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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来的新闻事业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党管控（指导、管理、控制）好新闻媒体，不断为自己的时代任务与历史使命提供健康、优质、高效服务的历史。在历代领导人领航下，中国共产党人紧密结合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社情民意，创造性地提出并践行、发展与丰富了中国特色“党管媒体”思想。从“全党办报”到“政治家办报”，从“党性原则”到“党办媒体”，再到“党媒姓党”，中国共产党“党管媒体”的百年历史实践贯穿着“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价值逻辑，其长期探索形成的丰富经验，襄助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始终沿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坦途稳步发展，健康前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管媒体;发展演进;基本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中，“党的领导”始终是贯穿于党的各项事业中的一条红线。作为党的“耳目喉舌”的新闻媒体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自觉接受党的管控与规制。一百年来，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实际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紧密结合，形成了以“政治家办报”为核心理念的党管媒体模式。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成果，中国共产党对党管媒体方式的认识经历了从思想引导、政策约束、制度规约、法制调控等的不断提升。当前回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党管媒体的历史，深刻总结其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对于新时代如何创新党管媒体原则，彰显新闻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提高党带领广大媒体工作者搞好正面宣传、传播好正能量、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报刊党性理论：新民主主义党管媒体思想的源头活水与实践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十分重视党对报刊的指导、管控与规制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党报作为党组织的“思想中心”，是工人运动的旗帜、武器和阵地，党报肩负阐述党的政治纲领、监督党的领导、用科学原理武装工人的重要任务。[1]列宁在实践中创新发展了党报的“党性”概念，认为：“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2]后来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坚持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是党夺取政权、巩固执政地位、长期执政的一个重要法宝。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制定主要目的是服务于革命解放事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了使报刊成为宣传党的政策纲领、实现党的历史任务的强大工具，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兴办了一大批政治性报刊，其中包括1922年创办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中央政治机关刊物《向导》周报，1925年创刊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以及《前锋》《先驱》《政治生活》《中国青年》等。[3]在党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创办的同时，党管媒体理念随之初步形成。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明确规定：“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4]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又一次强调了党对新闻工作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5]在1921年至1929年间，为了强化、细化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先后建立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中央报纸编辑委员会等新闻宣传管理机构。在实际的新闻宣传工作中，党对媒体的管控工作形成了若干具体的细则，包括统一对外宣传原则、集中资源办刊原则、报告制度等。
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列宁以党性观为核心理念的党报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党管媒体理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6]鉴于此，党中央对于党报的引导、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1929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中指出：“党报委员会在中央以政治局全体委员充当，在省委及地方党部应以全体党委充当。”[7]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强调将建立完善的党报作为党的建设工作的重要一部分。[8]1940年，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对各级宣传部门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等作出了具体而细致的规定。[9]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通讯社和广播事业相继起步，党中央根据新闻事业发展的新情况，开始注意调整其工作方法和管理方法。以1936年新华社西安分社成立为起点，新华社逐步开始在敌后根据地建立分支机构，最终形成了总社—总分社—分社—支社的组织架构，为新中国建立国家通讯社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大大加强，对于此后中共形成一套自上而下、统一、高效的党管媒体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党管媒体的制度化建设开始起步。《解放日报》改版后，中共中央通过《解放日报》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新闻工作的文件、社论和理论文章，深刻阐释了党与党报的关系、全面规范了党对党报的管理工作。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阐明了党报的四大特征：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提出党报“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联，呼吸相通。[10]同一期第二版刊登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通过总结《解放日报》改版经验，总结了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组织工作的强有力工具;明確了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求各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11]这一时期，“全党办报”思想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新闻管理思想的新发展，为党报变革指明了方向，成为党报葆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法宝”。另外，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宣传工作的请示与报告制度》《关于加强报纸通讯社领导的指示》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关于宣传制度的规定》等文件对新闻宣传工作中的请示与报告制度、事前审查（看大样制度）和事后审查制度进行了规定，加强了党对党报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管媒体原则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和控制权，有利于壮大和发展党的新闻宣传事业，更加有效地实现宣传党的纲领路线、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与任务，是革命胜利不可或缺的要素。
