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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历史上,金九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他从1894年起参加反日活动,为实现祖国的独立奋斗一生。1949年6月6日,金九被亲日分子杀害,死后被尊为“韩国国父”。金九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26年,他的母亲、妻子、儿子都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蒋介石和周恩来等国共领导人对金九都非常尊重,给予他很大的支持,成为中韩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金九在“韩民族
独立运动的圣殿”上海
在自传体的《白凡逸志》一书中,金九开宗明义地阐明他的愿望——实现国家的完全自主独立:“如果上帝问我的愿望是什么的话, 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愿望是大韩的独立。’如果再问我下一个愿望是什么时,我的回答还是:‘我国的独立。’即使第三次问我其他的愿望,我也大声回答:‘我的愿望是我大韩的完全自主独立。’我金九的愿望仅此一个,别无所求,我过去的一生七十余年都是为这个愿望而活着,现在也是为了这个愿望而生存,将来还要为实现这个愿望而活下去。”“我是一个没有独立国家的百姓, 在七十余年生涯中受尽了耻辱和苦难,对我而言,这世界上最好的事就是作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国家的百姓,终老死去。我很早就愿意做我们独立政府的门卫,其意就是,只要我国成为独立国,我即使做个最微贱的人也可以。”
金九,号白凡,1876年出生在韩国黄海道海州白云房,自小受私塾教育。1894年,金九作为东学农民军的先锋,攻打了海州城。东学农民运动失败后,金九加入了义兵。1896年,韩国明成皇后被日本刺客杀害，金九为了血洗国耻,在鸱河浦杀死了日本陆军中尉土田让亮,被判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后越狱)。十多年的牢狱酷刑,坚定了金九为祖国独立事业献身的决心。1899年,金九在黄海道各地创建了学校,积极参与新教育运动。1907年,金九加入以恢复国权为目的的秘密组织新民会,被委任为黄海道总监。
1919年3月1日,汉城爆发了反日示威游行,遭到了日本殖民当局的血腥镇压,“三一”运动遂告失败。“三一”运动后,大批韩国爱国人士流亡中国,金九也于当年4月来到上海。1919年4月13日,一批韩国政治家聚集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幢楼房里召开临时议政院第一次会议,制定了《大韩民国临时宪章》,组成以安昌浩、李东宁、李东辉、李承晚、金奎植、金九、赵琬九、曹成焕、申翼熙、玄盾等人为主要成员的领导机构,宣告韩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在成立之初,临时政府没有自己的土地和收入，大家要生活,还要养活一家老小，有人看到革命没有希望,临时政府前途渺茫,便离开了。有人到美国做工,还有些人被日本人收买,成了亲日分子。到1928年,临时政府只剩下十几个人，金九等人留了下来,继续坚持斗争。
1993年,上海市卢湾区马当路306弄4号的韩国临时政府办公旧址正式对外开放,被韩国前总统金泳三誉为“韩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成为来华韩人争相瞻仰的“圣地”。2004年7月10日,韩国总统卢武铉来到上海韩国临时政府办公旧址进行参观,写下“在独立运动的殿堂,祈愿大韩民国繁荣”的题词。
在韩国临时政府中,金九任警务局长,后任内务总长。1927年初,金九担任韩国临时政府主席。1929年3月,金九、李东宁等人在上海召开“韩国独立党结成会议”,组建韩国独立党,金九任总裁,奠定了临时政府的领导核心。
在华活动期间,韩国临时政府曾数次“搬家”,杭州、嘉兴、南京、长沙、柳州、重庆等地都留下了其足迹。金九在《白凡逸志》中写道:“我们百余名大家族迁居到长沙,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照顾和在美同胞的援助,可谓无微不至,是难民中的高等难民,尤其是长沙物产丰富,物价便宜,新到任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与我很是熟稔,更给了我们许多便利。”“我在上海、杭州、南京时,除了特别的情况外,都使用假名,但在长沙就光明正大地用金九的名字了。”
1938年,金九在长沙遭独立运动内部的激进分子行刺,受了重伤,被送到湘雅医院抢救。医生认为希望不大,已经放弃抢救。蒋介石闻讯后下令给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金九的性命。”在一天之内,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张治中,询问金九的情况。张治中亲自到医院去慰问。事后,蒋介石还派人送来巨额慰问金。
