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主要表现为山西的“十二月事变”，而“十二月事变”中，由于决死三纵党的领导没有采取有力的预警应变措施，受损最大的是晋城一带。
　　
　　阎锡山发动
　　“十二月事变”的缘起
　　
　　日军攻入山西后，旧军一触即溃，损失惨重，土皇帝阎锡山一直被撵到晋西南黄河边的吉县。而由薄一波组建的新军深入敌后，发展成了50个团计5万多人的庞大队伍，加上牺盟会发展的游击团、保安旅、政保队等地方武装共10万余人，人数和武器都超过了旧军。新军和牺盟会的政工人员还兼任了4个专区的专员及70个县的县长，掌握了地方武装、财政、粮食大权，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这使阎老醯在对自己的存亡安危忧心忡忡，转而又蓄谋消灭新军。
　　1938年6月上旬，阎在吉县古贤村召集各军、师负责军官开会，说：“现在你们的力量已大大减少，再这样下去，用不了3个月，你们就全完了，所以预先给你们开个追悼会。”
　　1939年3月，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说抗战以来“二战区削弱了，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壮大了，我们要自谋生存之道”，“现在天要下大雨，应该准备雨伞”。
　　秋林会议之后，决死四纵政委雷任民即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毛泽东说：“阎老醯要准备雨伞，你们也要准备雨伞嘛！”
　　当时，阎对决死队有个估计：薄一波任政委驻晋东南北部的一纵100%是共产党的；驻晋东南南部的三纵100％是忠于阎的；驻晋西南的二纵和驻晋西北的四纵是一半对一半。阎狂妄地提出“要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磨擦晋东南”。但实际上我党在二纵的力量远超过一半，三纵也有相当力量。
　　
　　“十二月事变”首先在晋西爆发
　　
　　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在11月的六中全会上又提出要“武装限共”。阎锡山便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充当急先锋。
　　1939年12月1日，阎以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给决死二纵下达了“冬季攻势”的电报命令，命令决死二纵于5日向灵石、霍县间同蒲路的日军进攻，与此同时，他却命旧军王靖国的十九军和陈长捷的六十一军跟进。3日，十九军和二纵一九六旅旅长白英杰相勾结，突将一九六旅旅部包围，抓捕了政工干部44名，并对地方抗日政权和牺盟会等组织进行摧残，二纵司令陈庆华也叛变了。
　　当日，二纵政治主任韩钧即电阎：
　　“总座伯川先生：六十一军欺我太甚，甘作汉奸……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是生报告恩师之最后一言，胜利的结果将见。”
　　阎立即召开高干会，宣布韩钧“叛变”，命令陈长捷为“讨叛”总指挥，通电全国“讨伐”，“十二月事变”就此爆发。
　　接着，战火又燃到晋西北。阎又令赵承绶指挥两个军进攻四纵，并提出要“消灭彭八旅”(八路军一二○师彭绍辉、罗贵波的三五八旅)。毛泽东当即电令一二○师主力星夜从冀中赶回。二纵经过一个月苦战，于月底转移到了晋西北临县，在一二○师协同下，与接应的决死四纵共同发起反击，结果赵承绶几近全军覆没，郭宗汾的三十三军损失过半，旧军反而完全被赶出了晋西北。
　　
　　晋城大地腥风血雨
　　
　　在晋东南，阎锡山命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兼驻阳城岩山的第三行政区主任孙楚悍然进攻决死三纵，摧残抗日政权和组织。孙楚绰号“孙神经”，对共产党极为仇恨，手段十分凶残。但正如薄一波所说：“三纵党的领导同志，没有坚决执行我们在秋林商定的对策，没有切实掌握部队，受到我的批评后，仍未采取有力措施。”当时三纵政委戎子和和司令颜天明都不在部队，一部分反动军官乘机叛变，致使晋城一带受到重大损失。
