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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公共史学”概念的引入在学术界形成一个新兴的热点话题。虽然关于“公共史学”的定义问题仍然未能取得共识，但以公众为明确的服务对象并吸引公众参与文本创作之中，无疑已是各家对“公共史学”的共识。无论如何，“公共史学”作品都与一般意义上的通俗历史作品构成明显区别。在此意义上，张国刚教授去年推出的《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可谓专业学者涉足“公共史学”的一次成功尝试。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的缘起，始于2013年张国刚教授接受清华大学网络课程“学堂在线”的邀请，准备向全球“慕课”（MOOC）用户开设“《资治通鉴》导读”课程。此前张国刚教授在清华开设“《资治通鉴》导读”课程已有四年，已是清华人文学院最受欢迎的公选课之一。但在这门课行将进入“学堂在线”时，张国刚教授表现出了专业历史学家的谨慎，甚至一度犹豫是否接受学校邀请。“学堂在线”课程的两个鲜明特点，即受众的国际化与师生间频繁进行的线上互动，都与传统课程构成巨大区别。这使得张国刚教授花了很大心血反复修改讲义、重新思考这门课程的核心宗旨与落脚点。在主講“慕课”的两年中，张国刚教授通过仔细批阅线上数万条各国学生的留言，进一步明确了“《资治通鉴》导读”课程的各个知识节点，并确定了基本宗旨与框架：以中国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为中心、在《资治通鉴》文本所创造的历史场域中展开叙述，引导学生从《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历史中发现、思考个人进退与家国兴衰的密码。《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即是这种课程精神的文本化体现。
对中国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着“家国同构”的现象。这不仅因为在王朝政治中“家天下”的统治结构，还因为在儒家经典政治论述中，“家”与“国”同处于一套伦理体系中，“齐家”与“治国”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然而从更为本质的角度观察，“家”与“国”之间最为直观的纽带则是“人”，尤其是作为个体的“人”。能够驾驭英雄、深具韬略的汉高祖，与那位对妻子既团结又斗争同时充满诸多无奈的刘邦在现实中是同一个人，这两种面相无法截然分开。对于一个直面历史文本的后来者而言，这些复杂、多样甚至矛盾鲜活个体，构成了读者最大的阅读兴趣点以及思考的来源点。
到目前为止，不断社会科学化仍然是我国历史学的主要发展趋势，针对历史人物的专门研究在其中并不居于主流位置。专业史学工作者眼中，制度、政权、商业模式、信仰等才是主要研究对象，而即便分析历史中的“人”，主要还是以“个体”之上的阶层、身份、职业、性别等“群体”为基本着眼点，以揭示“群体”的生长、行为、冲突、结构等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的基本范式事实上承袭自欧洲19世纪兴起的实证主义历史学传统，而与中国传统史学注重分析具体人物的传统有所区别。至于早期的年鉴学派，则更注重对物质层面历史动力的探讨，以致出现西方史学理论界所谓“不见人影的历史”。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当然有其巨大的贡献与价值，但其理论预设、思维体系乃至书写方式，与公众对历史的期望之间形成了明显的隔膜。方兴未艾的新文化史虽然因关注具体人物特别是小人物而又较广泛的读者群，其碎片化的书写方式又与中国读者对“英雄人物”的偏爱存在明显出入。
