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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农村改革
经历了什么？
《决策》：粗线条看，20年农村改革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
温铁军：看中国的农村改革，不妨往前延伸一段。千百年来农民追求的无外乎就是“均田免赋”四个字。历来的统治者都会努力在做到之后自觉维持低成本的“乡村自治”。以此看当代，我们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完成了土改，1978年“大包干”，1998年推进第二轮承包时明确三十年不变。从政策的连续性上看，从第一轮土改到大包干，再到第二轮承包明确三十年不变，这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一以贯之地做出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进入21世纪后，不仅强调今后不再变了，还形成了2003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2006年完成农村老百姓千年梦想的第二个，就是“免赋”。自1949年推进第一轮土改的农村改革以来，农民终于完成了“均田免赋”的梦想。从上世纪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战争，到新世纪通过新农村建设来缩小城乡差别，都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三农可持续是国家在相对稳定条件下能够有所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决策》：20年来，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哪些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徐小青：如果我们再往前推到1991年底的十三届八中全会，粗线条可将这20年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和后十年，也就是近十年。
十三届八中全会对三农来说很重要，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中央明确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们国家乡村集体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这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探索的肯定，又确立未来长期的农村经济制度。
前十年和后十年有一个跨度延续的重大政策是农村税费改革。农村税改对农村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理顺了长期以来模糊不清的国家、集体、农民的经济利益关系，改变了政府与农民之间“取多、予少”的传统利益分配格局。
后一阶段，在三农问题上，党的十六大是一次转折。第一次明确提出城乡统筹发展，这个思路转变很重要。第一次承认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原来都是学者争论，十六大第一次明确承认并在党的文件里出现。
这十年农村变化很大，如果我们梳理这一阶段的政策，脉络是很清晰的。如2003年1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来要“多予、少取、放活”六字的三农工作总方针，第一次提出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并进一步细化统筹城乡发展思路为五个方面统筹：统筹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些是制定三农政策、指导农村工作的绝对要求。
这之后出现的一些政策，如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的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这些政策的要求下，建立了基本的支持和保护三农的制度体系。如取消农业税，建立补贴制度、价格保护制度，一整套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包括安全饮水、乡村用电、乡村道路、农村通讯、农田水利改造，以及对社会事业建设的投入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新农合新农保、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
从政策的角度，这20年国家建立起了一套支持和保护农业农村发展的制度体系，从无到有。虽然制度建立初期水平较低，但有比没有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会逐步去完善。以新农合为例，最初在2007年每年每人100元，农民出20元，中央和地方财政各出40元。现在每年每人340，农民出60元，中央和地方财政各出140元。
《决策》：农村税费改革前，中央和地方当时面临怎样的形势？
