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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新时期文坛著名的学者型作家，何士光的小说语言具有强烈的典雅化倾向和文人色彩。这种语言的典雅化主要表现为讲究字词的音韵之美、注重古诗词的使用和化用以及注重小说整体语感的统一等。实际上，这一独特的语言方式不仅是作家对小说语言如何获得文学性的一种探索，同时还隐含着何士光对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的思考，寄寓着知识分子从心灵世界寻求精神力量，追求诗意地栖居的审美理想和关注民族未来的社会责任感。
关键词：语言方式 典雅化 陌生化 主体意识
何士光是新时期文坛著名的学者型作家，自20世纪80年代初短篇小说《乡场上》（1980）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来，他陆续发表了《种包谷的老人》（1981）、《青砖的楼房》（1984）、《远行》（1985）以及《苦寒行》（1987）等中短篇小说，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贵州第二代现当代作家代表。目前，关于何士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人物论、思想意蕴、创作得失等方面，对其语言方式及其特点的研究，虽有研究者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分析其“语言的双重审美价值”①，也有论者从总体评述的角度指出其语言具有诗意美、形象精炼和富有哲理性等特点，但关于其语言的研究从整体上来说仍有待深入。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何士光小说语言的特点及其意义。
一、典雅化：何士光小说的语言特点
文学是一门关于语言的艺术，每一个作家都有自身独特的语言系统。语言大师汪曾祺在《年关六赋》序中也说：“一个作家能不能算是一个作家，能不能在作家之林中立足，首先取决于他有没有自己的语言，能不能找到一种只属于他自己，和别人迥不相同的语言。”②显然，小说语言不仅是作家独特的审美体验和深刻的思想洞见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一个作家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性的一种表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何士光小说独特的魅力也与其语言方式分不开。在很大程度上，何士光的语言具有一种典雅化的倾向，这种语言方式使其笔下的文学书写具有浓浓诗情和古典意绪。
何士光典雅化的语言特点，首先表现为注重用字的音韵之美。一方面，何士光讲究所用之字的平仄韵律。何士光常在句尾运用仄声字，但为了协调句子的平仄关系，会适当嵌入一些平声字，使得句中用字在韵律上错落有致。如《青砖的楼房》中，“他停在门边。她顺着楼廊走过去，有一会隐约在楼口那儿的暗影里，跟着又让从她门窗里射出来的光线照亮。淡淡的灯光里她的影子亭亭的，后来归到那间一直尘封的房间里去。”③何士光在此运用了“去”“里”“亮”等仄声字，但为了实现句子抑扬顿挫的韵律美感，又适时加入了平声字，使得句子在节奏上错落有致，富有音律上的美感。再如“她那样美丽动人，似乎应该有另外的日子，但她却住到这楼房里来了，从此就将在这儿住下去，让人禁不住惋惜”④，同样也是讲究平仄关系的和谐，构成一种平仄相间、抑扬顿挫的音韵美感。另一方面，何士光讲究句中所用之字的用韵，在文中形成一种韵律之美。比如，“他望着淡淡的火焰映着她的柔和的肩头，她纤纤的手指把铝锅的盖子揭起来，一时间有什么模模糊糊的情绪从远远的地方来到心头，那样亲切温柔，又隐隐地悲哀”⑤，句中头与柔押韵，来与哀押韵，使得句子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韵味。又如，“也许，黎明很美丽，但黎明又让人觉着一种沁人的惨淡：谧静，清寒，雾岚在窗外的林子里回环，心灵也像隐隐沉沉的晨光一样寂寞、浮泛，显现出生命的艰难……”⑥，句中淡、寒、环、泛、难等字押韵，不仅读起来和谐悦耳，而且还富有节奏感和古典音韵之美。
其次，引用古典诗词也是何士光语言典雅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何士光不仅在小说中直接引用古典诗词名句，“将它置于卷首与题目匹配，以进一步补充题目喻示的小说内涵与意旨”⑦。比如《远行》中引用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中的“衣上征尘沾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隐喻人们在整个社会变革中的情绪变化;《薤露行》引用曹雪芹的“老来富贵也真侥幸”，高度概括王传西可悲可叹的荣辱生涯;《风雨梨花场》引用李贺《致酒行》中的“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揭示出赵书记在面对农村改革时的困惑与期待;《草青青》引用苏轼《蝶恋花·春景》中的“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寄寓了作家对孙孟陶和小萍难以终成眷属的慨叹之情。而且，何士光还将古典诗词融入小说的主体内容，赋予诗词新的内涵。比如，“在这小小的县城里呢，在这春潮带雨晚来急之时，也似乎野渡无人舟自横，许多的梦也趁着黎明起哄”⑧，此处何士光就在新语境中赋予原诗新的内涵，将其用来暗喻小城各色人物之间的尔虞我诈，“急”与“自”的互相对照，则传达出颜克民对自身高洁品性的坚守。“这正是春日载阳、有鸣仓庚的好天气，阳光把乡场照得明晃晃的”⑨，则借用《诗经·豳风·七月》中的句子，不仅用来描写春天勃勃生机的景象，而且还隐含着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面貌一新的喜悦之情。
