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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海关摄影”是一个认知过程。
一开始，海关摄影只是海关内部俗成约定的一种叫法，泛指围绕海关工作和生活而进行的所有摄影活动与实践。对这一叫法的另一种解读是“海关题材的行业摄影”。海关本身是特殊行业，海关摄影自然应该属于行业摄影的一种。然而，什么是行业摄影，其实在业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虽然国内类似于“海关摄影协会”这样的以行业命名的摄影团体有很多，但业界普遍的认同是，由职业相关性的摄影人构成的社会团体，即可称之为行业摄影团体，只是这一认同并未涵盖“行业摄影”这个特定概念。海关的摄影实践要想有所作为，肯定不能止步于只有叫法却找不到说法的行业摄影窘境，在连续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中，海关的摄影人逐步形成了基于行业特殊性的海关摄影共识：其一，摄影人全部由海关人构成，即摄影人的职业相关性。这既是基于国内行业摄影的现状，也是为有效区别于媒体记者的报道摄影。其二，摄影的原创性必须基于海关独特的资源，即影像的行业相关性。无论是提供的视角或是影像采集的现场，必须与海关职能及其社会影响密切相关。由此，“海关摄影”从一个习惯性的称谓逐步演化为基于行业思考和行业摄影探索的共同认知。
“内省”一词源自心理学实验，是对自己的感觉和知觉进行考察。“观照”一词本指佛家修慧之法，意指静观世界以智慧而照见事理。用内省与观照形容海关摄影的探索与实践颇为恰当。2012年，海关摄影协会成立后，一个问题很快摆在了协会面前，应该倡导什么样的摄影态度，应该引导海关摄影人关注什么。“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记忆中，作为职守国门的特殊岗位，海关人的集体记忆应该有其相应的位置，海关影像应该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海关身处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围绕行业摄影规律探索海关摄影应该成为海关摄影人的自觉行为。”张志南主席的倡导得到了海关摄影人的积极响应。协会以此为导向，通过海关摄影艺术展、海关摄影工作坊、海关人文影像库等多种平台，将研究行业摄影规律、拓展海关摄影实践作为一面旗帜树了起来。
很多人长期习惯于用镜头向外看，以欣赏外面美丽的风景。当我们调转过来，将镜头对准行业自身，以此反观内省，并不容易。诸多事理需要厘清，而行业摄影的特殊性及其内在规律对海关摄影实践而言，则是首先需要破解的第一课题。
二
行业摄影有其特殊性是因为“行业”本身具有特殊性。
行业的封闭性。任何行业因其职能或者地域的特殊性，往往都带有神秘感。这种特殊性之所以神秘，主要是因为行业或地域相对于公众来说都是封闭的。大量信息基于内部周转而不被外界所知，大量场景也自然不被外界所识。因此，一个带有行业特征的影像相对于一般的影像而言，可能容易引起读者关注，这是由题材的稀缺性和画面的陌生感决定的。这是摄影易于传播的行业优势之一。
行业的评价性。行业因为具有特殊职能或处于特定区域，往往也具有自身特定的价值评价体系。尤其是在对外宣传上，很多行业的基本做法是预设一些“红光亮”、“高大全”的主题，以提升行业自身的美誉度，这是行业自身价值评价体系作用的结果。矛盾在于，日常的评价性主题大多已为公众所知，很多行业摄影师因缺乏观察力而延用这些一成不变的主题时，摄影实际上就变成了不断重复拍摄的过程，其结果是，无论角度怎样变化，无论手法怎样更新，最终还是无法避免“老调重弹”，这也是行业影像大量雷同的主要原因。本来所具有的传播优势被“陈腔滥调”的话题和平庸的影像抵消，这往往是行业摄影不具有传播能力的原因所在。
行业的社会性。任何行业，无论多么封闭，无论多么神秘，其存在的基础都离不开社会大背景；其从业的人员都是普通社会公民。因此，时间、空间、人这三个维度的对象无论在哪个行业，都不可能脱离今天的社会生活而独立存在。这意味着，行业的时空观及价值观与全社会的时空观和价值观是紧密相联的。任何行业及其从业人员，无疑都是当代社会形态的一个缩影，行业摄影的丰富性仍然有着极大的拓展空间。
