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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赶型经济增长理论：一种组织经济增长的新思路》一书自1995年7月第一次出版至今已经连续修订再版了5次，最近修订的第六版又已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记得有位哲人曾经说过：经典的理论是没有时限的，它总能常读常新。是的，尽管这本书已经出版十多年了，但经过作者的不断修改充实，今天拿起来细心研读仍会让人耳目一新、富有启迪、回味深远。特别是联系中国28年改革开放所创造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奇迹”，就更觉得此书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不仅富有创新，而且符合实际。
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孜孜以求、不懈探讨的永恒话题。最早是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等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他们把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分析作为自己理论的核心，悉心探究工业革命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和规律，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一部分社会产品的积累和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4页)后来是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仅可以通过利息率的变动来调节储蓄和投资，以进行资本积累，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而且借助价格机制和工资的变动实现经济增长并且趋于充分就业的状态。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托宾和索洛、澳大利亚的斯旺和英国的米德等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应用新古典学派的基本概念，先后提出一系列新古典的增长理论和模型，并都认为经济增长途径具有内在稳定性，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储蓄不断地转化为投资，(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报酬等于它们的边际产品，以及要素之间可以相互替代”等机制来实现。(罗志如等：《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近年来是以罗默和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他们把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的定义扩大为人力资本，它不仅包括绝对的劳动力数量和该国所处的平均技术水平，而且还包括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和相互协作能力的培养等所有跟“提高人的能力”有关的因素。他们强调知识的积累，技术的进步对于经济的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认为知识或者知识的载体——人力资本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而且存在着投资刺激知识的积累，反过来知识的积累又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当然，更有道格拉斯·诺斯等人把制度变迁引入经济增长分析，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种组织的效率来源于一套能够对经济主体行为进行有效激励的产权制度安排。
不可否认，这些凝聚了众多经济学家们的智慧经济增长理论，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成长的历史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再完美的理论也难免瑕疵。这些西方学者精心构建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一是“见物不见人”增长理念。深入分析西方的经济增长理论，无论是古典的和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所谓“新经济增长理论”，它们在回答“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经济增长为什么”问题上，都是强调财富增加和物质增进这一“物”的目的，而不是为了“人的需要和全面发展”。二是“重资本、轻劳动”路径情结。综观西方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探讨的基本上都是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尽管索洛等人提出了劳动改进和知识增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但也是以一个“余值黑箱”悬空未决。当然新经济增长理论格外强调了劳动及其扩展了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仍然没有跳出“人是经济增长的工具”的范畴，因为有血有肉有灵感有创造力的人(劳动者)在他们的理论视野里也成了“资本”，似乎只有成为“人”成为“资本”才能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三是“重自组织、轻他组织”的增长方式。现有的众多经济增长理论基本上都是构建在充分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上的。它们研究的重点是如何靠市场机制自发的力量来配置资本、劳动、知识与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进而促进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最终实现“自然的”经济增长。很显然，在政府普遍介入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能动参与宏观经济活动和组织“合意的”经济增长的倾向日益明显，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都把实现和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作为自己宏观调控的目标。遗憾的是，现有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对政府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他组织”的作用和机理缺乏深入研究。实际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已经成为组织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应该说，钟阳胜同志的《追赶型经济增长理论：一种组织经济增长的新思路》(以下称《追赶型增长》)的可贵和创新之处就在于针对传统和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这些主要缺陷做出了杰出的探讨与分析，并由此形成了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理论。
首先，《追赶型增长》开宗明义地把人作为主体在经济增长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突出出来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明确提出：“主体需要总是表现为经济增长过程的动力、起点和归宿点”。“任何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过程，都是人作为主体为满足自身的生存、享受和发展而进行的创造活动”。(钟阳胜：《追赶型经济增长理论：一种组织经济增长的新思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六版，第2页)为了证明这一论点，作者以其深厚的哲学功底和深邃的实践思考，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从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成就到我们曾经有过或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旁征博引，缜密比较，进而做出了令人折服的理论演绎和论点归纳。
