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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内政治文化的形成、传播、继承主要是通过政治社会化来实现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需要深刻理解政治社会化和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明晰政治社会化与党内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当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认同感降低、传播僵化、经济利益多样化、思想文化多元化等内外部因素制约。可通过有意识地协调家庭、学校、大众传播媒介和社会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媒介手段密切配合，形成良性的、完整的政治社会化系统过程，推进党的政治建设。
关键词：政治社会化;党内政治文化;媒介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9）12-0057-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17BZZ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尹学朋（1978-），男，安徽淮南人，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政党治理;张建辉（1991-），男，河南驻马店人，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政治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把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内在动力，明确提出“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1]。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2]。当前学界对党内政治文化的研究热情高涨，其研究成果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和理论启示，但是对提高党内政治文化实效性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基于此，本文从政治社会化视域，深入研究当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探索新形势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路径，以切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一、理论阐释：政治社会化与党内政治文化
（一）政治社会化内涵
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国行为主义科学发展，尤其跨学科互相渗透，政治社会化逐渐成为一个研究术语。1958年，戴维·伊斯顿和罗伯特·海斯在《政治社会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最先对政治社会化问题展开了专门研究。1959年，赫伯特·海曼在《政治社会化：政治行为的心理研究》一书中，首次从政治心理出发系统地论述了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此后，政治社会化相关研究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纳入视野。例如，格林斯泰因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正式负责教育的机构有目的有计划地对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和政治习惯的灌输。”[3]KP兰顿认为：“政治社会化是社会的一代向下一代传递其政治文化的方式。”[4]阿尔蒙德和鲍威尔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5]91从中我们发现，西方学者普遍把政治社会化看成人们养成其政治倾向、态度和行为的发展过程，而忽略政治文化服务于政治统治的阶级属性。
实际上，“在任何社会，政治社会化过程都是在一定的阶级目的和政治目的的指导下展开的，都是为统治阶级政治统治服务的。” [6]因为取得政权地位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秩序需要，均试图通过各种形式把自身特殊利益演绎和提升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利益，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7]。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对“普遍化”现象持批判态度，但是这一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从统治阶级政权合法性等角度来分析政治社会化问题。因此，用中国话语理解，“政治社会化即是政治教育培训过程，是一定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政治统治，通过一定的渠道将其政治文化传授给其社会成员的过程。”[8]总体上讲，政治社会化具有如下一些特征：第一，政治社会化是一个长期的持续不断的过程。这就意味着这一过程并不是在某个阶段一次性完成的，而是贯穿于个体的一生，而且还是一代接一代的一个不断延续的过程。第二，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成员和政治体系的双向互动过程。就个体成员而言，主要是能动的有选择的学习政治文化过程，通过政治社会化形成自己特定的政治观念和情感意识。就政治体系而言，政治社会化则是根据其自身的政治需要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政治行为，从而贯彻实施自身的政治意图。社会成员和政治体系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第三，从方式上讲，政治社会化具有传播媒介多样性的特点。这主要表现为，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有家庭、学校、社会团体、大众传媒、社会政治组织和其他组织等多种传播媒介。
（二）党内政治文化内涵
政治文化也是伴随美国行为主义科学兴起而发展的产物。1963年，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公民文化》一书中对政治文化作出了界定，认为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所指的就是“特定的政治取向——對于政治体系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对于在该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9]。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政策》一书中，政治文化进一步被定义为“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5]29。在一定时空范围的民族具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10]无产阶级政治文化是对人类历史上优秀思想和文化成果的继承发展，但是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11]。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文化形态。首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对于党员如何认识政治起着思想上的规范作用，而且对党员的政治行为起着支配作用。其次，在较低层面，党内政治文化主要表现为广大党员对我们党所具有的政治信仰、政治认识和政治情感等。这些政治心理因素影响党员对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的认知。