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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是经济运行的综合结果。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特点不同，价格运行的规律和特点也就不同。
一、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次高增长、价格温和上涨的运行阶段
从经济发展与价格总水平运行的相互关系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1978—1997年，高增长、高通胀的经济发展阶段。期间GDP年均增长9.9%，同期CPI年均上涨8.1%，最高涨幅在2004年为24.1%，最低涨幅在1978年为0.7%，价格涨幅差距为23.4个百分点。期间我国价格运行的总体环境是短缺经济的特点，总需求明显大于总供给，生产资料、资金、工业消费品等均处于不同程度的供给短缺状态。同时，这一时期居民收入增长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的，城乡居民的年均名义收入增长均在15%以上（见表1）。且这一时期居民收入预期良好，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基本健全，居民消费没有后顾之忧，因而这一时期年均居民最终消费增长高达17.4%，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时期，因此价格总水平的涨幅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时期，且各类价格呈现全面上涨态势，防通胀特别是防恶性通胀是这一时期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
1997—2006年，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发展阶段。期间GDP年均增长9.6%，同期CPI年均上涨仅为0.7%，最高涨幅在2008年为3.9%，最低涨幅在1999年为-1.4%，价格涨幅差距为5.3个百分点。期间我国价格运行的总体环境呈现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特点，但在结构上存在一定的供求差异，其中工业消费品市场呈现明显的供大于求的格局，而少部分农产品和部分资源类产品呈现不同层度的短缺现象。这一时期价格总水平涨幅较小，但个别品种价格涨幅很大，价格变化呈现结构性上涨的特点，这个特点在这一阶段的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拉动价格上涨的主要是作为生活所必需的食品价格的上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阶段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慢的，且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见表1，其它阶段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均快于城镇居民），这一时期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名义增长速度只有6.2%，只为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幅的67.4%，仅为1978—1997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名义增长速度的39.7%，相当于2006—2011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名义增长速度的43.7%，这也是该阶段CPI涨幅很小的主要原因。这一阶段的宏观调控首次出现反通缩的政策措施，宏观调控既要防通胀也要防通缩，价格调控工作更主要的是防止价格的结构性上涨，重点是保持涉及民生的商品及服务价格的基本稳定。
2006—2011年，高增长、温和通胀的经济发展阶段。期间GDP年均增长10.5%，同期CPI年均上涨3.7%，最高涨幅在2008年为5.9%，最低涨幅在2009年为-0.7%，价格涨幅差距为6.6个百分点。期间价格运行的环境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处于紧平衡状态，其中工业消费品的供给大于需求，部分农产品和部分生产资料处于供给紧张状态，而土地等要素价格以及原油等重要资源价格处于明显的短缺状态。这期间的价格变化呈现以结构性价格上涨为主的特点，但价格上涨的普遍性增加，主要是食品价格和住房价格上涨拉动CPI上涨，价格上涨的成本推动作用明显大于需求拉动作用。这一阶段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与GDP的增长速度最为接近，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比较协调的时期，尤其是农村居民和城镇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增长比较快。这也是造成这一阶段CPI涨幅明显高于1997—2006年、呈现温和上涨的主要原因。
2012年以后，大约在2020年之前，我国经济将转为次高增长、温和通胀的经济发展时期。进入2012年以后，我国经济和价格运行进入了新的时期。期间GDP的正常增长速度将在8.5%左右，7.5%—9.5%的增长属于合理的范围内。价格涨幅的合理范围将在3%—5%之间，呈现温和上涨的特点。
从现实的经济运行和发展趋势来看，2012年和2013年上半年，我国GDP分别增长7.8%和7.6%，CPI分别上涨2.6%和2.4%，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价格总水平涨幅均在正常的合理区间的下限附近，这主要是受世界经济危机的滞后影响以及欧债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持续大幅度的回落，国内生产资料价格也出现了长达18个月的持续下降。随着世界经济的回稳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回升和稳定，我国国民经济将回归正常的良性运行态势，即经济运行呈现次高增长、温和通胀的格局。这期间价格运行的环境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处于紧平衡状态，其中工业消费品的供给将略大于需求，部分农产品处于供给紧张状态，生产资料产品处于部分产能过剩、部分供给紧张状态，而土地等要素价格以及原油等重要资源价格处于明显的短缺状态，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也将逐渐由供大于求向供求平衡甚至供不应求的方向发展。
