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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号召“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南陈北李，激昂文字，挥斥方遒。
她是他挂在心头，无日或忘的旧式糟糠妻。温粥粗茶，昏灯暖被，免他孤苦无依。
他为国事奔走，誓要打翻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她挑起家庭担子，无怨无悔。他说：“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既是我的妻子，又是我的母亲，还是我的姐姐。”她说：“你是为劳苦大众而生，我是为你而生。”他与她，情似海，爱如山。
郎骑竹马来
1899年，在祖父李如真的操办下，10岁的李大钊与16岁的赵纫兰结为夫妻。
这段婚姻，属于旧式包办婚姻，却又不尽是。
李家和赵家同村，祖辈交好。幼时，赵纫兰常跟着母亲来李家串门，深得李家长辈喜爱。两个孩子相差六岁，她叫他的乳名儿“憨坨”。他最爱叫她姐。
李家人丁单薄，李大钊是独子，父母早亡。祖父年事已高，祖母又瘫痪在床，老的老小的小。赵纫兰的到来，无疑给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带来了活力。
赵纫兰悉心打理着家里的一切。一边侍奉长辈起居，一边照顾丈夫，助他顺利完成学业。
夫妻俩年纪尚小，谈不上男女之情，更多的是亲情。在温婉贤淑的赵纫兰身上，李大钊第一次感受到了姐弟之情，缺失的母爱也得到了弥补。
然而好景不长，祖父母相继去世，亲戚们觊觎李家的家产，一番折腾，原本富足的家业少了一半。
世态炎凉，家道中落。怕妻子一个人支撑整个家太辛苦，李大钊提出退学，但赵纫兰坚决不肯，硬是将李大钊“逼”回了学校。
为了他，千斤重担她一人挑了。最艰难的日子里，她给了他最深的依靠和慰藉。
曾经的艰辛，动荡的年代，让李大钊迅速成长起来，养成了忧国忧民的品性，行事作风比同龄人都要成熟。
眷属终团圆
1907年，18岁的李大钊考入天津法政专门学堂。从家乡来到天津，李大钊看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他的志趣并不在谋个人荣禄，而在改造社会。
为了让丈夫安心读书，赵纫兰想方设法筹钱。她的不易，李大钊都看在眼里，“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三年后，李大钊决定东渡日本求学。盘缠不够，又是赵纫兰四处向亲戚挪借，凑钱送他上路。这一走又是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她独自抚养一双儿女。想着他，就把思念缝进针脚里，绵绵密密。
1916年，学成归国的李大钊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图书馆馆长，把妻儿接到北京，一家人总算结束了聚少离多的日子。
当时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年轻的教授们追求“罗曼蒂克”式的婚姻自由，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媳妇，纷纷闹起了离婚潮。在常人眼里，李大钊的婚姻太不般配了。
李大钊三十出头，风华正茂，而赵纫兰，年近四十，目不识丁，不过是个土气的小脚村妇。可在李大钊心里，她无可取代。在赵纫兰身上，李大钊发现了女子的“平和、优美、慈爱”。他对她不只是感激，还有发自内心的爱与尊重。他设法弥补这些年的亏欠。
在北京的小院里，李大钊特地盘了一个和乡下一模一样的土炕，冬天在炕上做活儿，暖暖的。平时，回到家，李大钊常常帮助妻子料理家务、带孩子，有客来访，他帮她换衣服，扣扣子，细心为她拉平衣襟，然后坦坦荡荡介绍给客人：“这是我的妻子赵纫兰。”
因为待人诚恳，处世随和，赵纫兰很快赢得了学者教授们的一致好评，成了公认的贤妻良母。
那段时间是一家人少有的温馨美好时光。白天李大钊去学校上课，夜里读书写文章到深夜，赵纫兰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偶尔，李大钊也会绘声绘色地给儿女们讲笑话，兴高采烈地教儿女们唱歌、朗诵诗词，还全家齐动手把硬纸板剪成小方块，自制军棋，和赵纫兰玩上几盘，当妻子故意走错想取胜时，他会快乐地大叫：“嗬，原来地雷长了腿啊。”
她像戏文里寒窑苦守十八年的王宝钏，盼到他功成名就，妻儿团圆。然后守着他，安安稳稳。倘若就此一生，也是十分圆满吧？
可风雨如晦的年代，哪个能独善其身？她的夫，胸怀天下，早已决心用铁肩担起国之道义。
铁肩担道义
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经常在家里接待一些革命者，每当这时，赵纫兰便去门外放哨，保卫着这些革命者的安全。
作为北大教授，李大钊每月薪水有200块大洋，可他手头松散，大多用作党的经费或是周济贫困学生。到领薪水那天，李大钊常常还没走出校园，钱就所剩无几了。
赵纫兰经常为生活犯愁，但她从不埋怨。最后还是校长蔡元培看不下去，让会计每月从李大钊的薪水里直接扣掉一部分交给她。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成为党在北方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为革命工作东奔西走。他对她说：“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也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