除了直接引用诗词之外，何士光还灵活地化用古典诗词，将现代话语与古典话语进行对接，促进了古典诗词的现代性转化。如“青黛的双眉入鬓”化用诗句“长眉入鬓何连娟”来形容聂玉玲的古典美;“坝子上的春光日见其溶溶了：大片的、褐红色的坡土已经翻过了……”⑩，化用“春日溶溶向夜深”来描写阳光明媚的春日之景;“在熹微的晨光中候车，在暝暝的薄暮里寻找旅社”化用“晨光尚熹微”来描写清晨的日出之景;“望乡岩不尽的杲杲日出，扁担山上不胜的悠悠风雨”则化用《诗经·卫风·伯兮》中的“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在那些灵魂清醒的时刻，比如午睡方起或夜半醒来，它会像白云出岫一样，汇聚拢来，在我们的心头久久地弥漫”，化用《增广贤文·上集》中“流水下滩非有意，白云出岫本无心”;“风渐渐地紧，雨又萧萧的，树叶都落完了”则是对“渐霜风凄紧”和“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的灵活化用。很大程度上，何士光在小说中化用诗词，不仅使得语言简洁凝练，而且还具有浓浓诗情。
此外，语言的典雅化还应落实到小说整个的、全面的语言系统中去，要与小说的整体语感相统一。即是说，仅仅靠引用或化用诗词，并不能完全覆盖小说的整个语言系统，而且，在引用和化用诗词时，还必须与小说的整体语言相协调，这样在引用或化用诗词时才不会显得突兀。实际上，何士光深谙整体语言观的重要性，其笔下对具有文言化特征的字词的使用，就契合了整个小说语言典雅化的内在要求。在小说中，何士光不仅使用默静、挚诚、疏稀、谧静、郁悒、溶浸、深蹙、浸漫、容寂、向晚等大量古朴典雅的书面语，同时也借鉴了许多出自古典诗词的四字词语，如雨雪霏霏、薄暮暝暝、晨光熹微、烟霭沉沉、暮色合围、一灯如豆、回头北顾等。而且，何士光还充分借鉴古文句法，使得小说语言在表述上凝练简洁，比如“一缕秋之苍凉”“褒衣博带之氣象”“其心志，其容寂，凄然似秋，暖然似春”以及“给她增几分、减几分，或施朱、或敷粉”等。这些古朴的文言词句既为小说语言增添了一种古朴典雅的诗意和美感，也与文中古典诗词的引用或化用形成必要的同构，共同形成何士光典雅化的语言系统的重要成分。 最后，纡徐舒缓的语言节奏，也是何士光语言典雅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准确地使用不同的语域来进行叙述，是小说语言叙述节奏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何士光根据不同作品的故事性质而采用不同的语言方式、叙述语调和叙述节奏，即是体现出他对小说语言节奏的一种把握和追求。比如在《种包谷的老人》中，何士光这样描写刘三老汉在生命最后一刻的情状：“他的眼帘垂下来，安详地合着;额头和眼角的那些皱纹不再牵动，凝结了，凝结着一丝再不更改的笑意;微微张开的嘴唇，也似乎是在呢喃着的时候欣然地停下来;一点不像是病了，不过是安歇了，仿佛他已经做完了该做的事情，可以安心地歇下来，于是就在蓝色的夜里宽余地睡去。”这段讲述式的语式给读者的感觉是叙述语调沉稳而抑悒，叙述节奏纡徐緩慢，这一叙述节奏和情调的设置与人们对离世老人的不舍之情形成某种和谐的关系。又如，“屋子里面的一张方桌上搁着一盏不带灯罩的、白铁皮制的小煤油灯，静静地照着另一张方桌和一张条桌，照着整个的房间和由这个房间随便隔出来的一个灶间。黄色的火焰跳动着，大股的黑烟不住地从火舌上升起来，很厉害地摇摆，像急着要归到顶上黑暗里去”，同样也是句子节奏舒缓。这类语句所具有的纡徐缓慢的语言节奏，实际上与中国古朴典雅的文言句式有着某种同构关系。一定程度上，文言句式中虚词和修饰语的频繁使用舒缓了句子的节奏，它们的出现使得说话和阅读可以短暂地停下来，而不必一口气说完或读完一个复杂的句子。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何士光笔下的语句同样也具有过多运用修饰语和虚词的特点，这无疑是使其语言节奏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典雅化与文学性的获得
实际上，典雅化的语言是对日常生活语言的一种变形和疏离。很大程度上，何士光笔下的书写对象是简单朴素的，但典雅化语言方式却使得主体能以一种审美的思维方式去观照平凡事物，并用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语言覆盖了现实生活的琐屑平庸，这不仅是何士光对审美感受的一种表达，而且还关涉着他对日常事物进入文学世界后如何获得文学性的探索与思考。
将表述对象进行陌生化处理，是何士光探索日常事物获得文学性的方式之一。陌生化作为什克洛夫斯基批评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强调“文艺创作不能够照搬所描写的对象，而是要对这一对象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陌生化则是艺术加工和处理的必不可少的方法。这一方法就是要将本来熟悉的对象变得陌生起来，使读者在欣赏过程中感受到艺术的新颖别致，经过一定的审美过程完成审美感受活动。”显然，在审美过程中，语言的陌生化是表述对象获得陌生化处理的重要前提。对于何士光而言，将表述对象进行陌生化的艺术处理，以增加艺术感受的难度，延长审美欣赏的时间，进而探索如何获得文学性的实践，也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打破语词的惯常组合，将古朴典雅的语词重新进行超常组合，是何士光常用的一种陌生化处理方式。如何士光在《山林恋》中这样写央告媒人去做媒：“我按规矩悄悄地给他留下了很重的礼品，央他作伐。”如果不了解《诗经·豳风·伐柯》中伐柯一词的含义及其演变，我们是很难理解这句话在具体语境中的实际意义的，而且，在我们惯常的理解中，“作伐”一词多用在文言语境中，很少和现代语词搭配。因此，在央告媒人做媒这一语义结构中，为了与“作伐”保持语境上的同构，“央告”之义由单音节词“央”来承担，整个语句构成一个四字句式，与《诗经》惯用的四字句相呼应。而“他”这一现代语词的嵌入，又使得整个句式留有现代语式的痕迹。这样一来，整个句子就给人一种新奇陌生之感，进而审美感受的时间进而得以延长。同样地，《篙里行》中以“‘文化大革命’的鼙鼓声就动地而来”来描述局势的紧张，《梨花屯客店一夜》中以“暮色是早已合围了”来写夜幕降临，《草青青》中用“转眼青山带雨，原草含晖，风也变得轻柔”来写春天悄然而至，用“风渐渐地紧，雨又萧萧的”来写秋天的肃杀之景，都给读者一种陌生新奇的艺术感受，同时使得读者审美感受的时间得以延长。