　　在阳城——
　　12月4日夜，孙楚指示阳城县三青团上官凌云等人，砸抄了《新生报》社，秘密绑架了总编王良。
　　12月9日，孙楚指使八十三师补充团武装夺取了阳城县政府。县委、县政府、县牺盟会和各抗日团体被迫撤离县城到中庄村。同一天，孙楚还指使三十三军“地工队”和三青团袭击了各区、村的抗日政权和牺盟会，杀害了四区抗日区长王德政，抓捕了牺盟特派员吴从龙，在后则腰村杀死向中庄村转移的县政府会计韩纪并抢夺了大额公款，抓捕了下白桑、石臼村的抗日村长刘崔明、刘秉政、张志学等。
　　12月26日，驻郭峪村的决死三纵第七总队队长张济叛变，逮捕总队政治主任郭鸿璜等进步军官、共产党员26人。已转移到郭峪村的阳城、沁水、浮山等县的党政军机关30多人被抓，后突围到了小南岭村。
　　在晋城——
　　12月18日夜，县保安团200多人袭击县政府、公安局、牺盟会和决死三纵。公安局长宋镜如、公安局指导员张相之、政治指导员张小峰、县政府教育科长黄崇武、二区区长宋国英(以上都是中共党员)、青救会干部等16人牺牲，200多人被捕，县委、县政府、农工青妇等突围转移到土岭村。
　　12月下旬，军统特务张鸿惠当了县长后，在大阳村砍死抗日干部4人，在史村枪杀8人，在磨石坡村铡死13人、枪杀37人，在巴公杀死几十人。
　　在沁水——
　　12月18日，阎军九十三军十师配合沁水三青团等反动组织，袭击县政府、牺盟会和各救亡团体。由于决死三纵三十三团提前接应，损失较小，分三路转移到晋城土岭村。
　　同日，县三青团100多人还袭击了三区区公所、蒲泓、土沃、南阳、扳桥、下川等村村公所，9人被杀,60多人被捕。
　　12月23日，驻苗沟的决死三纵第八总队队长孙瑞琨叛变，逮捕共产党员、进步军官62人，并将他们押往阳城孙楚第三行署驻地岩山村，途中枪杀8人。28日，决死三纵三十三团的两个连，被阎军独八旅缴械。
　　


　　在高平——
　　12月24日，驻柳树底村的决死三纵游击十一团一营叛变，但政工人员事先已撤出，损失较小。
　　12月25日，决死三纵政委戎子和从沁源返回沙口村时，路遇彭德怀，彭指示戎立即赶回沁水三纵司令部，26日率纵队部、第五专署、牺盟中心区机关转移到高平卢家沟村。27日，受叛军袭击，死伤十多人，被俘100多人，有200多人突围到石村八路军三四四旅旅部，受到彭德怀、黄克诚的欢迎，后又转到沁源与一纵会合。纵队司令颜天明只身到了薄的一纵。
　　在陵川——
　　1940年1月，阎锡山任命的反动县长杀死抗日干部4人、抓捕2人。
　　上述各县遭劫后，1940年1月2日，中共晋豫地委在高平县高会村开会决定：成立中共晋、沁、阳3县工委，由晋城县委书记史向生任工委书记，沁水县委书记王逸飞、阳城县委书记胡晓琴为委员；同时成立晋、沁、阳3县联合办事处，由晋城县长宋乃德任主任，阳城、沁水的牺盟特派员魏永生、卫佑民任副主任。3县的800多名干部，驻高会和晋、阳交界的晋城土岭村。
　　1月3日，3县在土岭召开会议，当晚留宿的干部约100多人。4日凌晨，阎军四十七军五二三团和决死叛军孙瑞琨团，分3路突袭合击土岭村。由于当时在村的决死三营只有两个排的兵力，除宋乃德等少数人携带县政府铜印突围外，十多人战死，83人被俘。
　　总之，在“十二月事变”中，晋城范围各县的抗日政权、牺盟会被摧毁，党政军干部被杀害600多人，被抓捕1000多人；决死三纵共7个团有3个团叛变，其中的中共党员及政工干部均被杀害。
　　
　　“阎王定下杀马计，跑了马儿又伤身”
　　
　　阎老醯发动“十二月事变”，原想灭新扶旧，没想到事变后，决死队有33个团干脆脱离了阎军序列，公开和八路军站到了一起；他的旧军也因此受到了重创；而蒋介石又乘机令10万中央军进入山西，抢占了阎十几个县的地盘，并委任县长掌握政权。阎心惊肉跳地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
　　


　　新军暂一师师长续范亭讥讽地说：“阎王定下杀马计，跑了马儿又伤身。”
　　阎老醯恼羞成怒，让他的几个马前卒做了替罪羊：以事变中使阎军失利受损的“责任”，把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三十三军军长郭宗汾报请蒋介石给以撤职留任处分，骑兵军军长白濡青和三十三军的6个师长、旅长一律撤职，把主要谋臣、亲信梁化之也以“责任重大”送到重庆交给蒋介石处理。这样，又引来不少高级军官的离心倾向，第六集团军司令陈长捷、八十三军军长杜春沂、十九军军长孟宪吉等弃阎投蒋。连孙楚也秘密同国民党中央联系，暗送秋波。