她安心做他的大后方，照顾几个儿女，不让他为家事操一点儿心。
可革命工作毕竟充满了危险。家里渐渐不安生起来。
一次，趁着李大钊不在家，儿子被一伙流氓毒打，那些人还冲进李大钊的书房一顿乱翻。
自此之后，要么家里被盗，要么晚上有人在院子里偷东西。李大钊几次被通缉，她和孩子们几次搬家，颠沛流离。
越动荡，越勇敢。他做的事，她不懂。但她相信丈夫，比起小家的利益，他的革命理想更重要。她心里渐渐诞生了一个朴素的念头，“你是为劳苦大众而生，我是为你而生。”
这般胸怀和觉悟，才是他的妻。
热血伴忠魂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赵纫兰和两个孩子也一同被抓。
在法庭上，赵纫兰见到了伤痕累累的李大钊。他说：“这是我的妻子，她什么也不懂，我的一切和她没有关系。”没有想到，这竟是两人的永诀！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保护她。
4月28日，李大钊被执行绞刑。得知丈夫的死讯，赵纫兰几次昏厥，她的精神世界崩塌了。她恨不得随他而去，可儿女们都还小，她不能倒下。
不久，长子李葆华被朋友送到日本留学，临行前赵纫兰含泪交代儿子：“一定要好好学习，继承父业。”在她的教导下，李葆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赵纫兰带着剩下的四个孩子，回到老家，艰难度日。病痛日益消磨着她的身心，但她一直关注着时局，盼着革命早日胜利，等着看他说的红旗飘满北京城。
赵纫兰还有一桩心事就是丈夫何时安葬。1933年，赵纫兰预感自己时日不多，她给李大钊的好友蒋梦麟写信，希望他出面操办李大钊的丧事。
党组织派人找她商議，把李大钊的葬礼搞成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时，她毫不犹豫地答应：“李先生是属于党的，他是为革命而死的，党组织怎样指示，就怎样办吧！”
1933年4月23日，李大钊的公葬仪式在北京举行，下葬在香山东麓的万安公墓。赵纫兰久久抚摸着丈夫的墓碑，泪水长流。
安葬完丈夫后，赵纫兰一病不起，仅仅35天后，与世长辞。遵照遗嘱，她与他合葬在一起。
赵纫兰去世后，组织决定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她的墓碑由“李夫人墓”改刻成“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同志墓”。
一声同志，成全了她所有的付出。
一百年了，红旗不仅飘满北京城，他带来的火种，还燃遍了华夏每一寸土地。九泉之下，他和她，一定看到了。
编辑/纤手暖
她是他挂在心头，无日或忘的旧式糟糠妻。温粥粗茶，昏灯暖被，免他孤苦无依。
他为国事奔走，誓要打翻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她挑起家庭担子，无怨无悔。他说：“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既是我的妻子，又是我的母亲，还是我的姐姐。”她说：“你是为劳苦大众而生，我是为你而生。”他与她，情似海，爱如山。
郎骑竹马来
1899年，在祖父李如真的操办下，10岁的李大钊与16岁的赵纫兰结为夫妻。
这段婚姻，属于旧式包办婚姻，却又不尽是。
李家和赵家同村，祖辈交好。幼时，赵纫兰常跟着母亲来李家串门，深得李家长辈喜爱。两个孩子相差六岁，她叫他的乳名儿“憨坨”。他最爱叫她姐。
李家人丁单薄，李大钊是独子，父母早亡。祖父年事已高，祖母又瘫痪在床，老的老小的小。赵纫兰的到来，无疑给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带来了活力。
赵纫兰悉心打理着家里的一切。一边侍奉长辈起居，一边照顾丈夫，助他顺利完成学业。
夫妻俩年纪尚小，谈不上男女之情，更多的是亲情。在温婉贤淑的赵纫兰身上，李大钊第一次感受到了姐弟之情，缺失的母爱也得到了弥补。
然而好景不长，祖父母相继去世，亲戚们觊觎李家的家产，一番折腾，原本富足的家业少了一半。
世态炎凉，家道中落。怕妻子一个人支撑整个家太辛苦，李大钊提出退学，但赵纫兰坚决不肯，硬是将李大钊“逼”回了学校。
为了他，千斤重担她一人挑了。最艰难的日子里，她给了他最深的依靠和慰藉。
曾经的艰辛，动荡的年代，让李大钊迅速成长起来，养成了忧国忧民的品性，行事作风比同龄人都要成熟。
眷属终团圆
1907年，18岁的李大钊考入天津法政专门学堂。从家乡来到天津，李大钊看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他的志趣并不在谋个人荣禄，而在改造社会。
为了让丈夫安心读书，赵纫兰想方设法筹钱。她的不易，李大钊都看在眼里，“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三年后，李大钊决定东渡日本求学。盘缠不够，又是赵纫兰四处向亲戚挪借，凑钱送他上路。这一走又是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她独自抚养一双儿女。想着他，就把思念缝进针脚里，绵绵密密。
1916年，学成归国的李大钊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图书馆馆长，把妻儿接到北京，一家人总算结束了聚少离多的日子。