1940年5月,金九向蒋介石提出将临时政府迁至重庆。国民政府为安置韩国临时政府和“光复阵线”各党派成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在重庆郊外的土桥专门划出一块地建造“韩人村”,又将枣子岚垭辟为临时政府所在地,还设立一所小学供韩人孩子就读。
曾随父亲在中国长期生活的金九之子金信曾深情地回忆说:“在重庆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粮食物资供应非常困难,但是国民政府一直保证韩国临时政府的活动经费和基本生活开支,我们再也不像在上海法租界时那样困窘了。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维持不下去的。”
流亡嘉兴的岁月,
令金九终身难忘
1926年12月,身为韩国临时政府警务局长的金九成立了以暗杀敌军头目为主要任务的韩国武装团体“韩人爱国团”。1932年4月29日,金九指派义士尹奉吉潜入上海虹口公园日本庆祝“天长节”(天皇的生日)大会会场。尹奉吉用炸弹炸死日本驻上海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等日本军政要员。虹口公园爆炸事件震惊世界,中外媒体纷纷加以报道。这个事件表明韩国抗日力量的存在,大大鼓舞了中韩两国人民的斗志。金信回忆说:“那时候,因为淞沪战争失败中国人正憋气,蒋介石也很呕气。虹口事件发生后,上海人民兴高采烈。原来,很多中国人看不起韩国人,骂韩国人是‘高丽棒子’,现在走在马路上,中国人见了都尊敬,拉到饭店里吃饭,不要钱。”
爆炸事件之后,日军疯狂报复,大肆逮捕在沪韩国侨民和中国人。为了避免无辜者罹难,金九发表了一篇题为《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的公开信,声明此案由他一人策划。日寇悬赏60万大洋缉拿金九。此后,韩国临时政府迁出上海,先后移至杭州、嘉兴等地。
在帮助金九的中国人中,辛亥革命元老,曾任浙江省主席、上海抗日救援会会长、上海法学院院长的褚辅成贡献最大。1996年,韩国政府鉴于褚辅成救助金九等韩国独立运动人士的功勋,授予褚辅成“大韩民国建国勋章”。在褚辅成的安排下,金九等人来到了褚辅成的老家浙江嘉兴。为确保安全,褚辅成安排金九单独在养子陈桐生家中居住,而其他临时政府要员及家属则住在离金九住所不远处的另一处地方。不久,日寇怀疑金九躲至沪杭线一带,并派密探到铁路沿线进行侦察。褚辅成便让金九到他儿媳朱佳蕊的娘家海盐暂避。朱家在海盐县城西南方40余里处的南北湖建有一座名为载青别墅的山庄,当时正好闲置着,金九便在这里居住。
1933年夏的一天,金九在嘉兴东门看军警操练,不料被军警盘问暴露了身份,被抓到保安队受审。褚辅成嘱咐其子到保安队把金九保释了出来。
1996年6月,金信来到浙江海盐南北湖载青别墅凭吊。他在纪念册上挥笔书写“饮水思源,韩中友谊”八个大字,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一片真诚之心。金信说:“当年在上海,3元大洋可以让一个普通人生活一个月,而日寇悬赏60万大洋捉我父亲。中国人民不为金钱所动,从上海到嘉兴到海盐,到处受到中国人民的保护,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
作为韩国独立运动史上的重要一环,以及危难时刻中韩两国人民共同反抗日本侵略的实物见证,嘉兴金九避难处及韩国临时政府要员住址自1997年开放以来,其影响在韩国日趋扩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来嘉兴寻找他们前辈的足迹。
“相濡以沫”,国共两党
都对金九为首的韩国
临时政府给予支持
旧中国当时正处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而韩国也同样处在外寇的直接统治下。中韩两国当时正如“相与处于陆”的鱼类,只有“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互相帮助,才能共同得到解放。
韩国临时政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壮大,是与中国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20年代,孙中山明确表示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并准备给予物质援助。1921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会见了韩国临时政府特使申圭植,指出:“中韩两国本系兄弟之邦,素有悠远历史关系,唇齿相依,不可须臾分离。对于韩国独立运动,中国应有援助之义务。”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秉承孙中山的遗志,极力援助韩国独立运动。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黄埔军校秘密会见金九,共商抗日大计。金九提出,希望中国政府提供援助经费l00万元,并保证“两年之内可在日本、朝鲜、满洲方面掀起暴动切断日本侵略(亚洲)大陆之后路”。蒋介石并不赞同金九以暗杀行刺救国的办法,他告诉金九:“若靠特务工作来杀死天皇,则会另有天皇;杀死大将,也会另有大将。为了韩国将来独立政治着想,必须先训练一批武官。”
