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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张家老院,靠近河槽边。正房是三孔石砌窑洞,东房三间,西房三间,没有倒座南房。我父亲兄弟七人,长大成人,渐次成家,老院就过分窄憋,住不开了。爷爷生前就动心要购买地基起造新居,兵荒马乱的,一直没有付诸实施。家族的这个愿望,直到建国后才由我父亲实现。
1952年,年初开始三反运动,父亲在太原发电厂被打成大老虎,开除党籍,退赔贪污款。我在这儿说的“打成”,因为那确实是一个冤案。到年底,运动后期,父亲的案子获得甄别,彻底平反,几千块钱又原封退了回来。建国初的几千块,可就是几千块。父亲觉得这笔钱,失而复得,像是白捡回来的。于是,回村里买了地基,盖起一座四合院。破土动工,一共起造了新房二十间。除我父亲在太原工作,我的大伯叔叔们,家家有了相对宽敞的住房。爷爷的遗愿,在父亲手里得以完成。
父亲出钱,还给家里打了新车,买了犍牛。那时,谁也不知道后来国家会搞合作化,弟兄们心气高涨,决心要继续苦斗,发家致富。
1952年,土改过后合作化之前,土地私有,还能自由买卖。我家起造新房,买的是本家八生老汉的旧宅院。老汉叫个“八生”,老婆却只生了一个闺女。老汉去世,老太太成了寡妇,晚年随闺女去生活,老宅就出手了。
村子的正街,从河边往上,一直通到红崖根底。当间横着一条巷子,这儿便是著名的十字街。夏日静夜,人们听书扯戏,就在这儿。十字街再往上,就是我家的新宅院了。
我家的房前屋后,两幢院子,分别住着亲兄弟两个。后面住着老大,大名叫个“鳖小子”;前头住着老二,大名叫个“老王八”。老王八家的院子,就在十字街口。
恐怕不仅是我们红崖底,古往今来,宇中海内,长辈给孩子取名,都有这种故意予以轻贱的倾向。比如,晋国诸侯王有“姬黑臀”的大号,吴越王钱镠有“婆留”的乳名;魏武帝本是曹阿瞒,蜀后主小名刘阿斗。
“鳖小子”“老王八”,反衬出的是父母长辈的一片关爱呵护欲其长命的良好愿望。这龟鳖兄弟二人,另外有官名。家长族爷命名,登录家谱。比如老王八,官名“张密先”;比如写一笔好字的锁爷,官名“张同先”。
我们红崖底张氏,人们取官名有章可循。光绪年间修订家谱,前人在家谱上预排了二十代名号,是为一首五绝:
臣本先贤典,
学谟博圣经;
优良作国栋,
文明事业兴。
我的爺爷辈,正是“先”字辈。
老王八大号张密先,这“张密先”三字,只是他死后才要写上家谱,刻上墓碑。他还活着,他就是老王八,老王八就是他。村里后来有了“选民”的说法,选民证上,一般要填写大号。来村指导选举的下乡干部呼叫“张密先”,村人俱都发愣,便是他本人也愣怔半晌。有人提醒老王八,老王八才尴尬笑笑:嘿嘿,那是我呀?
再者,父母给下一辈起个轻贱名字,单单考虑了自己的心情和愿望,却未免目光短浅,没有考虑到更下一辈。
老王八有个儿子满贵,和我是同学。到出村跑高小,本来大家都忌讳外村孩子知道自己父亲的名字,满贵就更加忌讳。我们上神泉村一个同学家去玩,那同学的母亲是我们红崖底的闺女,我称呼姑姑。姑姑问起各家大人的名字,问到张满贵这儿,满贵脸红得要破,吭哧半天,说:我爹叫张密先。
姑姑不依不饶的:甚的密先密后的,姑姑可没听说过!你爹到底是叫个甚哩?
满贵最终不辞而别,落荒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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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来,崇拜四种吉祥灵异神物龙凤龟麟。龙、凤、麟皆是先民虚构想象,其中只有龟是人间世上实有的动物。或曰,古人占卜,灵异莫过蓍草龟甲;又曰,龟鳖长寿而多子。
龟鳖果然长寿,而且多子,人们取了这样的名字,是否也能长寿多子,倒不一定。这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
鳖小子和老王八,兄弟两个,寿命倒也不短,生育情况则正好相反。
鳖小子,我们称呼的时候,省略掉“小子”两字,以示尊敬,叫他是“鳖爷爷”。他的老伴儿,称呼“鳖奶奶”。这个鳖奶奶,比我奶奶年纪略小,白白净净,脚小腰细,生过一个女儿之后,再也不生育。
老王八,我们习惯上要全称呼叫,叫他“老王八爷爷”。他的老伴儿,便是“老王八奶奶”。女人们原本有名有姓,嫁到夫家,按照乡俗习惯,只能随了丈夫名号被人呼叫。
老王八奶奶,脸色偏黑,颧骨高高,最是能生养。人们说她至少生过十六七胎,存活下来的,有两个闺女,六个小子。
老王八夫妇俩名下六个儿子,老大叫爱贵。
爱贵我没有见过,听我父亲说起,早先也到太原脚行干过苦力。一道扛大活的人们都夸赞,那后生最是有力气。扛两只麻袋四百斤,倒背双手上码板,还不误喊一嗓子爬山调。
苦力工,到年关多数会结账回乡过大年。爱贵打工赚了钱,家里也给说下了媳妇。他腊月里回到红崖底,看下日子准备正月里成婚,不巧正赶上抗日边区征兵。老王八儿子多,门下必须出一个兵员。结果,后生被连夜弄到区上当了兵。老百姓觉悟低、怕当兵,然而国难当头,国家终不能都按老百姓的想法来办事。
爱贵参加的是八路军之外的非正规武装。
抗战年代,正规军尚且短缺武器,非正规武装就更加提不起。当年,拿红布包一个笤帚疙瘩混充驳壳枪,绝不是什么笑话。在一次算不得战斗的战斗中,爱贵他们去埋地雷。地雷是那种拉雷,不是踏雷,人要埋伏在附近,等目标踩上地雷,拉动绳子才能引爆。地雷倒是引爆了,边区造的铁壳儿地雷炸成两瓣,冒了一股黑烟。这样武器吓唬鬼子可以,根本没有什么杀伤力。拉响地雷,人们随后钻进庄稼地逃窜。鬼子看见庄禾叶子乱动,从背后放了两枪,结果爱贵就给打成了重伤。据说,还跑出去半里地,终因失血过多,牺牲了。