就目前国内的现象来看，行业摄影的主要应用方向基本只有一个--对外宣传。对外宣传中大致又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广告宣传，二是新闻宣传。广告宣传暂且不论，新闻宣传在很多行业里是处在一种非常有趣的状态之中：行业一般会把新闻报道列入对外宣传范畴，也就是说，之所以热衷于本行业的新闻采集，甚至配备专职的新闻摄影力量，是因为很多行业意识到与社会沟通的重要性，需要通过“新闻摄影”这个渠道，达成与社会的互动，以化解可能随时出现的危机。由此可见，所谓行业的新闻报道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公关活动，因此将它归入“对外宣传”也是必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听见一些行业将新闻报道改称为“新闻宣传”或“对外宣传”，而有意回避“报道”二字的原因。理解了这一点，就容易理解行业自身的价值取向长期作用于行业摄影所导致的宣传思维惯性。
换一个角度看，行业摄影无法引起人们关注，也在于当我们排除宣传思维主导下的行业影像之外，就几乎找不到跟社会有关联的影像了。也就是说，行业摄影基本上不具备参与社会话题讨论的能力和条件。虽有个别摄影人尝试行业摄影的突破，甚至试图颠覆原有行业的价值认同，以“尖锐”或“敏感”的问题作为互动话题，但结果却遭到行业自身评价体系的拒绝和抵制，以至于有些行业摄影人不得不被迫离开原来的岗位和原有的行业，其作品也往往中途夭折，此可谓行业摄影之觞。
要想解决行业摄影存在的问题，根本出路可能还在于，打通行业自身的价值评价体系与社会公共的价值评价体系之间的隔膜或壁垒，让社会评价体系与行业评价体系相互融合。只有这样，行业摄影才有可能找到面向社会的新视角，创建面向社会的新话题，走出行业摄影只有宣传没有话题的窘境。这个新话题既不违背行业自身评价体系的价值判断，又能进入社会评价体系的公共认知层面，这才是行业摄影向前发展的真正潜力。
来自广州兼任海关摄影协会副秘书长的郭平洲，是海关较早关注国际空港旅检现场的摄影探索者，他曾经也是宣传岗位的摄影骨干，但在“进境·出境”的创作过程中，他放弃了宣传摄影惯常的聚焦于海关工作人员的做法，而是采用了“窥视”方式，捕捉现场稍纵即逝的旅客状态。阅读他的影像，人们自然会回忆起曾经有过的进出境经验和特殊“心境”。而郭平洲则通过影像将海关摄影向更开放的空间拓展。罗希的“出港动态”、邓光华的“国际空港”以及毕为民的“特殊间隙”，都是继郭平洲之后，继续关注旅检现场的作品，他们又从不同的视角，继续阐释着国际空港这一特殊的“国门”之中发生着的海关故事，而他们的镜头或是对准空场景，或是聚焦公共设施，抑或落在机器与人的关系呈现上，从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海关摄影人努力探索的精神和积极实验的尝试。
来自大连缉私一线的曲彬，是海关较早关注“违禁物品”的影像实验者。他参加了第1期海关摄影工作坊，期间，他报了“违禁物品”这一课后作业的选题，获得了指导老师的肯定，师弟师妹们（学员中曲彬年纪最大，被其他学员尊称为“大师兄”）也积极地为他出谋划策。工作坊结束后，他即启动了他的影像实验项目。吴长军的“面具”、许玉川的“虚假的真实”则是继曲彬之后，继续以“物”为呈现主体的作品。他们或涉及毒品走私，或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当他们脱离本已熟悉的报道图式，摒弃了喧嚣，剪除了热闹，只留下一张张冷静画面的时候，观众则不再被事件过程干扰，凝神注目于违禁现象本身，而在作者的心目中，这也是一次相对于传统的“摄影转型”。
来自汕头的袁国宏也是海关最早参加影像实验的作者之一。为了尝试类型学的拍摄，他在大连一条老街一口气连续拍摄100个门牌连号的墙院，却因为其中一个号码未找到而第二天重返故地通过“走亲访友”才发现被杂物遮挡的事迹，曾经在海关摄影圈中传为佳话。他的“北仑河畔”强调气氛和情绪，也完全突破了他以往宣传摄影的风格和习惯，无论成功与否，对他而言，这样的创作无异于一种超越自我的创新。
来自珠海的俞波、周宇红是同属于一个海关的两位女摄影师，她们也积极参与到探索与实验当中。俞波做“中国大妈”的系列采集，周宇红做“水客”现象的持续关注。她们的作品有一个共同之处，都在关注进出于拱北口岸的旅客，而拱北是世界上客流量最大的进出境通道，这里当然不缺故事，只是缺少发现的眼睛。而她们的区别在于，俞波的影像采集于公共区域，并通过沟通，相约拍摄。周宇红的影像则采集于特定区域，需通过观察，定向捕捉。她们的实验在于，海关现场这一特殊的窗口，到底能给观众提供什么样的视角，到底能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思考。
自2013年至今，我曾主持过十期“海关摄影工作坊”，也参加过多期海关摄影研修班的教学指导工作，每期工作坊和研修班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围绕“拓展海关摄影更多的可能性”来展开专案研究。我们在工作坊上明确提出“海关视角”的概念，为学员设定“海关与社会”这样一个特殊的叙事语境，指导学员重点关注海关视角下的社会和历史切面，去努力完成一个只有海关摄影人才能完成的历史叙事。这一切教学与实践的目的，就是希望能立足于海关自身的特殊资源，以摄影的视角，去发掘和捕捉现实的社会话题。本期《中国摄影》杂志的海关专题中，选择的郭平洲、袁国宏等十几位海关摄影人的作品，都是以“海关视角”来呈现的关涉社会议题的内容，其中大部分作品，都通过《国门·2015》展览分别在平遥和连州等地与公众产生过互动，很多观众和批评家都对展览给予了正面的回应，对海关摄影人的探索精神与大胆实验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三