蒋介石决定拨款支持韩国临时政府组建韩国光复军,选派韩国抗日青年到黄埔军校洛阳分校受训，为韩国培养了100名军事人才。国民政府还吸纳了许多韩国谍报人员参与对日情报工作。1940年9月17日,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组建成立韩国光复军,军费由中国负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韩国侨民的接济中断,韩国临时政府几乎全靠中国政府的援助。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粮食物资供应非常困难,但是国民政府一直保证韩国临时政府的活动经费和基本生活开支。据史料记载,1944年8月,蒋介石批准每月援助韩国临时政府100万元,同时一次性拨预备费500万;同年11月,又拨房租金400万。到1945年4月,每月增加至300万,6月又一次性拨给特别工作费300万;8月,鉴于物价飞涨,先后两次拨款5000万,共计1亿元,另拨美金20万。
1941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东方反法西斯大会,金九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据金信回忆:“在重庆,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我们都接近。和周恩来互相请吃饭。1945年毛泽东来到重庆,9月2号,在桂园接见了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其中有我父亲。每年3月1号,我们的革命纪念日,共产党也都派人参加。韩国的‘朝鲜独立同盟’还到延安,与中共部队并肩作战。独立同盟各支部成立的时候,会场上都挂着毛泽东、金九和美国总统的像。当然,国民党方面不同意。”
1942年1月30日,金九向蒋介石提议,要求中国方面率先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请各盟国一致承认。在美方态度冷淡的情况下,1942年12月,蒋介石在核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时表示准备“在适当时期,先他国而承认临时政府”,表明了中国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坚决支持。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和斡旋,英美表示将在战后适当时机承认韩国独立。
此后,国民政府加紧了援助韩国独立运动的步伐,向韩国临时政府提供了500万元资金。1945年,英美认为韩国难以在短期内难以建立统一国家,建议由盟国先行托管5年,遭到蒋介石的反对。但苏美两国已在雅尔塔会议上商定以北纬38度线作为对日受降的分界线,朝鲜半岛的分裂已成定局。
1945年8月15日晚上,金九和美国军事顾问在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家里吃西瓜,突然从重庆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中国人和美国人都非常高兴,欢呼雀跃，金九也很兴奋,但又感觉好像天塌了一般。因为他和韩国的爱国者们几年间千辛万苦地准备参战,现在却化为泡影,他们回到祖国抗日的计划一次也未实行。金九后来说:“比这更难堪的,是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没有做过一件事,因此在国际上将没有充分的发言权”。
金九离开中国的临别感言:“余居贵国几三十年,无异自己故乡。”
1945年10月下旬,重庆各界纷纷举行各种仪式,欢送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回国。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也专为他们举办了欢送会。几天后,蒋介石亲自设宴为金九等人送行。
为了感谢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金九在登上飞机前发表了《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抗战八年来,敝国临时政府随国府迁渝,举凡拨借政时、供应军备,以及维持侨民生活,均荷于经济百度艰窘之秋。”金九在机场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当暗杀日军白川大将案发时,余匿居嘉兴东塔寺,幸赖贵国友人多方惠助,方免于难。余居贵国几三十年,无异自己故乡,今将离去,诚不胜眷恋之至。”