徐小青：当时的背景就是，城市发展快乡村发展慢，城乡差距越拉越大。80年代中期，全国城乡收入比，按统计数字大概2：1，90年代末期新世纪之前，发展到3：1。由于农民增收难、“三提五统四税”十二项税费负担重，城乡差距巨大，农民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在当时很紧张。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央已经认识到三农发展中的问题，因而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农村。农村税费改革是中央为解决三农问题所做的一项重大决策。在当时，农村税改的难度大，成本也大。第一轮安徽和陕西报了名，陕西回去一商量觉得不行又退出来了，2000年第一个试点就是在安徽，这个在实践中探索经验是宝贵的，2003年开始在全国全面推广试点。那时候全国每年的农业税加起来总共是1350亿元，农村税改的意义不仅仅是止住了对农民收税的这1350个亿，更重要的则是斩断了乱收费乱摊派的根源。取消农业税，这是对三农支持保护政策很重要的一步。
20年“三农”
收支有何变化？
《决策》：20年来中央对三农的投入有什么变化？
徐小青：由于体制和财力状况，1998年以前财政支农资金总量规模较小，根据财政部农业司的统计，1997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支出在700亿左右。1998年-2013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的数据变化在逐步增加。（见图表）
《决策》：农民增收有何变化？
徐小青：依据账面上的统计数据，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是1978-1984年，年均增长达到16.5%；1985年-1988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年均增长4.9%；1989年-1991年，年均增长只有1.9%；1992年-1996年年均增长5.6%；1997年-2000年，收入增幅连续四年下降，年均增长3.7%；2010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食物消费占家庭总开支比例）为41.1%，城镇为35.7%。（见图表）
《决策》：当判断农业的未来时，该以什么现状为出发点？
温铁军：外来者在殖民地国家建立大农场的农业我们这种原住民国家确实学不来。当我们以土地规模经营为现在的农业改革和农村制度建设目标的时候，别忘了我们1956年以后曾经有过26年的集体化历史，那个时候就是以乡为单位集中土地推进规模农业的。 上世纪90年代，我是农业产业化政策首批研究人员之一，当时就在研究报告中指出，通过拉长产业链的方式增加农业收益的政策思路符合一般经济理性，但检验农业产业化成功与否的标准绝不是看产业资本的收益，也不能简单看农业装备系数提高了多少，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了多少，而是要看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农民，在这个过程中的收益到底增加了多少，组织化程度提高了多少；如果农民达不到这个产业平均收益率，那就不能认为农业产业化成功了。
八十年代曾经与农村工业化同步发展的城镇化如今又成了热点话题，但，却很少有人理解中央以“城镇化 中小企业”作为县域经济内涵的政策思路；反而说，把中国70%的农民变成市民，农业就变成规模农业了，这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
今天，我们各级官员、学者，经常不假思索地、简单地把土地规模经营作为农业改革和农村制度建设目标。根据国务院2010年公布的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来看，农业已经超过工业和生活污染，成为第一大污染源。客观上全球的产业化农业现在都遭遇到同样的矛盾，就是和资源、环境、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当我们强调以土地大规模集约化为目标，实现农业产业化时，必须要从现状出发——它会加剧这种紧张，还是会缓解？
使我们倍感尴尬的是，我们新农村建设实践与推广中的最大障碍，并非来自常被看作“一盘散沙”或者“一麻袋土豆”的农民，而是来自于尚未及时按照生态文明战略来转变观念、仍然遵循激进发展主义、坚持以“亲资本”（亲商政策）和GDP为“本”的公司化的地方政府。这恰恰折射出，中国长期以来就难以协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越来越表现为多元化的利益矛盾。
“三农”新问题是什么？
《决策》：农村领域的简单改革已经结束，新的“三农”深层次问题是什么？
徐小青：从近十年整个农产品供给情况看，农业生产连续九年增产，生产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所以回过头看这个成绩是非常明显的。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新面临的挑战，归结起来，实际上就是农业生产的资源压力始终存在，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始终存在。
人口在增加，耕地在减少，我们国家缺水，农业资源很紧张。要注意的是农业生产的增长是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为了增产，大量消耗化肥，土壤质量下降，农业面临严重污染。大家都明白，这个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而转变发展思路，走可持续发展是要付出成本和代价的。
怎样消除城乡之间要素配置的障碍？怎样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农业？用什么样的机制体制？以及食品安全问题，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农民工就业、子女教育、生活医疗，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都需要去解决。