第三，政治思想对政治心理意识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政治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强制的规范形式。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是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其特质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 （三）政治社会化与党内政治文化的关系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每一个人来说，党内政治文化的获得和政治行为的产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党员在既有的党内政治文化的长期熏陶下，通过认识和学习而形成的，我们用政治社会化来称呼这一学习的过程。也就是说，党内政治文化的形成、传播、继承主要是通过政治社会化来实现。对于我们党来说，能否正确地将党内政治文化传递给下一代人，保持一种稳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党的稳定和发展。政治社会化过程是在我们现有的党内政治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正是通过不断对党员个人的灌输、传递，使得党内政治文化得以维持和延续下去。上一代人通过一定的政治社会化途径和媒介，把既有的党内政治文化传递给下一代，下一代经过一定的政治实践，根据世情和时情，根据自己的利益要求，部分地逐渐地改变党内政治文化，从而创造出新的党内政治文化，实现党内政治文化的更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必要条件，事关统揽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对于我们党能否承载起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意义重大。
二、问题与挑战：影响当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内外部因素
我们党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了大量的优秀党内政治文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当前，我们党内政治文化的发展态势总体上是良好的，但是随着社会大环境的逐渐变化，一些内外部因素制约着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
（一）党内政治文化认同感降低
当前，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而我们党内政治文化的更新在某种程度上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因而难以及时对这些情况给予有效的解释和回应，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一些党员对党内政治文化的认同与参与，进而有可能对其产生质疑，甚至产生排斥的心理。伴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党内成员个体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以前那种易于接受党内政治文化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了。再加上个别领导干部过度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行为，被扭曲的个人意识极度膨胀，在一定范围内和某些方面出现了一种无视党内政治秩序的现象。于是，各种思想和意识趁虚而入，意图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和空间，党内政治文化的认同度逐渐降低，对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构成了威胁。
“曾经被认为是绝对的、普遍的、永恒的，或者被盲目接受的规范和真理，正在受到人们的质疑。这似乎成了我们时代的特征。根据现代的思想和考察，过去曾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却被人们宣布为需要得到论证和证明。”[12]我们党过去这么多的党内政治文化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能满足党员个人的愿望和渴求。由于网络的迅速发展，获取信息的渠道和途径更加多样和丰富，党员个人开始更多地思考、比较与鉴别，仅仅依靠党组织内部单方面的宣传说教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形势。党内政治文化要获得高度认同，要让人们接受，就要给党员个体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在利益满足和情感归属这两个方面下功夫。
（二）党内政治文化传播方式僵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党宣传党内政治文化往往过于程式化、八股化，甚至教条化，硬性灌输多、理性分析少，停留在中高层领导干部多、深入到普通党员的层面少，而且讲究形式的多、追求实际效果的少。党内政治文化传播方式僵化，尤其在今天网络传媒比较发达的时代更为明显。党内政治文化应具有继承性和延续性，但继承性和延续性应该体现在对党内政治文化原则的继承和延续上，而不应当是在传播方式的继承和延续上，否则，就容易因宣传话语的僵化而导致党内政治文化本身给人以僵化的印象，致使其影响力大大降低。此外，党内政治文化引导党员的方式和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不能够满足党员的心理需求。作为党内政治文化的接受者，党员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的需要和利益来决定的，只有契合党员个人实际需要的信息才会更容易被接受，进而渗透到党员的意识、习惯和日常生活当中。但长期以来，党内宣传机构掌握着话语权，主宰着意识形态话语的产生、传播。在传播政治文化的时候，更多使用的是控制式和劝导式话语，而不是对话式话语。其忽视甚至漠视了普通党员对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解，因而无力增强党内政治文化的吸引力与渗透力。在宣传传播党内政治文化的时候空话、套话、大话比较多，更多的是以一种说教的方式进行，联系实际情况缺乏，导致党内政治文化传播空泛化。简单的说教宣传会扩大党内政治文化和党员个人之间的距离，使他们降低对党的政治思想的认同度。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把握住党内政治文化本身的特点和规律，造成传播效果差;缺乏对党员个体利益诉求的互动沟通，导致影响范围及力度小;对党内政治文化效果的分析与反馈缺乏，严重削弱党内政治文化的影响力。
（三）经济利益多样化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利益多元已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现实。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为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广阔的前景，同时，转型中的不确定因素也使党的政治文化建设面临挑战。党内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最终都要受到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市场经济背景下，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获得了极大提高，这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支撑，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摆脱了地域、身份、血缘等传统政治观念的束缚，增强了人们政治社会化过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处在转型中的社会，其资源配置和流向发生了变化，社会的利益格局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利益诉求等越来越多样化。