金九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南北和平统一。1948年4月,他力排万难,不顾危险,为了国家的统一毅然北上平壤。在平壤,金九会见了金日成。金日成对金九执后辈礼,尊称其为“抗日的老前辈”。这年,金日成37岁,而金九已经73岁高龄了。但金九的努力最终没能阻止南朝鲜单独选举的步伐。1949年6月26日,金九被亲日的极右势力暗杀。金九的牺牲,激起了群众极大的义愤。7月5日,韩国人民为金九举行了史无前例的“国民葬”(类同国葬,但不是以政府而是以全国人民的名义),将他安葬在孝昌公园内。
金九与金信:父子两人都受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受父亲的影响,金九之子金信也与中国有着不解情缘。在《白凡逸志》一书中译本出版的后记中,金信写道:“先父在中国长达二十六年,其间曾得到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追怀往事,开辟未来,随着韩中两国建交,两个鸡犬相闻的亲密邻邦开始谱写友好合作的新篇章。我也一次又一次地来到中国,徜徉在这片亲爱的土地上。1922年我出生在上海,抗日烽火中又随父转辗到重庆,可以说我是喝长江水长大的,是‘半个中国人’。在艰苦岁月里,先祖母、先母以及唯一的兄长相继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的一家与中国有割不断的情谊。”
金信在中国接受教育,曾就读于重庆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附中、西南联大、中国空军飞行学校。
1944年底,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攻占了有重庆“南大门”之称的贵州独山。许多热血同学都投笔从戎了,金信想:“我是韩国人,是日本侵略者把我逼到了中国,如果中国灭亡了,我还能逃到哪里去呢?”金信也报名参军,当了一名空军。由于当时训练设备简陋,日寇的飞机又经常来袭扰,学飞行的危险性很大。就在这时,哥哥金仁病逝的噩耗传来,想到金家五代单传,自己成了金家唯一的后代,金信于是写信给金九,提出回到他身边。金九回信说:“革命就是把生命交给民族,军人应当将生死置之度外,有国无家!”这番训诲,坚定了金信翱翔蓝天的理想。1947年,中国内战爆发,金九致信金信说:“我们到中国去是为了抗日,不能参加中国的内战。”这样,金信回到祖国,成为韩国第一个战斗机驾驶员,参加了韩国空军的创建,后来又担任了空军参谋总长。
1988年,金信首次重返中国大陆。中国有关方面问他想到哪里走一走。金信提出先到山东曲阜去,要拜孔夫子,因为金九在世时曾对金信说:“世上最伟大的人是孔夫子,比耶稣还要早五百年!”自此以后他每年都要来中国。由于特殊背景和中国情结,金信后来成为韩中两国建交的民间大使,为韩中两国正式建交做出了贡献。所到之处,人们若请他题辞,金信常用毛笔端正地写下“饮水思源”四个大字。他说:“中国有句古话——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不能做到涌泉相报,但也要做到永世不忘。”这不仅表现了他对中国有极深厚而特殊的感情,还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金九在“韩民族
独立运动的圣殿”上海
在自传体的《白凡逸志》一书中,金九开宗明义地阐明他的愿望——实现国家的完全自主独立:“如果上帝问我的愿望是什么的话, 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愿望是大韩的独立。’如果再问我下一个愿望是什么时,我的回答还是:‘我国的独立。’即使第三次问我其他的愿望,我也大声回答:‘我的愿望是我大韩的完全自主独立。’我金九的愿望仅此一个,别无所求,我过去的一生七十余年都是为这个愿望而活着,现在也是为了这个愿望而生存,将来还要为实现这个愿望而活下去。”“我是一个没有独立国家的百姓, 在七十余年生涯中受尽了耻辱和苦难,对我而言,这世界上最好的事就是作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国家的百姓,终老死去。我很早就愿意做我们独立政府的门卫,其意就是,只要我国成为独立国,我即使做个最微贱的人也可以。”
金九,号白凡,1876年出生在韩国黄海道海州白云房,自小受私塾教育。1894年,金九作为东学农民军的先锋,攻打了海州城。东学农民运动失败后,金九加入了义兵。1896年,韩国明成皇后被日本刺客杀害，金九为了血洗国耻,在鸱河浦杀死了日本陆军中尉土田让亮,被判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后越狱)。十多年的牢狱酷刑,坚定了金九为祖国独立事业献身的决心。1899年,金九在黄海道各地创建了学校,积极参与新教育运动。1907年,金九加入以恢复国权为目的的秘密组织新民会,被委任为黄海道总监。
1919年3月1日,汉城爆发了反日示威游行,遭到了日本殖民当局的血腥镇压,“三一”运动遂告失败。“三一”运动后,大批韩国爱国人士流亡中国,金九也于当年4月来到上海。1919年4月13日,一批韩国政治家聚集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幢楼房里召开临时议政院第一次会议,制定了《大韩民国临时宪章》,组成以安昌浩、李东宁、李东辉、李承晚、金奎植、金九、赵琬九、曹成焕、申翼熙、玄盾等人为主要成员的领导机构,宣告韩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在成立之初,临时政府没有自己的土地和收入，大家要生活,还要养活一家老小，有人看到革命没有希望,临时政府前途渺茫,便离开了。有人到美国做工,还有些人被日本人收买,成了亲日分子。到1928年,临时政府只剩下十几个人，金九等人留了下来,继续坚持斗争。