无论城镇化率有多高，我们还是要重点建设农村，农业要坚持家庭经营这是必须的。以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具体到细节问题还会更多。所以也不轻松，甚至非常严峻。
《决策》：您认为农业的诸多问题是由资本过剩所引起？
温铁军：理论界早在1998年即已认识到工业领域生产过剩。然而对于频繁发生的菜贱伤农，很多人仍认为只是个别现象，似乎中国的农业安全永远讲的是数量的安全。其实农业过剩问题已经难以回避。例如，中国人口占全球19%，却非得用过度的化学方式生产了全球67%的蔬菜，还要拿高耗水的蔬菜出口，实际上浪费了一多半！这种“资本深化 消费主义”即使在西方也属于广为诟病的野蛮资本主义模式；对水土资源极度短缺的中国人难道不更是恶莫大焉！
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首先在于全球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三大资本过剩向资源环境转嫁代价造成的负面影响。农业不该老是接受过剩资本代价的载体。
解决农业问题要靠国家推进生态文明战略调整。需知，农民增收早就不再靠一产领域的农业生产，这早已被事实所证明，所以现在讲新三农的时候也有了新概念，就是安全农业（食品质量）、合作农民（保护权益）和稳定农村（维护可持续）。
《决策》：在城镇化大势之下，为什么城市人倒过来思乡的情节更重？
温铁军：中国在新世纪初完成了国家垄断银行资本的市场化，随即进入了一个金融业和地产资本紧密结合的城市化高速度扩张的时期。短短十年，海内外大地产商把无数的钢筋水泥堆到了各个城市的有限空间里，造就了一大片使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压抑的水泥丛林、柏油沙漠。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作为人所有的最基本的自然属性被钢筋水泥剥夺，甚至都是一种很残酷的人的属性的杀灭——房奴车奴蜗居与“中产阶级穷得只剩下钱”。
另一类问题，为什么人的精神压抑造成了很多社会暴戾病，为什么被地产与金融资本主导的城市化所伤害的这种感觉会越来越普遍和强烈？还有食品安全问题，食品的品质越来越低，但包装和广告却越来越华丽。连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越来越不方便、不安全，医疗和教育资本化更恶化社会安全。其实，资本导向的公共资源过度集中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方便、不安全。
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化，只不过能满足过剩的金融资本和地产资本相结合的获利需求。在这些城市病的挤压下，有能力的人大都会有那种去城市化的愿望，欧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出现了。由此看所谓思乡，应该是伴随着中产阶级崛起而必然出现的一种去城市化趋势。因为想找回自己一点人的自然属性，也就是要找回人之成为人的那点本性，所以思乡了。
经历了什么？
《决策》：粗线条看，20年农村改革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
温铁军：看中国的农村改革，不妨往前延伸一段。千百年来农民追求的无外乎就是“均田免赋”四个字。历来的统治者都会努力在做到之后自觉维持低成本的“乡村自治”。以此看当代，我们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完成了土改，1978年“大包干”，1998年推进第二轮承包时明确三十年不变。从政策的连续性上看，从第一轮土改到大包干，再到第二轮承包明确三十年不变，这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一以贯之地做出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进入21世纪后，不仅强调今后不再变了，还形成了2003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2006年完成农村老百姓千年梦想的第二个，就是“免赋”。自1949年推进第一轮土改的农村改革以来，农民终于完成了“均田免赋”的梦想。从上世纪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战争，到新世纪通过新农村建设来缩小城乡差别，都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三农可持续是国家在相对稳定条件下能够有所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决策》：20年来，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哪些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徐小青：如果我们再往前推到1991年底的十三届八中全会，粗线条可将这20年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和后十年，也就是近十年。
十三届八中全会对三农来说很重要，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中央明确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们国家乡村集体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这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探索的肯定，又确立未来长期的农村经济制度。
前十年和后十年有一个跨度延续的重大政策是农村税费改革。农村税改对农村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理顺了长期以来模糊不清的国家、集体、农民的经济利益关系，改变了政府与农民之间“取多、予少”的传统利益分配格局。