这些经济基础中的变化最终都会反映到思想意识中、反映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当中。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公有制“一统天下”，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别较小。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物质极大丰富，却也导致了贫富差距的加大。更为严重的是，党内出现了“钱权交易”及种种权力寻租行为，政治文化领域出现“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13]。有些党员以及领导干部经受不住物质诱惑，把市场经济体制的商品交换原则运用到党内政治生活或工作中来，极大地影响了其他党员个体对党内政治文化的认同。正如诺思所说，“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觀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对收入分配的‘恰当’评价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观点。”[1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平、民主、法治、参与、开放等观念深入人心，人们的主体意识渐趋强烈。党员个体不再像以前那样盲从党内政治文化，开始站在个人的立场去评价政治现实，这使得党内政治文化以往强大的“工具”功能和权威性受到削弱。 （四）思想文化多元化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制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中国社会中，各种思想文化开始浮出水面，这些思想文化反映了一定群体的特定利益，这些并存的多元文化冲击了党内政治文化的领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引入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从而使现代西方政治文化流入中国，其中像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新左派等思想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影响较大。这些思想部分契合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基础，无论是其中的精华还是糟粕，都作为一种思想文化沉淀下来，在现实生活中为自己寻找继续存在的合法形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内的主导政治文化，由于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党内政治文化的整合作用受到了冲击，存在一些非主导的政治文化因素，“在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基本态度、信仰和感情等方面，明显同主导政治文化取向有异质性和离心性倾向。”[15]不可否认，政治文化的多样化带来了文化的交流、思想观念的碰撞和交流，有助于吸收借鉴其中有益的部分来完善党内政治文化。然而多元文化对党内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则动摇了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影响了人们学习、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削弱了我们党的政治建设效果。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受多元文化的冲击，在政治生活中倾向于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盲目崇拜西方所宣扬的价值观念，怀疑和否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严重污染了党内政治生态。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社会政治文化的内容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
三、继承与发展：新时代政治社会化中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路径
党的政治建设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永恒课题。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党长期持续执政的生命线，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政治社会化是加强和改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对于在实践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社会化贯穿一个人的一生，复杂而又漫长，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内涵。在党内成员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需要借助一定的桥梁和媒介来实现。社会成员通过一定教育手段和传媒方式成为“合格”的公民，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讲的“赋予思想以普遍性”的过程。
（一）家庭是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培育摇篮
家庭是社会成员最初感知世界、影响最为直接的政治社会化传播媒介。作为社会成员遇到的第一个政治社会化媒介，其影响力是深远而持久的。早期的家庭教育形成了儿童最初的价值观，之后的生活经历可能使一部分发生演化和变化，但另一些可能作为政治自我的一部分而贯穿社会成员的一生。在家庭生活中，成员可以随意地就任何政治问题进行自然的交流，突出优势就是父母对于儿童的教育具有极大的真实性和便利性，儿童也往往在父母的影响下感同身受。虽然政治教育并不是家长教育子女的主要内容，但父母的言行无疑会给子女们带来许多影响，比如对政治的基本观点、对政治事务的态度、对国家及其领导人的评价和情感、对政党的态度，等等。“相当多的事实表明，感情倾向常常在人生早期形成，并且在面临新的经历时表现出相当大的持久力。”[5]82儿童通过直接模仿和心理体验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家长的政治文化倾向。
在党内政治文化的社会化建设过程中，家庭的主要影响就是增加儿童对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利于政治体系的维持。如果父母本身是共产党员，其对儿童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和重要。改善党员的家庭环境对于党内政治文化的传播作用非常明显。一方面，家长通过提升其作为一个党员的品行修养，重视子女的家庭教育，既有利于儿童本身良好政治行为的养成，也有利于党内政治文化的社会化。另一方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家庭利益得失对政治社会化实际效果有很大的影响。习近平也非常注重中国共产党人的“家训、家规、家风”教育，“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 [16]从诸多落马官员案例中可以窥见，不少搞“夫妻店”“父子兵”“兄弟连”裙带关系，腐化的“温室”就是家族，败坏家风成为腐蚀共产党人廉洁自律堡垒的重要因素。这说明，家庭教育在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过程中影响深远。
（二）学校是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关键环节
