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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是什么？是创新。但这个引擎靠什么发动呢？无疑靠改革
习近平在今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说：“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了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这说明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质量和结构都有所优化。
但是，未来经济增长新的引擎是什么呢？无疑是创新。创新这个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靠什么发动呢？结论是必须深化改革。正如习近平所说：“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15个领域330多项重大的改革举措，但经济改革的核心只有一个，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如何改革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发动创新引擎推动经济增长，还有很多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在现代混合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般应该是很清楚的，就是经济运行靠市场机制，政府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通常就是提供公共物品以及为市场配置资源提供服务。这种关系被形容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关系。显然，政府和市场建立这样一种关系的前提是必须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形成“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市场的归市场”的现代社会的“共同治理”模式。
在中国，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的提法是既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有时会让人很费解。比如，各国政府一般不给自己定一个GDP增速目标，但中国则不同，我们的政府不仅每年有年度目标，还有五年目标、十年目标，而且必须完成。本来经济增长是由潜在增长率决定，资源配置由市场决定，但政府把这项工作承担后，资源配置就不能按市场机制来配置了，潜在增长率也变成了按照人为意志制定的目标。由于存在这样一个混乱，我们就要研究清楚，GDP到底是由政府创造，还是由企业创造？如果由政府创造，企业这种组织就可以取消并退回到计划经济，这显然不可能。如果由企业创造，政府为什么要给自己下一个指标，进而左右资源配置呢？
又如，在政府职能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政府要“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从这些表述来看，中国似乎想建设一个“有规划的市场经济”。事实上，政府确实出台了数不胜数的各种战略和规划，如五年规划及各种专项规划、城镇化规划、工业转型升级规划，以及最近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和正在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等等。关键是各种规划制定后，政府就要调动全国人财物等各种资源来实现这些战略和规划。资源被政府占用并按政府意愿配置后，市场怎么配置资源呢？或许有人会说，这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其实，政府也常常失灵，如四万亿刺激方案等。所以，究竟是政府全面地规划市场好，还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好，在我们国家不见得就真正解决了。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题
企业是微观经济基础，是创新主体。如果企业活力得不到充分释放，创新和经济增长都是不可能的。
国企改革一直是个难题，是块很难啃的“硬骨头”。改革改到政府本身，改到国企，都是到了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央啃这块“硬骨头”的方法是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个方案看起来很好，但操作起来却是困难重重。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今年的两会期间，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云公民在座谈会上说：混合所有制，“我们国企的老总一定要十二分地小心，国企之间自己混合是安全的，国资不会流失，民企来了就容易出问题”。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原总经理朱永也说：“我其实特别支持混合所有制，但我们也确实有这方面的担心，不敢混合。回收资产的时候，多了少了怕说不清。”
对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民企有不同于国企的担心，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说：“实际上民营资本没有那么傻，以高昂的价格获取国企少量的股本，进入后既没有话语权又无决策权，特别是央企这么大的盘子，民企、民间资本实际上也很难进去。”
国企和民企的企业家们都是这样看待混合所有制改革，这项改革怎样深入下去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在接受专访时说，小型国企混改可能会成为一个方向。小型国企资产规模小，民资一进去就可能成为主导，把治理结构调整过来。
但对于大型国企而言，姚洋说：“混合所有制可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企的问题。”改革的目的是要让国企真正变成一个社会性的企业。这就要求其内部治理结构一定要变。而内部治理结构变化最重要的、核心的内容，就是其经理必须由社会来产生，而不是靠组织部门任命。前者产生的经理是企业家，后者产生的经理本质上还是行政官员。
所以，姚洋认为，大型国企的改革只有一条路，就是上市变成一个公众公司。
市场体系建设的中国特色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这个表述比较完美，但现实与这个表述还有较大距离。
在市场体系的建设中，不仅是微观经济主体——企业改革远未到位，其他还有很多方面亟待完善。比如，劳动力、土地、资本三大生产要素，在中国，其流动和市场价格的形成并不是由市场决定。劳动力生产有计划生育限制，劳动力流动有户口限制。即使改革部分地废除了户籍制度，但劳动力在大中小城市的流动还是有不同的限制条件。流动受限制，劳动力价格的形成就会受到影响，这将直接造成分配不公。土地在我国实行的是国有和集体所有。土地的供给方只有一家即政府，买方购买土地实际上只是购买了一定时间的使用权。这样的制度如果不动，政府大搞土地财政就难以避免，土地增值与它的主人——全体人民就很难有多大关系。重要的资本品制造也基本由“共和国的工业长子”——国企来承担，民营企业难以问津。据称，制造这些资本品是国家意志，国企代表了国家意志。这就把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
水电油气等资源领域的改革，电力、电信、交通、金融等垄断领域的改革，包括利率汇率以及资本项目的改革也都有待推进，市场化改革还远远不够。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十八届四中全会虽然提出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但就像经济改革一样，它的实践看来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以上改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特别是思想、观念甚至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将会严重影响和制约改革的深入和企业的创新，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也许正像科斯所言，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习近平在今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说：“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了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这说明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质量和结构都有所优化。