1993年,上海市卢湾区马当路306弄4号的韩国临时政府办公旧址正式对外开放,被韩国前总统金泳三誉为“韩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成为来华韩人争相瞻仰的“圣地”。2004年7月10日,韩国总统卢武铉来到上海韩国临时政府办公旧址进行参观,写下“在独立运动的殿堂,祈愿大韩民国繁荣”的题词。
在韩国临时政府中,金九任警务局长,后任内务总长。1927年初,金九担任韩国临时政府主席。1929年3月,金九、李东宁等人在上海召开“韩国独立党结成会议”,组建韩国独立党,金九任总裁,奠定了临时政府的领导核心。
在华活动期间,韩国临时政府曾数次“搬家”,杭州、嘉兴、南京、长沙、柳州、重庆等地都留下了其足迹。金九在《白凡逸志》中写道:“我们百余名大家族迁居到长沙,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照顾和在美同胞的援助,可谓无微不至,是难民中的高等难民,尤其是长沙物产丰富,物价便宜,新到任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与我很是熟稔,更给了我们许多便利。”“我在上海、杭州、南京时,除了特别的情况外,都使用假名,但在长沙就光明正大地用金九的名字了。”
1938年,金九在长沙遭独立运动内部的激进分子行刺,受了重伤,被送到湘雅医院抢救。医生认为希望不大,已经放弃抢救。蒋介石闻讯后下令给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金九的性命。”在一天之内,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张治中,询问金九的情况。张治中亲自到医院去慰问。事后,蒋介石还派人送来巨额慰问金。
1940年5月,金九向蒋介石提出将临时政府迁至重庆。国民政府为安置韩国临时政府和“光复阵线”各党派成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在重庆郊外的土桥专门划出一块地建造“韩人村”,又将枣子岚垭辟为临时政府所在地,还设立一所小学供韩人孩子就读。
曾随父亲在中国长期生活的金九之子金信曾深情地回忆说:“在重庆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粮食物资供应非常困难,但是国民政府一直保证韩国临时政府的活动经费和基本生活开支,我们再也不像在上海法租界时那样困窘了。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维持不下去的。”
流亡嘉兴的岁月,
令金九终身难忘
1926年12月,身为韩国临时政府警务局长的金九成立了以暗杀敌军头目为主要任务的韩国武装团体“韩人爱国团”。1932年4月29日,金九指派义士尹奉吉潜入上海虹口公园日本庆祝“天长节”(天皇的生日)大会会场。尹奉吉用炸弹炸死日本驻上海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等日本军政要员。虹口公园爆炸事件震惊世界,中外媒体纷纷加以报道。这个事件表明韩国抗日力量的存在,大大鼓舞了中韩两国人民的斗志。金信回忆说:“那时候,因为淞沪战争失败中国人正憋气,蒋介石也很呕气。虹口事件发生后,上海人民兴高采烈。原来,很多中国人看不起韩国人,骂韩国人是‘高丽棒子’,现在走在马路上,中国人见了都尊敬,拉到饭店里吃饭,不要钱。”
爆炸事件之后,日军疯狂报复,大肆逮捕在沪韩国侨民和中国人。为了避免无辜者罹难,金九发表了一篇题为《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的公开信,声明此案由他一人策划。日寇悬赏60万大洋缉拿金九。此后,韩国临时政府迁出上海,先后移至杭州、嘉兴等地。
在帮助金九的中国人中,辛亥革命元老,曾任浙江省主席、上海抗日救援会会长、上海法学院院长的褚辅成贡献最大。1996年,韩国政府鉴于褚辅成救助金九等韩国独立运动人士的功勋,授予褚辅成“大韩民国建国勋章”。在褚辅成的安排下,金九等人来到了褚辅成的老家浙江嘉兴。为确保安全,褚辅成安排金九单独在养子陈桐生家中居住,而其他临时政府要员及家属则住在离金九住所不远处的另一处地方。不久,日寇怀疑金九躲至沪杭线一带,并派密探到铁路沿线进行侦察。褚辅成便让金九到他儿媳朱佳蕊的娘家海盐暂避。朱家在海盐县城西南方40余里处的南北湖建有一座名为载青别墅的山庄,当时正好闲置着,金九便在这里居住。
1933年夏的一天,金九在嘉兴东门看军警操练,不料被军警盘问暴露了身份,被抓到保安队受审。褚辅成嘱咐其子到保安队把金九保释了出来。
1996年6月,金信来到浙江海盐南北湖载青别墅凭吊。他在纪念册上挥笔书写“饮水思源,韩中友谊”八个大字,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的一片真诚之心。金信说:“当年在上海,3元大洋可以让一个普通人生活一个月,而日寇悬赏60万大洋捉我父亲。中国人民不为金钱所动,从上海到嘉兴到海盐,到处受到中国人民的保护,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