行业摄影不能脱离“行业”谈摄影。
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认为，由共同职业身份的摄影人一起展出作品，就是行业摄影展览，我们也确实在很多行业摄影的展览中发现了这种倾向。但对于海关摄影而言，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策略。虽然一个展览的结构可以各种各样，并不局限于某一固定模式，以行业身份共同组织一个并不关涉行业内容的展览，也未尝不可。但如果这也叫行业摄影，那“行业”二字也就失去了它作为限定词更作为特殊的观照者身份的意义。行业摄影有其特殊的社会价值，不仅因为摄影师的职业相关性，更在于影像的行业相关性。而海关摄影人探索与实验的，是指依托行业资源的摄影，因此，它必须具有明确的行业要素和指涉话题。行业要素是行业摄影被定性的基本指标，指涉话题是作品介入社会的必要条件，两者缺一不可。没有行业要素，行业摄影则与普通摄影无甚区别；没有指涉对象，什么作品都难以形成文化意义。
以海关为例，就职能而言，海关是国家特定的行政部门；就社会结构而言，海关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海关的存在与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及社会条件相关，其所从事的一切职能活动无不带有特定历史的烙印，其所生存的环境包括其所有的从业人员，也无不与当今的社会现实发生着紧密的关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海关的存在及海关职能的履行，也同样引发外部环境的变化。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地推定，海关、社会、历史三个要件，基本构成了“海关摄影”的格局框架，我们在此格局内，通过摄影来记录或表现特定的内容，这才是海关题材的行业摄影。它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要素：
一是要有与海关相关的主体对象。这个对象可以是直接关联的场景、工具、人、物或新闻现场等，也可以是间接关联的因海关职能而引发变动的特殊社会景观。
二是要有与当下相关的时空结构。我们可以把时空中的“时间”理解为历史纵深，把时空中的“空间”理解为海关向社会的延伸，时空是构成话题的先决条件，这恰好也是摄影参与社会话题并比其他任何视觉媒介都更具有当代性的重要特征。 来自广州的巣家敏曾经是大画幅的风光摄影爱好者，自参加海关摄影工作坊后，则专注于海关题材的行业摄影，他的“卡口”系列，对监管现场的卡口建筑和设施进行了类型化的拍摄，将“公共利益”视觉化，将政治议题变成了形象的问题讨论。
来自上海的陈晓峰是国内知名的当代新锐摄影师，他的“围网”系列将关注重点放在了1990年被批准设立为中国第一个保税区并在2013年被批准设立为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区的上海自贸区的隔断设施围网上，通过对围网的呈现，关涉国家政治与社会心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来自汕头的黄勇哲是资深的海关新闻摄影工作者，在新闻报道之外，他对海关监管所面临的风险以及社会压力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和深入的思考，他把聚焦点对准海关监管区与非设关地，面对“特定区域的特定管理模式”，尝试了一种航拍及地域符号与管理符号相拼贴的特殊呈现方式，希望以此能引起海关内外的特别关注。
我曾与一位资深的摄影教育家探讨过海关（包括各种行业）摄影的必要性，在他看来，除非“海关摄影”具有唯一的社会话题性和唯一的第一现场性，否则，在如此全民参与的摄影中，“海关摄影”又有什么单独强调的必要呢。而担任过“海关摄影工作坊”导师的一位当代艺术家在参加“海关摄影创作”的讨论后感慨地说，海关真是一个摄影的“富矿”，亟需开发开采，有太多的话题和内容需要海关的摄影家去提出和表现。这两件事给海关的启发是：拥有资源的唯一性对摄影的意义特别重大；与海关相关的非常丰富的社会话题其实还没有被深入地挖掘，当然也没有被社会认真地关注。由此，海关的摄影人自然会想到，当全国进出口统计只能采用海关独家数据的时候，当全国的走私态势只能由海关作独家解读的时候，海关在经济领域，自然就有了绝对的话语权威，这是因为海关具有观察、分析经济数据的独家资源。由此引申到摄影，每个类似于海关这样的行业，其实都会有观察、分析社会的独家视角，这就是摄影可以依托的行业资源。