后一阶段，在三农问题上，党的十六大是一次转折。第一次明确提出城乡统筹发展，这个思路转变很重要。第一次承认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原来都是学者争论，十六大第一次明确承认并在党的文件里出现。
这十年农村变化很大，如果我们梳理这一阶段的政策，脉络是很清晰的。如2003年1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来要“多予、少取、放活”六字的三农工作总方针，第一次提出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并进一步细化统筹城乡发展思路为五个方面统筹：统筹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些是制定三农政策、指导农村工作的绝对要求。
这之后出现的一些政策，如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的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这些政策的要求下，建立了基本的支持和保护三农的制度体系。如取消农业税，建立补贴制度、价格保护制度，一整套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包括安全饮水、乡村用电、乡村道路、农村通讯、农田水利改造，以及对社会事业建设的投入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新农合新农保、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
从政策的角度，这20年国家建立起了一套支持和保护农业农村发展的制度体系，从无到有。虽然制度建立初期水平较低，但有比没有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会逐步去完善。以新农合为例，最初在2007年每年每人100元，农民出20元，中央和地方财政各出40元。现在每年每人340，农民出60元，中央和地方财政各出140元。
《决策》：农村税费改革前，中央和地方当时面临怎样的形势？
徐小青：当时的背景就是，城市发展快乡村发展慢，城乡差距越拉越大。80年代中期，全国城乡收入比，按统计数字大概2：1，90年代末期新世纪之前，发展到3：1。由于农民增收难、“三提五统四税”十二项税费负担重，城乡差距巨大，农民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在当时很紧张。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央已经认识到三农发展中的问题，因而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农村。农村税费改革是中央为解决三农问题所做的一项重大决策。在当时，农村税改的难度大，成本也大。第一轮安徽和陕西报了名，陕西回去一商量觉得不行又退出来了，2000年第一个试点就是在安徽，这个在实践中探索经验是宝贵的，2003年开始在全国全面推广试点。那时候全国每年的农业税加起来总共是1350亿元，农村税改的意义不仅仅是止住了对农民收税的这1350个亿，更重要的则是斩断了乱收费乱摊派的根源。取消农业税，这是对三农支持保护政策很重要的一步。
20年“三农”
收支有何变化？
《决策》：20年来中央对三农的投入有什么变化？
徐小青：由于体制和财力状况，1998年以前财政支农资金总量规模较小，根据财政部农业司的统计，1997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支出在700亿左右。1998年-2013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的数据变化在逐步增加。（见图表）
《决策》：农民增收有何变化？
徐小青：依据账面上的统计数据，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是1978-1984年，年均增长达到16.5%；1985年-1988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年均增长4.9%；1989年-1991年，年均增长只有1.9%；1992年-1996年年均增长5.6%；1997年-2000年，收入增幅连续四年下降，年均增长3.7%；2010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食物消费占家庭总开支比例）为41.1%，城镇为35.7%。（见图表）
《决策》：当判断农业的未来时，该以什么现状为出发点？
温铁军：外来者在殖民地国家建立大农场的农业我们这种原住民国家确实学不来。当我们以土地规模经营为现在的农业改革和农村制度建设目标的时候，别忘了我们1956年以后曾经有过26年的集体化历史，那个时候就是以乡为单位集中土地推进规模农业的。 上世纪90年代，我是农业产业化政策首批研究人员之一，当时就在研究报告中指出，通过拉长产业链的方式增加农业收益的政策思路符合一般经济理性，但检验农业产业化成功与否的标准绝不是看产业资本的收益，也不能简单看农业装备系数提高了多少，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了多少，而是要看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农民，在这个过程中的收益到底增加了多少，组织化程度提高了多少；如果农民达不到这个产业平均收益率，那就不能认为农业产业化成功了。
八十年代曾经与农村工业化同步发展的城镇化如今又成了热点话题，但，却很少有人理解中央以“城镇化 中小企业”作为县域经济内涵的政策思路；反而说，把中国70%的农民变成市民，农业就变成规模农业了，这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