其次，《追赶型增长》深刻揭示了经济增长的本质，认为社会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以人作为主体的需要与主体能力、人作为主体与自然界作为客体这两对社会生产过程的基本矛盾形成、发展和不断解决的永恒的前进运动过程。“这个过程的本质是人作为主体以自身的能力即生产力为中介与自然界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变换的过程。而财富的增加，不过是主体能力提高的对象化，或者说是生产力发展的硕果，是主体需要得以满足和主体发展得以实现的物质文化保证。”(同上书，第27页)一句话，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内容的生产力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本质。这种认识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过分迷恋财富增长本身，而是把人的发展与财富的增进辩证地统一起来，进而探索出一条能够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增长路径。
第三，《追赶型增长》围绕人的主体需要和生产力发展这一经济增长的本质，全面系统地探讨了环境资源、资金与投资、对外开放、产业结构演变、产业建设、技术进步、企业素质等一系列经济增长的外在和内在条件，形成了一系列有见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例如，作者 在讨论经济增长的基本制约条件时指出，“人作为主体所进行的社会生产和经济增长过程，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界，不能离开社会，不能离开自然和社会的资源环境；如果离开了，社会生产和经济增长就无法进行。”(同上书，第56页)所以我们研究社会生产过程，进行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决策，组织社会生产和经济增长时，必须首先从资源环境的实际出发，研究资源环境系统对社会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进而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再比如作者在书中提出，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增长过程，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力系统的扩张、综合素质的改造、整体水平提高的一个渐进和飞跃交替进行的经济运动过程。对此加以深入研究，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辨明方向，把握加快发展自己的历史机遇，促进本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因此，产业建设就自然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核心。因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落后的实质，是产业尚未发育起来，不仅规模小、结构单一，而且水平低。“为了创造经济起飞的前提，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改变产业落后的状况，正确选择和确定产业方展战略，加快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卓有成效地进行产业建设。”(同上书，第164页)为此，作者在深刻总结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加拿大乃至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产业体系培育和建设的经验基础上，得出的“主导产业及其群体的历史演进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产业总量由小到大的渐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主体需要的满足和主体发展中不同阶段的不可逾越性，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中技术的不同阶段的衔接的不可间断性，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选择和确定主导产业及主导产业群体，进行主导产业及主导产业群体的建设时，一方面必须循序渐进，一般不能超越，但某些领域可以‘跨跃式’发展；另一方面又可以兼收并蓄，综合几次主导产业及其群体的优势，缩短产业建设高度化的时间，在起点低、发展时点晚的情况下，用较短的时间走完产业结构高度化过程迄今所走过的250年左右的路程，实现主导产业及其群体的高度化和现代化，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规律性结论，(同上书，第191页)富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又比如作者在书中还深刻阐述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特殊作用，认为由于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追赶时期创造经济起飞前提和实现经济起飞阶段，必须主要运用技术扩散规律，引进、吸收、模仿(个别创新)先进国家成熟的创新技术，用拿来主义的办法培育和发展本国的产业，扩大产业的规模，完善产业的结构，提高产业的素质和产业生产率。这样，可以用较少的投资、较短的时间加速经济增长，缩短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同上书，第211页)但是，这要仰仗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和人才资源的大开发，因为“现在起及今后，谁拥有发达的教育，拥有大量高素质的人才，尤其是拥有高素质的企业家、管理专家、技术专家、经济技术教育专家、行政领导干部等各类高素质人才、高素质的劳动者，谁就拥有最有效的财富和创造财富的财富，谁就拥有灿烂的明天，谁就能在未来世界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同上书，第227页)当然，作者也没有忽视西方经济学家格外推崇的“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突出作用，系统阐述了资金和投资对“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意义，认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要培育和发展现代工业，进入现代经济发展轨道，加速经济增长、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的现代化，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无疑是筹措大量的资金和扩大投资的问题”，所以“资金和投资是经济起飞的第一启动力，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同上书，第117、144页)
第四，《追赶型增长》突出强调了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认为“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经济增长动力的整合、规模的大小、结构的状况、速度的快慢、质量的高低，都必然受经济体制的制约”。(同上书，第306页)因此，一方面要重视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特殊作用，通过不断供给有效激励和约束各类经济主体的体制机制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要切忌“体制崇拜病”，避免超越阶段、脱离主体实际的生产关系“穷过渡”。