当时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年轻的教授们追求“罗曼蒂克”式的婚姻自由，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媳妇，纷纷闹起了离婚潮。在常人眼里，李大钊的婚姻太不般配了。
李大钊三十出头，风华正茂，而赵纫兰，年近四十，目不识丁，不过是个土气的小脚村妇。可在李大钊心里，她无可取代。在赵纫兰身上，李大钊发现了女子的“平和、优美、慈爱”。他对她不只是感激，还有发自内心的爱与尊重。他设法弥补这些年的亏欠。
在北京的小院里，李大钊特地盘了一个和乡下一模一样的土炕，冬天在炕上做活儿，暖暖的。平时，回到家，李大钊常常帮助妻子料理家务、带孩子，有客来访，他帮她换衣服，扣扣子，细心为她拉平衣襟，然后坦坦荡荡介绍给客人：“这是我的妻子赵纫兰。”
因为待人诚恳，处世随和，赵纫兰很快赢得了学者教授们的一致好评，成了公认的贤妻良母。
那段时间是一家人少有的温馨美好时光。白天李大钊去学校上课，夜里读书写文章到深夜，赵纫兰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偶尔，李大钊也会绘声绘色地给儿女们讲笑话，兴高采烈地教儿女们唱歌、朗诵诗词，还全家齐动手把硬纸板剪成小方块，自制军棋，和赵纫兰玩上几盘，当妻子故意走错想取胜时，他会快乐地大叫：“嗬，原来地雷长了腿啊。”
她像戏文里寒窑苦守十八年的王宝钏，盼到他功成名就，妻儿团圆。然后守着他，安安稳稳。倘若就此一生，也是十分圆满吧？
可风雨如晦的年代，哪个能独善其身？她的夫，胸怀天下，早已决心用铁肩担起国之道义。
铁肩担道义
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经常在家里接待一些革命者，每当这时，赵纫兰便去门外放哨，保卫着这些革命者的安全。
作为北大教授，李大钊每月薪水有200块大洋，可他手头松散，大多用作党的经费或是周济贫困学生。到领薪水那天，李大钊常常还没走出校园，钱就所剩无几了。
赵纫兰经常为生活犯愁，但她从不埋怨。最后还是校长蔡元培看不下去，让会计每月从李大钊的薪水里直接扣掉一部分交给她。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成为党在北方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为革命工作东奔西走。他对她说：“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也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
她安心做他的大后方，照顾几个儿女，不让他为家事操一点儿心。
可革命工作毕竟充满了危险。家里渐渐不安生起来。
一次，趁着李大钊不在家，儿子被一伙流氓毒打，那些人还冲进李大钊的书房一顿乱翻。
自此之后，要么家里被盗，要么晚上有人在院子里偷东西。李大钊几次被通缉，她和孩子们几次搬家，颠沛流离。
越动荡，越勇敢。他做的事，她不懂。但她相信丈夫，比起小家的利益，他的革命理想更重要。她心里渐渐诞生了一个朴素的念头，“你是为劳苦大众而生，我是为你而生。”
这般胸怀和觉悟，才是他的妻。
热血伴忠魂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赵纫兰和两个孩子也一同被抓。
在法庭上，赵纫兰见到了伤痕累累的李大钊。他说：“这是我的妻子，她什么也不懂，我的一切和她没有关系。”没有想到，这竟是两人的永诀！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保护她。
4月28日，李大钊被执行绞刑。得知丈夫的死讯，赵纫兰几次昏厥，她的精神世界崩塌了。她恨不得随他而去，可儿女们都还小，她不能倒下。
不久，长子李葆华被朋友送到日本留学，临行前赵纫兰含泪交代儿子：“一定要好好学习，继承父业。”在她的教导下，李葆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赵纫兰带着剩下的四个孩子，回到老家，艰难度日。病痛日益消磨着她的身心，但她一直关注着时局，盼着革命早日胜利，等着看他说的红旗飘满北京城。
赵纫兰还有一桩心事就是丈夫何时安葬。1933年，赵纫兰预感自己时日不多，她给李大钊的好友蒋梦麟写信，希望他出面操办李大钊的丧事。
党组织派人找她商議，把李大钊的葬礼搞成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时，她毫不犹豫地答应：“李先生是属于党的，他是为革命而死的，党组织怎样指示，就怎样办吧！”
1933年4月23日，李大钊的公葬仪式在北京举行，下葬在香山东麓的万安公墓。赵纫兰久久抚摸着丈夫的墓碑，泪水长流。
安葬完丈夫后，赵纫兰一病不起，仅仅35天后，与世长辞。遵照遗嘱，她与他合葬在一起。
赵纫兰去世后，组织决定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她的墓碑由“李夫人墓”改刻成“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同志墓”。
一声同志，成全了她所有的付出。
一百年了，红旗不仅飘满北京城，他带来的火种，还燃遍了华夏每一寸土地。九泉之下，他和她，一定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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