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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抗日救亡，1919年三四月间，来自韩国本土、中国东北、日本、美洲等地的相关人士，在上海法租界召开朝鲜人代表大会，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从而以上海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日独立运动，1931年初，因发生了“虹口公园爆炸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不得不从上海迁来杭州。
据《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杭州》（金健人等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6月第一版）介绍，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的始末是这样的：
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军队在上海闸北发动武装进攻，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第78师奋起抵抗。翌日，驻浙八十八师驰赴增援（阵亡将士1120名）。他们在上海人民和全国抗日浪潮的支援下，坚持抗战一个多月。后经英、美、法等国的“调停”，中、日双方于3月3日宣布停战，24日开始谈判。正当双方准备于5月初签署停战协定之时，日方却大肆宣扬将在4月29日庆祝天长节，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沪淞战争胜利祝捷大会”。中国军民凡有爱国心的，无不义愤填膺。对日本将举行“祝捷”大会，首先感到不满的是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等人，他们直接找到原上级陈铭枢，请求他能出面干涉，并讨论决定请在沪的朝鲜独立党人协助，由朝鲜人装扮成日本侨民，混入会场，伺机举事。因为在这种重大场合，日本当局是不会允许中国人进入会场的。
由于金九以前派李奉昌去东京暗杀天皇，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早就有心对上海的日本高级官员下手，只是苦于经费和时机，所以这次他当仁不让的从联系人安昌浩处应允全权负责此事。此时，在金九脑海里，已有了合适人选，就是新近来上海的热血青年尹奉吉。尹奉吉，1908年5月出生于忠清南道礼山郡德山，幼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日本侵吞朝鲜后，他目睹日本殖民侵略的罪行，萌发了爱国思想。1930年经青岛来上海做工，次年秋结识临时政府的金九，并向他表示了献身独立运动的决心。是日，尹奉吉穿着新西装，装扮成一位贵族公子，肩挎军用水壶（炸弹伪装），大约在7点45分，他顺利进入会场。当日本军队阅兵进行飞行表演，21响礼炮放响，尹奉吉举起手中的炸弹扔向检阅台，当场炸死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军和日本上海拘留民团长河端贞次，重伤日本第二舰队司令官野村吉散郎中将、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炸弹爆炸后，尹奉吉不幸被捕，在日本宪兵严刑拷打下，他始终守口如瓶，只承认此事由他一人负责，同年12月19日在日本金泽刑务所英勇就义。日军遭受如此重大打击，决不肯就此罢休，他们对法租界的朝鲜人疯狂报复。4月30日凌晨2点半，日本领事馆又派出大批警探，分乘12辆卡车赴法租界，企图在人们酣睡之际，对可疑的朝鲜人进行大逮捕。到黎明4点多钟，先后逮捕17名朝鲜人。金九当时在美国教师费尔斯夫妇帮助下，才幸免于难。尹奉吉大闹虹口公园，在国际上一时引起轰动。由于虹口公园事件发生在“一·二八”事变后的上海，从其准备过程看，是中、韩两国人民合力的结果。
虹口公园案后，由于日本军警特务在上海对朝鲜人进行疯狂报复，大肆逮捕革命人士，韩国临时政府总机关被迫迁出上海，从而结束了在上海领导的反日复国运动历史。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到杭州之后，他们究竟选择一个什么地方来进行隐蔽活动呢？这有多方面的考虑，纵观他们居住地所在位置和住房结构，有以下显著特征：
1、处在杭州城市的中心，主要位于西湖东边的湖滨、涌金街道俗称为“旗下”地区。旗下营建立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为杭州城中城，中心范围为现在的延安路和龙翔桥地段，自明朝起这里是杭州最热闹繁华的区域，商业贸易和人流最为集中之地。韩国临时政府和独立党驻地都选择在此闹中取静之地，即处于相当热闹繁华的地段，住址前后都有街路和巷弄，交通便利，但相对又比较隐蔽。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地区，既对于他们举行各种集会和活动时不至于惹人耳目，又便于及时而有效地获取各种信息。