这期间价格变化以结构性价格上涨为主、全面的价格上涨为辅，价格总水平涨幅的波动差距将比第一个阶段明显减小，与第二、第三个阶段基本相当。但价格总水平运行的底部将抬高，年度CPI涨幅为负数或涨幅低于1%将为罕见的情况。同时价格上涨的成本推动作用远远大于需求拉动作用。
二、经济次高增长条件下价格总水平温和上涨的原因分析
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效益的提高，会减轻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压力，这将决定价格涨幅不会过高。但是，长期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也会对价格的上涨产生拉动作用，而这种作用与前些年相比在逐渐加大，从而决定了今后的一定阶段时间内价格涨幅不会过低。
（一）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从成本及需求两方面促进价格总水平上涨
近几年，我国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明显加快。2002—2011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由12373元/年增加到41799元/年，增长了237%；另据有关调查结果推算，农民工年均收入由2008年的16080元增至2011年的24588元，增幅52.9%。近两年我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大幅度地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幅度最少的也在50%左右，很多地区都出现了成倍的增长。仅2012年就有25个省份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适时适度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20.2%。今年一季度又有10余个省份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幅度平均为13%以上。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18—25岁和15—18岁之间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在减少，劳动力供应的空间在减小，劳动力买方市场的格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是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的主要原因。同时青年农民的观念发生变化，其追求生活质量的要求显著提升，对工资的要求比其父辈的要求大幅度增加，这也使得整体工资水平在明显上升，特别是农民工、简单体力劳动力等低端的劳动力价格上涨明显。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一方面，增加了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推动了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升；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提高，使得劳动者收入增加，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进而从需求侧拉动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升。 （二）企业生产成本持续增加，将不断传导到产品销售价格，推动价格上升
近年来，随着资源价格改革的推进和环保意识的增加，运输成本、土地使用成本、节能减排成本、安全生产成本等不断提高，对价格形成长期的上涨压力。以运输成本为例，2010年、2011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分别为7.1、8.4万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6.7%、18.5%，占当年GDP比重均为18%左右，明显高于发达国家9%左右的水平，其中运输费用占全社会物流总费用的比重超过50%。而在经济增长和生产扩张方式转变进度较慢、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快、税费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企业难以通过内部消化来完全抵消成本上升的压力，只能通过提高产品的销售价格来转移上升的压力，这是导致价格上涨的必然结果。同时，现阶段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农产品价格均已经入高位运行时代，而我国又是资源短缺及资源消费大国，国际市场会充分利用中国需求大的因素尽可能的抬高资源的市场价格，从而加剧输入性价格上涨的压力。另外，为了节约资源，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我国也会主动利用价格等经济手段，通过适当提高资源价格或者资源税收的手段迫使企业减少浪费、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这也将在客观上促进资源价格的上涨并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涨幅度。
（三）农产品价格呈长期上涨态势，也会拉升价格总水平
我国农用土地资源十分短缺，农产品供给基本上是处于相对短缺的状态，因此农产品价格易涨难跌。目前我国耕地面积约为18亿亩，而2012年我国进口粮食8025万吨、食用植物油845万吨、大豆5838万吨，相当于利用境外土地播种面积7亿亩以上，这说明我国农用资源十分短缺，农产品供求处于持续紧张状态，因此农产品价格长期上涨趋势不可避免。同时，受土地资源和生产能力制约，使得不同农产品之间争地问题突出。目前我国粮食种植面积比重高达68%左右且近年来一直稳定在这一水平，其它农作物种植面积较少且受蛛网模型影响，产量波动幅度较大。例如，水果、蔬菜、小农产品等一旦产量减少，就可能引发价格大幅上涨。加上种植业成本和土地流转、雇工、运费等流通费用的逐年上升，农产品价格总体上会长期趋涨，这必然会通过食品价格来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而且，国家在农业政策上，也在引导农产品价格的合理上涨以增加农民收入和刺激农民种粮积极性。2011—2013年，国家把小麦的最低收购价分别上调8.1%、9.7%和9.8%，把粳稻最低收购价分别上调21.9%、9.4%和7.1%，仅仅三年时间小麦和粳稻的最低收购价累计就分别上调了30.2%和42.9%，且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的提高已经成为常态。