今天，我们各级官员、学者，经常不假思索地、简单地把土地规模经营作为农业改革和农村制度建设目标。根据国务院2010年公布的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来看，农业已经超过工业和生活污染，成为第一大污染源。客观上全球的产业化农业现在都遭遇到同样的矛盾，就是和资源、环境、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当我们强调以土地大规模集约化为目标，实现农业产业化时，必须要从现状出发——它会加剧这种紧张，还是会缓解？
使我们倍感尴尬的是，我们新农村建设实践与推广中的最大障碍，并非来自常被看作“一盘散沙”或者“一麻袋土豆”的农民，而是来自于尚未及时按照生态文明战略来转变观念、仍然遵循激进发展主义、坚持以“亲资本”（亲商政策）和GDP为“本”的公司化的地方政府。这恰恰折射出，中国长期以来就难以协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越来越表现为多元化的利益矛盾。
“三农”新问题是什么？
《决策》：农村领域的简单改革已经结束，新的“三农”深层次问题是什么？
徐小青：从近十年整个农产品供给情况看，农业生产连续九年增产，生产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所以回过头看这个成绩是非常明显的。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新面临的挑战，归结起来，实际上就是农业生产的资源压力始终存在，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始终存在。
人口在增加，耕地在减少，我们国家缺水，农业资源很紧张。要注意的是农业生产的增长是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为了增产，大量消耗化肥，土壤质量下降，农业面临严重污染。大家都明白，这个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而转变发展思路，走可持续发展是要付出成本和代价的。
怎样消除城乡之间要素配置的障碍？怎样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农业？用什么样的机制体制？以及食品安全问题，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农民工就业、子女教育、生活医疗，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都需要去解决。
无论城镇化率有多高，我们还是要重点建设农村，农业要坚持家庭经营这是必须的。以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具体到细节问题还会更多。所以也不轻松，甚至非常严峻。
《决策》：您认为农业的诸多问题是由资本过剩所引起？
温铁军：理论界早在1998年即已认识到工业领域生产过剩。然而对于频繁发生的菜贱伤农，很多人仍认为只是个别现象，似乎中国的农业安全永远讲的是数量的安全。其实农业过剩问题已经难以回避。例如，中国人口占全球19%，却非得用过度的化学方式生产了全球67%的蔬菜，还要拿高耗水的蔬菜出口，实际上浪费了一多半！这种“资本深化 消费主义”即使在西方也属于广为诟病的野蛮资本主义模式；对水土资源极度短缺的中国人难道不更是恶莫大焉！
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首先在于全球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三大资本过剩向资源环境转嫁代价造成的负面影响。农业不该老是接受过剩资本代价的载体。
解决农业问题要靠国家推进生态文明战略调整。需知，农民增收早就不再靠一产领域的农业生产，这早已被事实所证明，所以现在讲新三农的时候也有了新概念，就是安全农业（食品质量）、合作农民（保护权益）和稳定农村（维护可持续）。
《决策》：在城镇化大势之下，为什么城市人倒过来思乡的情节更重？
温铁军：中国在新世纪初完成了国家垄断银行资本的市场化，随即进入了一个金融业和地产资本紧密结合的城市化高速度扩张的时期。短短十年，海内外大地产商把无数的钢筋水泥堆到了各个城市的有限空间里，造就了一大片使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压抑的水泥丛林、柏油沙漠。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作为人所有的最基本的自然属性被钢筋水泥剥夺，甚至都是一种很残酷的人的属性的杀灭——房奴车奴蜗居与“中产阶级穷得只剩下钱”。
另一类问题，为什么人的精神压抑造成了很多社会暴戾病，为什么被地产与金融资本主导的城市化所伤害的这种感觉会越来越普遍和强烈？还有食品安全问题，食品的品质越来越低，但包装和广告却越来越华丽。连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越来越不方便、不安全，医疗和教育资本化更恶化社会安全。其实，资本导向的公共资源过度集中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方便、不安全。
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化，只不过能满足过剩的金融资本和地产资本相结合的获利需求。在这些城市病的挤压下，有能力的人大都会有那种去城市化的愿望，欧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出现了。由此看所谓思乡，应该是伴随着中产阶级崛起而必然出现的一种去城市化趋势。因为想找回自己一点人的自然属性，也就是要找回人之成为人的那点本性，所以思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