对于非专业公众而言，阅读历史文本、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史学经典，其直接动机并非在于掌握某种社会演进的规律或了解学术前沿，获取某种直接的个人经验与审美享受永远是最朴素的出发点，历史人物则是经验与审美最直接的渊薮。以最熟悉的三国史为例，刘备崛起微末的经验与兵败白帝的教训常被无数读者反复揣摩，而诸葛亮的秋风五丈原更是在千载下赢得无数眼泪。虽然史学家揭示了刘备建立蜀汉所依靠的是什么集团、诸葛亮的治国学说又是从哪里获取了思想资源，但公众更需要的是一种切近的、可以被直接体验的经验感与崇高感，专业史学的条分缕析与丝丝入扣并不能达到引入入胜的公共传播效果。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可以说在展现历史人物的“个体经验”方面费了许多绸缪，最为突出的是采用了“常人化”的视角。张国刚教授笔下的历史人物，如刘邦、刘秀、王莽、曹操等，首先不是帝王、政治家，而首先是“人”，生活中鲜活的个体，影响他们在历史舞台表演的首先是作为“人”的优长与缺陷。分析他们的成败，不首先讲他们是否顺应了某种历史规律，而是讲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在具体决策中到底有哪些合理与失误。这种将历史人物置于“常人化”视角的做法首先营造出一个友好而非神秘的阅读氛围，这与张国刚教授在日常授课中喜爱“近取譬”的传统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常人化”的视角更容易让读者进行“反诸己身”的思考，而不会有所言疏阔之感。这些古代政治家治理国家的经验能否移植到一个现代企业管理之中？帝王处理与大臣的关系能否为我们处理日常人际关系提供借鉴？“公共史学”强调公共视角，主张切近公众的需求与期待，因此有人认为历史文本的主角应是公众本身而不是精英。但《资治通鉴》所记录的历史本身不可避免地以帝王将相题材为中心，在题材上无法回避这些精英人物，但通过“常人化”的视角，能够让精英的经验服务于当代大众，这是《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的匠心所在。
对历史人物采用“常人化”视角甚有必要，但绝不意味着采用“平庸化”甚至“庸俗化”。事实上，“平庸化”甚至“庸俗化”是当前一些通俗历史作者容易掉进的一个陷阱，其中最有代表的是“阴谋论”“权术论”的盛行。把复杂的历史说成是少数人物玩弄多数人于掌股之间的过程，并且通过特定的“书法”使之产生若合符契的效果，从而营造一种虚矫的精彩。一方面，此种做法在价值观上是错误的，与作为传统糟粕的厚黑学、官场学一样，这种历史解析方法把追求个人利益、个人成功作为历史研究的唯一目的，毫不关心“大势”，从而失掉了历史塑造方向感的作用。另一方面，以“平庸化”“庸俗化”视角总结出的所谓“经验”多半也无法在现实中予以检验；除去迎合市场需要的刻意曲解，很多通俗历史作者专业素养的缺乏，没有看到历史人物行为所受到的时代限制，只能“以今度古”地揣测古人行事的逻辑，其结论必然流于“尚怪”“尚邪”，从而背离了历史主流与真相。朱熹“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的观点，在公众史学中同样是有效的，只不过这几“大”在公众史学中并非直接说出，而要浸润于故事之中。 在此，《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对历史人物的评述虽然大有亲和力，但同时又给人以一种“持论甚正”之感，这得益于张国刚教授历史学家的深厚专业功底，也得益于他“以严肃态度写一本轻松读物”的初衷。《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讲了很多人物故事，但没有写成一个个孤立的、以人物为中心的故事集，而是紧扣《资治通鉴》这一编年体史书经典的本来脉络，强调把人物置于连续的历史场域中。在选材上，坚持内容服务主旨，不追求噱头。比如在讲隋文帝与高熲的关系演变，必然涉及对独孤皇后的分析，作者除想说明君臣关系的复杂微妙外，还想要说明北朝女主影响政治的传统犹在，所以把《资治通鉴》与正文与《考异》中涉及独孤皇后嫉妒的事跡淡化处理，虽然其中很多更具戏剧性。但本书不会为把故事讲得精彩而设置不负责任的“包袱”，从而影响主旨。在另一方面，本书穿插了大量对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政治、制度、文化、经济背景的介绍，虽着墨不多但深入浅出，为了便于大家理解还进行东西、古今对比。比如汉武帝的一系列经济改革，细细考究非常复杂，但作者凭借过硬的制度史功底，把这些改革的精神用极为通俗的语言概括出来，指出很多经济改革不仅控制生产，还控制物流，立即让读者感受到了这改革的分量。通过这些背景介绍，张国刚教授把历史人物的启发意义深入了一层：不仅讲他们有什么超越时代的“普世”启发意义，更指出他们各自的抉择在面对历史大势时的成败，这点更具借鉴意义。每个时代都有思考历史大势、思考个人在历史大势中行为方式的更高层次思想需求，为此《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了许多关于“可为”与“不可为”的抉择。有了历史学家的深度，“常人化”视角才能引出“正论”；而这种“正论”并非“定论”，而是为公众破解历史密码提供正确的参考方向。