以一种间离感重新打量为“老黔北人”所忽略了的自然风景和风俗民情，并将个人情思投射到自然风物上，是何士光笔下的文学书写获得文学性的另一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何士光间离感的产生与其强烈的“流放”意识有关。省城出身的何士光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边远的黔北，虽在农村生活了十七年之久，但在意识深处，他始终痛苦地怀念着故乡省城，难以真正融入到当地农民中去，也难以从心底认同农村这片土地。显然，这与赵树理“文摊文学家”的自我认同是不一样的。农民知识分子出身的赵树理是自觉体认他所生活的农村的，他对农村自然风景书写的某种拒绝，对统一于农民主体的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的语言设置，以及写农村风俗民情时本地人叙述视角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与他本地人身份的自我认同相契合的。而何士光则不同，他以“内定右派”身份到农村去生活，但他从精神上更加体认的其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与此同时，他以局外人的身份拒绝了当地农民语言的同化，保留着知识分子强烈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也始终与当地农村保持着一定的“心理距离”。而且，何士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进行文学创作的初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抒发郁积于胸的苦闷之情，作品的接受者是他自己，或者是和他一样有着差不多学识的知识分子阶层。这样一来，他笔下的语言更多是一种文人化的语言方式。而当他以一种外来知识分子的眼光重新打量本地人习以为常的日常事物，并用一套典雅的书面语呈现他所发现的惯常事物的美感时，他笔下的自然风景和风俗民情便具有了一种令本地人和熟悉农民语言的人感到新奇和陌生。如《山林恋》中何士光这样描写乡间雾天行走的美景：“望着那些蒸腾着蓝色的雾岚的大山，踏上像烟缕一样缭绕的小路;等走到杉树沟，就觉得是到了天尽头，相信哪怕是小路也再不能够往前延伸，一切都仿佛终止了，只剩下山林，溪涧，蓝天，和长长的时间。”在这段描写中，雾是具有动感的，弯曲的乡间小路是像烟缕一样轻盈缭绕的，山林、溪涧、蓝天尽在眼底，时间也仿佛停止了。然而，本地人因对雾、小路、山林、溪涧、蓝天等自然风物和乡间行走这一动作的习以为常，是很难无功利地去感受雾天时分在乡间小路上行走的审美体验的，而何士光却能借助外来者的距离感重新发现黔北的美。同样地，黔北的山峦、树丛、坡地、田野、瓦檐、庄稼、云雾、雨雪、月影、菜花等自然风物，鹧鸪、鸭子、布谷鸟、雄鸡、鹭鸶、燕子等动物，以及婚丧嫁娶时摆酒席、吹唢呐，临近过年时将糯米磨成细粉和杀年猪，闲暇或劳作时唱山歌来表情达意等民情风俗，所有这些在本地人看来不足为奇的惯常事物，都进入到何士光的艺术世界中，获得独特的审美表达，重新唤起人们的审美感受。 三、诗意与忧患意识：典雅化的语言所蕴含的精神追求
巴赫金在探讨创作主体的思想意识与语言哲学的关系时曾指出：“语言创作要是脱离它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思想和意义，就不能够被理解。”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把文学语言看作是纯粹的材料形式，而应深入挖掘创作主体选择某种语言方式所隐含的思想意蕴和精神追求，发掘其超越语言表层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只有理解这种语言创作在具体语境中的完整含义和价值，才算真正理解语言创作与作家之间的深层关系，并领会作家的语言方式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深入理解何士光典雅化的语言方式所蕴含的精神追求，就具有了语言深层研究的重要性。“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命形式”，对于何士光而言，其笔下典雅化的语言所寄寓的，正是他对关于个体、时代和民族的生命形式的思考与追求。
在何士光筆下，关于个体的生命形式的追求，体现为创作主体借助典雅化的语言方式，超越了落寞苦闷的现实困境，实现了“诗意地栖居”的精神追求。萨特曾言：“人的最重要的特性是能够超越自己的处境”。也就是说，超越是生命个体关于自我的最重要的特性，它表明人具有一种超越自我存在的限制的能力，能够去创造一个可能会令自己获得满足或愉悦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何士光正是借助典雅化的语言，实现了他对生存环境的超越和对诗意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在以出身好坏、个人好恶为分配标准的毕业分配中，何士光以“不受夸奖的身份”被分配到边远的琊川。在这个生活空间狭小灰暗而又单调平凡的偏远之地，他始终怀有落魄压抑之感，既不能很好地融入到当地农民中去，又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割断与这个地方的联系。