作为韩国独立运动史上的重要一环,以及危难时刻中韩两国人民共同反抗日本侵略的实物见证,嘉兴金九避难处及韩国临时政府要员住址自1997年开放以来,其影响在韩国日趋扩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来嘉兴寻找他们前辈的足迹。
“相濡以沫”,国共两党
都对金九为首的韩国
临时政府给予支持
旧中国当时正处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而韩国也同样处在外寇的直接统治下。中韩两国当时正如“相与处于陆”的鱼类,只有“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互相帮助,才能共同得到解放。
韩国临时政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壮大,是与中国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20年代,孙中山明确表示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并准备给予物质援助。1921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会见了韩国临时政府特使申圭植,指出:“中韩两国本系兄弟之邦,素有悠远历史关系,唇齿相依,不可须臾分离。对于韩国独立运动,中国应有援助之义务。”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秉承孙中山的遗志,极力援助韩国独立运动。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黄埔军校秘密会见金九,共商抗日大计。金九提出,希望中国政府提供援助经费l00万元,并保证“两年之内可在日本、朝鲜、满洲方面掀起暴动切断日本侵略(亚洲)大陆之后路”。蒋介石并不赞同金九以暗杀行刺救国的办法,他告诉金九:“若靠特务工作来杀死天皇,则会另有天皇;杀死大将,也会另有大将。为了韩国将来独立政治着想,必须先训练一批武官。”
蒋介石决定拨款支持韩国临时政府组建韩国光复军,选派韩国抗日青年到黄埔军校洛阳分校受训，为韩国培养了100名军事人才。国民政府还吸纳了许多韩国谍报人员参与对日情报工作。1940年9月17日,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组建成立韩国光复军,军费由中国负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韩国侨民的接济中断,韩国临时政府几乎全靠中国政府的援助。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粮食物资供应非常困难,但是国民政府一直保证韩国临时政府的活动经费和基本生活开支。据史料记载,1944年8月,蒋介石批准每月援助韩国临时政府100万元,同时一次性拨预备费500万;同年11月,又拨房租金400万。到1945年4月,每月增加至300万,6月又一次性拨给特别工作费300万;8月,鉴于物价飞涨,先后两次拨款5000万,共计1亿元,另拨美金20万。
1941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东方反法西斯大会,金九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据金信回忆:“在重庆,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我们都接近。和周恩来互相请吃饭。1945年毛泽东来到重庆,9月2号,在桂园接见了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其中有我父亲。每年3月1号,我们的革命纪念日,共产党也都派人参加。韩国的‘朝鲜独立同盟’还到延安,与中共部队并肩作战。独立同盟各支部成立的时候,会场上都挂着毛泽东、金九和美国总统的像。当然,国民党方面不同意。”
1942年1月30日,金九向蒋介石提议,要求中国方面率先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请各盟国一致承认。在美方态度冷淡的情况下,1942年12月,蒋介石在核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时表示准备“在适当时期,先他国而承认临时政府”,表明了中国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坚决支持。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和斡旋,英美表示将在战后适当时机承认韩国独立。
此后,国民政府加紧了援助韩国独立运动的步伐,向韩国临时政府提供了500万元资金。1945年,英美认为韩国难以在短期内难以建立统一国家,建议由盟国先行托管5年,遭到蒋介石的反对。但苏美两国已在雅尔塔会议上商定以北纬38度线作为对日受降的分界线,朝鲜半岛的分裂已成定局。