来自杭州的温国栋本职工作与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有直接关系，他关注“山寨”已不再局限于“真”与“假”的问题，而是思考“山寨”之于社会公民的意义何在，他找来码头装卸工和餐厅洗碗工，让他（她）们穿上“山寨”装，手提“山寨”包，通过这样的易装打扮，在影棚里制造出了另一类的时尚达人。衣装对于时尚的重要，是否也意味着“山寨”对于市井生活的重要？
来自深圳的刘金锋每天的工作可能就是面对频繁往来于粤港之间的“水客”，在进入海关摄影工作坊之前，能否拍摄这一题材以及如何拍摄，一直是他的一个疑惑，甚至是他的一块“心病”。他把这一问题带进了海关摄影工作坊，而工作坊结束之时，他已明确了拍摄方案。他的“水客”系列，全部以“水客”的背影与现场被查获的违禁物品并置呈现，跳出了事件报道的惯常思维，在他的“水客类型学”之中，读者不仅关注了“水客”现象，还能产生丰富的联想。
就一般情形而言，摄影价值的体现，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意义；二是指涉。无论具有什么样的思考或创意，摄影师必须首先找到分析和观察的视角。有了视角，才可能有指涉，才可能有文化意义的建构。有了视角，日常之物才会在特定语境之下成为“非常”之物，话题才有可能因此而生。海关摄影人利用本行业的特殊资源――“海关视角”，以此向观众提出了只有海关的摄影人才能通过影像串接起来的思考线索。这种实验对海关摄影来说，不仅是一种尝试，也是一个突破，相信也会对未来更广泛的行业摄影探索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
摄影终究是要传播的。
首先，行业摄影还是摄影，它必须进入同时代常规摄影的传播渠道。所谓常规摄影的传播渠道，主要指展览和媒体两个范畴。其次，行业摄影是基于行业特有资源的摄影，它同时包含与行业相关的内容和价值取向，它既应该进入行业影像文献系统，同时也应该进入国家层面的行业分类文献系统。
来自满洲里的王博接触摄影时间并不算长，但她却能从被忽视的日常景物中，找寻到与自己生命印记相交集的那个特殊地带，她通过“单身宿舍”，观察那些毕业不久、学生气尚存的年轻同事，观看他们的青春，体会他们的内心，这既是在缅怀自己曾经的“后学生时代”，也是为行业的从业者通过视觉方式，确定了社会职业属性中的那个最初的“原点”。
来自大连的周建伟是海关摄影协会的驻会副秘书长，也是曾经在海关新闻宣传岗位工作过的“职业摄影人”。他对如何利用“事件”拓展海关行业摄影有自己的探索方式。海关缉私警察的办案因其工作的特殊性，很难有第一现场的视觉呈现，他则重返案发现场，通过编导呈现出来的“警察故事”，再一次确认那些原本发生过但却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的意味深长的故事。
来自贵阳的段晖一心一意想拍摄身边的“小人物”，拍摄他们的心情与梦想。她让这些与她朝夕相处的同事或因工作关系经常接触的工作对象，手持自己书写的心情表达，正面对着镜头。这种简单、直接的拍摄方式，没有任何矫揉造作，也没有任何隐秘晦涩，当她把这些特殊肖像集中在一起呈现之时，那种质朴与纯厚感立即扑面而来。心和心的距离原来竟然可以如此之近。
无论是进入展场与当下的观众互动，还是准备走进摄影史与未来的读者交流，摄影必须具有对话的能力，也即，摄影的话题必须指涉面向社会的议题。就目前大部分的行业摄影状况而言，以提升自身美誉度为目标的宣传摄影，因为缺少反观内省的过程，缺少问题意识，因此也很难具有社会意义，自然也不具备与社会对话或与历史对话的能力。当不能有效参与社会话题讨论，也就不可能获得以摄影介入社会和历史的话语机会，在这样的前提下，行业摄影是不能奢求社会和历史能够给予积极正面回应的，自然，它也很难进入真正的展览现场和社会影像文献系统。
2014年11月19日，海关组织了全国范围的“海关现场人文影像采集”大型活动，这一活动被命名为《1119·海关一日》。600余名中国海关工作人员于当天分别在1000多个海关业务现场进行了原生态影像采集，共征集到6000余幅现场影像。以此为契机，海关摄影协会正式创建了《中国海关人文影像库》，并将此6000余幅影像原始资料作为了首批入库文献。这是一次为传播做准备的特殊案例，其特殊性在于影像采集的目的不再是单纯的对外宣传，而是基于文献的价值和传播互动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以结构化的方式采集行业影像，这是海关为未来可能进入社会影像文献系统在做必要的基础准备。而一个行业结构化的影像，显然要比带有公关性质的宣传照片更具备传播的条件。