老王八爷爷名下,二小子叫有贵。有贵上过小学,念一年级的时候已经十七八。在学校军乐队学会了敲大鼓,没有认下几个字。后来辍学务农,放了羊。 老三叫来贵,老四叫满贵。老三来贵比我大六岁,和我大哥宝山一把子,都跟上洋老师学过吹号。高小毕业,下了煤矿。老四满贵,比我大三岁,和我一道跑高小。没有考上中学,“文革”前应征入伍,当了兵。
农家子弟,如果念书念不成,多数只能回乡务农种地。大家有什么途径可以离开农村?只有两条,除了下煤矿,就是当兵。
早年间,老百姓最怕不过下煤窑和当兵。说起这两款,躲之唯恐不及。下煤窑,四疙瘩石头夹着一条命,说法是“埋了没死”。至于当兵,心理上就更害怕。枪子儿不长眼睛,说法是“死了没埋”。
建国后,部队征兵、煤矿招人,任务会下达到村里。一开始,村干部们当成倒霉事情,自家的子弟无论如何不能摊上这号买卖。结果,富农锁爷和富农书璧两家,都有儿子到阳泉国营煤矿当了国家的正式工人。
几年后,老百姓才发现,下煤窑没有那么危险,挣钱却实在不少;而如今当兵不打仗,退伍后还能好赖找下个工作。干部们后悔莫及,再来下手操办,自家子弟偏偏早已过了年龄。
再者,村干部,官不大、权不小,却又不是终身制。“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好事情大家得轮着来。1960年,老王八是队里的饲养员,娃娃们没挨饿。“文革”前,还当上了大队干部,这就安排了来贵、满贵两个半大小子。
他家老五叫喜贵,老六叫锁贵。老王八奶奶生孩子生累了,可是又没办法不生。老农民的词语魔法这时派上了用场,末了生下个儿子取名叫个“锁贵”,指望锁住子宫,再不要生育。结果,这办法还真灵验。事实上,老王八奶奶往后果然就不再生孩子。
我四大娘同样运用此一法术,生下小儿子取名锁山。锁山果然也替老母亲锁上了子宫,成了我们这一辈兄弟当中最后一座山。
乡下俗语,说的多是大白话,大白话又多是微言大义。
比如:“养我的亲,我养的亲;打断骨头连着筋。”
承接上面的话,还有发挥推进:“说起来一样的亲,说到底是往下亲。”
有人进一步具体来解说:“人要往上亲,爹妈死了哭死在坟头,人世上倒没有人啦!”
老王八奶奶孩子多,哪个都是娘的连心肉。到他最小的儿子锁贵都结婚成家了,人们在她跟前也不能提起他的大小子爱贵。万一有谁不小心说起,老人即刻会泪眼婆娑,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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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亲兄弟,到底是个什么关系?红崖底的老百姓这样来解说:亲兄弟是一家,分家各过不一家;叔伯兄弟是两家,两服之内还一家。同样是明白如话,微言里边明晓大义。
鳖小子和老王八,虽然早已分家另过,春耕合犋种地、秋收互助打场,一母所生果然是至亲的兄弟。
鳖小子没有儿子,闺女倒是嫁得不远,毕竟是在外村,有自己的家道红尘。老王八当弟弟的,见哥嫂年龄大了,日月显得恓惶,就把二小子有贵过继给了老大。
本家侄儿过继,这种事自古多有。一方面是血缘亲情,侄儿到伯父叔叔名下,孩子小时不受制,伯叔老了有人照料。去世的时候拉灵戴孝,上坟祭祀,香火不断。一方面,地亩产业也就有了继承人。说来是合乎礼仪、利于双方的好事。
不知是怎么耽搁了的,有贵一直没有成家。开头,帮着大伯砍柴挑水的,大娘也经常留下他吃饭。渐渐地,他就在大伯那厢正式上灶开饭了。这么着安排,村人都说不赖。鳖奶奶下世后,有贵干脆搬过来,和大伯睡在一盘炕上,陪老人作伴。
我记事的时候,鳖爷爷就是个驼背。成天劳作,刨闹土地,村里的驼背罗锅子不少,但是像鳖爷爷后来罗锅成那个样儿的不多。
早年,村中老汉大早起来拾粪的不少。村街、河槽、官道上,一只筐子,拎上一个粪叉子,捡拾牲口粪便。捡满了筐子,倒进自家地里。哪天没有收获,也绝不会白耽搁工夫,打些猪草野菜填满筐子。
合作化了,拾粪老汉不多了。鳖爷爷照样天天早起,拾上粪,上到自家的自留地。到后几年,老人的脊背愈加弯弓,脸面冲着地面,面面相觑。他那罗锅上面,扛着一只箩筐,非常稳当。
街上碰见老人,打招呼问讯,老人耳背,要抬头来看说话的人,狠命仰头,同时歪过脖颈,才能勉强认出对方。认出了,呵呵笑笑,白胡子乱颤,没牙的口腔笑出一个空洞来。
鳖爷爷过分老迈,不能上农业社里挣工分了,还是整天去掇弄他的自留地。两口人的几分自留地,不够来贵一个人去耕种照料,老人反正是一天不上地,不能歇心。
土地秋耕过后,犁墒要日晒风呺,土里的害虫之类不易存活。二年开春,下种之前要将地里干硬的土块敲碎,行话叫“打坷垃”。鳖爷爷已經不能长久站立,他挣扎到地里,跪着也要打坷垃。转周打完一片,爬着挪动到另一片。侄儿阻拦不住,弟弟劝说也不灵。
1964年夏天,我高一升高二,奶奶病重去世。幸好赶上暑期,我赶回老家,日夜侍奉,最后陪护了老人家十天。开头几日,还勉强喝点汤水,后来几日,已是粒米不进。背回几听我爹给买的罐头,也喂不进去了。
这一天,鳖爷爷大概也听说了,来家探视我奶奶。老人费劲马趴上了台阶进屋,在里外间的隔扇那儿,极力仰起脸来,看了我奶奶一阵。奶奶已经气息奄奄,几乎不省人事。鳖爷爷没说什么,退了出来。
我送老人到门边,鳖爷爷歪过头,认出了我,白胡子颤动着,不好意思地说:
这娃娃,不知道有点甚稀罕吃的没?你让爷爷尝上一嘴吧!
