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海洋环境责任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海洋环境保护与保全制度的重要构成,公约第235条为其奠定了基本框架.但现有的执行机制主要针对意外事故和环境高风险活动所导致的污染性损害,累积性环境负面影响的责任认定缺乏可参考性的标准.同时,当海洋环境损害发生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时,责任追索也面临着重重困境.当前,国际社会正在制定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的BBNJ国际协定,为发展海洋环境责任制度提供新的契机.但由于法律技术与政治意愿的制约,BBNJ国际协定似乎无意强调责任问题.协定案文草案虽引
【机 构】
：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430079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海洋环境责任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海洋环境保护与保全制度的重要构成,公约第235条为其奠定了基本框架.但现有的执行机制主要针对意外事故和环境高风险活动所导致的污染性损害,累积性环境负面影响的责任认定缺乏可参考性的标准.同时,当海洋环境损害发生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时,责任追索也面临着重重困境.当前,国际社会正在制定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的BBNJ国际协定,为发展海洋环境责任制度提供新的契机.但由于法律技术与政治意愿的制约,BBNJ国际协定似乎无意强调责任问题.协定案文草案虽引入了“污染者付费”原则,且在相关制度设计中暗含责任线索,却仍不足以弥合海洋环境责任制度的执行差距.从BBNJ国际协定的谈判进展来看,订入专门的责任条款已不现实,但可以通过提升执行与遵约机制强化国家责任的意涵.在BBNJ国际协定通过之后,国际社会仍有必要借助缔约方会议等平台,借鉴其他环境治理领域的经验,推动海洋环境责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其他文献
英藏敦煌本《兔园策府》是著名考古学家、探险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1862-1943)在敦煌劫夺的中国文化典籍,现收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兔园策府》也被部分学者称为《兔园册府》《兔园策》《兔园册》.关于《兔园策府》的研究,王国维在《唐写本兔园册府残卷跋》中[1]介绍了《兔园策府》的著录情况以及历代评述,对《兔园策府》的研究做了开拓性的贡献.
STS即科学技术与社会,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性质、结构、规律及其应用,并涉及多学科与多领域的综合性交叉学科1].其中“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其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2].
近二十年来,随着大量墓志资料的出土刊布及研究范式的细致化转向,地方大族一直是中古史研究领域的关注热点之一.地方大族类型多样的地域迁徙往往因时过境迁而在记载中若隐若现,成为该时段家族研究的薄弱之处.在新出墓志资料的支持下,对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大族迁徙进行深入研究,尤其重视迁徙的具体历程,既有助于理清迁徙与嬗变过程中复杂交错的历史脉络,也有助于大族个案研究新范式的检视与超越.
唐代基层社会的制度安排曾受到中、日学者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里制自是其中应有的内容[1].虽然成果众多,但分歧也颇大,与唐代里制相关的很多议题至今仍存在争议,里、村关系就是其中之一.历来对唐代里、村关系的理解,主要以宫崎市定提出的“二重构造”说为主,即唐令的规定最终在基层社会形成了人为划分的乡、里与自然区分的村、坊并行的局面[2].虽然鲁西奇对此提出了否定意见,但本文认为“二重构造”说可能更为符合唐代基层实际.
关于元稹早年行踪履历的研究,可以借助的材料相对较少,因而对特定事件及特定人物所涉相关信息的梳理也就更为重要.引起聚讼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莺莺传》“本事”发生时元稹入仕与否.学者们多据元稹《赠别杨员外巨源》一诗立说,但因诗意理解千差万别,所以各家的最终结论也相去甚远.况且此诗不仅涉及元稹,也涉及元稹的好友杨巨源.
僧肇《肇论》“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化的佛教哲学思想体系”[1],因为颇受后世佛教僧人喜爱而对中国佛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历代注疏《肇论》不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佛教《肇论》注疏史.在这一过程中,唐代禅宗有着区别于其他宗派的《肇论》诠释特点.
《唐会要》是现存最早的会要体史书[1],是文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史料来源不同,《唐会要》所载内容与其他史书有不尽相同之处,存在错误现象;在流传过程中,屡经传抄翻刻,出现错舛讹夺的问题.近几十年来,学界对上述问题进行订正、辨误的文章有十多篇[2],但往往就其阅读中发现的一处或多处错误展开行文,订而正之.据笔者管见,尚无人对《唐会要》的错误作系统甄别整理,很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1].
阎立本是初唐时期的一位名臣,官居宰相,又在绘画领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有《步辇图》和《历代帝王图》(摹本)等画作传世,虽然学术界对其目前传世画作的真伪有所怀疑,但其底本为阎立本所绘是毋庸置疑的.在仕进之路上,他在唐太宗时期担任刑部侍郎,在唐高宗总章元年(668)至咸亨四年(673)间,先后担任右相、中书令.
近代以来,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研究涌现出了诸多成果[1],对古代各个时期的地理学发展都有所总结[2].前人研究的方式往往是列举重要人物与重要著作,缺乏具体论述地理学风气、潮流变化的论著.如杰弗里·马丁所言,“地理学史是由过去时间里发现、认识、思考和评价地理事物的方法所构成的”[3]因此总结任一时代地理学的发展状况不应仅从代表性论著人手,而应该考虑时代特征与思想源流.
南北朝分裂时期,因习俗不同,经学亦有南北之分,对《论语》而言,江南盛行总括性、颇多新解的何晏《论语集解》,北方则流传融会今古文的郑玄《论语注》.隋时,北学统一于南学,呈现了融汇态势.对这一时段《论语》行世情形,主要是据《隋书·经籍志》来考断,\"梁、陈之时,唯郑玄、何晏立于国学,而郑氏甚微,周、齐,郑学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