作者为中国海关摄影协会顾问
“海关摄影”是一个认知过程。
一开始，海关摄影只是海关内部俗成约定的一种叫法，泛指围绕海关工作和生活而进行的所有摄影活动与实践。对这一叫法的另一种解读是“海关题材的行业摄影”。海关本身是特殊行业，海关摄影自然应该属于行业摄影的一种。然而，什么是行业摄影，其实在业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虽然国内类似于“海关摄影协会”这样的以行业命名的摄影团体有很多，但业界普遍的认同是，由职业相关性的摄影人构成的社会团体，即可称之为行业摄影团体，只是这一认同并未涵盖“行业摄影”这个特定概念。海关的摄影实践要想有所作为，肯定不能止步于只有叫法却找不到说法的行业摄影窘境，在连续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中，海关的摄影人逐步形成了基于行业特殊性的海关摄影共识：其一，摄影人全部由海关人构成，即摄影人的职业相关性。这既是基于国内行业摄影的现状，也是为有效区别于媒体记者的报道摄影。其二，摄影的原创性必须基于海关独特的资源，即影像的行业相关性。无论是提供的视角或是影像采集的现场，必须与海关职能及其社会影响密切相关。由此，“海关摄影”从一个习惯性的称谓逐步演化为基于行业思考和行业摄影探索的共同认知。
“内省”一词源自心理学实验，是对自己的感觉和知觉进行考察。“观照”一词本指佛家修慧之法，意指静观世界以智慧而照见事理。用内省与观照形容海关摄影的探索与实践颇为恰当。2012年，海关摄影协会成立后，一个问题很快摆在了协会面前，应该倡导什么样的摄影态度，应该引导海关摄影人关注什么。“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记忆中，作为职守国门的特殊岗位，海关人的集体记忆应该有其相应的位置，海关影像应该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海关身处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围绕行业摄影规律探索海关摄影应该成为海关摄影人的自觉行为。”张志南主席的倡导得到了海关摄影人的积极响应。协会以此为导向，通过海关摄影艺术展、海关摄影工作坊、海关人文影像库等多种平台，将研究行业摄影规律、拓展海关摄影实践作为一面旗帜树了起来。
很多人长期习惯于用镜头向外看，以欣赏外面美丽的风景。当我们调转过来，将镜头对准行业自身，以此反观内省，并不容易。诸多事理需要厘清，而行业摄影的特殊性及其内在规律对海关摄影实践而言，则是首先需要破解的第一课题。
二
行业摄影有其特殊性是因为“行业”本身具有特殊性。
行业的封闭性。任何行业因其职能或者地域的特殊性，往往都带有神秘感。这种特殊性之所以神秘，主要是因为行业或地域相对于公众来说都是封闭的。大量信息基于内部周转而不被外界所知，大量场景也自然不被外界所识。因此，一个带有行业特征的影像相对于一般的影像而言，可能容易引起读者关注，这是由题材的稀缺性和画面的陌生感决定的。这是摄影易于传播的行业优势之一。
行业的评价性。行业因为具有特殊职能或处于特定区域，往往也具有自身特定的价值评价体系。尤其是在对外宣传上，很多行业的基本做法是预设一些“红光亮”、“高大全”的主题，以提升行业自身的美誉度，这是行业自身价值评价体系作用的结果。矛盾在于，日常的评价性主题大多已为公众所知，很多行业摄影师因缺乏观察力而延用这些一成不变的主题时，摄影实际上就变成了不断重复拍摄的过程，其结果是，无论角度怎样变化，无论手法怎样更新，最终还是无法避免“老调重弹”，这也是行业影像大量雷同的主要原因。本来所具有的传播优势被“陈腔滥调”的话题和平庸的影像抵消，这往往是行业摄影不具有传播能力的原因所在。
行业的社会性。任何行业，无论多么封闭，无论多么神秘，其存在的基础都离不开社会大背景；其从业的人员都是普通社会公民。因此，时间、空间、人这三个维度的对象无论在哪个行业，都不可能脱离今天的社会生活而独立存在。这意味着，行业的时空观及价值观与全社会的时空观和价值观是紧密相联的。任何行业及其从业人员，无疑都是当代社会形态的一个缩影，行业摄影的丰富性仍然有着极大的拓展空间。
就目前国内的现象来看，行业摄影的主要应用方向基本只有一个--对外宣传。对外宣传中大致又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广告宣传，二是新闻宣传。广告宣传暂且不论，新闻宣传在很多行业里是处在一种非常有趣的状态之中：行业一般会把新闻报道列入对外宣传范畴，也就是说，之所以热衷于本行业的新闻采集，甚至配备专职的新闻摄影力量，是因为很多行业意识到与社会沟通的重要性，需要通过“新闻摄影”这个渠道，达成与社会的互动，以化解可能随时出现的危机。由此可见，所谓行业的新闻报道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公关活动，因此将它归入“对外宣传”也是必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听见一些行业将新闻报道改称为“新闻宣传”或“对外宣传”，而有意回避“报道”二字的原因。理解了这一点，就容易理解行业自身的价值取向长期作用于行业摄影所导致的宣传思维惯性。
