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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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电子政务对于公共服务的改善作用得到广泛认可,但是关于其对组织运行的优化效果仍待进一步探究.本文以某国有科研类事业单位为对象,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对该单位实施办公电子化之后的组织调适进行历时性考察.研究发现可以概括为电子政务悖论:以促进组织运行效率和安全性为目标的电子政务,不必然导致效率的提升,反而可能带来安全风险的累积.研究还揭示了在信息技术全面嵌入的条件下组织调适的边界:在工作推进过程中,部门内部会出现组织实际运行与正式制度相分离的情况,但观念与利益的差异令该情况难以跨越部门边界而稳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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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电子政务对于公共服务的改善作用得到广泛认可,但是关于其对组织运行的优化效果仍待进一步探究.本文以某国有科研类事业单位为对象,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对该单位实施办公电子化之后的组织调适进行历时性考察.研究发现可以概括为电子政务悖论:以促进组织运行效率和安全性为目标的电子政务,不必然导致效率的提升,反而可能带来安全风险的累积.研究还揭示了在信息技术全面嵌入的条件下组织调适的边界:在工作推进过程中,部门内部会出现组织实际运行与正式制度相分离的情况,但观念与利益的差异令该情况难以跨越部门边界而稳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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