为这些努力让我喜欢他们的举动感到沮丧，因为我曾看到我自己的孩子经历同样的折磨。这些举动都很感人。每个人都是如此、如此地努力。
现在我不这样难受了。我义务做面试官的动机在这些年也变了。在我刚开始做面试官时，我的孩子还很小，那时候我觉得也许在他们申请哈佛的时候，我的这些经历可以帮一点点忙。结果发现这根本不是个问题。我现在读大一的大儿子根本就没申请哈佛。我的两个正在读高二的双胞胎也不会申请。
我们当然不是看不起哈佛。即使是我最爱读书的大儿子，也没有足够优异的学校成绩或者标准化考试分数。他标准化成绩太低了，低了足足100多分，虽说35年前我就是拿着同样的分数进的哈佛。
那为什么我还要继续义务面试？因为我总是被这些聪明的进不了哈佛的孩子感动。最近的新闻报道越发悲观。很多包括哈佛在内的常青藤大学拒绝了有史以来最多数量的申请者，而且只会越来越多。但其实对我来说，见到这些马上要被拒绝的学生们却让我为年轻人感到更有信心。他们比在那个年龄的我有出息多了。毫无疑问，无论他们去哪里上学工作，他们都会很优秀。
知道我以前是什么样子，再看到现在的他们，就像亲眼目睹在这35年间发生的很重要的人类进化过程。在我的面试者中，有一个小女孩暑假里每天早上7点前起床乘两个小时火车到一所大学做一整天顶尖的美国航空科研局的失重试验。而我在高中时的科学试验是植物生长：一个烂鞋盒子里放上土，然后让豆子发芽。那些去不了哈佛的孩子们暑假里都在海湾学习海洋生态学，在中美洲为穷人们修房子，在欧洲与五星级乐团一起巡演……我以前在暑假的时候白天跑去为当地管道疏通局挖地沟，晚上跑到公园卖热狗。在倾听他们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想象他们的爸爸妈妈们如何望子成龙地精心教养他们。有个女孩跟我形容她爸爸是怎样让她看2004年的总统布什和国会议员约翰·凯利的竞选演讲，让她叙述她更欣赏谁更喜欢谁，为什么，等等。
到底什么样的孩子进不了哈佛？呵呵，我以前曾面试过一个魄力非常的标准化考试满分男孩。他在夏天做癌症研究；在三个乐团玩两种乐器，自己写歌；在论文里重新设计了他的电脑系统；喜欢烹饪，正在写他的烹饪书，他特别擅长做的一道菜是绿茶清蒸红鲷鱼混面条蛋糕。在他那个年龄，我饿的时候只会拿一片土司蘸点果酱吃。然后我去了哈佛。有的孩子拿10个AP学科（美国大学课程可供中学生提前学和考试），然后全都得了满分5分。我就拿了一个AP学科，还只考了3分。
当然，进化并不表示进步。这些修AP历史的孩子们有专门的教材教他们为了AP考试背什么东西，还有好多好多辅导书和私人辅导老师专门教他们。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只能读最原始的文献。我从来没专门受过这些考试训练。我去考标准化考试之前都不知道标准化长什么样子。我的种子发芽的科学试验，虽然很破，至少全是我一个人做的。我面试的孩子们却在给我形容他们学校如何开发了一个统计系统来帮他们分析试验数据。
我看着这些孩子们，又看着我自己孩子申请大学：虽然他们相对我那时而言是“高度进化”的人类了，但给我三座城池我也不会愿意跟他们换位置。他们现在的压力是如此之大啊。
以前我只会在门口跟来面试的孩子说再见，但自从我的孩子们也到了要上大学的年纪，我会送那些孩子们一路走到他们的车子旁边。他们的家长在车旁等候着。我总会对那些爸爸妈妈说：“多年来你做得很好。你应该为你的孩子骄傲。”
我是真的真的这样认为。虽然这些孩子不会去哈佛。
但我已经不会为他们即将被哈佛拒绝感到难过。当我的四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曾希望其中两三个可以去哈佛。我压他们，推他们，但到了初中毕业的时候，一目了然，我的孩子，至少那对双胞胎就不是那个料。他们不听话、造反。而我必须要学习去接受和认识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人，会成为怎样的人。
然后我理解了，原来我对哈佛的专注并不是我的深度，那只突出了我的狭隘。我成长在一个蓝领的环境，很穷很现实，好好读书上名牌大学是我曾看到的唯一的人生道路。我的四个孩子在中上层的社会长大，他们看看四周，发现有如此多通往成功的道路。我妻子的两个兄弟就曾在普通大学里挣扎着毕业，但现在都有着美好的生活。一个是卖东西的，一个是建筑工人。他们都找到了自己最好的人生之路。他们都懂得什么叫优秀。
那天我就这样在海滩上跑着、沉思着，突然一个声音把我惊醒，“嘿，老爸！老爸！”
是山姆，我那双胞胎中的一个。他可能会去一个不错的州立大学（美国的好大学几乎都是私立大学）。
他穿着泳衣，独自在零下一度的海上冲浪，他是除我之外唯一在那儿的人。“多好的一天呀！”他大喊。
他的快乐溢满了我的心。
原载于2007年4月29日美国《纽约时报》
发稿/田俊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