老人说出口来,我哪里好意思让他尴尬失望。正好有一听给奶奶打开的菠萝罐头,双手捧了敬给鳖爷爷。
那年月,村里人顶多听说过什么罐头,哪有几个见过并且吃过的?就在我家的屋檐下,鳖爷爷将一听罐头吃得精光。胡茬子上汁液淋漓的,吃罢了,老人无限满足地冲我说:
好,好吃!真个好吃哩!爷爷这辈子,吃上这东西,死了也能闭了眼睛啦!
鳖爷爷整日还是那么挣扎着下地劳作。
村人有的说,有贵后生待老人不错,短缺不了他的吃喝,该着歇歇啦! 也有的说,鳖小老汉那么挣扎着动弹动弹,说不定多活几年。要是歇下,恐怕马刻就动弹不了啦!
说什么的都有,也就是些村人闲话。过了不到两年,鳖爷爷到底还是死了。听人说,大早起来,有贵上山放羊走了,鳖爷爷还要下地做活,跌倒在院门口,就爬不起来了。到邻居们起来砍柴挑水的,这才发现不对劲。赶紧呼叫老王八过来察看,鳖爷爷已经断气了。
有贵一辈子没成家,话语不多。有一次我回老家,在村口正碰上有贵赶羊下山回村。我递上纸烟,聊谈了几句。说起鳖爷爷,有贵转述,老人念叨过好几回,说我给他吃过一桶罐头。
前几年,有贵也不在了。有贵去世的时候,老王八夫妇早已下世。他是弟弟们打发的。按乡俗,弟弟们把他埋在了鳖爷爷的脚底。
有贵一辈子没成家,还是按乡俗,弟弟们还张罗着给配了一门阴婚。关于配阴婚,报纸上批判不知道有多少回。老百姓不看报,也不搭理这些说道。你只管说你的,我尽管办我的。
再要往下说,有贵没有后人,打发他的时候,有个侄儿给他顶了门户,当了孝子,拉灵戴帽的,风风光光给他出殡送葬。
大家按古来乡俗办事,而凡是老百姓自愿奉行的乡俗,总是透出浓浓的人情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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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妯娌四个人里,老王八奶奶是最后去世的,老太太活到八十好几。她最小的儿子锁贵,在镇子上读完了戴帽高中,学习成绩不错。赶上改革开放,没有回村种地,在一个戴帽高小当了代教。老王八爷爷门里出了教书先生,村人夸赞,老王八奶奶也乐不可支。
过了两年,锁贵也成了家,找的是一个四川妹子。有那么几年,说是人贩子猖獗,大量贩卖人口,仅我们盂县,就来了上万的川籍姑娘。赵瑜拍摄《内陆九三》纪实片,在我们红崖底也采访摄录了几个四川妹子。这事其实也不好一概而论,具体事情还得具体分析。其中有个让人贩子领上前来盂县相亲的女孩子,面对镜头侃侃而谈:
我是高中生,哪个人贩子能卖得了我?我们老家,妇女们背着孩子插双季稻,就是太辛苦啦!人们也穷,家长要点彩礼,都冇得钱。哪里有盂县好啊?这里,女人们不累,生活蛮好,就是好耍嘛!
有一年回乡,我上老王八奶奶院里,还和锁贵叔的女人聊谈过。我的这位远房小婶名叫刘志英,是非常开通健谈的一个川妹子。三年两年间,总要带上孩子回四川探视父母亲人,家人知道闺女在山西不受罪,日子过得舒心,别无说辞。
老王八奶奶的四儿子满贵,从部队复员后,回到太原灯泡厂当了工人。后几年,还把老婆弄到厂里,变成了城市户口。来贵、喜贵和锁贵,老婆都在红崖底,老王八奶奶帮着照护几个娃娃,含饴弄孙的,其乐融融。
谁也想不到,老太太眼瞻八十,家里又出了那么大的事。
记得是在少年赖宁救火牺牲不久,报纸杂志上大力歌赞“水晶少年”,我们红崖底也出了救火的孩子被烧死的事件。
对于少年救火,我一向表示坚决反对。森林失火,包括其它突发灾变,如果需要救灾扑火,那也应该是有关部门和专职队伍的工作。最低,自愿参加救灾扑火,也应该是有自救能力的成人。英雄主义教育应该有,但不应该推高到无可商榷的地步。特别是,当指挥失当、施工失误造成人员生命和财产重大损失,总会出现用歌赞英雄事迹来掩盖真相、推卸责任的情况,这个其实是不正常的。
我甚至这样说过:不负责任地鼓动小孩子去扑救山火的老师,应该判刑!