此外，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大规模由农村转移到城镇，食品需求的城乡布局、区域布局发生很大的变化，而相应的农产品生产供给格局和流通格局并未跟进调整，特别是农产品流通体系、农产品市场建设体系相对滞后，流通环节过多、成本过高、效率过低，这些都在影响农产品供求平衡和价格的变化。
最后，农业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发生改变，也将刺激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近二十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大量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尤为突出，使得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由原来的供给远远大于需求逐步转向供求紧平衡状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少，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将快于以往，这也会导致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
（四）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将加速居民收入的增长，提高居民的购买力，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会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2013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在意见中则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力争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在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同时，会迅速增加居民的购买力，促进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进而会拉动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则要求10年间城乡居民实际增长速度约为7.2%。从历史的经验数据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5%。从居民收入与价格上涨的关系以及居民收入增长的历史对比分析，今后居民收入增长将将拉动价格总水平温和上涨。
综合考虑未来物价变动影响因素，预计未来几年，在经济增长速度略有放缓的情况下，物价总体将会处于温和上涨阶段，价格总水平保持3%—5%的温和涨幅将是正常状态。
（徐连仲，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
一、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次高增长、价格温和上涨的运行阶段
从经济发展与价格总水平运行的相互关系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1978—1997年，高增长、高通胀的经济发展阶段。期间GDP年均增长9.9%，同期CPI年均上涨8.1%，最高涨幅在2004年为24.1%，最低涨幅在1978年为0.7%，价格涨幅差距为23.4个百分点。期间我国价格运行的总体环境是短缺经济的特点，总需求明显大于总供给，生产资料、资金、工业消费品等均处于不同程度的供给短缺状态。同时，这一时期居民收入增长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的，城乡居民的年均名义收入增长均在15%以上（见表1）。且这一时期居民收入预期良好，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基本健全，居民消费没有后顾之忧，因而这一时期年均居民最终消费增长高达17.4%，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时期，因此价格总水平的涨幅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时期，且各类价格呈现全面上涨态势，防通胀特别是防恶性通胀是这一时期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
1997—2006年，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发展阶段。期间GDP年均增长9.6%，同期CPI年均上涨仅为0.7%，最高涨幅在2008年为3.9%，最低涨幅在1999年为-1.4%，价格涨幅差距为5.3个百分点。期间我国价格运行的总体环境呈现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特点，但在结构上存在一定的供求差异，其中工业消费品市场呈现明显的供大于求的格局，而少部分农产品和部分资源类产品呈现不同层度的短缺现象。这一时期价格总水平涨幅较小，但个别品种价格涨幅很大，价格变化呈现结构性上涨的特点，这个特点在这一阶段的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拉动价格上涨的主要是作为生活所必需的食品价格的上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阶段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慢的，且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见表1，其它阶段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均快于城镇居民），这一时期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名义增长速度只有6.2%，只为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幅的67.4%，仅为1978—1997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名义增长速度的39.7%，相当于2006—2011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名义增长速度的43.7%，这也是该阶段CPI涨幅很小的主要原因。这一阶段的宏观调控首次出现反通缩的政策措施，宏观调控既要防通胀也要防通缩，价格调控工作更主要的是防止价格的结构性上涨，重点是保持涉及民生的商品及服务价格的基本稳定。