儿童脱离家庭后所进入的第一个专门的社会化机构就是学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家庭作为影响政治社会化的因素作用逐渐下降，而学校在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明显加强。学校是青少年学习政治文化的主要公共机构，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的重要来源。近5年（2013—201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数据表明，发展学生党员在本年度发展党员总数所占比例虽然逐渐减少，但是这一比例一直维持为35%以上（见下表）。由于入党数量有限，很多大学生虽然暂时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但是在这阶段学生大都提交入党申请书表达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渴望。学校拥有其特定的教育资源和政治资源，有助于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顺利实施，增进党内成员的凝聚力，巩固拓展在家庭中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倾向。
作为实现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一个重要领域，学校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具有系统性和高度组织性等特点。当前，学校实现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两种。正规教育指的是学校通过正式开设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课程和所组织的政治活动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非正规教育指的是学校存在的政治文化环境对学生的熏陶和影响。“学校通过各种活动向学生灌输特定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态度，强化其对政治體系的情感，并对学生进行各种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的培训，支持、扩大或改变青少年最初在家庭生活中所确立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17]另外，学校还存在一些团体组织，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辅助团体，学生们加入团体当中，通过学习了解组织和制度等，有助于加强和巩固所接受的正规教育。学校通过系统化的、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化培训，有效实现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和传播。 （三）大众传播媒介是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展示平台
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实现过程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的理论说服力，另一方面又取决于其自身的传播影响力。党内政治文化的传播影响力的增加主要依靠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既包括广播、报纸、书籍、电视等传统媒体，又包括网络等新兴传播媒体。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知识信息借助各种各样的方式传播于整个社会。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为829亿，其中手机网民占比达986%，互联网普及率达596%。习近平指出，“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就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18]
进入新时代，通过时时刻刻存在的信息传递，大众传播媒介成为民众接触、了解政治事件最主要的渠道。各种传播媒介持续地向公众输送政治文化，以及对政治文化的分析与评价。要想有效推进党内政治文化的社会化，首要的就是党管媒体。通过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方式和内容进行严格审查和管理，及时清除其中的不良因素，有效促进党内政治文化的社会化。而党要管好媒体，建设一支坚持党性的媒体队伍是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基本条件。优秀的媒体工作者是推進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重要力量，其在提升党员对党内政治文化的认同度、吸引和凝聚党员的向心力方面作用显明。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党内政治文化通过广泛传播与交流，使其不断实现新的发展，其主导地位得以稳固。
（四）社会政治组织是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核心保障
形形色色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如工会、职业协会、社团、政党等，都是文化社会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而“社会政治组织是由为了某种政治目的的社会成员组成的。通过宣传组织的主张、信仰来影响社会成员的政治倾向，通过组织活动向其成员传播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培养成员特定的政治文化”[19]。在社会政治组织中，政党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尤为突出，也是现代社会实现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党组织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是实现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宣传党内政治思想和文化，经由组织系统对党内成员进行政治教育和组织训练，规范党员的行为，动员党员为实现党的政治目标积极工作，从而实现党内成员的政治社会化。在庄严、严肃的入党仪式上，党员就可以初步感受到党内政治文化的特殊氛围。我们党拥有优良的党内政治文化传统，主要通过提高政治社会化程度，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党组织就是实现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主要力量，也即是说加强党内成员对党内政治文化的认同度，离不开制度与环境这两方面的因素。党内政治文化是植根于党内政治生态的一种文化氛围，政党通过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从而实现对党内政治文化的涵养与建设。
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法规制度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党内政治文化外化于党内法规制度之外，形成了党内法规制度的外在环境;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内化于党内法规制度之中，构成了党内法规制度的内在精神。政党通过设计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实现党内政治文化的形成、传播、继承。党内政治文化的积极推进既需要良好的政治生态，也需要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另外，“在培养党员的领导能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可以在党员中建立起一种相信党具有远大目标以及能实现远大目标的能力，从而巩固组织的凝聚力。”[20]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要主动适应信息时代党员队伍新变化，创新党组织活动内容方式，从而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
结语
