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先生去世第二天,北京《新京报》记者张弘先生有电话来,一则告知贾先生去世事,二则采访。我只能如实相告,虽多次去上海,从未去拜访过贾先生。交往也仅二三事。对贾先生的认识,我也有个过程。
　　实在说,我对“胡风反革命分子案”的兴趣不大,总觉得带点“左派自相残杀”的意思。周扬是左派,没有说的,胡风也不能说是右派。他们之间身份的区别,在于在上海见不出分晓之后,周扬回到延安,由延安而北京,官拜中宣部副部长,成为中国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胡风一直留在国统区。解放后的美谈是,两支文艺大军胜利会师,实则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若没有强有力的背景,多半成了小媳妇。胡风的失败在于,没有看清这一形势,反而认为自己是鲁迅的嫡传弟子,一直在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原本是几个文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最后会酿成共和国的第一大案,涉案人员多达上千名,骨干分子也有数十名。后来我对此案发生了兴趣,并不在谁对谁错上,而在此案中显现出的知识分子的品格。有的卖友求荣,有的委曲求全,有的以死抗争……展示了那个特定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正是基于这样的兴趣,让我注意到了贾植芳这个人。尤其让我感兴趣的是,他还是山西襄汾县人氏。
　　且看他的经历。1915年出生于襄汾一个富商家庭。1932年赴北京求学,考入崇实中学高中部;1935年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家中出钱保出,为避祸东渡日本求学,进入东京日本大学社会科学习。抗战爆发后回国,经训练后,分派到驻山西前线的抗日部队。又因思想激进,受上司怀疑,有性命之虞,遂逃往上海。抗战后期在徐州搞策反,被抓进日伪的牢房,日寇投降后出狱;1947年为进步学生刊物写文章,被国民党政府关押半年,托保获释;解放后,以进步教授的资格,入震旦大学任教授,教会大学撤销后,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55年胡风案发,逮捕入狱,直到1966年始判处有期徒刑12年,一周后即获释,押回复旦大学印刷厂“监督劳动”,直到1980年底正式平反,恢复教职,并任博士生导师。
　　在他92年的人生中,居然坐牢四次,前三次分别是北洋军阀、日伪、国民党的监狱,合计不足两年。后一次最长,11年——若加上“监督劳动”的14年,该是25年。贾植芳先生亲口说过:最窝囊的监狱,要数北洋政府的。大年夜被捕,关进看守所,以为肯定吃不上好饭了,果然第二天一早送来的是窝窝头咸菜,一个老犯人跟他说:“你是政治犯,受优待,吃的跟我们刑事犯不一样。看守所欺负你人小不懂事,克扣你的囚粮费。”第二次开饭,他就把窝窝头咸菜摔在地上,大声说:“我是政治犯,我不吃这种饭。”后来真的给他重新送来饭,四个花卷,一碗米饭,一碟炒肉,还有一碗鸡蛋汤。有此经历,“政治犯优待”这样的概念该刻在了心里,然而,到住共和国监狱时,严酷的现实,却将这一概念颠倒了过来。
　　1960年秋冬之际,贾先生正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服刑,也像大多数囚犯一样,得了浮肿病,大小腿全肿得又粗又亮,差不多快要漫延到腹部了。送到监狱病院治疗,食用“高蛋白”药物,不到三天,浮肿消褪下去。正当他安享病床之乐的时候,在监狱病房服役的刑事犯的头目,就叫他下床劳动,打扫卫生,负责照料重病犯的大小便,还要喂饭喂水。他气愤不过,提出抗议:“我的病还未好利索,而且我快50岁了,那些仍然躺在床上休养的年轻犯人,身体比我强,你为什么不叫他们起来劳动呢?”那位头目理直气壮地训斥道:“你怎么能和他们比?他们是普通刑事犯,你是‘一所’来的政治犯,反革命,你没有公民权,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所谓“一所”,指提篮桥监狱第一看守所,即关押政治犯的地方。这不啻是一堂政治课,使他恍然大悟:自己眼前的身份还不如那些年轻的阿飞流氓,因为他们的是“普通”刑事犯啊。
