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70年代之前，实证主义科学观一直占据西方学界的主流。在实证主义哲学视野中，科学是脱离社会情境的、纯粹的、抽象的、价值中立的智力活动；科学知识是系统的、实证的、绝对正确和一元普适的知识；科学的历史是不断趋向真理和唯一能体现人类进步的历史。在这种哲学观和科学观的文化背景下，伴随科学技术发展而来的社会经济进步，进一步促使整个社会对科学充满了乐观和信赖的情绪。相比之下，20世纪初，西方近代科学作为救世良方而引入中国，更是取得了与民主同等重要的地位；知识界与民众真切地将科学视为救民于水火的利器。
　　然而，就在最近的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和公众对科学的认知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科学哲学界，库恩、费耶阿本德、罗蒂、布鲁尔、拉图尔、哈丁等学者对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进行了集中批判；在科学史界，内史研究和外史研究呈现融合的趋势，二者的传统界限逐渐被消解，科学发展的道路被认为并非由其内在的自治逻辑决定，而是深受具体社会语境的影响和制约。在科学传播界，科学发展造成的种种负面效应正激发公众的视觉和听觉神经，促使“亲科学”的报道和描述不再能一统天下。换言之，科学正逐渐走下神坛，接受学者和公众的质疑与批判，以朝着更为民主和人性的方向发展。
　　新近出版的《面对可能的世界：科学的多元文化》一书，恰恰代表了国内学者对这一变化的某种响应和发展。作者刘兵教授在这本个人选集中，致力于言说的正是对科学意识形态的多角度反思和批判。“横看成岭侧成峰”，科学如同一个多面体，基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能发现它的不同侧面。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传播和科学教育是将科学作为对象来研究的不同学科，它们提供了关于科学的丰富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不同的学科内部，又存在分析科学及其历史的多元视角和立场，科学的历史、哲学、传播理念、教育模式也因此更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在这其中，贯穿始终的一个核心理念是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它更多的是基于后殖民主义、人类学和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不仅增进了科学史家库恩等人对科学客观性与价值中立性的批判力度，更推动了多元科学文化共存与发展的可能性与政治实践，“多元”一词也因此成为串联书中各组文章的主线。
　　对于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学者而言，“李约瑟难题”恐怕是个无人不晓的话题，它曾一度掀起了中国科学史学者的研究热潮，甚至进而引发了“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争议，只是至今仍无定论。学者们对“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文明中发展起来”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等各个角度的原因分析；可在刘兵教授看来，“李约瑟难题”假定了产生于17世纪欧洲的西方近代科学为一种普适性科学；而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普适性科学的框架，李约瑟才会提出“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实际上，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文明，并不一定要以产生于欧洲的近代西方科学为价值判断标准，它有自己的根源、历史、发展道路和独立价值。由此推及，他认为废除中医的争论也可以被消解。因为西方近代主流科学并非人类认识和理解自然的唯一途径，以此为基础的西方医学也并非人类认识身体和医治疾病的唯一方式，以西医为蓝本来描画中医的未来发展道路，中医就不会被恰当地对待，也不会有理想的前景。
　　科学的历史和科学观是如此，科学传播也是如此。作者强调，“科学普及”和“公众理解科学”都不能假定公众的愚昧和无知，从而坚持从传播者至受传者的单向传播模式，并最终以科学的名义屏蔽了普通公众和草根阶层的声音；相反，要充分认识到公众所拥有的“地方性知识”及其效用，致力于倡导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民主对话。同时，在从事科学传播的过程中，更应具有敏锐的反思精神，追求一种具有自反性的科学传播事业；在科学知识的普及与科学精神的培养之间、在科学素养的提高与技术素养的提高之间、在科学家实验室形象的描述与生活形象的描述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不再重复关于科学、技术、科学家乃至性别的刻板形象。
　　然而，坚持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多少会引起文化相对主义的追问和质疑。面对“‘多元的标准’是否会陷入‘无标准的’、‘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之类的疑问，作者认为多标准并不意味着无标准，而是说标准是语境化的，是在特定的范围内存在的，不能用一个语境的标准来要求另一语境的标准；文化相对主义和多元性是在强调各种语境存在的自身价值和意义，以及关注各自的语境下的标准是什么。正如我们研究科学史，不能完全按照当代人的价值标准去衡量古人，也不能完全拿着现代西方科学的框框去套古代人的发明创造，有类似的地方便给予高度评价，异质的部分则作为传统文化甚至愚昧和迷信来对待。这样写出来的科学史无疑只能是朝着今天现代科学不断累积和发展进步的表象，历史内容本身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却在此过程中逐渐丧失了。
　　既然如此，两种不同语境中的标准又是否有融合和对话的可能性呢？正如作者所言，“回过头来看历史，任何语境都不是完全孤立的，历史就是各个不同语境的系统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它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但并非意味着个性的完全消失，更不能以某种方式过于强化地、人为地将二者结合在一起。”例如，根据现代西医的理论，借助科学仪器设备，对中药成分进行化学分析，进而证明其效用的科学性；或根据化学成分的分析，重新合成新药；这一做法便是将中药从其生长的理论基础和知识语境中抽离出来，按照西医的思维进行阐释和改造，显然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药”了。
　　可见，这里所坚持的科学的文化多元性，绝非等同于所谓的“反科学思潮”，相反它意味着拨开科学意识形态的迷雾，让其他的文化与知识之树获得同样的养分；同时也意味着打开科学内部的暗箱，让不同的科学探索方式得以自由地开拓。科学文化与文学、艺术、宗教等人文文化、西方近代科学与非西方科学等，需要得到同等的话语权。
　　坚持科学文化多元性的意义还在于通过质疑现存的唯一标准，肯定和强调那些原来被忽视、被贬低的价值。说到底，这是一种民主和平权的思想，从生物多样性到人文艺术的多元化，再到科学的文化多元性，意味着多种文化与知识的平等共存与和谐发展，意味着对他者的尊重和宽容之心，投射出深切的人文关怀。它需要有不断进行自我批判和突破的勇气，需要有承认和肯定他者智慧与价值的胸怀，要求采取一种开放式的心态，来面对多元的可能世界。
　　（刘兵：《面对可能的世界：科学的多元文化》，科学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