换一个角度看，行业摄影无法引起人们关注，也在于当我们排除宣传思维主导下的行业影像之外，就几乎找不到跟社会有关联的影像了。也就是说，行业摄影基本上不具备参与社会话题讨论的能力和条件。虽有个别摄影人尝试行业摄影的突破，甚至试图颠覆原有行业的价值认同，以“尖锐”或“敏感”的问题作为互动话题，但结果却遭到行业自身评价体系的拒绝和抵制，以至于有些行业摄影人不得不被迫离开原来的岗位和原有的行业，其作品也往往中途夭折，此可谓行业摄影之觞。
要想解决行业摄影存在的问题，根本出路可能还在于，打通行业自身的价值评价体系与社会公共的价值评价体系之间的隔膜或壁垒，让社会评价体系与行业评价体系相互融合。只有这样，行业摄影才有可能找到面向社会的新视角，创建面向社会的新话题，走出行业摄影只有宣传没有话题的窘境。这个新话题既不违背行业自身评价体系的价值判断，又能进入社会评价体系的公共认知层面，这才是行业摄影向前发展的真正潜力。
来自广州兼任海关摄影协会副秘书长的郭平洲，是海关较早关注国际空港旅检现场的摄影探索者，他曾经也是宣传岗位的摄影骨干，但在“进境·出境”的创作过程中，他放弃了宣传摄影惯常的聚焦于海关工作人员的做法，而是采用了“窥视”方式，捕捉现场稍纵即逝的旅客状态。阅读他的影像，人们自然会回忆起曾经有过的进出境经验和特殊“心境”。而郭平洲则通过影像将海关摄影向更开放的空间拓展。罗希的“出港动态”、邓光华的“国际空港”以及毕为民的“特殊间隙”，都是继郭平洲之后，继续关注旅检现场的作品，他们又从不同的视角，继续阐释着国际空港这一特殊的“国门”之中发生着的海关故事，而他们的镜头或是对准空场景，或是聚焦公共设施，抑或落在机器与人的关系呈现上，从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海关摄影人努力探索的精神和积极实验的尝试。
来自大连缉私一线的曲彬，是海关较早关注“违禁物品”的影像实验者。他参加了第1期海关摄影工作坊，期间，他报了“违禁物品”这一课后作业的选题，获得了指导老师的肯定，师弟师妹们（学员中曲彬年纪最大，被其他学员尊称为“大师兄”）也积极地为他出谋划策。工作坊结束后，他即启动了他的影像实验项目。吴长军的“面具”、许玉川的“虚假的真实”则是继曲彬之后，继续以“物”为呈现主体的作品。他们或涉及毒品走私，或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当他们脱离本已熟悉的报道图式，摒弃了喧嚣，剪除了热闹，只留下一张张冷静画面的时候，观众则不再被事件过程干扰，凝神注目于违禁现象本身，而在作者的心目中，这也是一次相对于传统的“摄影转型”。
来自汕头的袁国宏也是海关最早参加影像实验的作者之一。为了尝试类型学的拍摄，他在大连一条老街一口气连续拍摄100个门牌连号的墙院，却因为其中一个号码未找到而第二天重返故地通过“走亲访友”才发现被杂物遮挡的事迹，曾经在海关摄影圈中传为佳话。他的“北仑河畔”强调气氛和情绪，也完全突破了他以往宣传摄影的风格和习惯，无论成功与否，对他而言，这样的创作无异于一种超越自我的创新。
来自珠海的俞波、周宇红是同属于一个海关的两位女摄影师，她们也积极参与到探索与实验当中。俞波做“中国大妈”的系列采集，周宇红做“水客”现象的持续关注。她们的作品有一个共同之处，都在关注进出于拱北口岸的旅客，而拱北是世界上客流量最大的进出境通道，这里当然不缺故事，只是缺少发现的眼睛。而她们的区别在于，俞波的影像采集于公共区域，并通过沟通，相约拍摄。周宇红的影像则采集于特定区域，需通过观察，定向捕捉。她们的实验在于，海关现场这一特殊的窗口，到底能给观众提供什么样的视角，到底能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思考。
自2013年至今，我曾主持过十期“海关摄影工作坊”，也参加过多期海关摄影研修班的教学指导工作，每期工作坊和研修班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围绕“拓展海关摄影更多的可能性”来展开专案研究。我们在工作坊上明确提出“海关视角”的概念，为学员设定“海关与社会”这样一个特殊的叙事语境，指导学员重点关注海关视角下的社会和历史切面，去努力完成一个只有海关摄影人才能完成的历史叙事。这一切教学与实践的目的，就是希望能立足于海关自身的特殊资源，以摄影的视角，去发掘和捕捉现实的社会话题。本期《中国摄影》杂志的海关专题中，选择的郭平洲、袁国宏等十几位海关摄影人的作品，都是以“海关视角”来呈现的关涉社会议题的内容，其中大部分作品，都通过《国门·2015》展览分别在平遥和连州等地与公众产生过互动，很多观众和批评家都对展览给予了正面的回应，对海关摄影人的探索精神与大胆实验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三