不知建国后的教学大纲上是否有这样的条文,小学生应该参加救火?反正我在红崖底读小学的时代,李荣耀老师就带领我们救过火。
我们村,北靠红崖,面向南山。红崖顶上的古柏,村中有乡规民约,不得砍伐。南山更命名为“禁山”,庙院里立有碑石,村人不得砍伐损毁草木。这是古老的、村人代代传承的环保意识。如果禁山突发山火,村民当然要积极扑救。
那一回,有个老汉在南禁山根底的自留地焚烧秸秆,不小心引发了山火。李老师高呼口号,带领我们冲往失火现场。山林失火,那场面真个极其骇人。风助火势、火趁风威,烈焰腾空,热浪逼人。我们根本就到不了近前。
待民兵和大人们终于扑灭了山火,我们这些小学生根本没有起到一丁点作用。李老师布置下题目来,要求三四年级学生,人人都要写作文,要写出英雄主义,写出爱国家爱集体的进步思想。小孩子们只好憋破脑瓜来编造,自己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过了三十年,南禁山的树木长得更大了。还是在南禁山,有人上坟烧纸,引发了山火。那时,节制生育还没有显出后来的效果,村里娃娃们还不少,红崖底小学扩大成了戴帽初中,沟里张家庄、田家庄的孩子們也来读书。山林失火,学校老师又是高呼口号,带领孩子们去参加救火。娃娃们吓得目瞪口呆,远远在山根这里傻看。谁料一股邪风乱吹,火舌翻卷,从山坡上倒卷而下,把两个孩子给卷了进去。
其中一个孩子,就是来贵的女儿、老王八奶奶的孙女。
等到人们找见那两个孩子的尸体,说来惨烈无比,小娃娃给烧成了焦炭,尸身都撮不满一簸箕。
把孩子的尸体弄回来,爹妈大哭失声,疯了一般。没有人注意回避老太太,老王八奶奶从屋里扑出院里来,见了那场面,一下子直僵僵挺在院心,昏死过去……
老辈兄弟妯娌四个人,老王八奶奶最后下世。
村人这么议论:四十年前,她的大儿子爱贵打鬼子死于无常,老太太说起来就哭,哭了四十年。四十年后,她的一个小孙女因为救火又死于无常,老人家摊上的这叫什么事儿哪?
议论,也仅只是议论罢了。
海棠花的养子叫矮脚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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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花,是我的一个远房堂嫂。“海棠花”,开初我以为是她的绰号,后来明确了是她的名字。
乡下草民,惯好给人起绰号,男女都不例外。比方,红崖底村有几个名声响亮的风流漂亮女人,村人送号叫什么“海马”“鸭梨”之类。关于“鸭梨”,村里还流传着一首与她有关的民谣。那民谣运用了比兴之法,比兴切合实际情形,浑然天成。 晴着阳婆下大雨,
鸭梨嫁到红崖底。
二喜子赶车赶得快,
差点儿把鸭梨甩球坏!
半大小子念书不成,学这个一听就会。当街念叨,觉着有趣,而且隐隐感到了什么暧昧的味道。只是,看见了鸭梨本人,即刻闭嘴。
这个女人,住在我家房后。丈夫田姓,我们按爷爷辈称呼。寻常与那位奶奶照面,不由端详。鸭梨形状脸庞,十分白净。于是觉得那个绰号取得好生贴切。
海棠花,那堂嫂的名字倒是好听,可是又想,连着姓氏称呼,恐怕有几分拗口。不过,这也是我的多余担忧。村人的名字叫做“不稀罕”“狗不看”“老王八”“五反臭”之类的挺多,称呼的时候,谁还带什么姓氏。
海棠花的男人,大名叫二耧,是耧元的弟弟。耧元、二耧兄弟两个都是富农成分。二耧的年龄比我父亲还大些,但辈分小,称呼我父亲叔叔。我自然是称呼他“二耧哥”。
富裕人家,子弟们订亲早,结婚早,得子也早。寒门小户,后生们且要打短工、扛长工,好不容易积攒下些银圆,才能说到娶媳妇的事儿。穷家这里刚刚三辈人,富户那厢已经有了四辈。如此一来,富户们的辈分就越来越小。过年的时候,拜年磕头,地主富农一个劲叫贫下中农“爷爷”。
据说,风流女人往往生养不多。有的年轻时候生过一个娃娃后,再也不开怀;有的干脆不生,求神拜佛也没用。老百姓的说法,是经过的男人太多,冷了经脉啦。是不是这样?反正我们村子里,大致情形如此。
海棠花是否风流,对此我不很确定,我只知道她确实不曾生养。后来,两口子就过继了本家的一个孩子来顶门立户。
这种情形,在乡下也极其常见。二耧两口子过继的这个孩子,名叫“爱彦”。和我同岁,我们是起小极好的玩伴。他见了我父亲,要称呼“爷爷”。按说,该着称我“叔叔”,可是我们同年仿纪的,一向是以“伙计”相称。村里娃娃口中的“伙计”,就是常说的“朋友”,有点接近“铁哥儿”。
到我跑高小念书的时候,本家哥哥张顽闲比我高一级,本家侄儿张爱彦比我低一级,我们三个往来最是密切。那时,我们都看过了《水浒》,照搬书上人物,相互取了外号。顽闲爱说话,磨叨啰嗦、东拉西扯的,对这样情形,老百姓口语形容是磨磨叽叽。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听音附会,我们叫了顽闲个“摸着天”。爱彦短小精干的,叫了他个“矮脚虎”。我小时脸型圆胖,生来性格鲁莽,叫了我一个“花和尚”。这二位称呼我,还往往特别简称为“老花”。
前些年,顽闲去世了。我回到村里,只剩下爱彦老伙计还偶尔叫我一声“老花”。年轻人不知道我们之间的秘密,自是莫名其妙。矮脚虎与花和尚相视一笑,且不待给后生家们去解释。
2
红崖底村,一条东西走向的干河槽将村庄劈成两半。河槽以南,也有几十幢院落。爱彦家,是个四合大院,坐南朝北,南房做了上房。当院有一棵全村最大的柰子树,浓荫匝地。那柰子树,有几个树枝嫁接了小果子。到瓜果成熟节令,柰子青黄,小果子花红,看着喜人。
爱彦寻常邀请我上他家去玩,我也乐得前去,心里惦记那院里的水果。爱彦明白我的心思,每次都会随手摘了果子供我品尝。
这个院子里,上房住着张富和一家。爱彦家,占着西房和两间正房。院里那棵柰子树,是上房那家的产业。但上房张富和,如今是爱彦的堂伯父,原本却是爱彦的生父。这个爱彦,一个院里两家走动,这厢有养母疼爱,那厢有生母呵护,于是有着超乎常人的幸福童年。
我和爱彦的母亲,也就是堂嫂海棠花近距离接触,是因为“六一节”做手工。