2、临时政府的办公用地和成员驻地，并非集中于整套整幢的某一地点，而是以散居的形式租用民房，空间的相互距离一般不会超过500米，以韩国临时政府办公处所在的湖边邨23号为例，周围多处办公点都呈紧密有序的排列，这种空间布局，既方便聚集人员举行各种会议，又便于向四周分散辐射，这样他们的活动就可以更隐蔽而高效地进行。
3、临时政府在杭州租用的房子大体上都是石库房，它具有较好的秘密性和亲和性，这种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民居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江南十分典型的小康型生活用房。在结构上，每个房子南北都开有前门和后门，楼梯在一楼室内中间位置，二楼的北面房顶设有阳台，并和周围住家的阳台是相通相连的，以上这些都十分利于住家对周围所发生事态的观察，并在遭遇紧急状况时能迅速逃遁。
4、韩国临时政府当时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中国政府、军队和商人组织提供一部分，以及海外爱国韩侨的资助，资金的来路虽然比较窄，但相对还比较宽裕，虽然临时政府办公处并不是集中一处办公的形式，主要还是以安全为考虑之先，对当时的杭州市民而言，他们租住的石库房，还是算比较高级的住房，也不失韩国临时政府要员的体面。
为了避开日本军警迫害独立运动者的锋芒，韩国临时政府转移到杭州安营扎寨。时过一年半载，韩国独立党事务所也紧随其后，迁至杭州。1932年5月10日，临政军务部长金撤离沪赴杭，在杭州清泰第二旅社（今仁和路群英饭店）的第32号房间内设置了临政办公处，5月14日，临政财务部长金九为参加国务会议也赶到杭州，在当地聚英旅社（今邮电路西段）投宿。当年很多头面人物与很多重要会议都在杭州召开与决策。他们在杭从事抗日爱国活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韩国政要与各界民众，每每来杭州都要访问、参观与缅怀、纪念这一段深深包含着中韩友谊的历史。
如今，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杭旧址，即今长生路湖边邨23号的保护现状，令人堪忧，许多展品陈旧、展物不整齐，而且楼下天井成为餐饮等营业场所。如此现状如何迎接2016年的G20峰会？为此，特引述以上史料，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尽快加以修缮，使之以崭新的面貌与气象，呈现于世人面前。
据《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杭州》（金健人等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6月第一版）介绍，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的始末是这样的：
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军队在上海闸北发动武装进攻，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第78师奋起抵抗。翌日，驻浙八十八师驰赴增援（阵亡将士1120名）。他们在上海人民和全国抗日浪潮的支援下，坚持抗战一个多月。后经英、美、法等国的“调停”，中、日双方于3月3日宣布停战，24日开始谈判。正当双方准备于5月初签署停战协定之时，日方却大肆宣扬将在4月29日庆祝天长节，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沪淞战争胜利祝捷大会”。中国军民凡有爱国心的，无不义愤填膺。对日本将举行“祝捷”大会，首先感到不满的是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等人，他们直接找到原上级陈铭枢，请求他能出面干涉，并讨论决定请在沪的朝鲜独立党人协助，由朝鲜人装扮成日本侨民，混入会场，伺机举事。因为在这种重大场合，日本当局是不会允许中国人进入会场的。