二、政治家办报：新中国前三十年党管媒体体系的价值理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战争到和平的环境变化、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身份转变、从农村到城市的工作重心转移使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工作遇到了许多新的课题，在党管媒体政策的总体设计上有了重大调整。
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领域思想复杂多元，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宣传社会主义价值成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关于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决议（草案）》中指出：“各级党委必须把向党内外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当作头等重要的任务，并把这一任务和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结合起来。”[12]为此，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更加系统、高效的党管媒体机制。第一，对旧中国的新闻事业进行整顿和清理，建立起新中国的新闻宣传网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一部分私营新闻媒体得到了保留。然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新环境中，私营报纸失去了生存根基，只能面临停刊或公私合营选择。到了1952年年底，全国私营报纸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私营广播电台也全部实现国有化，新中国基本构建起了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及地方中央局（分局）和省（地、县）委机关报（同时为政府机关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各省人民广播电台，新华通讯社及其总分社（分社）等不同新闻媒体系统组成的人民新闻业体系。[13]至此，新中国的新闻媒体实现了从公营、私营、公私合营并存的局面向单一公有制体系的转变，新闻媒体所有制问题的解决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新闻媒体的控制和管理，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得以确立。
第二，建立起一套集中化的新闻媒体管理体制。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新闻总署正式成立，胡乔木任署长，“下设一厅（办公厅）、一社（新华通讯社）、三局（广播事业管理局、国际新闻局、新闻摄影局）、一校（北京新闻学校）”。[14]新闻总署成立之后，陆续颁布了《全国报纸杂志登记暂行办法草案》《关于统一新华通讯社组织和工作的决定》等一系列统一、规范管理全国新闻宣传工作的政策、指示。新闻总署的成立，改变了党对新闻媒体的一元化领导，初步实行了党政分开的管理模式。另外，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报纸工作的成绩与不足，195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强调：“改进报纸工作的关键，是加强各级党委对自己机关报的领导。”通过各级党委整顿报纸编辑部的工作，最终形成了一个由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和报社编辑组成的自上而下、层层领导的党报组织系统。由此，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全国新闻宣传工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集中管理，为巩固新生的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6年2月到4月，毛泽东写下《论十大关系》，表达了努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15]党中央也顺应时势，在思想文化战线及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方针，并从7月1日起推动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以“扩大报道范围、多发新闻;开展自由讨论、阐发社会言论;改进文风、活泼空气”[16]为内容、以“回归新闻本位”为主旨的党媒改版活动，提出党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而在传承20世纪40年代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开辟了50年代一段短暂的“党管媒体”新境界。
但不幸的是，50年代这次党媒改革却有着某种悲剧色彩，甚至还有着某些理想主义意味，最终落得个不过乍暖还寒的“昙花一现”。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引发的“党管媒体”由服务阶级斗争的“革命性”模式向服务经济发展的“建设性”模式的转型与突破也很快夭折。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媒体脱离了党的实际管控，成为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阵地，“假”“大”“空”报道满天飞，党管媒体的体制机制在这期间表现得形同虚设，党媒公信力严重受损，几近被荡涤净尽。就这样，党管媒体的发展历程带着它不得不留下的遗憾，迈入了下一个阶段。
三、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党管媒体方式的转变与重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管媒体进入了转变和调整的历史新时期。通过反思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30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邓小平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7]由此，邓小平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为突破口进行了改革，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明确了党政职能分开，发展和改革了国家民主政治制度，为党管媒体的改革提供了政治基础和合法性来源。
为了适应政治经济上的“转轨变型”，沿着“将宣传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路，党管媒体的理念和任务发生了重大转变。首先必须开展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将“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极左思想清除干净。1978年12月31日，胡耀邦在《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实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就必须“继续防止来自‘左’的和右的修正主义的背离”，并且“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我们面临的新的伟大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起来”。[18]在讲话中他还提出，宣传部门要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促进派。[19]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对于党和国家的整体工作具有扭转乾坤的重要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支持和先导，有利于“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20]其次，新闻宣传工作也必须将“服务经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這一时期的根本任务。1980年8月19日，中央宣传部在《关于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工作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中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新闻宣传的重点工作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21]在这一根本任务的指引下，党管媒体的改革是必要且迫切的。中宣部在《1983年宣传工作要点》中指出，当时党的媒体管理工作在“领导体制、经营管理体制、事业体制以及宣传的手段和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同时指明了党管媒体改革的基本方向：“要进一步改革领导方法，实行党政分工。”[22]于是，在由党掌握新闻宣传工具的前提下，开始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体制、经营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调整。 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23]的科学论断。