虽然“公共史学”是一个西方概念，但东方专业历史学家涉足“公共史学”则并不是新鲜事。风靡一时的“讲谈社中国历史”就是出自日本学者之手的普及型著作，许倬云的“从历史看”系列也有较大影响，至于全国妇孺皆知的《百家讲台》亦是以专业学者为主力军。学者进入公共史学的路径各不相同，但张国刚教授无疑选择了一种最具挑战性的方式：紧扣经典。这种做法，将使作品时时面对来自经典本身的巨大考问，既展现了作者对经典的敬畏，又展现了一种面对经典的自信。张国刚教授早年在唐代官制、兵制、藩镇研究中有许多堪称时代标志的成果，后来又转战以家庭史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史，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亦有建树，并在这一代学者中较早获得了国际声誉。作者深厚的中古史研究造就了本书观点的许多独到之处，而宽广的学术兴趣与国际视野使本书能够以较为亲和的书写策略与语言风格娓娓展开；这种内容与形式的难得兼顾，使得本书荣膺中央电视台评选的“2016中国好书”绝非偶然，而“《资治通鉴》导读”课程也成为中国大学在国际“慕课”联盟中的明星课程。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的成功对于当前“公众史学”的讨论有着重要的启发。史学的“公众性”，可能不仅体现在故事题材的“公众性”上，更可能体现在讲故事者视角与态度的“公众性”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能产生最直接、强烈、深刻的感应；历史文本的价值之一正是为今人与古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依据。在史料极为有限且相关史实有着巨大知名度的中国古代史领域，“公共史学”的重心不是把专业领域中冷僻的历史知识呈献给大众，而应该是给予公众直面历史文本、展开自主思考的权力与能力，以更为友好、亲和的态度讲好“老故事”、讲出“真道理”，这其实对史学家的专业素养、现实观察力以及通俗表达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一种与学术研究中发现新史料、解决新问题完全不同的能力。如何处理“公众史学”与历史经典的关系，如何讲好经典，仍然需要深入探讨与不懈实践。
（作者简介：张景平，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水利系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水利史、社会史研究。）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的缘起，始于2013年张国刚教授接受清华大学网络课程“学堂在线”的邀请，准备向全球“慕课”（MOOC）用户开设“《资治通鉴》导读”课程。此前张国刚教授在清华开设“《资治通鉴》导读”课程已有四年，已是清华人文学院最受欢迎的公选课之一。但在这门课行将进入“学堂在线”时，张国刚教授表现出了专业历史学家的谨慎，甚至一度犹豫是否接受学校邀请。“学堂在线”课程的两个鲜明特点，即受众的国际化与师生间频繁进行的线上互动，都与传统课程构成巨大区别。这使得张国刚教授花了很大心血反复修改讲义、重新思考这门课程的核心宗旨与落脚点。在主講“慕课”的两年中，张国刚教授通过仔细批阅线上数万条各国学生的留言，进一步明确了“《资治通鉴》导读”课程的各个知识节点，并确定了基本宗旨与框架：以中国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为中心、在《资治通鉴》文本所创造的历史场域中展开叙述，引导学生从《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历史中发现、思考个人进退与家国兴衰的密码。《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即是这种课程精神的文本化体现。
对中国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着“家国同构”的现象。这不仅因为在王朝政治中“家天下”的统治结构，还因为在儒家经典政治论述中，“家”与“国”同处于一套伦理体系中，“齐家”与“治国”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然而从更为本质的角度观察，“家”与“国”之间最为直观的纽带则是“人”，尤其是作为个体的“人”。能够驾驭英雄、深具韬略的汉高祖，与那位对妻子既团结又斗争同时充满诸多无奈的刘邦在现实中是同一个人，这两种面相无法截然分开。对于一个直面历史文本的后来者而言，这些复杂、多样甚至矛盾鲜活个体，构成了读者最大的阅读兴趣点以及思考的来源点。
