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患者角度来看，与其花大力气自主研发新药，还不如加快进口国外新药并尽快纳入医保。从长远来看，势必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内药企涉足原研药的研发。实际上，在医疗领域，我们最缺的不是对外开放，而是对行业内部的开放
　　中国每年有2万～4万人罹患ALK阳性肺癌，占肺癌病人的3%～5%。这一比例虽然并不高，但鉴于肺癌是中国发病率最高的肿瘤，这一数字仍相当可观——大约相当于全国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的总数。
　　目前，国内的ALK阳性肺癌患者，仅有第一代靶向药克唑替尼可用。该药的有效率为60%～70%，但大部分患者在使用该药1年左右时会出现耐药。而在美国，从2014年开始，陆续上市了3个第二代的ALK抑制剂，可用于克唑替尼耐药的患者。最新数据显示，对于ALK阳性肺癌患者，直接使用二代ALK抑制剂Alectinib治疗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高达34.8个月，是克唑替尼的三倍多（10.9个月）。这意味着，晚期ALK阳性肺癌患者使用Alectinib，可实现近3年的疾病无进展生存。
　　最近，A1ectinib已经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交了上市申请。如果是在过去，中国的ALK阳性肺癌患者想用上这个新药，可能要等上好几年，而且即使吃上了，价格也不菲。不过，中国最近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令这些患者看到了能尽快吃上新药的曙光。
　　4月1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罔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8年5月1日起，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至零，使中国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实现零关税。

药品评审新政，加大开放力度

　　長期以来，中国人吃不上国外研发的最新药物，且进口新药价格昂贵，大多没有医保覆盖。根据主营出国看病服务的盛诺一家的统计，截至2017年，在癌症靶向药物中，仅有29%在中国上市。目前，同内许多肿瘤患者使用的抗癌药，特别是癌症治疗靶向药，大都是价格昂贵的进口药品，一般家庭难以承受，有的甚至因病致贫。曾有统计数据指出，恶性肿瘤平均治疗费用达到15万至50万元，而自费药的比例有可能甚至高达90%。
　　中国对新药有较强的专利保护制度，仿制药水平较低。在新药方面，以上市前研发和新药上市数来衡量，中国目前只处于第三梯队，对全球创新的贡献大约为4%，与第一锑队的美国（贡献率为50%）和第二梯队的国家（如英国、德国、日本等）有很大差距。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2016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与世界领先国家相比，由中国企业研发的新药在创新的“质”的方面还有一定差距，表现在上市新药原创性不足。限于研发能力，中国目前上市和在研的新药绝大多数都是在已知药物靶点和作用机理上约改进，即“渐进性创新”。与之对比的是，美国在2012～2014年批准的66个新分子实本中，将近一半是基于新靶点或技术平台的突破性创新。
　　为了和国内药企生产的此类新药区别开来，国内一般将欧美等发达国家药企生产向新药称为“原研药”，即从分子式到作用几理都是崭新的。由于中国在药物研发领域的长期落后，欧美国家的原研药在很多领域都占据了优势地位。然而，开发原研药并不容易。即使中国药企想追赶外资药厂，也有心无力。根据RDPAC提供的数据，仅在1975～2005年的30年间，新药研发的成本就已经涨了10倍，到2005年，研发一个新药需耗资13亿美元，研发时间需要10～15年。
　　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副主任严晓伟表示，由于药物研发不像互联网等技术可以有后发优势或弯道超车，一旦居于落后地位，在短时间内很难追赶上国外。因此，从患者角度来看，与其花大力气自主研发新药，还不如加快进口国外新药并尽快纳入医保，才能让患者得到切身实惠。药品与医疗机械市场的扩大开放，是利国利民、赢得民心的好事。当然，从长远来看，势必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内药企涉足原研药的研发，逐步缩小与国外药企的差距。
　　然而，在过去，进口药想进入中国市场并不容易。举个例子，美国的某种新药，须先通过Ⅰ到Ⅲ期临床试验，并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才能上市销售。如果这家美国药厂再想将其推广到其他同家，还必须经过对方的药品管理机构认可。南于每个国家的政策法规都不一样，导致其他国家的患者可能会晚好几年时间才能吃上美国的新药。
　　为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欧盟与日本于1990年在布鲁塞尔启动了“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规定国际协调会议”（简称JCH），试图通过协调，为药品研发和审批上市制定一个统一的国际性指导标准，加快新药在世界范围内的开发使用。这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药物研发数据的互认。
　　然而，由于中国此前一直没有加入ICH，中国的新药评审制度和国际不接轨，国外新药进入中国市场必须重新进行临床试验，再加上中国药物评审的低效，导致进口药物惠及中国患者平均要比其他国家晚4～8年。
　　2017年6月19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成为ICH成员，引起业界震动。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专家表示，中国要真正实现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的互认，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015年7月22日，药监局对在研品种发起了临床数据自查和核查。“7.22临床核查”风暴发现大面积临床数据不合规或造假，造成80%以上的申请自撤或被撤，数十亿的研发投入作废。这一举措正是为了与国际接轨而做的准备。
　　另一方面，在药物评审环节，药监局也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上述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建立药品监管体系起步较晚，直至2013年，经过几轮机构改革，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成立。2015年8月，食药总局启动了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颁布了一系列新政新规。美国FDA的药审中心拥有5000多名工作人员。而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国药监局药物评审中心从领导到评审人员总共只有120人，去年，这一数字终于增加到500名，再加上药监局最近的一系列相关改革，目前已大大加快了药物评审的时间，药品上市申请积压的状况已明显减轻。 　　根据RDPAC的审评时限统计，从2015年10月开始，临床申请和上市申请的首轮排队时间和整体批准总时限与2014年相比均有明显下降，其中，进口药的临床试验申请比2014年底获批需要时间平均缩短两个月，进口药的上市试验申请比2014年底的获批需要时间平均缩短11个月。