　　再说一个大人物,圣约翰大学的校长潘世兹。潘不是他的狱友,是他提前一年释放出来,在复旦大学印刷厂监督劳动时的同窗(假定改造等同上学),贾先生书中称之为“我的后来者”。潘先生解放前便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代理校长。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全部取消,教师也统一分配,贾从法国天主教会办的震旦大学调到复旦中文系任教授,潘也由圣约翰大学调到复旦外文系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要说的是文革后期的一件事。潘先生在沪西原有一处花园洋房,他被捕后,这所房子就被没收了,上海警备区的政委住了进去,潘夫人和孩子则被赶进一幢公共大杂楼的一间房子里。潘先生出狱后,也只能挤住在一起。不光住处逼仄,还经常受周围房客的欺辱。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两国关系松动,潘先生的妻姐在联合国工作,来信说要回国看望他们。潘先生要争中国人的面子,于是去找外文系革委会主任龙文佩,说亲戚从美国来,家里椅子也没有,虽然有床可坐,但按西方的习惯,让客人坐床是不礼貌的,于国家影响也不好,希望领导暂时给他们借一间旅馆房间来接待外宾。不料这位龙主任说:“你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这样的待遇,你跟亲戚讲清楚你的政治身份,不必隐瞒!就在你家里接待!”当然姐姐来了,是没法子住在潘先生家里的,只好自己去住了宾馆。人对人怎么能这样绝情,这样狠毒?能怎样羞辱对方,一定是选择那最重的,绝不肯有丝毫减轻。
　　还有些事儿,若不是贾先生的书中写了,外人是绝不会相信的。贾先生是胡风一案的骨干分子,对胡风一案怎样“瓜蔓抄”的情形,自然极为关注,但有一事,连他也大吃一惊,不是两个当事人先后给他说了实情,他也不敢信其必有。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贾先生赴京开会,入住国谊宾馆,两人一室,另一室友乃著名诗人、《军歌》作者——公木先生。闲谈中得知,50年代中期反胡风运动时,公木先生担任天津文联和作协的领导工作。当时主持中央胡风专案的是刘白羽,有一天,刘电话通知公木,说天津有个叫林希的青年作家,也是个“胡风分子”,应该批判审查。公木抗拒了刘的通知说:林希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至多认识天津的方纪、鲁藜、阿垅,找不出他与胡风有什么直接关系。由于他拒绝执行刘白羽的命令,很快就调离了职务,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东北一所大学教书。贾先生听了木公的叙说,不禁肃然起敬,一面庆幸自己结识了这样一位侠肠义胆的好朋友,一面又为林希庆幸,若不是这样一位好领导肯慨然犯上,精心呵护,当年必定为胡风分子无疑。
　　然而,天下事每每有出乎善良人意料之外者。差不多过了十年,1996年11月,贾先生作为上海作家的代表,赴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已是老作家的林希前往住处拜会贾先生,交谈中方知,1955年他还是被定为胡风分子,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分子,先后被送往工厂、农村监督劳动改造。直到1980年胡风案平反后,才回到写作岗位上。听了林希的介绍,贾先生忽然想起,大约十年前在北京国谊宾馆,公木谈到他怎样因抗拒刘白羽把林希定为胡风分子的指令而丢官,后来又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事。两人都是无辜者,然而,在巨大的历史漩涡中,两个人都未能幸免。
　　在胡风一案中,公认骨头最硬的,要数贾先生。他是此案中,直到出狱都没有承认自己有罪的唯一人。流传甚广的一个典故,是逮捕之前,华东局教育部副部长陈其五代表组织与他的谈话。
　　问:你和胡风是什么关系?
　　贾:朋友关系,胡风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他是革命作家。
　　问:你要老老实实地交待和胡风之间的反党阴谋!
　　贾:他给中央提意见是为了促进文艺繁荣,又没有在马路上乱撒传单,能有什么阴谋?
　　如果“死党”一词不是那么难听,说贾植芳乃“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死党,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对贾植芳的这种硬骨头精神,胡风非常敬佩,他有一首诗《酒醉花赞——怀贾植芳》写道:“能生师侠盗,敢死学哀兵。懒测皇天阔,难疑厚土深。欣夸煤发火,耻赞水成冰。大笑嗤奸佞,高声论古今。”
　　对自己一生的看法,贾先生本人要恬淡得多,他说:此生最感宽慰的是,做人还像个人,尽量把“人”字写的端正些。《世说新语》上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跟贾先生相比,那样的人,只能说是虚膺了名士的头衔,贾先生这样的人,才可说是天下真名士,大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