2006—2011年，高增长、温和通胀的经济发展阶段。期间GDP年均增长10.5%，同期CPI年均上涨3.7%，最高涨幅在2008年为5.9%，最低涨幅在2009年为-0.7%，价格涨幅差距为6.6个百分点。期间价格运行的环境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处于紧平衡状态，其中工业消费品的供给大于需求，部分农产品和部分生产资料处于供给紧张状态，而土地等要素价格以及原油等重要资源价格处于明显的短缺状态。这期间的价格变化呈现以结构性价格上涨为主的特点，但价格上涨的普遍性增加，主要是食品价格和住房价格上涨拉动CPI上涨，价格上涨的成本推动作用明显大于需求拉动作用。这一阶段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与GDP的增长速度最为接近，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比较协调的时期，尤其是农村居民和城镇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增长比较快。这也是造成这一阶段CPI涨幅明显高于1997—2006年、呈现温和上涨的主要原因。
2012年以后，大约在2020年之前，我国经济将转为次高增长、温和通胀的经济发展时期。进入2012年以后，我国经济和价格运行进入了新的时期。期间GDP的正常增长速度将在8.5%左右，7.5%—9.5%的增长属于合理的范围内。价格涨幅的合理范围将在3%—5%之间，呈现温和上涨的特点。
从现实的经济运行和发展趋势来看，2012年和2013年上半年，我国GDP分别增长7.8%和7.6%，CPI分别上涨2.6%和2.4%，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价格总水平涨幅均在正常的合理区间的下限附近，这主要是受世界经济危机的滞后影响以及欧债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持续大幅度的回落，国内生产资料价格也出现了长达18个月的持续下降。随着世界经济的回稳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回升和稳定，我国国民经济将回归正常的良性运行态势，即经济运行呈现次高增长、温和通胀的格局。这期间价格运行的环境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处于紧平衡状态，其中工业消费品的供给将略大于需求，部分农产品处于供给紧张状态，生产资料产品处于部分产能过剩、部分供给紧张状态，而土地等要素价格以及原油等重要资源价格处于明显的短缺状态，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也将逐渐由供大于求向供求平衡甚至供不应求的方向发展。
这期间价格变化以结构性价格上涨为主、全面的价格上涨为辅，价格总水平涨幅的波动差距将比第一个阶段明显减小，与第二、第三个阶段基本相当。但价格总水平运行的底部将抬高，年度CPI涨幅为负数或涨幅低于1%将为罕见的情况。同时价格上涨的成本推动作用远远大于需求拉动作用。
二、经济次高增长条件下价格总水平温和上涨的原因分析
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效益的提高，会减轻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压力，这将决定价格涨幅不会过高。但是，长期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也会对价格的上涨产生拉动作用，而这种作用与前些年相比在逐渐加大，从而决定了今后的一定阶段时间内价格涨幅不会过低。
（一）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从成本及需求两方面促进价格总水平上涨
近几年，我国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明显加快。2002—2011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由12373元/年增加到41799元/年，增长了237%；另据有关调查结果推算，农民工年均收入由2008年的16080元增至2011年的24588元，增幅52.9%。近两年我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大幅度地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幅度最少的也在50%左右，很多地区都出现了成倍的增长。仅2012年就有25个省份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适时适度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为20.2%。今年一季度又有10余个省份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幅度平均为13%以上。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18—25岁和15—18岁之间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在减少，劳动力供应的空间在减小，劳动力买方市场的格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是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的主要原因。同时青年农民的观念发生变化，其追求生活质量的要求显著提升，对工资的要求比其父辈的要求大幅度增加，这也使得整体工资水平在明显上升，特别是农民工、简单体力劳动力等低端的劳动力价格上涨明显。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一方面，增加了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推动了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升；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提高，使得劳动者收入增加，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进而从需求侧拉动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升。 （二）企业生产成本持续增加，将不断传导到产品销售价格，推动价格上升