第五，《追赶型增长》着重分析了政府如何通过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等“他组织”行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和实现过程。作者认为，作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追赶发达国家必须制定发展战略以凝聚和引导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因为经济增长战略目标是一个以人作为主体需要的满足及其发展为中心，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过程中一系列经济社会的定性和定量指标的总和。“它以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为依据，凝聚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人民群众及其高层领导集团要求发展的强烈愿望和顽强意志。”因此，它“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中成为一个导航的航标，且必然要对人作为发展的主体及生产的各种要素和形式、经济各部门乃至经济过程的决策和调控等，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同上书，第90页)有了发展战略目标，政府就可以通过制定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和分配政策来实现自己作为，进而形成弥补和矫正“市场失灵”的“他组织”力量，最终与市场机制的“自组织”力量一起形成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发展的“合力”。
最后，《追赶型增长》从价值观角度集中讨论了经济增长的价值标准和终极目标，系统地回答了“经济增长为什么”这个经济增长理论的根本问题。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区分了原始经济增长阶段、文明时代经济增长阶段、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和建立在社会经济高速增长基础上的社会个人全面发展阶段等不同阶段，通过对不同阶段社会个人作为主体的发展过程与经济增长作为社会生产和生产力发展过程的辩证统一分析，得出“个人(即主体)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价值目标上说的经济增长的最高目标，而且是从价值活动的全过程看同样是经济增长的最高目标。这既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人的主体性的体现，也是经济增长过程本质规定性的结晶。”(同上书，第330页)
无疑，中国当之无愧可以成为追赶型经济增长的成功典范。中国从1978年只有1473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世界排名100名以后的一个经济小国，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追赶，一举在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2400多亿美元，经济总量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同时，按照人均年收入85美元的标 准，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85年的1．25亿人，减少到2005年的2365万人，20年减少了1亿多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毫不隐讳地说，“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在过去1／4个世纪里，中国的增值率为9％，人均收入提高了四倍(从220美元到1100美元)。唯一可以相提并论的是所谓东亚奇迹，8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从1965年至1990年平均每年人均收入增值率为5．5％，但这比过去1／4个世纪里的中国经济慢得多，规模也小得多。在以往的经济革命中——比如19世纪的工业革命——增长率最高也就是2％到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06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两会研讨会”上的发言，引自《中国经济导报》2006年10月17日)那么，中国何以能够创造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我看钟阳胜同志的《追赶型经济增长理论：一种组织经济增长的新思路》一书给出了合乎逻辑并符合实际的理论解释。
第一，中国组织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民生和人的全面发展。从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保证“城乡人民的收入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到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经济增长矢志不渝的目标是提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人们不仅肯于牺牲个人和眼前利益而顾全国家发展大局，而且节衣缩食为国家发展提供“高储蓄”，来保证我国经济增长的“原始积累”和持续资本投入。也正是由于中国具备了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无法比拟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所以中国获得了最为直接的发展动力。对此，国外学者估计，高投资对每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直接贡献要在4．7到6．4个百分点之间。
第二，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有效的政府引导和政策推动”而形成的“他组织”力量。为了加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增强综合国力的进程，中国政府不仅制定了“三步走”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明确发展目标，而且具体借助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计划或规划”行动和具体政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进而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自组织”机制形成促进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合力。
第三，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所释放和创造的新能量。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力量只有国有和集体等公有经济成分，由于所有制结构单一和公有制经济内在的产权关系不清，所以它们很难持续有力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长足发展，以及国有和集体企业的产权改革不断深化，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新格局逐步形成，因此，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形成的“多轮驱动”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新机制。同时，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的确立，为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管理等各种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和活力进发创造了条件。
第四，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成功借助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中国通过“拿来主义”，充分引进的国外资金和技术，有效弥补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两大缺口”。与此同时，立足自己劳动力资源和产业发展实际，不断拓展出口空间和国际投资领域，通过扩大出口和拓展“走出去”空间，最大限度地“张扬”了劳动力及资源禀赋和长线优势产业的优势，进而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巨大的外在力量。