在传媒领域，对于新闻媒体功能定位上的认识也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传媒开始走向市场，传媒开始具有了“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双重属性。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新闻摄影、新闻纪录电影等丰富了我国的新闻宣传方式，原先一报两台的格局被打破，逐渐形成了以党报（刊、台）为核心的多元化新闻传播结构。为了适应不断更新演化的媒介环境，党管媒体机制进行了新的调整。首先，在对新闻宣传的管理工作中实行党政分开，即将新闻工作中有关“政策性”的事务交由政党决策，有关“行政性”的事务交由政府负责。由此，1976年恢复重建的中央宣传部成为我国意识形态的综合管理部门，主要负责“掌管全国宣传、文化、出版工作中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24]1987年成立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则是对图书报刊进行审批、审读、处罚的政府管理部门。“党政分开”的媒介管理体制有利于政党和政府发挥各自的优势，大大增强了党领导和管理新闻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前瞻性，进一步推动了新闻宣传领域的全面改革。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我国新闻媒介在经营管理上施行了由上至下的渐进式改革，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1978—1991年为企业化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的新闻媒介由原先的“国有制为唯一所有制”的一元体制转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二元运作机制。1978年，由于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8家新闻单位的联名报告，开始執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方针[25]，我国的新闻媒介在经营管理层面上发生了重大改变。1979年4月，财政部颁发的《关于报社试行企业基金的实施办法》明确指示报社是宣传事业单位，但在财务管理上实行企业管理的办法[26]，这也激发了中国传媒迈向市场、积极经营、自负盈亏，明确了市场化、产业化的目标。到80年代中期，全国多数中央和省级新闻报纸单位都普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混合型经营管理制度。第二，1992—2004年为集团化阶段。在这一阶段，传媒被定义为第三产业，市场化和产业化改革进一步提速。1992年6月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快第三产业的决定》推动了报业集团化组建的尝试。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书报刊影视市场管理的通知》明确提出“选择条件较好的单位，进行组建报业、出版集团的试点”。[27]1996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广州日报社进行报业集团试点，“我国大众传媒产业化进程驶入了官方认可的快车道”。[28]1999年，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广电的集团化发展也迈开了步伐。从1996年到2004年，全国成立的报业集团逾40家，从中央到省市各地成立的广播影视集团28家。第三，2005年开始的资本化阶段。这一阶段，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出新闻传媒实行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企业“两分开”的架构下，传媒集团开始对经营性产业进行多元股份的公司构建，并开始上市融资。2012年2月27日，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文化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发展，以实现推动文化企业联合重组、破除地区封锁和行业壁垒的目标。[29]2014年《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则鼓励在确保有资质的国有出版单位拥有“特殊管理股”的前提下引进非公有资本。[30]经过自办发行、分离媒体内部可经营性资产以及集团化运作，我国在媒体经营管理层面的改革正在稳步前行，促进着传媒业形成有序、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目标。
尽管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文化领域实行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企业“两分开”的制度安排，新闻媒体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实现了分离，但是传媒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仍是统一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性质始终不变，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31]，充分发挥“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功能[32]，履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33]的社会使命。
四、立体多样、融合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管媒体观念与实践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全局出发，把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置于“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34]的突出位置，不断强调党管媒体的重要任务、作用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等的讲话中，多次对新闻舆论的管理工作提出新理念、新要求和新举措。在2013年的“8·19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并作出了“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的论断。[35]2015年12月25日在视察解放军报社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新闻舆论工作正面临新的挑战：“现在，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互联网正在媒体领域催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并再次强调：“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严格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36]在2016年的“2·19讲话”中，他更是用“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37]这48字来阐释当前在面对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浪潮带来的多元意识形态冲击时，如何增强政治家办报（媒体）意识。在2018年8月21日举行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就必须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思想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38]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坚持党管媒体原则进行强调，并做了深刻的论述，说明党牢牢掌握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权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电子与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刻影响下，互联网、微博、微信、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构筑的多元媒介组合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公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媒介接近权，同时也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也使得如何管理好新闻媒介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新课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将媒介融合发展作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39]，并要求在不断推进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中继续坚持“党管媒体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40]