行业摄影不能脱离“行业”谈摄影。
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认为，由共同职业身份的摄影人一起展出作品，就是行业摄影展览，我们也确实在很多行业摄影的展览中发现了这种倾向。但对于海关摄影而言，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策略。虽然一个展览的结构可以各种各样，并不局限于某一固定模式，以行业身份共同组织一个并不关涉行业内容的展览，也未尝不可。但如果这也叫行业摄影，那“行业”二字也就失去了它作为限定词更作为特殊的观照者身份的意义。行业摄影有其特殊的社会价值，不仅因为摄影师的职业相关性，更在于影像的行业相关性。而海关摄影人探索与实验的，是指依托行业资源的摄影，因此，它必须具有明确的行业要素和指涉话题。行业要素是行业摄影被定性的基本指标，指涉话题是作品介入社会的必要条件，两者缺一不可。没有行业要素，行业摄影则与普通摄影无甚区别；没有指涉对象，什么作品都难以形成文化意义。
以海关为例，就职能而言，海关是国家特定的行政部门；就社会结构而言，海关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海关的存在与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及社会条件相关，其所从事的一切职能活动无不带有特定历史的烙印，其所生存的环境包括其所有的从业人员，也无不与当今的社会现实发生着紧密的关联。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海关的存在及海关职能的履行，也同样引发外部环境的变化。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地推定，海关、社会、历史三个要件，基本构成了“海关摄影”的格局框架，我们在此格局内，通过摄影来记录或表现特定的内容，这才是海关题材的行业摄影。它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要素：
一是要有与海关相关的主体对象。这个对象可以是直接关联的场景、工具、人、物或新闻现场等，也可以是间接关联的因海关职能而引发变动的特殊社会景观。
二是要有与当下相关的时空结构。我们可以把时空中的“时间”理解为历史纵深，把时空中的“空间”理解为海关向社会的延伸，时空是构成话题的先决条件，这恰好也是摄影参与社会话题并比其他任何视觉媒介都更具有当代性的重要特征。 来自广州的巣家敏曾经是大画幅的风光摄影爱好者，自参加海关摄影工作坊后，则专注于海关题材的行业摄影，他的“卡口”系列，对监管现场的卡口建筑和设施进行了类型化的拍摄，将“公共利益”视觉化，将政治议题变成了形象的问题讨论。
来自上海的陈晓峰是国内知名的当代新锐摄影师，他的“围网”系列将关注重点放在了1990年被批准设立为中国第一个保税区并在2013年被批准设立为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区的上海自贸区的隔断设施围网上，通过对围网的呈现，关涉国家政治与社会心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来自汕头的黄勇哲是资深的海关新闻摄影工作者，在新闻报道之外，他对海关监管所面临的风险以及社会压力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和深入的思考，他把聚焦点对准海关监管区与非设关地，面对“特定区域的特定管理模式”，尝试了一种航拍及地域符号与管理符号相拼贴的特殊呈现方式，希望以此能引起海关内外的特别关注。
我曾与一位资深的摄影教育家探讨过海关（包括各种行业）摄影的必要性，在他看来，除非“海关摄影”具有唯一的社会话题性和唯一的第一现场性，否则，在如此全民参与的摄影中，“海关摄影”又有什么单独强调的必要呢。而担任过“海关摄影工作坊”导师的一位当代艺术家在参加“海关摄影创作”的讨论后感慨地说，海关真是一个摄影的“富矿”，亟需开发开采，有太多的话题和内容需要海关的摄影家去提出和表现。这两件事给海关的启发是：拥有资源的唯一性对摄影的意义特别重大；与海关相关的非常丰富的社会话题其实还没有被深入地挖掘，当然也没有被社会认真地关注。由此，海关的摄影人自然会想到，当全国进出口统计只能采用海关独家数据的时候，当全国的走私态势只能由海关作独家解读的时候，海关在经济领域，自然就有了绝对的话语权威，这是因为海关具有观察、分析经济数据的独家资源。由此引申到摄影，每个类似于海关这样的行业，其实都会有观察、分析社会的独家视角，这就是摄影可以依托的行业资源。
