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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春联，在我生长的盐城东台乡村，要算是春节前最有仪式感的一道程序了。
有钱没钱，人们都把门前、屋里、猪圈、羊圈乃至树上贴得红彤彤的，图个吉利、喜庆——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曈曈日”，是否有“彤彤日”的意思。
假如你到乡下来，看一遍农家春联，往往会有一种错觉，像是在观摩一场“年度语文盛典”。
现在，春联在超市里、地摊上有的卖，商家或公益机构都有的送。但以前，绝大多数人家都是人工书写。村民小组里做老师的，当仁不让成为“春联书法家”。
忘了何年何月，我也被推到这个神圣的位置：路南路北，河东河西的人家，春联书写都给我“承包”下来。有时一站两天，从早到晚，手腕酸疼，双脚胀痛。年少的我，裁纸、折痕，磨墨、润笔……已经有板有眼，不过，当时的毛笔字，可能只能“将就”看看，无法“讲究”。从可以抓笔的五六年级小学生，我一直写到大学毕业。正式工作后，春节前几天难得在家待着，邻居们也渐渐习惯去街上买春联了。
写春联，费体力，也费脑力。大门、主房门、厨房门、橱柜门、猪圈门、羊圈门……位置不同，内容各异，尺寸有别，主人往往还有一些个性化诉求，所以，每家每戶都要量身定做，不能简单复制。
再苦，再累，再烦，父亲都支持我写下去。用几支毛笔，去几瓶墨汁，哪怕倒贴给人家几张红纸，又怎样？你练了一手字，那多划得来。事实上，写或不写，由不得我做主，父亲很强势。不过，我也十分乐意给邻居们“献献丑”，“不丑，不丑”的极简评价，一度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离乡30年，每天和文字、图片、视频打交道，早年写对联时的纠结，贴春联时的忙乱，读春联时的兴奋，已渐渐淡变成烟，模糊不清。但父亲当年搜罗、整理乃至原创的几副春联，倒是时不时闪现在我的大脑屏幕上，似乎被谁设置成了一幅幅屏保画面，挥之不去。
当时，每到年底，新日历簿、报纸杂志上都印有“新春联”，供读者选用。父亲没读过几天书，不识多少字，而他似乎更喜欢旧体的版本。好多老式春联，他都可以脱口而出：春满乾坤福满门，天增岁月人增寿；一人巧作千人食，五味调和百味香……去年才写，今年又写，年年都写，审美疲劳了，不安分的父亲某一年突发奇想，想“创新”一下，令我将一句乡村俗语工工整整写到红纸上：没钱打肉吃，睡觉养精神——苏中、苏北地区，买肉一般叫“打肉”，如同买酱油说成“打酱油”。
这个也是春联？认得几个字的人，在我家门前都愣住了，然后再读一遍，又都读出很大的笑声。那个春节，父亲不停地给上门拜年的邻居、亲友解释，每次他都带着得意的笑容。至今，我都没有真正弄明白，他是苦中作乐，还是玩世不恭？确实，那年那月，生活不容易。假如不是曾经有过这么一副春联，今天回忆起来可能还不会这么具象，这么刻骨铭心。
父亲自制的春联，未必原创，但来自民间，源于生活，在村里、乡里乃至县里，也算独树一帜。有趣，或许谈不上；有料，那是肯定的。
子女强于我要钱做什么，子女不如我留钱做什么——那年，我考到省城南京的高校。父亲感觉自己的家庭教育初见成效，开始到处推介、分享他认同的教育理念。他选定的这副春联，其实也是为家里没有太多的积蓄铺垫。大一暑假结束，父亲答应给我三四百元钱零用。返校前一天，他突然告诉我，家里没钱，要到县城打工的大姐那儿去看看，请她想想办法。父亲早上骑车出去，下午借回来300元。我不假思索地带回学校，而母亲满腹心思，从此每天在家唉声叹气：人家有钱上不了学，我家有学上没得钱。父亲最后不得不道出真相，所谓“借钱”，只是噱头，是怕我在学校花钱大手大脚。妹妹在一边偷听到内情，也没法透露给我，当时没电话没手机，只有书信。直到好多年之后，我才获知真实的情况。其实，一学期300多元，能怎么乱花呢？