因此，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经验雄辩地证明了《追赶型经济增长理论：一种组织经济增长的新思路》所阐述的许多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的合理性、科学性，进而也使其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之作。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孜孜以求、不懈探讨的永恒话题。最早是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等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他们把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分析作为自己理论的核心，悉心探究工业革命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和规律，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一部分社会产品的积累和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4页)后来是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仅可以通过利息率的变动来调节储蓄和投资，以进行资本积累，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而且借助价格机制和工资的变动实现经济增长并且趋于充分就业的状态。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托宾和索洛、澳大利亚的斯旺和英国的米德等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应用新古典学派的基本概念，先后提出一系列新古典的增长理论和模型，并都认为经济增长途径具有内在稳定性，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储蓄不断地转化为投资，(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报酬等于它们的边际产品，以及要素之间可以相互替代”等机制来实现。(罗志如等：《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近年来是以罗默和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他们把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的定义扩大为人力资本，它不仅包括绝对的劳动力数量和该国所处的平均技术水平，而且还包括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和相互协作能力的培养等所有跟“提高人的能力”有关的因素。他们强调知识的积累，技术的进步对于经济的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认为知识或者知识的载体——人力资本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而且存在着投资刺激知识的积累，反过来知识的积累又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当然，更有道格拉斯·诺斯等人把制度变迁引入经济增长分析，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种组织的效率来源于一套能够对经济主体行为进行有效激励的产权制度安排。
不可否认，这些凝聚了众多经济学家们的智慧经济增长理论，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成长的历史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再完美的理论也难免瑕疵。这些西方学者精心构建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一是“见物不见人”增长理念。深入分析西方的经济增长理论，无论是古典的和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所谓“新经济增长理论”，它们在回答“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经济增长为什么”问题上，都是强调财富增加和物质增进这一“物”的目的，而不是为了“人的需要和全面发展”。二是“重资本、轻劳动”路径情结。综观西方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探讨的基本上都是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尽管索洛等人提出了劳动改进和知识增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但也是以一个“余值黑箱”悬空未决。当然新经济增长理论格外强调了劳动及其扩展了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仍然没有跳出“人是经济增长的工具”的范畴，因为有血有肉有灵感有创造力的人(劳动者)在他们的理论视野里也成了“资本”，似乎只有成为“人”成为“资本”才能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三是“重自组织、轻他组织”的增长方式。现有的众多经济增长理论基本上都是构建在充分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上的。它们研究的重点是如何靠市场机制自发的力量来配置资本、劳动、知识与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进而促进资本积累和资本形成，最终实现“自然的”经济增长。很显然，在政府普遍介入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能动参与宏观经济活动和组织“合意的”经济增长的倾向日益明显，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都把实现和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作为自己宏观调控的目标。遗憾的是，现有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对政府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他组织”的作用和机理缺乏深入研究。实际上，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已经成为组织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应该说，钟阳胜同志的《追赶型经济增长理论：一种组织经济增长的新思路》(以下称《追赶型增长》)的可贵和创新之处就在于针对传统和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这些主要缺陷做出了杰出的探讨与分析，并由此形成了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理论。
首先，《追赶型增长》开宗明义地把人作为主体在经济增长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突出出来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明确提出：“主体需要总是表现为经济增长过程的动力、起点和归宿点”。“任何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过程，都是人作为主体为满足自身的生存、享受和发展而进行的创造活动”。(钟阳胜：《追赶型经济增长理论：一种组织经济增长的新思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六版，第2页)为了证明这一论点，作者以其深厚的哲学功底和深邃的实践思考，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从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成就到我们曾经有过或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旁征博引，缜密比较，进而做出了令人折服的理论演绎和论点归纳。