于是，通过典雅化的语言赋予生活以诗意的格调和高雅的韵致，便成了他超脱苦闷寂寥的现实困境的某种精神选择。在《青砖的楼房》中，何士光所塑造的聂玉玲这一女性形象就具有一种雅化的意味，是作家追求诗意的一种体现。聂玉玲有着曼妙的身姿、青黛色的双眉和美丽的容颜，她在淡淡灯光下的亭亭身影，在黄昏中的袅娜多姿，在薄暮里的柔和明媚，都使得她具有一种古典美人的韵致。在她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由《诗经》中的伊人、曹植笔下的神女、杜甫笔下的佳人、曹雪芹笔下的红楼女儿等所构成的美人传统的流传，又能体会到何士光在风雨如晦的艰苦岁月中仍“诗意地栖居”的田园牧歌精神。此外，何士光还借典雅的语言将黯淡平凡的生活勾勒成诗意的世界。比如他将偏远狭小的小镇命名为“梨花屯”，将乡间灰蒙蒙的雾称为“雾岚”，把凝重的夜色称作“夜岚”，用“青山带雨，原草含辉”来形容乡间迟来的春天的……可以看到，何士光有意选择的这种语言方式，是对凡俗世界的一种改造和超越，它极大地改变了黔北这个地方平淡无奇的生活场景，使得笔下的人物具有了古典美人的韵致，单调平凡的日常生活成了一个诗意的世界。与此同时，诗意“作为人存在的尺度，是一种把人从非人性的、隐蔽、异化的生存空间中超脱出来的，使人得以健康发展的力量”，在典雅化的语言方式所营造的诗意世界中，何士光得以在自己的精神创造中获得审美愉悦，同时实现个体追求心灵自由的理想。
如果说个体对诗意宁静和心灵自由的追求可以看作是道家淡泊处世精神和自由审美理想的现代性转换，那么，典雅化的语言方式所隐含的忧患意识，则体现出当代作家与儒家积极济世精神的血脉联系。某种文学形式，它会带有意识形态的特点，当使用这种文学形式时，会传达出这一形式所积淀的意识形态。对此，詹姆逊的话具有代表性：“文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象征的信息，或者用另外的形式说，那种形式本身是一种内在的、固有的意识形态。当此类形式在非常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被重新占用和改变时，这种信息会持续存在”。换言之，当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使用某种文学形式时，它会携带这种文学传统所沉淀的思想信息，并使得使用者之间的精神思想有共通的地方。进一步来说，典雅化的语言在过去是为文人士大夫所使用，是古典诗人们借以形成“诗人人格”的“诗的构造”形式，而忧患意识作为文人士大夫人格精神之一种，正是文人士大夫们“诗人人格”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很多时候，典雅化的语言是与诗人的忧患意识相联系的。于是，当何士光使用典雅化的语言方式时，会传达出这种语言方式所积淀着的文人忧患意识。这一精神联系促使创作主体在超然物外的审美境界中净化自我心灵之时，又不忘关注个体之外的群体境况，而将眼光扩大到民族国家命运的层面，积极探索民族的未来。不仅如此，何士光笔下典雅化的语言方式，在隐含对民族前途命运担忧的责任感的同时，又淡化了故事背后的悲凉意味，更多蕴涵了一种希望。如《青砖的楼房》中，典雅化的语言使得胡其林、钱校长等人参与的钱权交易的阴暗面被置于景物描写和人物反思话语的背后，聂玉玲所遭受的打压和伤害隐藏在了楼房柔和静谧的环境之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更多是知识分子对周围环境的体悟和对个人与时代关系的反思;《赶场即事》中典雅化的语言方式在呈现历史重负给人们留下心理创伤的同时，又以热闹的赶场情景凸显人们对于美好未来的希望和期待;《种包谷的老人》中用大量典雅的语言既状写了乡村风景和刘三老汉与自然搏斗时的情景，又隐含着作家对民族韧性的希冀;《远行》中典雅的语言将以梨花屯为代表的中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浓缩在雅致的风景描写中，同时呈现出时代变革之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意义。
注释：
①罗义群：《何士光的借鉴与独创》，《当代文坛》，1989年第5期。
②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③④⑤⑥⑧⑨何士光：《何士光文集·青砖的楼房》，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5页，第296页，第269页，第263页，第138页。
⑦赵德利：《传统文化孕育的学者型作家——何士光小说创作的文学社会学分析》，《贵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⑩ 何士光：《何士光文集·梨花屯客店的一夜》，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38页，第188页，第351页，第24页，第279页，第3页，第105页，第97页。
格非：《小说叙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增补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46页。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52页。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高宣扬：《存在主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4页。
李萃茂、曾熙：《诗意的坚守与自由的追求——格非〈春尽江南〉的知识分子形象及其意义》，《学术界》2016年第5期。
