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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囡囡（1985—），女，山东威海人，硕士，贵州大学经济学院2009级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行政理论与实务。
黄鑫权（1984—），男，贵州习水人，硕士，贵州大学经济学院2009级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行政理论与实务。
谢书雅（1987—），女，湖北襄樊人，硕士，贵州大学经济学院2009级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政府与公共经济。
项目来源：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贵州大学人口·社会·法制研究中心2010年立项课题《新生代农民政治参与现状与问题》
基金来源：本研究得到贵州大学人口•社会•法制研究中心研究生创新项目资助] 黄鑫权 谢书雅
（贵州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目前，制度性障碍仍然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要障碍，但通过调研与访谈，我们发现这些制度性的障碍随着农民工阶层的分化和改革的进行正逐渐淡化，而非制度性障碍正逐渐彰显，非制度性障碍必定会成为日后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最大障碍。
关键词：城镇化；新生代农民工； 政治参与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still is the new generation of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migrant workers major obstacle, but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interview, we found that thes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as migrant workers class differentiation and reform is coming down, rather than th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are gradually reveal,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will become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biggest obstacle.
Keywords: urbanization;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前言
政治参与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高级的活动，也是我们公民享有的一项本
权利，城镇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应享有政治参与的权利。首先，在我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占绝大部分，是与城市市民最接近的群体。其次，新生代农民工在不断追求经济诉求的同时，对政治参与的诉求也在不断提高。再者，现实中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利益关联越来越密切，在城市中利益受损害的问题较严重，他们需要通过城市中的政治参与行为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社会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事关稳定的政治问题[[1] 艾丽颖.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2004：1.][1]。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状况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國民主政治建设，还影响着我国的社会稳定，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所以，深入分析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要障碍，探寻合理、规范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途径，对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可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障碍大致可以分为制度性障碍和非制度性障碍两个大的方面。
一、制度障碍和非制度障碍的界定
根据收集的资料和阅读的文献，对于“制度”国内外的学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但不管对制度的定义何如，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即制度就是基于一定社会基础而形成的，由人制定的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的规则，具体表现为一个国家的宪法、法律、规章、政策、条例等方面。我们不可否认制度的确可以避免人们社会行为的随意性，起到协调社会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生产、生活有序运转的作用等。[[1] 屈锡华.管理社会学[M].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5：29～30.][1]但是制度也是有限的，有漏洞的，也存在很多负面效应，而这些也就是本文所谓的制度性障碍。
由于制度的局限性，所以我们的社会仍然需要与制度相对应的非制度因素来进行补充。而本文认为非制度因素是指除了制度因素以外的因素，包括道德、信念、风俗、习惯、情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因素。在非制度因素面前人们的行为受到无形力量的约束。这种力量不像制度那样显而易见。[[1] 屈锡华.管理社会学[M].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5：29～30.][1]在这里那些阻碍当前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非制度性因素，即非制度性障碍。
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单纯靠制度或者非制度因素就可以解决的社会事务越来越少，大部分的事务和问题都需要靠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合作方能解决[[1] 屈锡华.管理社会学[M].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5：29～30.][1]，比如本课题研究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
下面就从制度性障碍和非制度性障碍这两个方面进行简单的论述。
二、制度性障碍分析
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和社会实践情况来看，制度性障碍目前仍然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要障碍，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我们发现当前阻碍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城市户籍制度
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在我国的历史上曾发挥
过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它背后隐藏的不公正已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新生代农民工，从职业上讲，从事着非农产业工作；从地域上讲，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镇；从经济来源看，主要是非农业收入为主；也只有从户籍上讲，才被制度强制认定为农民。但是也正式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的这种户籍制度，才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镇市民在一系列政策与待遇上的不同，如教育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政策、政治参与政策等。虽然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所体现的依附关系和差异弊端已受到广泛的批评与质疑，虽然户籍改革的步伐已经启动，但是要形成“城乡同治”格局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实践，所以，目前现行的户籍制度仍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最大的障碍。
（二）我国政治参与的“属地性”原则
根据我国政治参与的“属地性”原则，新生代农民工只能参与农村的政治活动，不能够参加城镇的政治活动。但是实践证明，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背井离乡，受政治参与成本、信息闭塞等因素的影响，在户籍所在地——农村的政治参与活动也几乎为零。所以，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权力几乎是“悬空”的状态。另外，城镇中也没有设置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权利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参与的渠道。可见，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政治参与的“属地原则”并没有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政治参与的发展要求。