其次，《追赶型增长》深刻揭示了经济增长的本质，认为社会经济增长过程是一个以人作为主体的需要与主体能力、人作为主体与自然界作为客体这两对社会生产过程的基本矛盾形成、发展和不断解决的永恒的前进运动过程。“这个过程的本质是人作为主体以自身的能力即生产力为中介与自然界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变换的过程。而财富的增加，不过是主体能力提高的对象化，或者说是生产力发展的硕果，是主体需要得以满足和主体发展得以实现的物质文化保证。”(同上书，第27页)一句话，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内容的生产力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本质。这种认识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过分迷恋财富增长本身，而是把人的发展与财富的增进辩证地统一起来，进而探索出一条能够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增长路径。
第三，《追赶型增长》围绕人的主体需要和生产力发展这一经济增长的本质，全面系统地探讨了环境资源、资金与投资、对外开放、产业结构演变、产业建设、技术进步、企业素质等一系列经济增长的外在和内在条件，形成了一系列有见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例如，作者 在讨论经济增长的基本制约条件时指出，“人作为主体所进行的社会生产和经济增长过程，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界，不能离开社会，不能离开自然和社会的资源环境；如果离开了，社会生产和经济增长就无法进行。”(同上书，第56页)所以我们研究社会生产过程，进行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决策，组织社会生产和经济增长时，必须首先从资源环境的实际出发，研究资源环境系统对社会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进而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再比如作者在书中提出，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增长过程，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力系统的扩张、综合素质的改造、整体水平提高的一个渐进和飞跃交替进行的经济运动过程。对此加以深入研究，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辨明方向，把握加快发展自己的历史机遇，促进本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因此，产业建设就自然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核心。因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落后的实质，是产业尚未发育起来，不仅规模小、结构单一，而且水平低。“为了创造经济起飞的前提，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改变产业落后的状况，正确选择和确定产业方展战略，加快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卓有成效地进行产业建设。”(同上书，第164页)为此，作者在深刻总结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加拿大乃至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产业体系培育和建设的经验基础上，得出的“主导产业及其群体的历史演进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产业总量由小到大的渐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主体需要的满足和主体发展中不同阶段的不可逾越性，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中技术的不同阶段的衔接的不可间断性，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选择和确定主导产业及主导产业群体，进行主导产业及主导产业群体的建设时，一方面必须循序渐进，一般不能超越，但某些领域可以‘跨跃式’发展；另一方面又可以兼收并蓄，综合几次主导产业及其群体的优势，缩短产业建设高度化的时间，在起点低、发展时点晚的情况下，用较短的时间走完产业结构高度化过程迄今所走过的250年左右的路程，实现主导产业及其群体的高度化和现代化，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规律性结论，(同上书，第191页)富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又比如作者在书中还深刻阐述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特殊作用，认为由于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追赶时期创造经济起飞前提和实现经济起飞阶段，必须主要运用技术扩散规律，引进、吸收、模仿(个别创新)先进国家成熟的创新技术，用拿来主义的办法培育和发展本国的产业，扩大产业的规模，完善产业的结构，提高产业的素质和产业生产率。这样，可以用较少的投资、较短的时间加速经济增长，缩短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同上书，第211页)但是，这要仰仗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和人才资源的大开发，因为“现在起及今后，谁拥有发达的教育，拥有大量高素质的人才，尤其是拥有高素质的企业家、管理专家、技术专家、经济技术教育专家、行政领导干部等各类高素质人才、高素质的劳动者，谁就拥有最有效的财富和创造财富的财富，谁就拥有灿烂的明天，谁就能在未来世界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同上书，第227页)当然，作者也没有忽视西方经济学家格外推崇的“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突出作用，系统阐述了资金和投资对“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意义，认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要培育和发展现代工业，进入现代经济发展轨道，加速经济增长、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的现代化，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无疑是筹措大量的资金和扩大投资的问题”，所以“资金和投资是经济起飞的第一启动力，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同上书，第117、144页)
第四，《追赶型增长》突出强调了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认为“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经济增长动力的整合、规模的大小、结构的状况、速度的快慢、质量的高低，都必然受经济体制的制约”。(同上书，第306页)因此，一方面要重视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特殊作用，通过不断供给有效激励和约束各类经济主体的体制机制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要切忌“体制崇拜病”，避免超越阶段、脱离主体实际的生产关系“穷过渡”。
第五，《追赶型增长》着重分析了政府如何通过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等“他组织”行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和实现过程。作者认为，作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追赶发达国家必须制定发展战略以凝聚和引导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因为经济增长战略目标是一个以人作为主体需要的满足及其发展为中心，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过程中一系列经济社会的定性和定量指标的总和。“它以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为依据，凝聚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人民群众及其高层领导集团要求发展的强烈愿望和顽强意志。”因此，它“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中成为一个导航的航标，且必然要对人作为发展的主体及生产的各种要素和形式、经济各部门乃至经济过程的决策和调控等，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同上书，第90页)有了发展战略目标，政府就可以通过制定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和分配政策来实现自己作为，进而形成弥补和矫正“市场失灵”的“他组织”力量，最终与市场机制的“自组织”力量一起形成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发展的“合力”。