开放医疗服务务，倒逼医改

　　根据《纽约时报》中文网201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自1989年起，中国政府就放开了外国医生来华执业，并在部分地区开始试点中外合资、合作医院，外资开始尝试在中国参与医院投资。过去20多年间，只在1993～1995年和2002～2005年两个时间段内，出现过两次短暂的“发照高潮”，先后发出过200张左右的合资、合作医院执照（不包括诊所等其他医疗服务机构）。
　　根據2008年商务部《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在中国境内，中国政府共审批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200余家，已登记运营的合资、合作医疗机构有65家。但据业内人士称，这些外资医疗机构几乎全部亏损。
　　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庄一强表示，相比国内的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外资医院无论是数量、医院规模和盈利情况，都几乎不值一提。“据我粗略统计，目前，如果将国内资本在境外注册公司再回国内开办的医院刨去不计，真正由港澳台投资的医院不超过20家，由除港澳台以外的外资投资的医院也不超过20家。”他解释说，由于中国医疗体制等原因，外资医院很难在国内吸引到足够多且足够好的医生，此外，外资医院收费高，没有医疗保险覆盖，都限制了外资医院的发展。
　　2014年7月，国家卫计委、商务部颁布了《关于开展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允许境外投资者通过新设或并购的方式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福建、广东和海南7个省市设立外资独资医院。之后德国阿特蒙集团在上海自贸区设立的阿特蒙医院成为国内第一家外商独资医疗机构。
　　然而，有数据表明，最近两年，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比例依然几乎没有变化，截至2017年，仅占所有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0.3%。与此同时，仅在2015年，中国的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支出就增长了近20%。有证据表明，越来越多富裕的中国人正涌向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医院，寻求更好的医疗服务体验。
　　盛诺一家董事长蔡强表示，尽管进口新药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内，但他们的业务并不因此受到影响。“因为找我们去国外看病的患者，看中的不是新药，而是国外医院综合的医疗服务水平和能力。”
　　对此，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贺滨指出，要想吸引外资来华办医院，不仅需要宏观层面的指导文件，更需要制定能够落地的配套细则，并进行一系列相应的国内改革。“实际上，在医疗领域，我们最缺的不是对外开放，而是对行业内部的开放。”他指出，医疗开放无疑将惠及公众，但更有意义也是他更希望看到的则是，在当前国内医疗改革难以继续深入的情况下，利用对外开放来倒逼医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