（三）配套的公共政策
新生代政治参与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配套的公共政策，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虽然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但是从实践的情况来看，当前我国也只是加强如何对他们进行领导和管理，还未出台任何的有关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公共政策。因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缺乏政治参与的制度和活动空间。
当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还有其他非制度性因素。在此就不多加陈述了。
三、非制度性障碍分析
根据阅读的文献，目前国内很多学者都从农村土地制度和城市户籍制度的方面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过程中遇到的障碍。但通过调研与访谈，我们发现这些制度性的障碍随着农民工阶层的分化和改革的进行正逐渐淡化，而非制度性障碍正逐渐彰显，长而久之，非制度性障碍必定会成为日后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最大障碍。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我们认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非制度性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期望与现实矛盾引发的政治信任危机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出生在农村，却是在城镇中成长的，所以，在他们的意识里已然找不到第一代农民工那十分浓厚的乡土观念和土地情结。另外，在调研中当问及“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是否还拥有土地时？”，约有80%的人表示认为自己在农村已经不再拥有土地。可见，土地的保障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讲已经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农村土地所产生的“拉力”正在减小。在调查中，当问到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成为拥有城市户口居民时，80%的人表示是愿意的，当问及他们原因时，排在前三位的原因——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更好，收入更好，生活条件更好，归根到底都是切身“利益”问题，这才是新生代农民工自发进程的真正驱动力。
但是就目前我国城镇化情况来看，主要是依靠政府主导的，很多的工业、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环境都没有能够跟上步伐；即使是有一定基础的大城市，一时之间也很难承担突增的人口压力，因此就造成了现实与期望的落差。形成心里的落差，间接的后果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甚至是一些极端的社会行为，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可能还会引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政府以及对政治的信任危机，势必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经济，即一定的政治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并被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制约的。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镇里，但是从调查结果来看，95%都仍然是农村户口。虽说是户籍制度在松动，新生代农民工可以与城市户口的人共同竞争一些岗位，进行着就业替代。但是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就业岗位主要是从事服务人员、零工和其他工作。相对与城镇居民的工作来说，这些就业岗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稳定，不固定，工资低，没有合同，没有保障。绝大多数进城的农民工被“固定”在了非正规就业上。[ [1] 易善策.当前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融入城镇的障碍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7(2)：71.][1]这在我国城镇化进程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非正规就業未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较好的经济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直接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能力欠缺。
（三）城镇市民的社会认同
除了上述的分析之外，本文认为另外一个重要的非制度性因素就是城镇市民的认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只被经济系统接纳，在其他社会系统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排斥，使得近亿农民工成了我国最大的人户分离的群体，使新生代农民工无法长期地、稳定地在城市生存下去，使他们成为一个城市当中“无根”的社会阶层。可见，要城镇市民完全接纳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还很漫长与崎岖。
除此还有其他非制度性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并不像制度因素一样，能随着国家制度的变迁而相对迅速的发生改变，非制度因素他具有相对的滞后性，因此，从长远来看，非制度性障碍必将逐渐替代至定性因素成为新生代农工政治参与的主要障碍。
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理性思考
第一，政府要积极转变职能和观念。
过去的实践证明，政府对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在户籍、就业、政治参与等方面都会做出限制性的规定，对城镇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管理远远多于服务。因而，我们需要主导城镇化进程的政府部门转变职能，逐渐由“管理”为重心转变到以“服务”为重心，强化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人翁意识，从而尽快矫正偏差，破除障碍。
第二，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物质生活水平。
经济决定政治，只有新生代当农民工物质生活逐渐提高时，他们生存和发展问题得到保障，才有利于他们将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他们也才会更多关注社会事务，从而获得更多的政治信息和参与机会。[ [2] 徐志达.论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及其治理[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0(6)：48.
][2]
第三，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素质。
政治参与的情况与主体的思想意识、行为模式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树立“主人翁”意识，鼓励他们并为他们创造条件参与政治生活。
第四，营造社会文化氛围，增强社会认同。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不仅需要制度这个“硬环境”的保障，同时需要社会文化氛围这个“软环境”。[[1] 邓秀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研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9.][1]因此，营造良好的社会政治文化氛围，纠正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偏见，更多地关爱农民工是推进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重要前提，城镇“市民”应积极消除歧视心理，关爱新生代农民工，构建平等、和谐、文明的社会人文环境。
参考文献：
[1] 艾丽颖.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2004：12～21.
[2] 邓秀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研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5～20.
[3]徐志达.论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及其治理[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0(6)：46～50.
[4] 易善策.当前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融入城镇的障碍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7(2)：69～74.