面对纷繁复杂的多元传播格局，党管媒体必须重新定义其适用范围，从而调整思路和方式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闻体制改革，我国的新闻媒体除了党拥有绝对管控权的党办媒体以外，还包括国有市场化媒体和非公有资本媒体。对于后两类媒体，虽然党无权直接管理，但其仍然需要依据党性原则、在正确政治方向引领下进行新闻传播活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是党对全国新闻媒体的职责作出的重要指示。[41]因此，党虽然没有直接管理全国所有的媒体，但是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的约束和文件纲领的精神传达，从宏观的决策和导向上对全国的新闻媒体进行领导和管控。党管媒体在适用对象上也有了拓展性的变化，在媒介融合逐渐趋于成熟的背景下，其管理的范围既包括了纸媒、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也涉及影响力持续扩大的新媒体，甚至是所有提供信息服务的机构和个人。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写道：“以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宣传资源，构建统筹协调、責任明确、功能互补、覆盖广泛、富有效率的舆论引导格局。”[42]
五、中国共产党党管媒体的基本经验
第一，恪守“政治家办报”传统，坚持以党性原则为党管媒体的逻辑起点。
20世纪由毛泽东首倡的“政治家办报”新闻思想，时至今日业已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之一。它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基本原理与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特定时空要素紧密结合孕育出的具体成果，具有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内在统一。“政治家办报”要求媒体负责人要“多谋善断”，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全局性眼光，以确保媒体能够始终体现党的意志，成为社会的组织者。[43]因此，加强党对媒体的管理，使其成为传播正能量、正确引导舆论、凝聚共识、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须臾离不开“政治家办报”传统的赓续与发扬。“政治家办报”是党管媒体的实践体现，坚持党性原则是党管媒体的基本立足点。[44]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的“8·19”讲话中曾对如何坚持党性原则与政治家办报等问题做过论述，他认为“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45]，为做到这一点，就要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46]习近平还对新闻舆论工作者提出了“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成为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者”的要求。[47]
第二，坚持人民性与党性相统一，将“以人民为中心”贯彻到党管媒体的具体实践中。
在资本主义社会，党性和人民性是两个没有交集、各有使用范围的概念。二者统一的前提条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语境中的党性，是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初心使命;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本质特性，体现了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党性的核心要素。可见，中国共产党最高度的党性就是最大限度的人民性。[48]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49]共产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是领导一切事业的核心力量，新闻媒体及其新闻宣传工作自然也要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接受党的管理和人民的监督，担当党和人民的喉舌，为党与人民的利益鼓与呼。当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力倡党媒姓党、政治家办报（媒体）、以人民为中心，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的新闻优良传统不忘初心的传承与赓续，更是对“党管媒体”语境下中国特色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
第三，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在媒体融合环境下不断创新党管媒体机制。
马克思认为，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须“承认它具有自己的规律”。[50]正确认识、遵循和实践新闻传播规律是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发展党管媒体原则的基本前提。早在1989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在《把握新闻工作的基点》中指出“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51]首先，应当遵循新闻的价值规律，其中最基本也即最核心的要素是新闻的真实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52]他还要求将时、度、效作为检验新闻舆论工作合格与否的标准。同时，还应遵循新闻的管理规律。只有掌握新闻传播系统的运行规律并进行科学管理，才能使媒体高效、合理地运转。当前阶段，媒体融合是做好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管理好新闻媒体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且紧迫的工作。由此可见，党管媒体原则要想在媒体融合新环境中创新发展，就必须尊重新闻传播规律，从而“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53]
第四，在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下，不断推进传媒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建设中国媒介管理法制是维护媒介喉舌性质和宣传思想工作阵地功能的重要手段，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环。从1978年11月13日李银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要大大加强民主发扬法制》中提出为大众传媒立法至今的40余年中，我国关于出版物、广播电视、音像制品、电影、互联网的行政条文和法律法规持续出台，逐渐确立了齐备、全面的传媒法制体系。目前，我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刑法、民法等基本法律中对于我国的新闻传播活动所制定的法律解释，还有《报纸管理暂行规定》《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新闻出版保密规定》等法规规章，《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等新闻行业自律规范，以及我国早些年加入的《世界版权公约》等国际条约，共同组成了我国的新闻传播法制框架。[54]尽管如此，面对我国传媒环境的巨大变革以及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不断修改和完善现有法律法规的细节，扩展其适用范围，增强各法律条文的可操作性和规范性是党管媒体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党管媒体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新闻事业的核心指导思想与行为圭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闻舆论工作的生命线和根本性原则，是我们党运用媒体团结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之道”及“制胜法宝”。2021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已经开启，要实现“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就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在新闻传播领域，面对技术的持续革新、格局的不断转变，“党管媒体”的对象、手段也都在與时俱进，以保证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基金项目：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话语体系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9JHQ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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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河为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宣传教育基地主任、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谢昕忻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编校：张红玲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管媒体;发展演进;基本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中，“党的领导”始终是贯穿于党的各项事业中的一条红线。