近年来，随着资源价格改革的推进和环保意识的增加，运输成本、土地使用成本、节能减排成本、安全生产成本等不断提高，对价格形成长期的上涨压力。以运输成本为例，2010年、2011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分别为7.1、8.4万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6.7%、18.5%，占当年GDP比重均为18%左右，明显高于发达国家9%左右的水平，其中运输费用占全社会物流总费用的比重超过50%。而在经济增长和生产扩张方式转变进度较慢、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快、税费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企业难以通过内部消化来完全抵消成本上升的压力，只能通过提高产品的销售价格来转移上升的压力，这是导致价格上涨的必然结果。同时，现阶段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农产品价格均已经入高位运行时代，而我国又是资源短缺及资源消费大国，国际市场会充分利用中国需求大的因素尽可能的抬高资源的市场价格，从而加剧输入性价格上涨的压力。另外，为了节约资源，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我国也会主动利用价格等经济手段，通过适当提高资源价格或者资源税收的手段迫使企业减少浪费、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这也将在客观上促进资源价格的上涨并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涨幅度。
（三）农产品价格呈长期上涨态势，也会拉升价格总水平
我国农用土地资源十分短缺，农产品供给基本上是处于相对短缺的状态，因此农产品价格易涨难跌。目前我国耕地面积约为18亿亩，而2012年我国进口粮食8025万吨、食用植物油845万吨、大豆5838万吨，相当于利用境外土地播种面积7亿亩以上，这说明我国农用资源十分短缺，农产品供求处于持续紧张状态，因此农产品价格长期上涨趋势不可避免。同时，受土地资源和生产能力制约，使得不同农产品之间争地问题突出。目前我国粮食种植面积比重高达68%左右且近年来一直稳定在这一水平，其它农作物种植面积较少且受蛛网模型影响，产量波动幅度较大。例如，水果、蔬菜、小农产品等一旦产量减少，就可能引发价格大幅上涨。加上种植业成本和土地流转、雇工、运费等流通费用的逐年上升，农产品价格总体上会长期趋涨，这必然会通过食品价格来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而且，国家在农业政策上，也在引导农产品价格的合理上涨以增加农民收入和刺激农民种粮积极性。2011—2013年，国家把小麦的最低收购价分别上调8.1%、9.7%和9.8%，把粳稻最低收购价分别上调21.9%、9.4%和7.1%，仅仅三年时间小麦和粳稻的最低收购价累计就分别上调了30.2%和42.9%，且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的提高已经成为常态。
此外，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大规模由农村转移到城镇，食品需求的城乡布局、区域布局发生很大的变化，而相应的农产品生产供给格局和流通格局并未跟进调整，特别是农产品流通体系、农产品市场建设体系相对滞后，流通环节过多、成本过高、效率过低，这些都在影响农产品供求平衡和价格的变化。
最后，农业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发生改变，也将刺激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近二十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大量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尤为突出，使得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由原来的供给远远大于需求逐步转向供求紧平衡状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少，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将快于以往，这也会导致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
（四）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将加速居民收入的增长，提高居民的购买力，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会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2013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在意见中则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力争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在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同时，会迅速增加居民的购买力，促进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进而会拉动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则要求10年间城乡居民实际增长速度约为7.2%。从历史的经验数据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5%。从居民收入与价格上涨的关系以及居民收入增长的历史对比分析，今后居民收入增长将将拉动价格总水平温和上涨。
综合考虑未来物价变动影响因素，预计未来几年，在经济增长速度略有放缓的情况下，物价总体将会处于温和上涨阶段，价格总水平保持3%—5%的温和涨幅将是正常状态。
（徐连仲，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