总之，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中，不同媒介共同促成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形成、传播、继承。但是，这些媒介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各有其本身的优势和限制，应通过协调家庭、学校、大众传播媒介和社会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媒介手段密切配合，形成良性的、完整的政治文化社会化系统，不断推进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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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亚茹】
关键词：政治社会化;党内政治文化;媒介
中图分类号：D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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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尹学朋（1978-），男，安徽淮南人，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政党治理;张建辉（1991-），男，河南驻马店人，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政治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把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内在动力，明确提出“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1]。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2]。当前学界对党内政治文化的研究热情高涨，其研究成果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和理论启示，但是对提高党内政治文化实效性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基于此，本文从政治社会化视域，深入研究当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探索新形势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路径，以切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一、理论阐释：政治社会化与党内政治文化
（一）政治社会化内涵
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国行为主义科学发展，尤其跨学科互相渗透，政治社会化逐渐成为一个研究术语。1958年，戴维·伊斯顿和罗伯特·海斯在《政治社会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最先对政治社会化问题展开了专门研究。1959年，赫伯特·海曼在《政治社会化：政治行为的心理研究》一书中，首次从政治心理出发系统地论述了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此后，政治社会化相关研究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纳入视野。例如，格林斯泰因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正式负责教育的机构有目的有计划地对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和政治习惯的灌输。”[3]KP兰顿认为：“政治社会化是社会的一代向下一代传递其政治文化的方式。”[4]阿尔蒙德和鲍威尔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5]91从中我们发现，西方学者普遍把政治社会化看成人们养成其政治倾向、态度和行为的发展过程，而忽略政治文化服务于政治统治的阶级属性。
实际上，“在任何社会，政治社会化过程都是在一定的阶级目的和政治目的的指导下展开的，都是为统治阶级政治统治服务的。” [6]因为取得政权地位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秩序需要，均试图通过各种形式把自身特殊利益演绎和提升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利益，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7]。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对“普遍化”现象持批判态度，但是这一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从统治阶级政权合法性等角度来分析政治社会化问题。因此，用中国话语理解，“政治社会化即是政治教育培训过程，是一定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政治统治，通过一定的渠道将其政治文化传授给其社会成员的过程。”[8]总体上讲，政治社会化具有如下一些特征：第一，政治社会化是一个长期的持续不断的过程。这就意味着这一过程并不是在某个阶段一次性完成的，而是贯穿于个体的一生，而且还是一代接一代的一个不断延续的过程。第二，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成员和政治体系的双向互动过程。就个体成员而言，主要是能动的有选择的学习政治文化过程，通过政治社会化形成自己特定的政治观念和情感意识。就政治体系而言，政治社会化则是根据其自身的政治需要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政治行为，从而贯彻实施自身的政治意图。社会成员和政治体系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第三，从方式上讲，政治社会化具有传播媒介多样性的特点。这主要表现为，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有家庭、学校、社会团体、大众传媒、社会政治组织和其他组织等多种传播媒介。
（二）党内政治文化内涵
政治文化也是伴随美国行为主义科学兴起而发展的产物。1963年，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公民文化》一书中对政治文化作出了界定，认为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所指的就是“特定的政治取向——對于政治体系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对于在该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9]。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政策》一书中，政治文化进一步被定义为“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5]29。在一定时空范围的民族具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10]无产阶级政治文化是对人类历史上优秀思想和文化成果的继承发展，但是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11]。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文化形态。首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对于党员如何认识政治起着思想上的规范作用，而且对党员的政治行为起着支配作用。其次，在较低层面，党内政治文化主要表现为广大党员对我们党所具有的政治信仰、政治认识和政治情感等。这些政治心理因素影响党员对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的认知。第三，政治思想对政治心理意识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政治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强制的规范形式。