1945年8月15日晚上,金九和美国军事顾问在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家里吃西瓜,突然从重庆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中国人和美国人都非常高兴,欢呼雀跃，金九也很兴奋,但又感觉好像天塌了一般。因为他和韩国的爱国者们几年间千辛万苦地准备参战,现在却化为泡影,他们回到祖国抗日的计划一次也未实行。金九后来说:“比这更难堪的,是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没有做过一件事,因此在国际上将没有充分的发言权”。
金九离开中国的临别感言:“余居贵国几三十年,无异自己故乡。”
1945年10月下旬,重庆各界纷纷举行各种仪式,欢送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回国。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也专为他们举办了欢送会。几天后,蒋介石亲自设宴为金九等人送行。
为了感谢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金九在登上飞机前发表了《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抗战八年来,敝国临时政府随国府迁渝,举凡拨借政时、供应军备,以及维持侨民生活,均荷于经济百度艰窘之秋。”金九在机场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当暗杀日军白川大将案发时,余匿居嘉兴东塔寺,幸赖贵国友人多方惠助,方免于难。余居贵国几三十年,无异自己故乡,今将离去,诚不胜眷恋之至。”
金九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南北和平统一。1948年4月,他力排万难,不顾危险,为了国家的统一毅然北上平壤。在平壤,金九会见了金日成。金日成对金九执后辈礼,尊称其为“抗日的老前辈”。这年,金日成37岁,而金九已经73岁高龄了。但金九的努力最终没能阻止南朝鲜单独选举的步伐。1949年6月26日,金九被亲日的极右势力暗杀。金九的牺牲,激起了群众极大的义愤。7月5日,韩国人民为金九举行了史无前例的“国民葬”(类同国葬,但不是以政府而是以全国人民的名义),将他安葬在孝昌公园内。
金九与金信:父子两人都受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受父亲的影响,金九之子金信也与中国有着不解情缘。在《白凡逸志》一书中译本出版的后记中,金信写道:“先父在中国长达二十六年,其间曾得到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追怀往事,开辟未来,随着韩中两国建交,两个鸡犬相闻的亲密邻邦开始谱写友好合作的新篇章。我也一次又一次地来到中国,徜徉在这片亲爱的土地上。1922年我出生在上海,抗日烽火中又随父转辗到重庆,可以说我是喝长江水长大的,是‘半个中国人’。在艰苦岁月里,先祖母、先母以及唯一的兄长相继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的一家与中国有割不断的情谊。”
金信在中国接受教育,曾就读于重庆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附中、西南联大、中国空军飞行学校。
1944年底,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攻占了有重庆“南大门”之称的贵州独山。许多热血同学都投笔从戎了,金信想:“我是韩国人,是日本侵略者把我逼到了中国,如果中国灭亡了,我还能逃到哪里去呢?”金信也报名参军,当了一名空军。由于当时训练设备简陋,日寇的飞机又经常来袭扰,学飞行的危险性很大。就在这时,哥哥金仁病逝的噩耗传来,想到金家五代单传,自己成了金家唯一的后代,金信于是写信给金九,提出回到他身边。金九回信说:“革命就是把生命交给民族,军人应当将生死置之度外,有国无家!”这番训诲,坚定了金信翱翔蓝天的理想。1947年,中国内战爆发,金九致信金信说:“我们到中国去是为了抗日,不能参加中国的内战。”这样,金信回到祖国,成为韩国第一个战斗机驾驶员,参加了韩国空军的创建,后来又担任了空军参谋总长。
1988年,金信首次重返中国大陆。中国有关方面问他想到哪里走一走。金信提出先到山东曲阜去,要拜孔夫子,因为金九在世时曾对金信说:“世上最伟大的人是孔夫子,比耶稣还要早五百年!”自此以后他每年都要来中国。由于特殊背景和中国情结,金信后来成为韩中两国建交的民间大使,为韩中两国正式建交做出了贡献。所到之处,人们若请他题辞,金信常用毛笔端正地写下“饮水思源”四个大字。他说:“中国有句古话——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不能做到涌泉相报,但也要做到永世不忘。”这不仅表现了他对中国有极深厚而特殊的感情,还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