詹姆斯：《政治无意识》，陈永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9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201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何士光文学创作研究》（编号：19GZYB18）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语言方式 典雅化 陌生化 主体意识
何士光是新时期文坛著名的学者型作家，自20世纪80年代初短篇小说《乡场上》（1980）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来，他陆续发表了《种包谷的老人》（1981）、《青砖的楼房》（1984）、《远行》（1985）以及《苦寒行》（1987）等中短篇小说，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贵州第二代现当代作家代表。目前，关于何士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人物论、思想意蕴、创作得失等方面，对其语言方式及其特点的研究，虽有研究者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分析其“语言的双重审美价值”①，也有论者从总体评述的角度指出其语言具有诗意美、形象精炼和富有哲理性等特点，但关于其语言的研究从整体上来说仍有待深入。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何士光小说语言的特点及其意义。
一、典雅化：何士光小说的语言特点
文学是一门关于语言的艺术，每一个作家都有自身独特的语言系统。语言大师汪曾祺在《年关六赋》序中也说：“一个作家能不能算是一个作家，能不能在作家之林中立足，首先取决于他有没有自己的语言，能不能找到一种只属于他自己，和别人迥不相同的语言。”②显然，小说语言不仅是作家独特的审美体验和深刻的思想洞见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一个作家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性的一种表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何士光小说独特的魅力也与其语言方式分不开。在很大程度上，何士光的语言具有一种典雅化的倾向，这种语言方式使其笔下的文学书写具有浓浓诗情和古典意绪。
何士光典雅化的语言特点，首先表现为注重用字的音韵之美。一方面，何士光讲究所用之字的平仄韵律。何士光常在句尾运用仄声字，但为了协调句子的平仄关系，会适当嵌入一些平声字，使得句中用字在韵律上错落有致。如《青砖的楼房》中，“他停在门边。她顺着楼廊走过去，有一会隐约在楼口那儿的暗影里，跟着又让从她门窗里射出来的光线照亮。淡淡的灯光里她的影子亭亭的，后来归到那间一直尘封的房间里去。”③何士光在此运用了“去”“里”“亮”等仄声字，但为了实现句子抑扬顿挫的韵律美感，又适时加入了平声字，使得句子在节奏上错落有致，富有音律上的美感。再如“她那样美丽动人，似乎应该有另外的日子，但她却住到这楼房里来了，从此就将在这儿住下去，让人禁不住惋惜”④，同样也是讲究平仄关系的和谐，构成一种平仄相间、抑扬顿挫的音韵美感。另一方面，何士光讲究句中所用之字的用韵，在文中形成一种韵律之美。比如，“他望着淡淡的火焰映着她的柔和的肩头，她纤纤的手指把铝锅的盖子揭起来，一时间有什么模模糊糊的情绪从远远的地方来到心头，那样亲切温柔，又隐隐地悲哀”⑤，句中头与柔押韵，来与哀押韵，使得句子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韵味。又如，“也许，黎明很美丽，但黎明又让人觉着一种沁人的惨淡：谧静，清寒，雾岚在窗外的林子里回环，心灵也像隐隐沉沉的晨光一样寂寞、浮泛，显现出生命的艰难……”⑥，句中淡、寒、环、泛、难等字押韵，不仅读起来和谐悦耳，而且还富有节奏感和古典音韵之美。
其次，引用古典诗词也是何士光语言典雅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何士光不仅在小说中直接引用古典诗词名句，“将它置于卷首与题目匹配，以进一步补充题目喻示的小说内涵与意旨”⑦。比如《远行》中引用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中的“衣上征尘沾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隐喻人们在整个社会变革中的情绪变化;《薤露行》引用曹雪芹的“老来富贵也真侥幸”，高度概括王传西可悲可叹的荣辱生涯;《风雨梨花场》引用李贺《致酒行》中的“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揭示出赵书记在面对农村改革时的困惑与期待;《草青青》引用苏轼《蝶恋花·春景》中的“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寄寓了作家对孙孟陶和小萍难以终成眷属的慨叹之情。而且，何士光还将古典诗词融入小说的主体内容，赋予诗词新的内涵。比如，“在这小小的县城里呢，在这春潮带雨晚来急之时，也似乎野渡无人舟自横，许多的梦也趁着黎明起哄”⑧，此处何士光就在新语境中赋予原诗新的内涵，将其用来暗喻小城各色人物之间的尔虞我诈，“急”与“自”的互相对照，则传达出颜克民对自身高洁品性的坚守。“这正是春日载阳、有鸣仓庚的好天气，阳光把乡场照得明晃晃的”⑨，则借用《诗经·豳风·七月》中的句子，不仅用来描写春天勃勃生机的景象，而且还隐含着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面貌一新的喜悦之情。