小学生年满九岁,可以加入少先隊,戴红领巾。村里人自古没见过这个,大人们看着稀罕,娃娃们也觉得新鲜。每年六一节,有新队员入队的时候,仪式极其庄严。我们小学的军乐队,洋鼓洋号要吹奏表演,村人纷纷前来围观看热闹。大孩子老队员给新队员们佩戴红领巾,新队员学着举手行礼,大伙儿还要集体高唱少年先锋队的队歌。
当年的队歌,郭沫若作词,词义明白如话,曲调也相当和谐入耳。
我记得的歌词是这样的: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六一节那天,学生们都要按照老师的要求,交上自己制作的手工作品。平常根本没有过什么手工教学,这时突然要娃娃们拿出手工作品,于是人人作难犯愁。
回家诉说,奶奶不知道人家到底要什么。大伯帮我拿纸剪了一个九连环,交上去充数。剪纸上有折痕,老师随便就破解了,把那手工毫不客气给我扔回来。
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好伙计爱彦慨然相助,请他母亲出马帮我俩一道制作手工。
我们村古来有老百姓开挖的池塘,乡俗叫做麻池。大概原本是为着沤皮麻所用。但靠近村子的大麻池,却从来不许沤麻,聚集起雨水了,用来供牛羊夏日饮用。麻池里有河泥,小孩子寻常挖出河泥来玩耍。嫂子海棠花,制作手工,用的正是河泥。
我和爱彦挖回河泥,就在他家的西房屋檐下,海棠花给我们制作手工作品。她用泥巴制作的是一对小狮子,行话应该叫泥塑。她的作品绝对超乎我的期望,那狮子塑得玲珑小巧,憨态可掬。剪刀休整之下,狮子耳朵耸立,鬣毛卷曲;在狮子的脖颈那儿,还有项圈,项圈上是用小泥球做的铃铛。做好之后,放到房间里阴干。她的作品,我后来回想,即便放置在正牌工艺品的序列中,也毫不逊色。一个乡下女人,如何就有了那样的技艺,不得而知。也许,那是源自于年节之际农家做面点的厨艺吧。
在她制作这件工艺品的过程中,她坐在房檐下的石质台阶上,我就紧挨在她的身边。一边看她团弄那些泥巴,一边不由去看她。她的年龄该有三十出头了,脸色红润,眼睫毛长长,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在一个小男孩的眼里,觉得她十分耐看。忽然联想到她的名字,觉得她就应该叫个“海棠花”。 一对泥塑小狮子,作为我和爱彦共同制作的手工,交到班上,老师很满意。六一节那天陈列出来,引动了许多人赞叹的目光。
当然,我和爱彦也就顺利地入了少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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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制生育政策推行以来,出现了一个独生子女问题。
我的小学同学爱彦,是过继别家的孩子,应该是个加料的独生子。在他身上,是不是有个娇生惯养的问题?这个问题,当年似乎并不存在,所以也没有引起过我的思考。
山村农家,有“男娃娃不白吃十年饭”的说法。比如我,从小在奶奶跟前长大,六岁就跟上大哥上山学着砍柴。奶奶说,你爹五岁上,就和哥哥们去山上舁水哩!家乡话,两人抬东西,不叫“抬”,叫“舁”。而且,奶奶说的五岁,是五虚岁。
这个事,父亲给我说起过。有一年缺水,五伯八岁,我爹五岁,两人进田家庄的大井沟去舁水。抬不动了,歇一歇。六七里地,父亲记得清楚,歇了十三歇。途中路过张家庄,有人逗乐子:
六子,你这是吃了奶来舁水的吧?
父亲认真回答:
我家七子吃奶哩,我早就不吃奶啦!
按奶奶的说法,我六岁上山,还是给我放宽了尺度。
爱彦和我同岁,和我一样,早早上山下地,打草砍柴。要说有什么差别,就是他脖子上戴过锁圈,并且留着一个与众不同的发型。
乡下孩子,有个十二岁“开锁”的仪式。但在此之前,出生三天或者满月,一定有过一个“上锁”的仪式。在那仪式上,要请一个多子多福的老太太来,念叨一些吉祥祝福话语,同时将银锁或者铜锁,系于红头绳,给那孩子挂在脖子上,这便象征把那娃娃的生命牢牢锁定。同时,家里做糕请客,格外要请到家长族长,把那孩子的名号登录家谱。整个活动,是为“上锁”。
个别人家,巴望孩子长命,上锁时候的锁,要长年累月挂在那孩子的脖子上。用红布,里边絮上棉花,做成指头粗细的条状,围拢成圆形,端头有个锁子,这样一个红布圈子,驴脖套似的挂上脖子。跑动的时候,小锁上的铃铛丁零响动。
爱彦小时候,脖子上就有这么一个玩意儿。这东西,哪里能有保障长寿那么神奇的功能。在我看来,就是孩子们打架的时候,那玩意儿像是外国男人的领带,被人薅住,方便挨揍。
当然,我和爱彦是好伙计,从来没有打过架。我们杠过拳头,翻过手腕,他的拳头更硬些,而我的腕力稍大些。
除了那个脖套,爱彦还有一个怪异发型。
从我记事,乡间农家男孩子,一般都是剃一颗马鬃鬃头。头颅前面香烟盒大小那一撮头发,叫做“前毛儿”。在剃这样发型的时候,前毛儿要抓起来,将底下挖剃干净。这样,脑瓜铮光,跑起来前毛儿啪啪响,扇起一股小风,十分凉快。奶奶的说法是“头凉不生病”。
有的男孩,前毛儿之外,在后脖梗那里,也要留存一撮毛发,名曰“舅舅毛”。须得在老爷舅舅家剃制了,取“救救”的谐音。其实这也是一种心理魔法,巴望能护佑孩子健康长命。
最特殊的,就是男孩子要剃一颗姑子头。
所谓姑子,是指尼姑。早年的小人书上,画到尼姑的时候,还能看见那种发型。尼姑不是姑娘媳妇,当然不能满头乌云。但也不是和尚,不能像当今寺庙里的尼姑,完全剃成光头。那发型,是在脑袋顶部,画出大约直径三寸的一个圆圈。圆圈内,头发完全剃光;圆圈外,头发也要剃光。在那圆圈痕迹部位,留着薄薄一圈些许头发,这些头发,还要剪短,只有一寸来长。
这么说吧,留前毛儿的男孩,跑起来是脑袋前端一撮头发扇动,姑子头跑起来,是一圈儿头发扇动。
给男孩子专门剃一颗怪哉姑子頭,这又是乡下老百姓常用常新、自欺欺人的心理“魔法”。一个男儿,将其搞得如此轻贱,神仙鬼怪就不会那么看重,甚至毫不留意,如此,岂不可以远离鬼祟、百病不生,乃至长命百岁吗?