　　阎老醯损兵折将、众叛亲离、内外交困、威风扫地，内心十分苦闷。
　　
　　阎老醯乖乖地接受中共中央的“调停”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指示新军提出“抗日、拥阎、讨逆”的口号，只声讨王靖国、陈长捷、孙楚、赵承绶几个汉奸，表示还拥护和接受阎长官的领导，意在给阎老醯“面子”和“借坡下驴”的机会。
　　1940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八路军延安留守处主任肖劲光向阎提出愿意“调停”新旧军的关系。阎只好发电“肖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
　　2月11日，毛泽东又亲笔起草了致阎锡山电，指示以薄一波的名义发出：
　　“长官阎钧鉴：三个月来，山西内部阋墙之争，中外惊疑，敌人拊掌，而演变所极，尤属痛心。盖我为鹤蚌，人为渔人。此渔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国主义，更有一顽固势力。彼挟其地位以临吾人，企图挑拨吾新旧两军，取吾两军而置其囊中。先取其一，使钧座陷于孤立，继取其二，使钧座陷入绝境。然后分而裂之，摧而折之，而晋绥军尽矣。……为今之计，极宜由钧座调和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两军……无不服从钧座的指挥……钧座一纸团结之令，则和协之局立现，抗日战线重整三晋矣……”
　　2月25日，中共中央派肖劲光、王若飞到秋林，受到阎的热情欢迎。肖呈上毛泽东的亲笔信：
　　“百川先生勋鉴：抗战以来整个华北在先生的英明领导之下，创立了抗日根据地……功在国家，万方敬仰。……近来山西境内发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势所趋，终必和平解决……”
　　阎细读两遍后，说：“两位代表带来毛先生手书，不胜感谢。毛先生一定还有事委托二位吧?”
　　王若飞说：“毛主席一向认为，抗战开始以来，阎先生是很合作、很友好的。……但近几个月来，不知阎先生何故一反常态，破坏抗日协定，搞‘十二月事变’，大敌当前，当共御外侮，何以煮豆燃萁，同根相煎?”
　　阎忙说：“有些事情是出于误会。”
　　肖劲光接过他的话茬：“既是误会，我们解开为上。”
　　阎顺水推舟：“好，好，我们谈谈，解开为上。”
　　经过谈判，双方在主要方面达成了共识：新旧军停止军事行动和政治攻击，互不侵犯，新军发表声明拥阎，今后要以进步求团结。
　　


　　肖、王离开时，阎给毛泽东写了亲笔信：
　　“泽东先生勋鉴：肖主任等来获读手书，如亲握晤。……今于抗战第四年代，胜利业以在望之际，仍盼共同努力……”
　　肖劲光在离开前重申：“我们的原则，毛主席已明确讲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16个字，报界可以公布。”
　　阎不自然地笑笑说：“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是可以接受的；这‘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似乎太强硬了些，是不是回去禀告毛先生，改成‘人若犯我，我必自卫’?”
　　肖、王回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后，毛说：“一个字也不能改!”
　　随后，双方经过具体谈判，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王世英代表中共和八路军于4月初在协议上签字，“十二月事变”就此结束。
　　阎锡山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充当急先锋吃了苦头，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中，他都没敢轻举妄动，采取了中立态度。
　　 （责编 卫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