除了直接引用诗词之外，何士光还灵活地化用古典诗词，将现代话语与古典话语进行对接，促进了古典诗词的现代性转化。如“青黛的双眉入鬓”化用诗句“长眉入鬓何连娟”来形容聂玉玲的古典美;“坝子上的春光日见其溶溶了：大片的、褐红色的坡土已经翻过了……”⑩，化用“春日溶溶向夜深”来描写阳光明媚的春日之景;“在熹微的晨光中候车，在暝暝的薄暮里寻找旅社”化用“晨光尚熹微”来描写清晨的日出之景;“望乡岩不尽的杲杲日出，扁担山上不胜的悠悠风雨”则化用《诗经·卫风·伯兮》中的“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在那些灵魂清醒的时刻，比如午睡方起或夜半醒来，它会像白云出岫一样，汇聚拢来，在我们的心头久久地弥漫”，化用《增广贤文·上集》中“流水下滩非有意，白云出岫本无心”;“风渐渐地紧，雨又萧萧的，树叶都落完了”则是对“渐霜风凄紧”和“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的灵活化用。很大程度上，何士光在小说中化用诗词，不仅使得语言简洁凝练，而且还具有浓浓诗情。
此外，语言的典雅化还应落实到小说整个的、全面的语言系统中去，要与小说的整体语感相统一。即是说，仅仅靠引用或化用诗词，并不能完全覆盖小说的整个语言系统，而且，在引用和化用诗词时，还必须与小说的整体语言相协调，这样在引用或化用诗词时才不会显得突兀。实际上，何士光深谙整体语言观的重要性，其笔下对具有文言化特征的字词的使用，就契合了整个小说语言典雅化的内在要求。在小说中，何士光不仅使用默静、挚诚、疏稀、谧静、郁悒、溶浸、深蹙、浸漫、容寂、向晚等大量古朴典雅的书面语，同时也借鉴了许多出自古典诗词的四字词语，如雨雪霏霏、薄暮暝暝、晨光熹微、烟霭沉沉、暮色合围、一灯如豆、回头北顾等。而且，何士光还充分借鉴古文句法，使得小说语言在表述上凝练简洁，比如“一缕秋之苍凉”“褒衣博带之氣象”“其心志，其容寂，凄然似秋，暖然似春”以及“给她增几分、减几分，或施朱、或敷粉”等。这些古朴的文言词句既为小说语言增添了一种古朴典雅的诗意和美感，也与文中古典诗词的引用或化用形成必要的同构，共同形成何士光典雅化的语言系统的重要成分。 最后，纡徐舒缓的语言节奏，也是何士光语言典雅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准确地使用不同的语域来进行叙述，是小说语言叙述节奏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何士光根据不同作品的故事性质而采用不同的语言方式、叙述语调和叙述节奏，即是体现出他对小说语言节奏的一种把握和追求。比如在《种包谷的老人》中，何士光这样描写刘三老汉在生命最后一刻的情状：“他的眼帘垂下来，安详地合着;额头和眼角的那些皱纹不再牵动，凝结了，凝结着一丝再不更改的笑意;微微张开的嘴唇，也似乎是在呢喃着的时候欣然地停下来;一点不像是病了，不过是安歇了，仿佛他已经做完了该做的事情，可以安心地歇下来，于是就在蓝色的夜里宽余地睡去。”这段讲述式的语式给读者的感觉是叙述语调沉稳而抑悒，叙述节奏纡徐緩慢，这一叙述节奏和情调的设置与人们对离世老人的不舍之情形成某种和谐的关系。又如，“屋子里面的一张方桌上搁着一盏不带灯罩的、白铁皮制的小煤油灯，静静地照着另一张方桌和一张条桌，照着整个的房间和由这个房间随便隔出来的一个灶间。黄色的火焰跳动着，大股的黑烟不住地从火舌上升起来，很厉害地摇摆，像急着要归到顶上黑暗里去”，同样也是句子节奏舒缓。这类语句所具有的纡徐缓慢的语言节奏，实际上与中国古朴典雅的文言句式有着某种同构关系。一定程度上，文言句式中虚词和修饰语的频繁使用舒缓了句子的节奏，它们的出现使得说话和阅读可以短暂地停下来，而不必一口气说完或读完一个复杂的句子。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何士光笔下的语句同样也具有过多运用修饰语和虚词的特点，这无疑是使其语言节奏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典雅化与文学性的获得
实际上，典雅化的语言是对日常生活语言的一种变形和疏离。很大程度上，何士光笔下的书写对象是简单朴素的，但典雅化语言方式却使得主体能以一种审美的思维方式去观照平凡事物，并用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语言覆盖了现实生活的琐屑平庸，这不仅是何士光对审美感受的一种表达，而且还关涉着他对日常事物进入文学世界后如何获得文学性的探索与思考。
将表述对象进行陌生化处理，是何士光探索日常事物获得文学性的方式之一。陌生化作为什克洛夫斯基批评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强调“文艺创作不能够照搬所描写的对象，而是要对这一对象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陌生化则是艺术加工和处理的必不可少的方法。这一方法就是要将本来熟悉的对象变得陌生起来，使读者在欣赏过程中感受到艺术的新颖别致，经过一定的审美过程完成审美感受活动。”显然，在审美过程中，语言的陌生化是表述对象获得陌生化处理的重要前提。对于何士光而言，将表述对象进行陌生化的艺术处理，以增加艺术感受的难度，延长审美欣赏的时间，进而探索如何获得文学性的实践，也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打破语词的惯常组合，将古朴典雅的语词重新进行超常组合，是何士光常用的一种陌生化处理方式。如何士光在《山林恋》中这样写央告媒人去做媒：“我按规矩悄悄地给他留下了很重的礼品，央他作伐。”如果不了解《诗经·豳风·伐柯》中伐柯一词的含义及其演变，我们是很难理解这句话在具体语境中的实际意义的，而且，在我们惯常的理解中，“作伐”一词多用在文言语境中，很少和现代语词搭配。因此，在央告媒人做媒这一语义结构中，为了与“作伐”保持语境上的同构，“央告”之义由单音节词“央”来承担，整个语句构成一个四字句式，与《诗经》惯用的四字句相呼应。而“他”这一现代语词的嵌入，又使得整个句式留有现代语式的痕迹。这样一来，整个句子就给人一种新奇陌生之感，进而审美感受的时间进而得以延长。同样地，《篙里行》中以“‘文化大革命’的鼙鼓声就动地而来”来描述局势的紧张，《梨花屯客店一夜》中以“暮色是早已合围了”来写夜幕降临，《草青青》中用“转眼青山带雨，原草含晖，风也变得轻柔”来写春天悄然而至，用“风渐渐地紧，雨又萧萧的”来写秋天的肃杀之景，都给读者一种陌生新奇的艺术感受，同时使得读者审美感受的时间得以延长。