作为党的“耳目喉舌”的新闻媒体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自觉接受党的管控与规制。一百年来，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实际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紧密结合，形成了以“政治家办报”为核心理念的党管媒体模式。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成果，中国共产党对党管媒体方式的认识经历了从思想引导、政策约束、制度规约、法制调控等的不断提升。当前回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党管媒体的历史，深刻总结其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对于新时代如何创新党管媒体原则，彰显新闻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提高党带领广大媒体工作者搞好正面宣传、传播好正能量、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报刊党性理论：新民主主义党管媒体思想的源头活水与实践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十分重视党对报刊的指导、管控与规制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党报作为党组织的“思想中心”，是工人运动的旗帜、武器和阵地，党报肩负阐述党的政治纲领、监督党的领导、用科学原理武装工人的重要任务。[1]列宁在实践中创新发展了党报的“党性”概念，认为：“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2]后来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坚持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是党夺取政权、巩固执政地位、长期执政的一个重要法宝。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制定主要目的是服务于革命解放事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了使报刊成为宣传党的政策纲领、实现党的历史任务的强大工具，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兴办了一大批政治性报刊，其中包括1922年创办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中央政治机关刊物《向导》周报，1925年创刊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以及《前锋》《先驱》《政治生活》《中国青年》等。[3]在党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创办的同时，党管媒体理念随之初步形成。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明确规定：“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4]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又一次强调了党对新闻工作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5]在1921年至1929年间，为了强化、细化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先后建立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中央报纸编辑委员会等新闻宣传管理机构。在实际的新闻宣传工作中，党对媒体的管控工作形成了若干具体的细则，包括统一对外宣传原则、集中资源办刊原则、报告制度等。
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列宁以党性观为核心理念的党报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党管媒体理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6]鉴于此，党中央对于党报的引导、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1929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中指出：“党报委员会在中央以政治局全体委员充当，在省委及地方党部应以全体党委充当。”[7]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强调将建立完善的党报作为党的建设工作的重要一部分。[8]1940年，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对各级宣传部门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等作出了具体而细致的规定。[9]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通讯社和广播事业相继起步，党中央根据新闻事业发展的新情况，开始注意调整其工作方法和管理方法。以1936年新华社西安分社成立为起点，新华社逐步开始在敌后根据地建立分支机构，最终形成了总社—总分社—分社—支社的组织架构，为新中国建立国家通讯社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大大加强，对于此后中共形成一套自上而下、统一、高效的党管媒体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党管媒体的制度化建设开始起步。《解放日报》改版后，中共中央通过《解放日报》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新闻工作的文件、社论和理论文章，深刻阐释了党与党报的关系、全面规范了党对党报的管理工作。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阐明了党报的四大特征：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提出党报“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联，呼吸相通。[10]同一期第二版刊登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通过总结《解放日报》改版经验，总结了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组织工作的强有力工具;明確了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求各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11]这一时期，“全党办报”思想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新闻管理思想的新发展，为党报变革指明了方向，成为党报葆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法宝”。另外，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宣传工作的请示与报告制度》《关于加强报纸通讯社领导的指示》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关于宣传制度的规定》等文件对新闻宣传工作中的请示与报告制度、事前审查（看大样制度）和事后审查制度进行了规定，加强了党对党报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管媒体原则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和控制权，有利于壮大和发展党的新闻宣传事业，更加有效地实现宣传党的纲领路线、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与任务，是革命胜利不可或缺的要素。
二、政治家办报：新中国前三十年党管媒体体系的价值理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战争到和平的环境变化、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身份转变、从农村到城市的工作重心转移使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工作遇到了许多新的课题，在党管媒体政策的总体设计上有了重大调整。