柜中鱼肉儿女带，老远闻到一阵香——20世纪80年代末，我刚走上工作岗位时，单位还流行发放年货，带鱼、牛肉、羊腿都发过，我全部带回老家，给父母姐妹分享。当时，父亲喜欢喝点小酒。一次，我特意从邻近的庆丰村经销店买回来一扎“分金亭”，好像两三元一瓶，低档次的白酒。父亲很开心，逢人就显摆，据说，有次他一人一顿喝下去半瓶。我怕他失控，喝出问题，此后不敢再一扎一扎地买了，当然也没机会再买了。而父亲在那年的春节，有感而发，亲手书写这么一副对联，贴在家中柜（家乡话，即“中堂柜”）两边。他是赏识教育，自我炫耀，还是兼而有之？我没好当面跟他求证，不过，倒是给我们几个子女正向的激励和提醒：行孝要及时，赶早莫赶晚。
不要儿孙孝敬我，只要我孙像我儿——等我也成为父亲之后，回老家的次数渐渐少了，父母心里难免有失落。儿子刚出生的那几年，每到农历年底，我们都准时去医院急诊室“报到”，小子不是咳嗽，就是发烧。而我乡下的父亲，似乎早有预料，我儿子出生那天，听到我报喜的电话，人家祝福他升级为“奎爹”，他却有些“幸灾乐祸”：哈哈，替我报仇的人，来了——谁报仇？报谁的仇？报什么仇？你品品，细品品。那年他自己手书的春联，其实就是在有意敲打我。彼时，我不动声色无动于衷，如今，感同身受感慨万千。或许是因为我也到了做爷爷的年纪，我也在等待那个“替我报仇的人”。
父亲给了我最早的社会启蒙。父亲那些不像春联的春联，土生，土长，土味，也是最接地气的价值观教育，它传递的是一种化苦为乐、知足常乐以及自娱自乐的“乐观”态度。而我，最初接触那些春联时，是抵触的，甚至是鄙夷不屑的。可蓦然回首发现，那些文字，犹如种子，如今悄然生长出一种乐观向上的力量。
种子，有的在地里，有的在夹缝，有的在太空……有的在纸上。
有钱没钱，人们都把门前、屋里、猪圈、羊圈乃至树上贴得红彤彤的，图个吉利、喜庆——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曈曈日”，是否有“彤彤日”的意思。
假如你到乡下来，看一遍农家春联，往往会有一种错觉，像是在观摩一场“年度语文盛典”。
现在，春联在超市里、地摊上有的卖，商家或公益机构都有的送。但以前，绝大多数人家都是人工书写。村民小组里做老师的，当仁不让成为“春联书法家”。
忘了何年何月，我也被推到这个神圣的位置：路南路北，河东河西的人家，春联书写都给我“承包”下来。有时一站两天，从早到晚，手腕酸疼，双脚胀痛。年少的我，裁纸、折痕，磨墨、润笔……已经有板有眼，不过，当时的毛笔字，可能只能“将就”看看，无法“讲究”。从可以抓笔的五六年级小学生，我一直写到大学毕业。正式工作后，春节前几天难得在家待着，邻居们也渐渐习惯去街上买春联了。
写春联，费体力，也费脑力。大门、主房门、厨房门、橱柜门、猪圈门、羊圈门……位置不同，内容各异，尺寸有别，主人往往还有一些个性化诉求，所以，每家每戶都要量身定做，不能简单复制。
再苦，再累，再烦，父亲都支持我写下去。用几支毛笔，去几瓶墨汁，哪怕倒贴给人家几张红纸，又怎样？你练了一手字，那多划得来。事实上，写或不写，由不得我做主，父亲很强势。不过，我也十分乐意给邻居们“献献丑”，“不丑，不丑”的极简评价，一度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离乡30年，每天和文字、图片、视频打交道，早年写对联时的纠结，贴春联时的忙乱，读春联时的兴奋，已渐渐淡变成烟，模糊不清。但父亲当年搜罗、整理乃至原创的几副春联，倒是时不时闪现在我的大脑屏幕上，似乎被谁设置成了一幅幅屏保画面，挥之不去。