由于金九以前派李奉昌去东京暗杀天皇，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早就有心对上海的日本高级官员下手，只是苦于经费和时机，所以这次他当仁不让的从联系人安昌浩处应允全权负责此事。此时，在金九脑海里，已有了合适人选，就是新近来上海的热血青年尹奉吉。尹奉吉，1908年5月出生于忠清南道礼山郡德山，幼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日本侵吞朝鲜后，他目睹日本殖民侵略的罪行，萌发了爱国思想。1930年经青岛来上海做工，次年秋结识临时政府的金九，并向他表示了献身独立运动的决心。是日，尹奉吉穿着新西装，装扮成一位贵族公子，肩挎军用水壶（炸弹伪装），大约在7点45分，他顺利进入会场。当日本军队阅兵进行飞行表演，21响礼炮放响，尹奉吉举起手中的炸弹扔向检阅台，当场炸死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军和日本上海拘留民团长河端贞次，重伤日本第二舰队司令官野村吉散郎中将、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炸弹爆炸后，尹奉吉不幸被捕，在日本宪兵严刑拷打下，他始终守口如瓶，只承认此事由他一人负责，同年12月19日在日本金泽刑务所英勇就义。日军遭受如此重大打击，决不肯就此罢休，他们对法租界的朝鲜人疯狂报复。4月30日凌晨2点半，日本领事馆又派出大批警探，分乘12辆卡车赴法租界，企图在人们酣睡之际，对可疑的朝鲜人进行大逮捕。到黎明4点多钟，先后逮捕17名朝鲜人。金九当时在美国教师费尔斯夫妇帮助下，才幸免于难。尹奉吉大闹虹口公园，在国际上一时引起轰动。由于虹口公园事件发生在“一·二八”事变后的上海，从其准备过程看，是中、韩两国人民合力的结果。
虹口公园案后，由于日本军警特务在上海对朝鲜人进行疯狂报复，大肆逮捕革命人士，韩国临时政府总机关被迫迁出上海，从而结束了在上海领导的反日复国运动历史。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到杭州之后，他们究竟选择一个什么地方来进行隐蔽活动呢？这有多方面的考虑，纵观他们居住地所在位置和住房结构，有以下显著特征：
1、处在杭州城市的中心，主要位于西湖东边的湖滨、涌金街道俗称为“旗下”地区。旗下营建立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为杭州城中城，中心范围为现在的延安路和龙翔桥地段，自明朝起这里是杭州最热闹繁华的区域，商业贸易和人流最为集中之地。韩国临时政府和独立党驻地都选择在此闹中取静之地，即处于相当热闹繁华的地段，住址前后都有街路和巷弄，交通便利，但相对又比较隐蔽。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地区，既对于他们举行各种集会和活动时不至于惹人耳目，又便于及时而有效地获取各种信息。
2、临时政府的办公用地和成员驻地，并非集中于整套整幢的某一地点，而是以散居的形式租用民房，空间的相互距离一般不会超过500米，以韩国临时政府办公处所在的湖边邨23号为例，周围多处办公点都呈紧密有序的排列，这种空间布局，既方便聚集人员举行各种会议，又便于向四周分散辐射，这样他们的活动就可以更隐蔽而高效地进行。
3、临时政府在杭州租用的房子大体上都是石库房，它具有较好的秘密性和亲和性，这种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民居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江南十分典型的小康型生活用房。在结构上，每个房子南北都开有前门和后门，楼梯在一楼室内中间位置，二楼的北面房顶设有阳台，并和周围住家的阳台是相通相连的，以上这些都十分利于住家对周围所发生事态的观察，并在遭遇紧急状况时能迅速逃遁。
4、韩国临时政府当时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中国政府、军队和商人组织提供一部分，以及海外爱国韩侨的资助，资金的来路虽然比较窄，但相对还比较宽裕，虽然临时政府办公处并不是集中一处办公的形式，主要还是以安全为考虑之先，对当时的杭州市民而言，他们租住的石库房，还是算比较高级的住房，也不失韩国临时政府要员的体面。
为了避开日本军警迫害独立运动者的锋芒，韩国临时政府转移到杭州安营扎寨。时过一年半载，韩国独立党事务所也紧随其后，迁至杭州。1932年5月10日，临政军务部长金撤离沪赴杭，在杭州清泰第二旅社（今仁和路群英饭店）的第32号房间内设置了临政办公处，5月14日，临政财务部长金九为参加国务会议也赶到杭州，在当地聚英旅社（今邮电路西段）投宿。当年很多头面人物与很多重要会议都在杭州召开与决策。他们在杭从事抗日爱国活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韩国政要与各界民众，每每来杭州都要访问、参观与缅怀、纪念这一段深深包含着中韩友谊的历史。
如今，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杭旧址，即今长生路湖边邨23号的保护现状，令人堪忧，许多展品陈旧、展物不整齐，而且楼下天井成为餐饮等营业场所。如此现状如何迎接2016年的G20峰会？为此，特引述以上史料，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尽快加以修缮，使之以崭新的面貌与气象，呈现于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