来自杭州的温国栋本职工作与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有直接关系，他关注“山寨”已不再局限于“真”与“假”的问题，而是思考“山寨”之于社会公民的意义何在，他找来码头装卸工和餐厅洗碗工，让他（她）们穿上“山寨”装，手提“山寨”包，通过这样的易装打扮，在影棚里制造出了另一类的时尚达人。衣装对于时尚的重要，是否也意味着“山寨”对于市井生活的重要？
来自深圳的刘金锋每天的工作可能就是面对频繁往来于粤港之间的“水客”，在进入海关摄影工作坊之前，能否拍摄这一题材以及如何拍摄，一直是他的一个疑惑，甚至是他的一块“心病”。他把这一问题带进了海关摄影工作坊，而工作坊结束之时，他已明确了拍摄方案。他的“水客”系列，全部以“水客”的背影与现场被查获的违禁物品并置呈现，跳出了事件报道的惯常思维，在他的“水客类型学”之中，读者不仅关注了“水客”现象，还能产生丰富的联想。
就一般情形而言，摄影价值的体现，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意义；二是指涉。无论具有什么样的思考或创意，摄影师必须首先找到分析和观察的视角。有了视角，才可能有指涉，才可能有文化意义的建构。有了视角，日常之物才会在特定语境之下成为“非常”之物，话题才有可能因此而生。海关摄影人利用本行业的特殊资源――“海关视角”，以此向观众提出了只有海关的摄影人才能通过影像串接起来的思考线索。这种实验对海关摄影来说，不仅是一种尝试，也是一个突破，相信也会对未来更广泛的行业摄影探索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
摄影终究是要传播的。
首先，行业摄影还是摄影，它必须进入同时代常规摄影的传播渠道。所谓常规摄影的传播渠道，主要指展览和媒体两个范畴。其次，行业摄影是基于行业特有资源的摄影，它同时包含与行业相关的内容和价值取向，它既应该进入行业影像文献系统，同时也应该进入国家层面的行业分类文献系统。
来自满洲里的王博接触摄影时间并不算长，但她却能从被忽视的日常景物中，找寻到与自己生命印记相交集的那个特殊地带，她通过“单身宿舍”，观察那些毕业不久、学生气尚存的年轻同事，观看他们的青春，体会他们的内心，这既是在缅怀自己曾经的“后学生时代”，也是为行业的从业者通过视觉方式，确定了社会职业属性中的那个最初的“原点”。
来自大连的周建伟是海关摄影协会的驻会副秘书长，也是曾经在海关新闻宣传岗位工作过的“职业摄影人”。他对如何利用“事件”拓展海关行业摄影有自己的探索方式。海关缉私警察的办案因其工作的特殊性，很难有第一现场的视觉呈现，他则重返案发现场，通过编导呈现出来的“警察故事”，再一次确认那些原本发生过但却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的意味深长的故事。
来自贵阳的段晖一心一意想拍摄身边的“小人物”，拍摄他们的心情与梦想。她让这些与她朝夕相处的同事或因工作关系经常接触的工作对象，手持自己书写的心情表达，正面对着镜头。这种简单、直接的拍摄方式，没有任何矫揉造作，也没有任何隐秘晦涩，当她把这些特殊肖像集中在一起呈现之时，那种质朴与纯厚感立即扑面而来。心和心的距离原来竟然可以如此之近。
无论是进入展场与当下的观众互动，还是准备走进摄影史与未来的读者交流，摄影必须具有对话的能力，也即，摄影的话题必须指涉面向社会的议题。就目前大部分的行业摄影状况而言，以提升自身美誉度为目标的宣传摄影，因为缺少反观内省的过程，缺少问题意识，因此也很难具有社会意义，自然也不具备与社会对话或与历史对话的能力。当不能有效参与社会话题讨论，也就不可能获得以摄影介入社会和历史的话语机会，在这样的前提下，行业摄影是不能奢求社会和历史能够给予积极正面回应的，自然，它也很难进入真正的展览现场和社会影像文献系统。
2014年11月19日，海关组织了全国范围的“海关现场人文影像采集”大型活动，这一活动被命名为《1119·海关一日》。600余名中国海关工作人员于当天分别在1000多个海关业务现场进行了原生态影像采集，共征集到6000余幅现场影像。以此为契机，海关摄影协会正式创建了《中国海关人文影像库》，并将此6000余幅影像原始资料作为了首批入库文献。这是一次为传播做准备的特殊案例，其特殊性在于影像采集的目的不再是单纯的对外宣传，而是基于文献的价值和传播互动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以结构化的方式采集行业影像，这是海关为未来可能进入社会影像文献系统在做必要的基础准备。而一个行业结构化的影像，显然要比带有公关性质的宣传照片更具备传播的条件。
作者为中国海关摄影协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