当时，每到年底，新日历簿、报纸杂志上都印有“新春联”，供读者选用。父亲没读过几天书，不识多少字，而他似乎更喜欢旧体的版本。好多老式春联，他都可以脱口而出：春满乾坤福满门，天增岁月人增寿；一人巧作千人食，五味调和百味香……去年才写，今年又写，年年都写，审美疲劳了，不安分的父亲某一年突发奇想，想“创新”一下，令我将一句乡村俗语工工整整写到红纸上：没钱打肉吃，睡觉养精神——苏中、苏北地区，买肉一般叫“打肉”，如同买酱油说成“打酱油”。
这个也是春联？认得几个字的人，在我家门前都愣住了，然后再读一遍，又都读出很大的笑声。那个春节，父亲不停地给上门拜年的邻居、亲友解释，每次他都带着得意的笑容。至今，我都没有真正弄明白，他是苦中作乐，还是玩世不恭？确实，那年那月，生活不容易。假如不是曾经有过这么一副春联，今天回忆起来可能还不会这么具象，这么刻骨铭心。
父亲自制的春联，未必原创，但来自民间，源于生活，在村里、乡里乃至县里，也算独树一帜。有趣，或许谈不上；有料，那是肯定的。
子女强于我要钱做什么，子女不如我留钱做什么——那年，我考到省城南京的高校。父亲感觉自己的家庭教育初见成效，开始到处推介、分享他认同的教育理念。他选定的这副春联，其实也是为家里没有太多的积蓄铺垫。大一暑假结束，父亲答应给我三四百元钱零用。返校前一天，他突然告诉我，家里没钱，要到县城打工的大姐那儿去看看，请她想想办法。父亲早上骑车出去，下午借回来300元。我不假思索地带回学校，而母亲满腹心思，从此每天在家唉声叹气：人家有钱上不了学，我家有学上没得钱。父亲最后不得不道出真相，所谓“借钱”，只是噱头，是怕我在学校花钱大手大脚。妹妹在一边偷听到内情，也没法透露给我，当时没电话没手机，只有书信。直到好多年之后，我才获知真实的情况。其实，一学期300多元，能怎么乱花呢？
柜中鱼肉儿女带，老远闻到一阵香——20世纪80年代末，我刚走上工作岗位时，单位还流行发放年货，带鱼、牛肉、羊腿都发过，我全部带回老家，给父母姐妹分享。当时，父亲喜欢喝点小酒。一次，我特意从邻近的庆丰村经销店买回来一扎“分金亭”，好像两三元一瓶，低档次的白酒。父亲很开心，逢人就显摆，据说，有次他一人一顿喝下去半瓶。我怕他失控，喝出问题，此后不敢再一扎一扎地买了，当然也没机会再买了。而父亲在那年的春节，有感而发，亲手书写这么一副对联，贴在家中柜（家乡话，即“中堂柜”）两边。他是赏识教育，自我炫耀，还是兼而有之？我没好当面跟他求证，不过，倒是给我们几个子女正向的激励和提醒：行孝要及时，赶早莫赶晚。
不要儿孙孝敬我，只要我孙像我儿——等我也成为父亲之后，回老家的次数渐渐少了，父母心里难免有失落。儿子刚出生的那几年，每到农历年底，我们都准时去医院急诊室“报到”，小子不是咳嗽，就是发烧。而我乡下的父亲，似乎早有预料，我儿子出生那天，听到我报喜的电话，人家祝福他升级为“奎爹”，他却有些“幸灾乐祸”：哈哈，替我报仇的人，来了——谁报仇？报谁的仇？报什么仇？你品品，细品品。那年他自己手书的春联，其实就是在有意敲打我。彼时，我不动声色无动于衷，如今，感同身受感慨万千。或许是因为我也到了做爷爷的年纪，我也在等待那个“替我报仇的人”。
父亲给了我最早的社会启蒙。父亲那些不像春联的春联，土生，土长，土味，也是最接地气的价值观教育，它传递的是一种化苦为乐、知足常乐以及自娱自乐的“乐观”态度。而我，最初接触那些春联时，是抵触的，甚至是鄙夷不屑的。可蓦然回首发现，那些文字，犹如种子，如今悄然生长出一种乐观向上的力量。
种子，有的在地里，有的在夹缝，有的在太空……有的在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