到目前为止，不断社会科学化仍然是我国历史学的主要发展趋势，针对历史人物的专门研究在其中并不居于主流位置。专业史学工作者眼中，制度、政权、商业模式、信仰等才是主要研究对象，而即便分析历史中的“人”，主要还是以“个体”之上的阶层、身份、职业、性别等“群体”为基本着眼点，以揭示“群体”的生长、行为、冲突、结构等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的基本范式事实上承袭自欧洲19世纪兴起的实证主义历史学传统，而与中国传统史学注重分析具体人物的传统有所区别。至于早期的年鉴学派，则更注重对物质层面历史动力的探讨，以致出现西方史学理论界所谓“不见人影的历史”。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当然有其巨大的贡献与价值，但其理论预设、思维体系乃至书写方式，与公众对历史的期望之间形成了明显的隔膜。方兴未艾的新文化史虽然因关注具体人物特别是小人物而又较广泛的读者群，其碎片化的书写方式又与中国读者对“英雄人物”的偏爱存在明显出入。
对于非专业公众而言，阅读历史文本、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史学经典，其直接动机并非在于掌握某种社会演进的规律或了解学术前沿，获取某种直接的个人经验与审美享受永远是最朴素的出发点，历史人物则是经验与审美最直接的渊薮。以最熟悉的三国史为例，刘备崛起微末的经验与兵败白帝的教训常被无数读者反复揣摩，而诸葛亮的秋风五丈原更是在千载下赢得无数眼泪。虽然史学家揭示了刘备建立蜀汉所依靠的是什么集团、诸葛亮的治国学说又是从哪里获取了思想资源，但公众更需要的是一种切近的、可以被直接体验的经验感与崇高感，专业史学的条分缕析与丝丝入扣并不能达到引入入胜的公共传播效果。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可以说在展现历史人物的“个体经验”方面费了许多绸缪，最为突出的是采用了“常人化”的视角。张国刚教授笔下的历史人物，如刘邦、刘秀、王莽、曹操等，首先不是帝王、政治家，而首先是“人”，生活中鲜活的个体，影响他们在历史舞台表演的首先是作为“人”的优长与缺陷。分析他们的成败，不首先讲他们是否顺应了某种历史规律，而是讲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在具体决策中到底有哪些合理与失误。这种将历史人物置于“常人化”视角的做法首先营造出一个友好而非神秘的阅读氛围，这与张国刚教授在日常授课中喜爱“近取譬”的传统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常人化”的视角更容易让读者进行“反诸己身”的思考，而不会有所言疏阔之感。这些古代政治家治理国家的经验能否移植到一个现代企业管理之中？帝王处理与大臣的关系能否为我们处理日常人际关系提供借鉴？“公共史学”强调公共视角，主张切近公众的需求与期待，因此有人认为历史文本的主角应是公众本身而不是精英。但《资治通鉴》所记录的历史本身不可避免地以帝王将相题材为中心，在题材上无法回避这些精英人物，但通过“常人化”的视角，能够让精英的经验服务于当代大众，这是《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的匠心所在。
对历史人物采用“常人化”视角甚有必要，但绝不意味着采用“平庸化”甚至“庸俗化”。事实上，“平庸化”甚至“庸俗化”是当前一些通俗历史作者容易掉进的一个陷阱，其中最有代表的是“阴谋论”“权术论”的盛行。把复杂的历史说成是少数人物玩弄多数人于掌股之间的过程，并且通过特定的“书法”使之产生若合符契的效果，从而营造一种虚矫的精彩。一方面，此种做法在价值观上是错误的，与作为传统糟粕的厚黑学、官场学一样，这种历史解析方法把追求个人利益、个人成功作为历史研究的唯一目的，毫不关心“大势”，从而失掉了历史塑造方向感的作用。另一方面，以“平庸化”“庸俗化”视角总结出的所谓“经验”多半也无法在现实中予以检验；除去迎合市场需要的刻意曲解，很多通俗历史作者专业素养的缺乏，没有看到历史人物行为所受到的时代限制，只能“以今度古”地揣测古人行事的逻辑，其结论必然流于“尚怪”“尚邪”，从而背离了历史主流与真相。朱熹“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的观点，在公众史学中同样是有效的，只不过这几“大”在公众史学中并非直接说出，而要浸润于故事之中。 