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领域思想复杂多元，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宣传社会主义价值成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关于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决议（草案）》中指出：“各级党委必须把向党内外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当作头等重要的任务，并把这一任务和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结合起来。”[12]为此，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更加系统、高效的党管媒体机制。第一，对旧中国的新闻事业进行整顿和清理，建立起新中国的新闻宣传网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一部分私营新闻媒体得到了保留。然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新环境中，私营报纸失去了生存根基，只能面临停刊或公私合营选择。到了1952年年底，全国私营报纸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私营广播电台也全部实现国有化，新中国基本构建起了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及地方中央局（分局）和省（地、县）委机关报（同时为政府机关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各省人民广播电台，新华通讯社及其总分社（分社）等不同新闻媒体系统组成的人民新闻业体系。[13]至此，新中国的新闻媒体实现了从公营、私营、公私合营并存的局面向单一公有制体系的转变，新闻媒体所有制问题的解决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新闻媒体的控制和管理，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得以确立。
第二，建立起一套集中化的新闻媒体管理体制。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新闻总署正式成立，胡乔木任署长，“下设一厅（办公厅）、一社（新华通讯社）、三局（广播事业管理局、国际新闻局、新闻摄影局）、一校（北京新闻学校）”。[14]新闻总署成立之后，陆续颁布了《全国报纸杂志登记暂行办法草案》《关于统一新华通讯社组织和工作的决定》等一系列统一、规范管理全国新闻宣传工作的政策、指示。新闻总署的成立，改变了党对新闻媒体的一元化领导，初步实行了党政分开的管理模式。另外，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报纸工作的成绩与不足，195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强调：“改进报纸工作的关键，是加强各级党委对自己机关报的领导。”通过各级党委整顿报纸编辑部的工作，最终形成了一个由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和报社编辑组成的自上而下、层层领导的党报组织系统。由此，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全国新闻宣传工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集中管理，为巩固新生的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6年2月到4月，毛泽东写下《论十大关系》，表达了努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15]党中央也顺应时势，在思想文化战线及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方针，并从7月1日起推动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以“扩大报道范围、多发新闻;开展自由讨论、阐发社会言论;改进文风、活泼空气”[16]为内容、以“回归新闻本位”为主旨的党媒改版活动，提出党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而在传承20世纪40年代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开辟了50年代一段短暂的“党管媒体”新境界。
但不幸的是，50年代这次党媒改革却有着某种悲剧色彩，甚至还有着某些理想主义意味，最终落得个不过乍暖还寒的“昙花一现”。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引发的“党管媒体”由服务阶级斗争的“革命性”模式向服务经济发展的“建设性”模式的转型与突破也很快夭折。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媒体脱离了党的实际管控，成为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阵地，“假”“大”“空”报道满天飞，党管媒体的体制机制在这期间表现得形同虚设，党媒公信力严重受损，几近被荡涤净尽。就这样，党管媒体的发展历程带着它不得不留下的遗憾，迈入了下一个阶段。
三、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党管媒体方式的转变与重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管媒体进入了转变和调整的历史新时期。通过反思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30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邓小平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7]由此，邓小平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为突破口进行了改革，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明确了党政职能分开，发展和改革了国家民主政治制度，为党管媒体的改革提供了政治基础和合法性来源。
为了适应政治经济上的“转轨变型”，沿着“将宣传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路，党管媒体的理念和任务发生了重大转变。首先必须开展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将“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极左思想清除干净。1978年12月31日，胡耀邦在《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实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就必须“继续防止来自‘左’的和右的修正主义的背离”，并且“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我们面临的新的伟大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起来”。[18]在讲话中他还提出，宣传部门要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促进派。[19]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对于党和国家的整体工作具有扭转乾坤的重要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支持和先导，有利于“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20]其次，新闻宣传工作也必须将“服务经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這一时期的根本任务。1980年8月19日，中央宣传部在《关于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工作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中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新闻宣传的重点工作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21]在这一根本任务的指引下，党管媒体的改革是必要且迫切的。中宣部在《1983年宣传工作要点》中指出，当时党的媒体管理工作在“领导体制、经营管理体制、事业体制以及宣传的手段和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同时指明了党管媒体改革的基本方向：“要进一步改革领导方法，实行党政分工。”[22]于是，在由党掌握新闻宣传工具的前提下，开始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体制、经营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调整。 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23]的科学论断。在传媒领域，对于新闻媒体功能定位上的认识也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传媒开始走向市场，传媒开始具有了“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双重属性。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新闻摄影、新闻纪录电影等丰富了我国的新闻宣传方式，原先一报两台的格局被打破，逐渐形成了以党报（刊、台）为核心的多元化新闻传播结构。为了适应不断更新演化的媒介环境，党管媒体机制进行了新的调整。