但是，未来经济增长新的引擎是什么呢？无疑是创新。创新这个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靠什么发动呢？结论是必须深化改革。正如习近平所说：“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15个领域330多项重大的改革举措，但经济改革的核心只有一个，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如何改革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发动创新引擎推动经济增长，还有很多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在现代混合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般应该是很清楚的，就是经济运行靠市场机制，政府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通常就是提供公共物品以及为市场配置资源提供服务。这种关系被形容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关系。显然，政府和市场建立这样一种关系的前提是必须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形成“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市场的归市场”的现代社会的“共同治理”模式。
在中国，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的提法是既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又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有时会让人很费解。比如，各国政府一般不给自己定一个GDP增速目标，但中国则不同，我们的政府不仅每年有年度目标，还有五年目标、十年目标，而且必须完成。本来经济增长是由潜在增长率决定，资源配置由市场决定，但政府把这项工作承担后，资源配置就不能按市场机制来配置了，潜在增长率也变成了按照人为意志制定的目标。由于存在这样一个混乱，我们就要研究清楚，GDP到底是由政府创造，还是由企业创造？如果由政府创造，企业这种组织就可以取消并退回到计划经济，这显然不可能。如果由企业创造，政府为什么要给自己下一个指标，进而左右资源配置呢？
又如，在政府职能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政府要“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从这些表述来看，中国似乎想建设一个“有规划的市场经济”。事实上，政府确实出台了数不胜数的各种战略和规划，如五年规划及各种专项规划、城镇化规划、工业转型升级规划，以及最近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和正在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等等。关键是各种规划制定后，政府就要调动全国人财物等各种资源来实现这些战略和规划。资源被政府占用并按政府意愿配置后，市场怎么配置资源呢？或许有人会说，这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其实，政府也常常失灵，如四万亿刺激方案等。所以，究竟是政府全面地规划市场好，还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好，在我们国家不见得就真正解决了。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题
企业是微观经济基础，是创新主体。如果企业活力得不到充分释放，创新和经济增长都是不可能的。
国企改革一直是个难题，是块很难啃的“硬骨头”。改革改到政府本身，改到国企，都是到了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央啃这块“硬骨头”的方法是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个方案看起来很好，但操作起来却是困难重重。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今年的两会期间，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云公民在座谈会上说：混合所有制，“我们国企的老总一定要十二分地小心，国企之间自己混合是安全的，国资不会流失，民企来了就容易出问题”。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原总经理朱永也说：“我其实特别支持混合所有制，但我们也确实有这方面的担心，不敢混合。回收资产的时候，多了少了怕说不清。”
对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民企有不同于国企的担心，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说：“实际上民营资本没有那么傻，以高昂的价格获取国企少量的股本，进入后既没有话语权又无决策权，特别是央企这么大的盘子，民企、民间资本实际上也很难进去。”
国企和民企的企业家们都是这样看待混合所有制改革，这项改革怎样深入下去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在接受专访时说，小型国企混改可能会成为一个方向。小型国企资产规模小，民资一进去就可能成为主导，把治理结构调整过来。
但对于大型国企而言，姚洋说：“混合所有制可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企的问题。”改革的目的是要让国企真正变成一个社会性的企业。这就要求其内部治理结构一定要变。而内部治理结构变化最重要的、核心的内容，就是其经理必须由社会来产生，而不是靠组织部门任命。前者产生的经理是企业家，后者产生的经理本质上还是行政官员。
所以，姚洋认为，大型国企的改革只有一条路，就是上市变成一个公众公司。
市场体系建设的中国特色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这个表述比较完美，但现实与这个表述还有较大距离。
在市场体系的建设中，不仅是微观经济主体——企业改革远未到位，其他还有很多方面亟待完善。比如，劳动力、土地、资本三大生产要素，在中国，其流动和市场价格的形成并不是由市场决定。劳动力生产有计划生育限制，劳动力流动有户口限制。即使改革部分地废除了户籍制度，但劳动力在大中小城市的流动还是有不同的限制条件。流动受限制，劳动力价格的形成就会受到影响，这将直接造成分配不公。土地在我国实行的是国有和集体所有。土地的供给方只有一家即政府，买方购买土地实际上只是购买了一定时间的使用权。这样的制度如果不动，政府大搞土地财政就难以避免，土地增值与它的主人——全体人民就很难有多大关系。重要的资本品制造也基本由“共和国的工业长子”——国企来承担，民营企业难以问津。据称，制造这些资本品是国家意志，国企代表了国家意志。这就把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
水电油气等资源领域的改革，电力、电信、交通、金融等垄断领域的改革，包括利率汇率以及资本项目的改革也都有待推进，市场化改革还远远不够。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十八届四中全会虽然提出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但就像经济改革一样，它的实践看来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以上改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特别是思想、观念甚至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将会严重影响和制约改革的深入和企业的创新，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也许正像科斯所言，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