[5] 屈锡华.管理社会学[M].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5：29～30.
黄鑫权（1984—），男，贵州习水人，硕士，贵州大学经济学院2009级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行政理论与实务。
谢书雅（1987—），女，湖北襄樊人，硕士，贵州大学经济学院2009级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政府与公共经济。
项目来源：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贵州大学人口·社会·法制研究中心2010年立项课题《新生代农民政治参与现状与问题》
基金来源：本研究得到贵州大学人口•社会•法制研究中心研究生创新项目资助] 黄鑫权 谢书雅
（贵州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目前，制度性障碍仍然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要障碍，但通过调研与访谈，我们发现这些制度性的障碍随着农民工阶层的分化和改革的进行正逐渐淡化，而非制度性障碍正逐渐彰显，非制度性障碍必定会成为日后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最大障碍。
关键词：城镇化；新生代农民工； 政治参与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still is the new generation of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migrant workers major obstacle, but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interview, we found that thes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as migrant workers class differentiation and reform is coming down, rather than th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are gradually reveal,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s will become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biggest obstacle.
Keywords: urbanization;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前言
政治参与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高级的活动，也是我们公民享有的一项本
权利，城镇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应享有政治参与的权利。首先，在我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占绝大部分，是与城市市民最接近的群体。其次，新生代农民工在不断追求经济诉求的同时，对政治参与的诉求也在不断提高。再者，现实中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利益关联越来越密切，在城市中利益受损害的问题较严重，他们需要通过城市中的政治参与行为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社会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事关稳定的政治问题[[1] 艾丽颖.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2004：1.][1]。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状况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國民主政治建设，还影响着我国的社会稳定，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所以，深入分析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要障碍，探寻合理、规范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途径，对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可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障碍大致可以分为制度性障碍和非制度性障碍两个大的方面。
一、制度障碍和非制度障碍的界定
根据收集的资料和阅读的文献，对于“制度”国内外的学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但不管对制度的定义何如，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即制度就是基于一定社会基础而形成的，由人制定的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的规则，具体表现为一个国家的宪法、法律、规章、政策、条例等方面。我们不可否认制度的确可以避免人们社会行为的随意性，起到协调社会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生产、生活有序运转的作用等。[[1] 屈锡华.管理社会学[M].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5：29～30.][1]但是制度也是有限的，有漏洞的，也存在很多负面效应，而这些也就是本文所谓的制度性障碍。
由于制度的局限性，所以我们的社会仍然需要与制度相对应的非制度因素来进行补充。而本文认为非制度因素是指除了制度因素以外的因素，包括道德、信念、风俗、习惯、情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因素。在非制度因素面前人们的行为受到无形力量的约束。这种力量不像制度那样显而易见。[[1] 屈锡华.管理社会学[M].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5：29～30.][1]在这里那些阻碍当前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非制度性因素，即非制度性障碍。
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单纯靠制度或者非制度因素就可以解决的社会事务越来越少，大部分的事务和问题都需要靠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合作方能解决[[1] 屈锡华.管理社会学[M].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5：29～30.][1]，比如本课题研究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
下面就从制度性障碍和非制度性障碍这两个方面进行简单的论述。
二、制度性障碍分析
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和社会实践情况来看，制度性障碍目前仍然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要障碍，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我们发现当前阻碍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城市户籍制度
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在我国的历史上曾发挥
过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它背后隐藏的不公正已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新生代农民工，从职业上讲，从事着非农产业工作；从地域上讲，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镇；从经济来源看，主要是非农业收入为主；也只有从户籍上讲，才被制度强制认定为农民。但是也正式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的这种户籍制度，才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镇市民在一系列政策与待遇上的不同，如教育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政策、政治参与政策等。虽然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所体现的依附关系和差异弊端已受到广泛的批评与质疑，虽然户籍改革的步伐已经启动，但是要形成“城乡同治”格局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实践，所以，目前现行的户籍制度仍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最大的障碍。
（二）我国政治参与的“属地性”原则
根据我国政治参与的“属地性”原则，新生代农民工只能参与农村的政治活动，不能够参加城镇的政治活动。但是实践证明，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背井离乡，受政治参与成本、信息闭塞等因素的影响，在户籍所在地——农村的政治参与活动也几乎为零。所以，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权力几乎是“悬空”的状态。另外，城镇中也没有设置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权利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参与的渠道。可见，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政治参与的“属地原则”并没有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政治参与的发展要求。