首先，在对新闻宣传的管理工作中实行党政分开，即将新闻工作中有关“政策性”的事务交由政党决策，有关“行政性”的事务交由政府负责。由此，1976年恢复重建的中央宣传部成为我国意识形态的综合管理部门，主要负责“掌管全国宣传、文化、出版工作中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24]1987年成立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则是对图书报刊进行审批、审读、处罚的政府管理部门。“党政分开”的媒介管理体制有利于政党和政府发挥各自的优势，大大增强了党领导和管理新闻工作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前瞻性，进一步推动了新闻宣传领域的全面改革。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我国新闻媒介在经营管理上施行了由上至下的渐进式改革，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1978—1991年为企业化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的新闻媒介由原先的“国有制为唯一所有制”的一元体制转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二元运作机制。1978年，由于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8家新闻单位的联名报告，开始執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方针[25]，我国的新闻媒介在经营管理层面上发生了重大改变。1979年4月，财政部颁发的《关于报社试行企业基金的实施办法》明确指示报社是宣传事业单位，但在财务管理上实行企业管理的办法[26]，这也激发了中国传媒迈向市场、积极经营、自负盈亏，明确了市场化、产业化的目标。到80年代中期，全国多数中央和省级新闻报纸单位都普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混合型经营管理制度。第二，1992—2004年为集团化阶段。在这一阶段，传媒被定义为第三产业，市场化和产业化改革进一步提速。1992年6月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快第三产业的决定》推动了报业集团化组建的尝试。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书报刊影视市场管理的通知》明确提出“选择条件较好的单位，进行组建报业、出版集团的试点”。[27]1996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广州日报社进行报业集团试点，“我国大众传媒产业化进程驶入了官方认可的快车道”。[28]1999年，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广电的集团化发展也迈开了步伐。从1996年到2004年，全国成立的报业集团逾40家，从中央到省市各地成立的广播影视集团28家。第三，2005年开始的资本化阶段。这一阶段，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出新闻传媒实行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企业“两分开”的架构下，传媒集团开始对经营性产业进行多元股份的公司构建，并开始上市融资。2012年2月27日，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文化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发展，以实现推动文化企业联合重组、破除地区封锁和行业壁垒的目标。[29]2014年《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则鼓励在确保有资质的国有出版单位拥有“特殊管理股”的前提下引进非公有资本。[30]经过自办发行、分离媒体内部可经营性资产以及集团化运作，我国在媒体经营管理层面的改革正在稳步前行，促进着传媒业形成有序、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目标。
尽管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文化领域实行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企业“两分开”的制度安排，新闻媒体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实现了分离，但是传媒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仍是统一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性质始终不变，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31]，充分发挥“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功能[32]，履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33]的社会使命。
四、立体多样、融合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管媒体观念与实践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全局出发，把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置于“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34]的突出位置，不断强调党管媒体的重要任务、作用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等的讲话中，多次对新闻舆论的管理工作提出新理念、新要求和新举措。在2013年的“8·19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并作出了“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的论断。[35]2015年12月25日在视察解放军报社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新闻舆论工作正面临新的挑战：“现在，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互联网正在媒体领域催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并再次强调：“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严格落实政治家办报要求，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36]在2016年的“2·19讲话”中，他更是用“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37]这48字来阐释当前在面对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浪潮带来的多元意识形态冲击时，如何增强政治家办报（媒体）意识。在2018年8月21日举行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就必须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思想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38]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坚持党管媒体原则进行强调，并做了深刻的论述，说明党牢牢掌握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权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电子与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刻影响下，互联网、微博、微信、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构筑的多元媒介组合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公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媒介接近权，同时也给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也使得如何管理好新闻媒介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新课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将媒介融合发展作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39]，并要求在不断推进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中继续坚持“党管媒体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40]