爱彦留着一颗姑子头,一直留到初小毕业。
4
1959年,我升到六年级,爱彦在神泉完小读了五年级。上个学年,我和高我一年级的好伙计“摸着天”一道跑高小;这一学年,又能和另一个好伙计“矮脚虎”一道跑高小。我的心情简直好极了。
然而,这样的好心情,没有保持多久。或者说,如此卑微的一点好心情,无法抵偿随后而来的坏消息。
1959年接近年底,公共食堂解散。当年收秋打下的粮食,食堂吃掉大部分,剩下的,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一人一天平均二两多粮食,勉强支撑着过了年,就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
有的人家,比如典型的贫下中农,总觉得赶上了好时候。好吃懒做,没有土地,土改就分到了土地;分到土地还是好吃懒做,没几年又穷得一塌糊涂。这就搞起了合作化,混在生产队里,和别人一样挣工分。别家省吃俭用的,日子勉强维持,这类户头儿,放开肚子吃。没有粮食啦,上农业社呐喊呼叫,喊穷喊饿:新社会,农业社,八路军不能饿死穷人!结果还得吃救济。正没办法,搞开了食堂化。好家伙,共产主义的天堂,原来就在眼前。于是,敲上砂锅,兴高采烈上食堂去打饭。
食堂一朝解散,这些人即刻傻了眼。刚刚过罢年,家里就断了顿。我们村最早浮肿的,饿死的,主要是这些人。
另一些户头,所谓本分人家,哪里能这样过日子。比如我奶奶,分下粮食来,一人一天二两五,老人家从头一天就开始按这个标准来安排伙食。整天挨饿,饿得要命,但也不能只管个把月吃饱,然后断顿,等着活活饿死。
开始办食堂的时候,村干部带领民兵,半夜时分到各家各户起粮食。那叫挖地三尺,粒米不留。有的人家,老人有病、孩子上火,小枕头里包几升绿豆,这个也不行。撕开枕头,全部拿走。
我们家,前些年存下一囤粗糠。原本是喂牲口的,牲口入了农业社,粗糠就存下了。
所谓粗糠,是相对细糠而言。谷子,要经过碾压去皮加工,才能变成小米。小小一个米粒,有两层外壳。外面的就是粗糠,里面的是一层细糠。细糠,搅和些玉米,一块磨成面,蒸了干粮人吃。粗糠过分粗粝,用来喂猪喂羊。 奶奶存着这些粗糠,放了几年,都腐坏霉变了。大伯曾经要倒了垃圾,奶奶不许。老人家活了七十多,穷苦日月过得怕怕。生怕万一遇上什么年馑,粗糠也是好的。
入食堂的时候,一囤粗糠发了霉,民兵们扇扇鼻子,没有扛走。这般时分,成了我们家的救命吃食。
我记事年头,合作化之前,农民日子好过些,但在红崖底,好多人家还是要吃糠。农闲时节,玉米里掺些糠来食用。村子里竟然还有这样的民谚流传:三天不吃糠,肚里没主张。
对此,我曾经发出过一个小孩子的疑问:
一升玉米,磨成面,能拍四个饼子。搅和一升糠,出了面,能多拍半个饼子。咱们少吃一口不成吗?只图多吃半拉饼子,为什么非要把好吃的玉米面饼子,搞成难以下咽的糠饼子呢?
奶奶看看我,解释道:
好我的娃子哩!做成糠饼子,可不是为了多吃,是为了少吃。糠饼子难吃,咱们不就少吃啦?粮食不就省下啦?
老百姓吃糠,一升玉米配一升糠,叫做“一兑一”;一升玉米配三升糠,叫做“一兑三”。一兑三,差不多就是极限了。再多,团弄不成形状,无法制作。我家的一囤霉变粗糠,奶奶下了饭谱,就来了个一兑三。怎么说呢,那是太难吃啦!“文革”当中,盛行忆苦思甜,搞出些糠面菜团子,说是忆苦饭。我在学校和部队,吃过不止一顿忆苦饭。比起我奶奶的糠饼子,那简直就是美餐。
我家的糠饼子,不仅粗粝,不仅难以下咽,不仅食用之后难以大便,而且霉味扑鼻,让人作呕反胃。
我们跑校读书,到神泉完小有七里地。早上,喝了两碗稀汤,不等出村就饿了。或者,连着几个月,一直就没有过饱的感觉。几乎每个同学,在跑校路上,饥饿难忍,由人不得,要去尝一尝中午的干粮。一尝再尝,还不曾到校,干粮就被尝完蛋了。
后来一段,我们只好逃学,想办法来填肚子。背上书包,从红崖底走出来,装样子是去上学。半路上,寻找柳絮榆钱儿,一把一把捋下来生吃。路边有各种野生的灌木,有的长出花蕾来,我们就摘着吃,蹲在几棵灌木跟前,吃得满嘴花瓣汤汁。再后来,社里种的小麦开始秀穗了,我们闯进地里去揉那发青的麦穗,揉下麦粒,还是一泡水儿,好歹一嚼,生吞活咽下去。
有一次,记忆深刻。我和爱彦相跟着,刚刚出村,就把手伸进书包,开始尝干粮。突然,几乎不约而同,我俩生出一个念头,想换着吃一回干粮,看看是什么光景。
在村人的评价上,我奶奶是一个最会过日子的老太太。而在我的心目中,爱彦的母亲海棠花是一个极为精干的女人。我和爱彦要换着吃干粮,无形中还有一点具体考察对方家道底细、烹饪水准的意味。
我家的糠饼子,是什么状况,我心里当然清楚。一兑三的配方,配上的还是霉变的粗糠,我的真实念头是乐意和任何一位同学交换干粮。而爱彦拿出干粮,我稍稍一瞥,就生出了强烈的食欲。