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是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其特质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 （三）政治社会化与党内政治文化的关系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每一个人来说，党内政治文化的获得和政治行为的产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党员在既有的党内政治文化的长期熏陶下，通过认识和学习而形成的，我们用政治社会化来称呼这一学习的过程。也就是说，党内政治文化的形成、传播、继承主要是通过政治社会化来实现。对于我们党来说，能否正确地将党内政治文化传递给下一代人，保持一种稳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党的稳定和发展。政治社会化过程是在我们现有的党内政治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正是通过不断对党员个人的灌输、传递，使得党内政治文化得以维持和延续下去。上一代人通过一定的政治社会化途径和媒介，把既有的党内政治文化传递给下一代，下一代经过一定的政治实践，根据世情和时情，根据自己的利益要求，部分地逐渐地改变党内政治文化，从而创造出新的党内政治文化，实现党内政治文化的更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必要条件，事关统揽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对于我们党能否承载起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意义重大。
二、问题与挑战：影响当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内外部因素
我们党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了大量的优秀党内政治文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当前，我们党内政治文化的发展态势总体上是良好的，但是随着社会大环境的逐渐变化，一些内外部因素制约着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
（一）党内政治文化认同感降低
当前，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而我们党内政治文化的更新在某种程度上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因而难以及时对这些情况给予有效的解释和回应，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一些党员对党内政治文化的认同与参与，进而有可能对其产生质疑，甚至产生排斥的心理。伴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党内成员个体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以前那种易于接受党内政治文化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了。再加上个别领导干部过度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行为，被扭曲的个人意识极度膨胀，在一定范围内和某些方面出现了一种无视党内政治秩序的现象。于是，各种思想和意识趁虚而入，意图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和空间，党内政治文化的认同度逐渐降低，对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构成了威胁。
“曾经被认为是绝对的、普遍的、永恒的，或者被盲目接受的规范和真理，正在受到人们的质疑。这似乎成了我们时代的特征。根据现代的思想和考察，过去曾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却被人们宣布为需要得到论证和证明。”[12]我们党过去这么多的党内政治文化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能满足党员个人的愿望和渴求。由于网络的迅速发展，获取信息的渠道和途径更加多样和丰富，党员个人开始更多地思考、比较与鉴别，仅仅依靠党组织内部单方面的宣传说教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形势。党内政治文化要获得高度认同，要让人们接受，就要给党员个体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在利益满足和情感归属这两个方面下功夫。
（二）党内政治文化传播方式僵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党宣传党内政治文化往往过于程式化、八股化，甚至教条化，硬性灌输多、理性分析少，停留在中高层领导干部多、深入到普通党员的层面少，而且讲究形式的多、追求实际效果的少。党内政治文化传播方式僵化，尤其在今天网络传媒比较发达的时代更为明显。党内政治文化应具有继承性和延续性，但继承性和延续性应该体现在对党内政治文化原则的继承和延续上，而不应当是在传播方式的继承和延续上，否则，就容易因宣传话语的僵化而导致党内政治文化本身给人以僵化的印象，致使其影响力大大降低。此外，党内政治文化引导党员的方式和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不能够满足党员的心理需求。作为党内政治文化的接受者，党员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的需要和利益来决定的，只有契合党员个人实际需要的信息才会更容易被接受，进而渗透到党员的意识、习惯和日常生活当中。但长期以来，党内宣传机构掌握着话语权，主宰着意识形态话语的产生、传播。在传播政治文化的时候，更多使用的是控制式和劝导式话语，而不是对话式话语。其忽视甚至漠视了普通党员对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解，因而无力增强党内政治文化的吸引力与渗透力。在宣传传播党内政治文化的时候空话、套话、大话比较多，更多的是以一种说教的方式进行，联系实际情况缺乏，导致党内政治文化传播空泛化。简单的说教宣传会扩大党内政治文化和党员个人之间的距离，使他们降低对党的政治思想的认同度。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把握住党内政治文化本身的特点和规律，造成传播效果差;缺乏对党员个体利益诉求的互动沟通，导致影响范围及力度小;对党内政治文化效果的分析与反馈缺乏，严重削弱党内政治文化的影响力。
（三）经济利益多样化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利益多元已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现实。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为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广阔的前景，同时，转型中的不确定因素也使党的政治文化建设面临挑战。党内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最终都要受到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市场经济背景下，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获得了极大提高，这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支撑，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摆脱了地域、身份、血缘等传统政治观念的束缚，增强了人们政治社会化过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处在转型中的社会，其资源配置和流向发生了变化，社会的利益格局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利益诉求等越来越多样化。这些经济基础中的变化最终都会反映到思想意识中、反映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当中。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公有制“一统天下”，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别较小。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物质极大丰富，却也导致了贫富差距的加大。