面对纷繁复杂的多元传播格局，党管媒体必须重新定义其适用范围，从而调整思路和方式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闻体制改革，我国的新闻媒体除了党拥有绝对管控权的党办媒体以外，还包括国有市场化媒体和非公有资本媒体。对于后两类媒体，虽然党无权直接管理，但其仍然需要依据党性原则、在正确政治方向引领下进行新闻传播活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是党对全国新闻媒体的职责作出的重要指示。[41]因此，党虽然没有直接管理全国所有的媒体，但是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的约束和文件纲领的精神传达，从宏观的决策和导向上对全国的新闻媒体进行领导和管控。党管媒体在适用对象上也有了拓展性的变化，在媒介融合逐渐趋于成熟的背景下，其管理的范围既包括了纸媒、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也涉及影响力持续扩大的新媒体，甚至是所有提供信息服务的机构和个人。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写道：“以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宣传资源，构建统筹协调、責任明确、功能互补、覆盖广泛、富有效率的舆论引导格局。”[42]
五、中国共产党党管媒体的基本经验
第一，恪守“政治家办报”传统，坚持以党性原则为党管媒体的逻辑起点。
20世纪由毛泽东首倡的“政治家办报”新闻思想，时至今日业已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之一。它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基本原理与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特定时空要素紧密结合孕育出的具体成果，具有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内在统一。“政治家办报”要求媒体负责人要“多谋善断”，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全局性眼光，以确保媒体能够始终体现党的意志，成为社会的组织者。[43]因此，加强党对媒体的管理，使其成为传播正能量、正确引导舆论、凝聚共识、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须臾离不开“政治家办报”传统的赓续与发扬。“政治家办报”是党管媒体的实践体现，坚持党性原则是党管媒体的基本立足点。[44]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的“8·19”讲话中曾对如何坚持党性原则与政治家办报等问题做过论述，他认为“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45]，为做到这一点，就要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46]习近平还对新闻舆论工作者提出了“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成为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者”的要求。[47]
第二，坚持人民性与党性相统一，将“以人民为中心”贯彻到党管媒体的具体实践中。
在资本主义社会，党性和人民性是两个没有交集、各有使用范围的概念。二者统一的前提条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语境中的党性，是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初心使命;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本质特性，体现了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党性的核心要素。可见，中国共产党最高度的党性就是最大限度的人民性。[48]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49]共产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是领导一切事业的核心力量，新闻媒体及其新闻宣传工作自然也要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接受党的管理和人民的监督，担当党和人民的喉舌，为党与人民的利益鼓与呼。当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力倡党媒姓党、政治家办报（媒体）、以人民为中心，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的新闻优良传统不忘初心的传承与赓续，更是对“党管媒体”语境下中国特色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
第三，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在媒体融合环境下不断创新党管媒体机制。
马克思认为，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须“承认它具有自己的规律”。[50]正确认识、遵循和实践新闻传播规律是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发展党管媒体原则的基本前提。早在1989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在《把握新闻工作的基点》中指出“既要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又不可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51]首先，应当遵循新闻的价值规律，其中最基本也即最核心的要素是新闻的真实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52]他还要求将时、度、效作为检验新闻舆论工作合格与否的标准。同时，还应遵循新闻的管理规律。只有掌握新闻传播系统的运行规律并进行科学管理，才能使媒体高效、合理地运转。当前阶段，媒体融合是做好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管理好新闻媒体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且紧迫的工作。由此可见，党管媒体原则要想在媒体融合新环境中创新发展，就必须尊重新闻传播规律，从而“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53]
第四，在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下，不断推进传媒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建设中国媒介管理法制是维护媒介喉舌性质和宣传思想工作阵地功能的重要手段，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环。从1978年11月13日李银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要大大加强民主发扬法制》中提出为大众传媒立法至今的40余年中，我国关于出版物、广播电视、音像制品、电影、互联网的行政条文和法律法规持续出台，逐渐确立了齐备、全面的传媒法制体系。目前，我国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刑法、民法等基本法律中对于我国的新闻传播活动所制定的法律解释，还有《报纸管理暂行规定》《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新闻出版保密规定》等法规规章，《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等新闻行业自律规范，以及我国早些年加入的《世界版权公约》等国际条约，共同组成了我国的新闻传播法制框架。[54]尽管如此，面对我国传媒环境的巨大变革以及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不断修改和完善现有法律法规的细节，扩展其适用范围，增强各法律条文的可操作性和规范性是党管媒体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党管媒体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新闻事业的核心指导思想与行为圭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闻舆论工作的生命线和根本性原则，是我们党运用媒体团结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之道”及“制胜法宝”。2021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已经开启，要实现“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就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在新闻传播领域，面对技术的持续革新、格局的不断转变，“党管媒体”的对象、手段也都在與时俱进，以保证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基金项目：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话语体系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9JHQ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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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河为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宣传教育基地主任、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谢昕忻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