他家的糠饼子,首先颜色就喜人。金黄的玉米面,配上不曾霉变的粗糠,糠皮本来也是金黄色,整个饼子的色泽就极为诱人。再者,海棠花何许样人,饼子拍得厚薄适中,烤制也下够了功夫。慢火烧烤,饼子两面铜钱厚的表皮,烤得酥脆焦黄,里边又暄又软。
我这里大口吃着饼子,睒眼去看爱彦。爱彦拿到我的饼子,光看外观,先就一愣,灰黑晦暗,不成颜色。掰开来,没有开吃,味道已是呛鼻子。下口去吃,不知口感如何,爱彦同学已是一脸苦相。
饼子吃到一半,我俩同时停了下来。
我去看爱彦,爱彦苦着脸,快要呕吐,拼命忍住了。仿佛让好伙计上了我的当,我心里生出了几分恶作剧的快意,同时又有几分对不住朋友的歉疚。然而,爱彦并没有埋怨我,竟然也来看我的反应。
我这里,也遇到了从未体验过的吃饼问题。我的舌头尖端和上下牙的牙龈,针扎一般,疼痛难忍。
原来,我家的饼子,材料是霉变的粗糠,糠皮霉变,反而磨得细细。虽则难吃,但不影响咀嚼。爱彦家的饼子,材料也是粗糠,而粗糠石碾石磨无法彻底粉碎。海棠花磨面过罗,用的是细罗。粗糠只有磨成眉毛那样细,才能通过罗眼儿。于是,粗糠都变成了针尖似的糠刺。
牙龈疼痛好生剧烈,我放下饼子,伸指头去摸,牙龈上密密麻麻扎满了糠刺。这一摸,触动糠刺,就愈加疼痛。
爱彦在那里一脸的坏笑。他上了我的当,然而也绝对回敬了我一当。好像《说唐》里的“三鞭换两锏”,秦琼和尉迟恭二位打了个平手。黄天霸的金镖遇上肖桂兰的袖箭,暗器较量,半斤八两。
我停下来,咧开嘴,让他帮着我去拔那些蜂蜇似的糠刺。舞弄好半天,方才处置了那些绝门暗器。
从那以后,我俩再也没有交换过干粮。各人的干粮,各人自有对付的办法。
我家的糠饼子霉变呛鼻,屏住气吃它就是。爱彦家的糠饼子糠刺厉害,小心去吃,用门牙切割,尽量不让糠刺插进牙床就是。
至于吃了粗糠,大便极其困难,这倒是有所有人通用的验方秘诀。拿柴火棍儿去掏,实在不行,拿指头去抠就是了。
事实证明,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活人也不能被屎取了性命。
我至今还活着,老伙计爱彦也活着。
5
1966年,爱彦虚岁二十,结婚成家。父母亲提前张罗,给他找了本村于林子家的二闺女。于林的老婆能生,一气儿生了七八个闺女。爱彦固然成分高,家境到底比女方好得多。双方各取所需便了。
爱彦结婚之后,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身为农民,日月原本艰难,脑袋上又顶上了富农子女的帽子,其苦恼可想而知。我回村的时候,作为相好伙计,他还和我私下说起,想要和二耧这面脱离关系,认回生父富和那面以便改回中农成分。爱彦对养父养母非常孝顺,迫于压力,竟然生出这般主意,说来令人惨然。
这样主张,最终他也只是动了心思说说而已。
爱彦是村里公认的能人之一。各种农活之外,编箩筐、缚笤帚是好把式,他还自学了一套石匠手艺。养父养母年龄大了,一家大小全凭他一个人扑闹光景。相比而言,他家的日子过得比常人还略强些。赶上改革开放,手头活套了许多,爱彦培养几个孩子都高中毕业。大闺女还考上了一家专科学校,回到县城找上了工作。
前些年,他的生父生母、养父养母相继去世,爱彦一概拉灵戴帽,恪尽孝道。
生在穷山沟,当了一辈子农民,又能怎么样呢?上头养活敬奉、最终打发了老人,下头养活大儿女,尽心竭力辅佐他们成家立业,说来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祖祖辈辈的事业。
两年前,我回老家给先父先母举行立碑揭幕仪式,请动全村老少看戏吃席,当年一块念书跑校耍大的伙计们,另外还多请了一顿。
席间,和老伙计爱彦坐在一桌,特别提起当年我们换着吃干粮的事儿。当说到我家的霉糠饼子和他家的糠刺饼子,霎时间,仿佛霉糠刺鼻、糠刺又扎疼了牙龈。岂知时光流逝,已然过去了六十年一个甲子。
【作者简介】張石山,1947 年生,山西盂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小说集 《镢柄韩宝山》 《单身汉的乐趣》《母系家谱》《神主牌楼》等,民俗专著《洪荒的太息》《礼失求诸野》,电视剧本《兄弟如手足》 《吕梁英雄传》 《晋文公》等。
我们张家老院,靠近河槽边。正房是三孔石砌窑洞,东房三间,西房三间,没有倒座南房。我父亲兄弟七人,长大成人,渐次成家,老院就过分窄憋,住不开了。爷爷生前就动心要购买地基起造新居,兵荒马乱的,一直没有付诸实施。家族的这个愿望,直到建国后才由我父亲实现。
1952年,年初开始三反运动,父亲在太原发电厂被打成大老虎,开除党籍,退赔贪污款。我在这儿说的“打成”,因为那确实是一个冤案。到年底,运动后期,父亲的案子获得甄别,彻底平反,几千块钱又原封退了回来。建国初的几千块,可就是几千块。父亲觉得这笔钱,失而复得,像是白捡回来的。于是,回村里买了地基,盖起一座四合院。破土动工,一共起造了新房二十间。除我父亲在太原工作,我的大伯叔叔们,家家有了相对宽敞的住房。爷爷的遗愿,在父亲手里得以完成。