以一种间离感重新打量为“老黔北人”所忽略了的自然风景和风俗民情，并将个人情思投射到自然风物上，是何士光笔下的文学书写获得文学性的另一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何士光间离感的产生与其强烈的“流放”意识有关。省城出身的何士光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边远的黔北，虽在农村生活了十七年之久，但在意识深处，他始终痛苦地怀念着故乡省城，难以真正融入到当地农民中去，也难以从心底认同农村这片土地。显然，这与赵树理“文摊文学家”的自我认同是不一样的。农民知识分子出身的赵树理是自觉体认他所生活的农村的，他对农村自然风景书写的某种拒绝，对统一于农民主体的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的语言设置，以及写农村风俗民情时本地人叙述视角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与他本地人身份的自我认同相契合的。而何士光则不同，他以“内定右派”身份到农村去生活，但他从精神上更加体认的其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与此同时，他以局外人的身份拒绝了当地农民语言的同化，保留着知识分子强烈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也始终与当地农村保持着一定的“心理距离”。而且，何士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进行文学创作的初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抒发郁积于胸的苦闷之情，作品的接受者是他自己，或者是和他一样有着差不多学识的知识分子阶层。这样一来，他笔下的语言更多是一种文人化的语言方式。而当他以一种外来知识分子的眼光重新打量本地人习以为常的日常事物，并用一套典雅的书面语呈现他所发现的惯常事物的美感时，他笔下的自然风景和风俗民情便具有了一种令本地人和熟悉农民语言的人感到新奇和陌生。如《山林恋》中何士光这样描写乡间雾天行走的美景：“望着那些蒸腾着蓝色的雾岚的大山，踏上像烟缕一样缭绕的小路;等走到杉树沟，就觉得是到了天尽头，相信哪怕是小路也再不能够往前延伸，一切都仿佛终止了，只剩下山林，溪涧，蓝天，和长长的时间。”在这段描写中，雾是具有动感的，弯曲的乡间小路是像烟缕一样轻盈缭绕的，山林、溪涧、蓝天尽在眼底，时间也仿佛停止了。然而，本地人因对雾、小路、山林、溪涧、蓝天等自然风物和乡间行走这一动作的习以为常，是很难无功利地去感受雾天时分在乡间小路上行走的审美体验的，而何士光却能借助外来者的距离感重新发现黔北的美。同样地，黔北的山峦、树丛、坡地、田野、瓦檐、庄稼、云雾、雨雪、月影、菜花等自然风物，鹧鸪、鸭子、布谷鸟、雄鸡、鹭鸶、燕子等动物，以及婚丧嫁娶时摆酒席、吹唢呐，临近过年时将糯米磨成细粉和杀年猪，闲暇或劳作时唱山歌来表情达意等民情风俗，所有这些在本地人看来不足为奇的惯常事物，都进入到何士光的艺术世界中，获得独特的审美表达，重新唤起人们的审美感受。 三、诗意与忧患意识：典雅化的语言所蕴含的精神追求
巴赫金在探讨创作主体的思想意识与语言哲学的关系时曾指出：“语言创作要是脱离它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思想和意义，就不能够被理解。”这意味着，我们不能把文学语言看作是纯粹的材料形式，而应深入挖掘创作主体选择某种语言方式所隐含的思想意蕴和精神追求，发掘其超越语言表层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只有理解这种语言创作在具体语境中的完整含义和价值，才算真正理解语言创作与作家之间的深层关系，并领会作家的语言方式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深入理解何士光典雅化的语言方式所蕴含的精神追求，就具有了语言深层研究的重要性。“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命形式”，对于何士光而言，其笔下典雅化的语言所寄寓的，正是他对关于个体、时代和民族的生命形式的思考与追求。
在何士光筆下，关于个体的生命形式的追求，体现为创作主体借助典雅化的语言方式，超越了落寞苦闷的现实困境，实现了“诗意地栖居”的精神追求。萨特曾言：“人的最重要的特性是能够超越自己的处境”。也就是说，超越是生命个体关于自我的最重要的特性，它表明人具有一种超越自我存在的限制的能力，能够去创造一个可能会令自己获得满足或愉悦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何士光正是借助典雅化的语言，实现了他对生存环境的超越和对诗意的精神世界的追求。在以出身好坏、个人好恶为分配标准的毕业分配中，何士光以“不受夸奖的身份”被分配到边远的琊川。在这个生活空间狭小灰暗而又单调平凡的偏远之地，他始终怀有落魄压抑之感，既不能很好地融入到当地农民中去，又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割断与这个地方的联系。于是，通过典雅化的语言赋予生活以诗意的格调和高雅的韵致，便成了他超脱苦闷寂寥的现实困境的某种精神选择。在《青砖的楼房》中，何士光所塑造的聂玉玲这一女性形象就具有一种雅化的意味，是作家追求诗意的一种体现。聂玉玲有着曼妙的身姿、青黛色的双眉和美丽的容颜，她在淡淡灯光下的亭亭身影，在黄昏中的袅娜多姿，在薄暮里的柔和明媚，都使得她具有一种古典美人的韵致。