在此，《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对历史人物的评述虽然大有亲和力，但同时又给人以一种“持论甚正”之感，这得益于张国刚教授历史学家的深厚专业功底，也得益于他“以严肃态度写一本轻松读物”的初衷。《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讲了很多人物故事，但没有写成一个个孤立的、以人物为中心的故事集，而是紧扣《资治通鉴》这一编年体史书经典的本来脉络，强调把人物置于连续的历史场域中。在选材上，坚持内容服务主旨，不追求噱头。比如在讲隋文帝与高熲的关系演变，必然涉及对独孤皇后的分析，作者除想说明君臣关系的复杂微妙外，还想要说明北朝女主影响政治的传统犹在，所以把《资治通鉴》与正文与《考异》中涉及独孤皇后嫉妒的事跡淡化处理，虽然其中很多更具戏剧性。但本书不会为把故事讲得精彩而设置不负责任的“包袱”，从而影响主旨。在另一方面，本书穿插了大量对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政治、制度、文化、经济背景的介绍，虽着墨不多但深入浅出，为了便于大家理解还进行东西、古今对比。比如汉武帝的一系列经济改革，细细考究非常复杂，但作者凭借过硬的制度史功底，把这些改革的精神用极为通俗的语言概括出来，指出很多经济改革不仅控制生产，还控制物流，立即让读者感受到了这改革的分量。通过这些背景介绍，张国刚教授把历史人物的启发意义深入了一层：不仅讲他们有什么超越时代的“普世”启发意义，更指出他们各自的抉择在面对历史大势时的成败，这点更具借鉴意义。每个时代都有思考历史大势、思考个人在历史大势中行为方式的更高层次思想需求，为此《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了许多关于“可为”与“不可为”的抉择。有了历史学家的深度，“常人化”视角才能引出“正论”；而这种“正论”并非“定论”，而是为公众破解历史密码提供正确的参考方向。
虽然“公共史学”是一个西方概念，但东方专业历史学家涉足“公共史学”则并不是新鲜事。风靡一时的“讲谈社中国历史”就是出自日本学者之手的普及型著作，许倬云的“从历史看”系列也有较大影响，至于全国妇孺皆知的《百家讲台》亦是以专业学者为主力军。学者进入公共史学的路径各不相同，但张国刚教授无疑选择了一种最具挑战性的方式：紧扣经典。这种做法，将使作品时时面对来自经典本身的巨大考问，既展现了作者对经典的敬畏，又展现了一种面对经典的自信。张国刚教授早年在唐代官制、兵制、藩镇研究中有许多堪称时代标志的成果，后来又转战以家庭史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史，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亦有建树，并在这一代学者中较早获得了国际声誉。作者深厚的中古史研究造就了本书观点的许多独到之处，而宽广的学术兴趣与国际视野使本书能够以较为亲和的书写策略与语言风格娓娓展开；这种内容与形式的难得兼顾，使得本书荣膺中央电视台评选的“2016中国好书”绝非偶然，而“《资治通鉴》导读”课程也成为中国大学在国际“慕课”联盟中的明星课程。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的成功对于当前“公众史学”的讨论有着重要的启发。史学的“公众性”，可能不仅体现在故事题材的“公众性”上，更可能体现在讲故事者视角与态度的“公众性”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能产生最直接、强烈、深刻的感应；历史文本的价值之一正是为今人与古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依据。在史料极为有限且相关史实有着巨大知名度的中国古代史领域，“公共史学”的重心不是把专业领域中冷僻的历史知识呈献给大众，而应该是给予公众直面历史文本、展开自主思考的权力与能力，以更为友好、亲和的态度讲好“老故事”、讲出“真道理”，这其实对史学家的专业素养、现实观察力以及通俗表达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一种与学术研究中发现新史料、解决新问题完全不同的能力。如何处理“公众史学”与历史经典的关系，如何讲好经典，仍然需要深入探讨与不懈实践。
（作者简介：张景平，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水利系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水利史、社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