最后，《追赶型增长》从价值观角度集中讨论了经济增长的价值标准和终极目标，系统地回答了“经济增长为什么”这个经济增长理论的根本问题。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区分了原始经济增长阶段、文明时代经济增长阶段、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和建立在社会经济高速增长基础上的社会个人全面发展阶段等不同阶段，通过对不同阶段社会个人作为主体的发展过程与经济增长作为社会生产和生产力发展过程的辩证统一分析，得出“个人(即主体)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价值目标上说的经济增长的最高目标，而且是从价值活动的全过程看同样是经济增长的最高目标。这既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人的主体性的体现，也是经济增长过程本质规定性的结晶。”(同上书，第330页)
无疑，中国当之无愧可以成为追赶型经济增长的成功典范。中国从1978年只有1473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世界排名100名以后的一个经济小国，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追赶，一举在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2400多亿美元，经济总量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同时，按照人均年收入85美元的标 准，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85年的1．25亿人，减少到2005年的2365万人，20年减少了1亿多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毫不隐讳地说，“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在过去1／4个世纪里，中国的增值率为9％，人均收入提高了四倍(从220美元到1100美元)。唯一可以相提并论的是所谓东亚奇迹，8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从1965年至1990年平均每年人均收入增值率为5．5％，但这比过去1／4个世纪里的中国经济慢得多，规模也小得多。在以往的经济革命中——比如19世纪的工业革命——增长率最高也就是2％到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06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两会研讨会”上的发言，引自《中国经济导报》2006年10月17日)那么，中国何以能够创造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我看钟阳胜同志的《追赶型经济增长理论：一种组织经济增长的新思路》一书给出了合乎逻辑并符合实际的理论解释。
第一，中国组织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民生和人的全面发展。从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保证“城乡人民的收入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到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经济增长矢志不渝的目标是提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人们不仅肯于牺牲个人和眼前利益而顾全国家发展大局，而且节衣缩食为国家发展提供“高储蓄”，来保证我国经济增长的“原始积累”和持续资本投入。也正是由于中国具备了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无法比拟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所以中国获得了最为直接的发展动力。对此，国外学者估计，高投资对每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直接贡献要在4．7到6．4个百分点之间。
第二，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有效的政府引导和政策推动”而形成的“他组织”力量。为了加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增强综合国力的进程，中国政府不仅制定了“三步走”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明确发展目标，而且具体借助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计划或规划”行动和具体政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进而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自组织”机制形成促进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合力。
第三，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所释放和创造的新能量。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力量只有国有和集体等公有经济成分，由于所有制结构单一和公有制经济内在的产权关系不清，所以它们很难持续有力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长足发展，以及国有和集体企业的产权改革不断深化，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新格局逐步形成，因此，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类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形成的“多轮驱动”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新机制。同时，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的确立，为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管理等各种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和活力进发创造了条件。
第四，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成功借助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中国通过“拿来主义”，充分引进的国外资金和技术，有效弥补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两大缺口”。与此同时，立足自己劳动力资源和产业发展实际，不断拓展出口空间和国际投资领域，通过扩大出口和拓展“走出去”空间，最大限度地“张扬”了劳动力及资源禀赋和长线优势产业的优势，进而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巨大的外在力量。
因此，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经验雄辩地证明了《追赶型经济增长理论：一种组织经济增长的新思路》所阐述的许多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的合理性、科学性，进而也使其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之作。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