（三）配套的公共政策
新生代政治参与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配套的公共政策，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虽然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但是从实践的情况来看，当前我国也只是加强如何对他们进行领导和管理，还未出台任何的有关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公共政策。因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缺乏政治参与的制度和活动空间。
当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还有其他非制度性因素。在此就不多加陈述了。
三、非制度性障碍分析
根据阅读的文献，目前国内很多学者都从农村土地制度和城市户籍制度的方面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过程中遇到的障碍。但通过调研与访谈，我们发现这些制度性的障碍随着农民工阶层的分化和改革的进行正逐渐淡化，而非制度性障碍正逐渐彰显，长而久之，非制度性障碍必定会成为日后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最大障碍。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我们认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非制度性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期望与现实矛盾引发的政治信任危机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出生在农村，却是在城镇中成长的，所以，在他们的意识里已然找不到第一代农民工那十分浓厚的乡土观念和土地情结。另外，在调研中当问及“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是否还拥有土地时？”，约有80%的人表示认为自己在农村已经不再拥有土地。可见，土地的保障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讲已经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农村土地所产生的“拉力”正在减小。在调查中，当问到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成为拥有城市户口居民时，80%的人表示是愿意的，当问及他们原因时，排在前三位的原因——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更好，收入更好，生活条件更好，归根到底都是切身“利益”问题，这才是新生代农民工自发进程的真正驱动力。
但是就目前我国城镇化情况来看，主要是依靠政府主导的，很多的工业、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环境都没有能够跟上步伐；即使是有一定基础的大城市，一时之间也很难承担突增的人口压力，因此就造成了现实与期望的落差。形成心里的落差，间接的后果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甚至是一些极端的社会行为，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可能还会引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政府以及对政治的信任危机，势必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经济，即一定的政治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并被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制约的。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镇里，但是从调查结果来看，95%都仍然是农村户口。虽说是户籍制度在松动，新生代农民工可以与城市户口的人共同竞争一些岗位，进行着就业替代。但是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就业岗位主要是从事服务人员、零工和其他工作。相对与城镇居民的工作来说，这些就业岗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稳定，不固定，工资低，没有合同，没有保障。绝大多数进城的农民工被“固定”在了非正规就业上。[ [1] 易善策.当前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融入城镇的障碍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7(2)：71.][1]这在我国城镇化进程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非正规就業未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较好的经济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直接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能力欠缺。
（三）城镇市民的社会认同
除了上述的分析之外，本文认为另外一个重要的非制度性因素就是城镇市民的认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只被经济系统接纳，在其他社会系统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排斥，使得近亿农民工成了我国最大的人户分离的群体，使新生代农民工无法长期地、稳定地在城市生存下去，使他们成为一个城市当中“无根”的社会阶层。可见，要城镇市民完全接纳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还很漫长与崎岖。
除此还有其他非制度性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并不像制度因素一样，能随着国家制度的变迁而相对迅速的发生改变，非制度因素他具有相对的滞后性，因此，从长远来看，非制度性障碍必将逐渐替代至定性因素成为新生代农工政治参与的主要障碍。
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理性思考
第一，政府要积极转变职能和观念。
过去的实践证明，政府对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在户籍、就业、政治参与等方面都会做出限制性的规定，对城镇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管理远远多于服务。因而，我们需要主导城镇化进程的政府部门转变职能，逐渐由“管理”为重心转变到以“服务”为重心，强化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人翁意识，从而尽快矫正偏差，破除障碍。
第二，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物质生活水平。
经济决定政治，只有新生代当农民工物质生活逐渐提高时，他们生存和发展问题得到保障，才有利于他们将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他们也才会更多关注社会事务，从而获得更多的政治信息和参与机会。[ [2] 徐志达.论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及其治理[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0(6)：48.
][2]
第三，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素质。
政治参与的情况与主体的思想意识、行为模式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树立“主人翁”意识，鼓励他们并为他们创造条件参与政治生活。
第四，营造社会文化氛围，增强社会认同。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不仅需要制度这个“硬环境”的保障，同时需要社会文化氛围这个“软环境”。[[1] 邓秀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研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9.][1]因此，营造良好的社会政治文化氛围，纠正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偏见，更多地关爱农民工是推进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重要前提，城镇“市民”应积极消除歧视心理，关爱新生代农民工，构建平等、和谐、文明的社会人文环境。
参考文献：
[1] 艾丽颖.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2004：12～21.
[2] 邓秀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研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5～20.
[3]徐志达.论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及其治理[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0(6)：46～50.
[4] 易善策.当前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融入城镇的障碍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7(2)：69～74.
[5] 屈锡华.管理社会学[M].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5：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