在她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由《诗经》中的伊人、曹植笔下的神女、杜甫笔下的佳人、曹雪芹笔下的红楼女儿等所构成的美人传统的流传，又能体会到何士光在风雨如晦的艰苦岁月中仍“诗意地栖居”的田园牧歌精神。此外，何士光还借典雅的语言将黯淡平凡的生活勾勒成诗意的世界。比如他将偏远狭小的小镇命名为“梨花屯”，将乡间灰蒙蒙的雾称为“雾岚”，把凝重的夜色称作“夜岚”，用“青山带雨，原草含辉”来形容乡间迟来的春天的……可以看到，何士光有意选择的这种语言方式，是对凡俗世界的一种改造和超越，它极大地改变了黔北这个地方平淡无奇的生活场景，使得笔下的人物具有了古典美人的韵致，单调平凡的日常生活成了一个诗意的世界。与此同时，诗意“作为人存在的尺度，是一种把人从非人性的、隐蔽、异化的生存空间中超脱出来的，使人得以健康发展的力量”，在典雅化的语言方式所营造的诗意世界中，何士光得以在自己的精神创造中获得审美愉悦，同时实现个体追求心灵自由的理想。
如果说个体对诗意宁静和心灵自由的追求可以看作是道家淡泊处世精神和自由审美理想的现代性转换，那么，典雅化的语言方式所隐含的忧患意识，则体现出当代作家与儒家积极济世精神的血脉联系。某种文学形式，它会带有意识形态的特点，当使用这种文学形式时，会传达出这一形式所积淀的意识形态。对此，詹姆逊的话具有代表性：“文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象征的信息，或者用另外的形式说，那种形式本身是一种内在的、固有的意识形态。当此类形式在非常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被重新占用和改变时，这种信息会持续存在”。换言之，当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使用某种文学形式时，它会携带这种文学传统所沉淀的思想信息，并使得使用者之间的精神思想有共通的地方。进一步来说，典雅化的语言在过去是为文人士大夫所使用，是古典诗人们借以形成“诗人人格”的“诗的构造”形式，而忧患意识作为文人士大夫人格精神之一种，正是文人士大夫们“诗人人格”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很多时候，典雅化的语言是与诗人的忧患意识相联系的。于是，当何士光使用典雅化的语言方式时，会传达出这种语言方式所积淀着的文人忧患意识。这一精神联系促使创作主体在超然物外的审美境界中净化自我心灵之时，又不忘关注个体之外的群体境况，而将眼光扩大到民族国家命运的层面，积极探索民族的未来。不仅如此，何士光笔下典雅化的语言方式，在隐含对民族前途命运担忧的责任感的同时，又淡化了故事背后的悲凉意味，更多蕴涵了一种希望。如《青砖的楼房》中，典雅化的语言使得胡其林、钱校长等人参与的钱权交易的阴暗面被置于景物描写和人物反思话语的背后，聂玉玲所遭受的打压和伤害隐藏在了楼房柔和静谧的环境之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更多是知识分子对周围环境的体悟和对个人与时代关系的反思;《赶场即事》中典雅化的语言方式在呈现历史重负给人们留下心理创伤的同时，又以热闹的赶场情景凸显人们对于美好未来的希望和期待;《种包谷的老人》中用大量典雅的语言既状写了乡村风景和刘三老汉与自然搏斗时的情景，又隐含着作家对民族韧性的希冀;《远行》中典雅的语言将以梨花屯为代表的中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浓缩在雅致的风景描写中，同时呈现出时代变革之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意义。
注释：
①罗义群：《何士光的借鉴与独创》，《当代文坛》，1989年第5期。
②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③④⑤⑥⑧⑨何士光：《何士光文集·青砖的楼房》，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5页，第296页，第269页，第263页，第138页。
⑦赵德利：《传统文化孕育的学者型作家——何士光小说创作的文学社会学分析》，《贵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⑩ 何士光：《何士光文集·梨花屯客店的一夜》，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38页，第188页，第351页，第24页，第279页，第3页，第105页，第97页。
格非：《小说叙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增补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46页。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52页。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高宣扬：《存在主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4页。
李萃茂、曾熙：《诗意的坚守与自由的追求——格非〈春尽江南〉的知识分子形象及其意义》，《学术界》2016年第5期。
詹姆斯：《政治无意识》，陈永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9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201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何士光文学创作研究》（编号：19GZYB1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