更为严重的是，党内出现了“钱权交易”及种种权力寻租行为，政治文化领域出现“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13]。有些党员以及领导干部经受不住物质诱惑，把市场经济体制的商品交换原则运用到党内政治生活或工作中来，极大地影响了其他党员个体对党内政治文化的认同。正如诺思所说，“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觀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对收入分配的‘恰当’评价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观点。”[1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平、民主、法治、参与、开放等观念深入人心，人们的主体意识渐趋强烈。党员个体不再像以前那样盲从党内政治文化，开始站在个人的立场去评价政治现实，这使得党内政治文化以往强大的“工具”功能和权威性受到削弱。 （四）思想文化多元化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制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中国社会中，各种思想文化开始浮出水面，这些思想文化反映了一定群体的特定利益，这些并存的多元文化冲击了党内政治文化的领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引入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从而使现代西方政治文化流入中国，其中像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新左派等思想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影响较大。这些思想部分契合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基础，无论是其中的精华还是糟粕，都作为一种思想文化沉淀下来，在现实生活中为自己寻找继续存在的合法形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内的主导政治文化，由于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党内政治文化的整合作用受到了冲击，存在一些非主导的政治文化因素，“在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基本态度、信仰和感情等方面，明显同主导政治文化取向有异质性和离心性倾向。”[15]不可否认，政治文化的多样化带来了文化的交流、思想观念的碰撞和交流，有助于吸收借鉴其中有益的部分来完善党内政治文化。然而多元文化对党内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则动摇了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影响了人们学习、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削弱了我们党的政治建设效果。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受多元文化的冲击，在政治生活中倾向于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盲目崇拜西方所宣扬的价值观念，怀疑和否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严重污染了党内政治生态。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社会政治文化的内容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
三、继承与发展：新时代政治社会化中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路径
党的政治建设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永恒课题。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党长期持续执政的生命线，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政治社会化是加强和改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对于在实践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社会化贯穿一个人的一生，复杂而又漫长，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内涵。在党内成员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需要借助一定的桥梁和媒介来实现。社会成员通过一定教育手段和传媒方式成为“合格”的公民，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讲的“赋予思想以普遍性”的过程。
（一）家庭是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培育摇篮
家庭是社会成员最初感知世界、影响最为直接的政治社会化传播媒介。作为社会成员遇到的第一个政治社会化媒介，其影响力是深远而持久的。早期的家庭教育形成了儿童最初的价值观，之后的生活经历可能使一部分发生演化和变化，但另一些可能作为政治自我的一部分而贯穿社会成员的一生。在家庭生活中，成员可以随意地就任何政治问题进行自然的交流，突出优势就是父母对于儿童的教育具有极大的真实性和便利性，儿童也往往在父母的影响下感同身受。虽然政治教育并不是家长教育子女的主要内容，但父母的言行无疑会给子女们带来许多影响，比如对政治的基本观点、对政治事务的态度、对国家及其领导人的评价和情感、对政党的态度，等等。“相当多的事实表明，感情倾向常常在人生早期形成，并且在面临新的经历时表现出相当大的持久力。”[5]82儿童通过直接模仿和心理体验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家长的政治文化倾向。
在党内政治文化的社会化建设过程中，家庭的主要影响就是增加儿童对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利于政治体系的维持。如果父母本身是共产党员，其对儿童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和重要。改善党员的家庭环境对于党内政治文化的传播作用非常明显。一方面，家长通过提升其作为一个党员的品行修养，重视子女的家庭教育，既有利于儿童本身良好政治行为的养成，也有利于党内政治文化的社会化。另一方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家庭利益得失对政治社会化实际效果有很大的影响。习近平也非常注重中国共产党人的“家训、家规、家风”教育，“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 [16]从诸多落马官员案例中可以窥见，不少搞“夫妻店”“父子兵”“兄弟连”裙带关系，腐化的“温室”就是家族，败坏家风成为腐蚀共产党人廉洁自律堡垒的重要因素。这说明，家庭教育在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过程中影响深远。
（二）学校是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关键环节
儿童脱离家庭后所进入的第一个专门的社会化机构就是学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家庭作为影响政治社会化的因素作用逐渐下降，而学校在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明显加强。学校是青少年学习政治文化的主要公共机构，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的重要来源。近5年（2013—201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数据表明，发展学生党员在本年度发展党员总数所占比例虽然逐渐减少，但是这一比例一直维持为35%以上（见下表）。由于入党数量有限，很多大学生虽然暂时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但是在这阶段学生大都提交入党申请书表达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渴望。学校拥有其特定的教育资源和政治资源，有助于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顺利实施，增进党内成员的凝聚力，巩固拓展在家庭中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倾向。
作为实现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一个重要领域，学校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具有系统性和高度组织性等特点。当前，学校实现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两种。正规教育指的是学校通过正式开设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课程和所组织的政治活动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非正规教育指的是学校存在的政治文化环境对学生的熏陶和影响。“学校通过各种活动向学生灌输特定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态度，强化其对政治體系的情感，并对学生进行各种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的培训，支持、扩大或改变青少年最初在家庭生活中所确立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17]另外，学校还存在一些团体组织，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辅助团体，学生们加入团体当中，通过学习了解组织和制度等，有助于加强和巩固所接受的正规教育。学校通过系统化的、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化培训，有效实现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和传播。 （三）大众传播媒介是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展示平台
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实现过程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的理论说服力，另一方面又取决于其自身的传播影响力。党内政治文化的传播影响力的增加主要依靠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既包括广播、报纸、书籍、电视等传统媒体，又包括网络等新兴传播媒体。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知识信息借助各种各样的方式传播于整个社会。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为829亿，其中手机网民占比达986%，互联网普及率达596%。习近平指出，“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就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18]
进入新时代，通过时时刻刻存在的信息传递，大众传播媒介成为民众接触、了解政治事件最主要的渠道。各种传播媒介持续地向公众输送政治文化，以及对政治文化的分析与评价。要想有效推进党内政治文化的社会化，首要的就是党管媒体。通过对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方式和内容进行严格审查和管理，及时清除其中的不良因素，有效促进党内政治文化的社会化。而党要管好媒体，建设一支坚持党性的媒体队伍是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基本条件。优秀的媒体工作者是推進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重要力量，其在提升党员对党内政治文化的认同度、吸引和凝聚党员的向心力方面作用显明。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党内政治文化通过广泛传播与交流，使其不断实现新的发展，其主导地位得以稳固。
（四）社会政治组织是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核心保障
形形色色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如工会、职业协会、社团、政党等，都是文化社会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而“社会政治组织是由为了某种政治目的的社会成员组成的。通过宣传组织的主张、信仰来影响社会成员的政治倾向，通过组织活动向其成员传播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培养成员特定的政治文化”[19]。在社会政治组织中，政党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尤为突出，也是现代社会实现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党组织有针对性的强化训练是实现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宣传党内政治思想和文化，经由组织系统对党内成员进行政治教育和组织训练，规范党员的行为，动员党员为实现党的政治目标积极工作，从而实现党内成员的政治社会化。在庄严、严肃的入党仪式上，党员就可以初步感受到党内政治文化的特殊氛围。我们党拥有优良的党内政治文化传统，主要通过提高政治社会化程度，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党组织就是实现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的主要力量，也即是说加强党内成员对党内政治文化的认同度，离不开制度与环境这两方面的因素。党内政治文化是植根于党内政治生态的一种文化氛围，政党通过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从而实现对党内政治文化的涵养与建设。
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法规制度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党内政治文化外化于党内法规制度之外，形成了党内法规制度的外在环境;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内化于党内法规制度之中，构成了党内法规制度的内在精神。政党通过设计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实现党内政治文化的形成、传播、继承。党内政治文化的积极推进既需要良好的政治生态，也需要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另外，“在培养党员的领导能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可以在党员中建立起一种相信党具有远大目标以及能实现远大目标的能力，从而巩固组织的凝聚力。”[20]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要主动适应信息时代党员队伍新变化，创新党组织活动内容方式，从而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
结语
总之，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中，不同媒介共同促成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形成、传播、继承。但是，这些媒介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各有其本身的优势和限制，应通过协调家庭、学校、大众传播媒介和社会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媒介手段密切配合，形成良性的、完整的政治文化社会化系统，不断推进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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