父亲出钱,还给家里打了新车,买了犍牛。那时,谁也不知道后来国家会搞合作化,弟兄们心气高涨,决心要继续苦斗,发家致富。
1952年,土改过后合作化之前,土地私有,还能自由买卖。我家起造新房,买的是本家八生老汉的旧宅院。老汉叫个“八生”,老婆却只生了一个闺女。老汉去世,老太太成了寡妇,晚年随闺女去生活,老宅就出手了。
村子的正街,从河边往上,一直通到红崖根底。当间横着一条巷子,这儿便是著名的十字街。夏日静夜,人们听书扯戏,就在这儿。十字街再往上,就是我家的新宅院了。
我家的房前屋后,两幢院子,分别住着亲兄弟两个。后面住着老大,大名叫个“鳖小子”;前头住着老二,大名叫个“老王八”。老王八家的院子,就在十字街口。
恐怕不仅是我们红崖底,古往今来,宇中海内,长辈给孩子取名,都有这种故意予以轻贱的倾向。比如,晋国诸侯王有“姬黑臀”的大号,吴越王钱镠有“婆留”的乳名;魏武帝本是曹阿瞒,蜀后主小名刘阿斗。
“鳖小子”“老王八”,反衬出的是父母长辈的一片关爱呵护欲其长命的良好愿望。这龟鳖兄弟二人,另外有官名。家长族爷命名,登录家谱。比如老王八,官名“张密先”;比如写一笔好字的锁爷,官名“张同先”。
我们红崖底张氏,人们取官名有章可循。光绪年间修订家谱,前人在家谱上预排了二十代名号,是为一首五绝:
臣本先贤典,
学谟博圣经;
优良作国栋,
文明事业兴。
我的爺爷辈,正是“先”字辈。
老王八大号张密先,这“张密先”三字,只是他死后才要写上家谱,刻上墓碑。他还活着,他就是老王八,老王八就是他。村里后来有了“选民”的说法,选民证上,一般要填写大号。来村指导选举的下乡干部呼叫“张密先”,村人俱都发愣,便是他本人也愣怔半晌。有人提醒老王八,老王八才尴尬笑笑:嘿嘿,那是我呀?
再者,父母给下一辈起个轻贱名字,单单考虑了自己的心情和愿望,却未免目光短浅,没有考虑到更下一辈。
老王八有个儿子满贵,和我是同学。到出村跑高小,本来大家都忌讳外村孩子知道自己父亲的名字,满贵就更加忌讳。我们上神泉村一个同学家去玩,那同学的母亲是我们红崖底的闺女,我称呼姑姑。姑姑问起各家大人的名字,问到张满贵这儿,满贵脸红得要破,吭哧半天,说:我爹叫张密先。
姑姑不依不饶的:甚的密先密后的,姑姑可没听说过!你爹到底是叫个甚哩?
满贵最终不辞而别,落荒而逃。
2
中国古来,崇拜四种吉祥灵异神物龙凤龟麟。龙、凤、麟皆是先民虚构想象,其中只有龟是人间世上实有的动物。或曰,古人占卜,灵异莫过蓍草龟甲;又曰,龟鳖长寿而多子。
龟鳖果然长寿,而且多子,人们取了这样的名字,是否也能长寿多子,倒不一定。这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
鳖小子和老王八,兄弟两个,寿命倒也不短,生育情况则正好相反。
鳖小子,我们称呼的时候,省略掉“小子”两字,以示尊敬,叫他是“鳖爷爷”。他的老伴儿,称呼“鳖奶奶”。这个鳖奶奶,比我奶奶年纪略小,白白净净,脚小腰细,生过一个女儿之后,再也不生育。
老王八,我们习惯上要全称呼叫,叫他“老王八爷爷”。他的老伴儿,便是“老王八奶奶”。女人们原本有名有姓,嫁到夫家,按照乡俗习惯,只能随了丈夫名号被人呼叫。
老王八奶奶,脸色偏黑,颧骨高高,最是能生养。人们说她至少生过十六七胎,存活下来的,有两个闺女,六个小子。
老王八夫妇俩名下六个儿子,老大叫爱贵。
爱贵我没有见过,听我父亲说起,早先也到太原脚行干过苦力。一道扛大活的人们都夸赞,那后生最是有力气。扛两只麻袋四百斤,倒背双手上码板,还不误喊一嗓子爬山调。
苦力工,到年关多数会结账回乡过大年。爱贵打工赚了钱,家里也给说下了媳妇。他腊月里回到红崖底,看下日子准备正月里成婚,不巧正赶上抗日边区征兵。老王八儿子多,门下必须出一个兵员。结果,后生被连夜弄到区上当了兵。老百姓觉悟低、怕当兵,然而国难当头,国家终不能都按老百姓的想法来办事。
爱贵参加的是八路军之外的非正规武装。
抗战年代,正规军尚且短缺武器,非正规武装就更加提不起。当年,拿红布包一个笤帚疙瘩混充驳壳枪,绝不是什么笑话。在一次算不得战斗的战斗中,爱贵他们去埋地雷。地雷是那种拉雷,不是踏雷,人要埋伏在附近,等目标踩上地雷,拉动绳子才能引爆。地雷倒是引爆了,边区造的铁壳儿地雷炸成两瓣,冒了一股黑烟。这样武器吓唬鬼子可以,根本没有什么杀伤力。拉响地雷,人们随后钻进庄稼地逃窜。鬼子看见庄禾叶子乱动,从背后放了两枪,结果爱贵就给打成了重伤。据说,还跑出去半里地,终因失血过多,牺牲了。
老王八爷爷名下,二小子叫有贵。有贵上过小学,念一年级的时候已经十七八。在学校军乐队学会了敲大鼓,没有认下几个字。后来辍学务农,放了羊。 老三叫来贵,老四叫满贵。老三来贵比我大六岁,和我大哥宝山一把子,都跟上洋老师学过吹号。高小毕业,下了煤矿。老四满贵,比我大三岁,和我一道跑高小。没有考上中学,“文革”前应征入伍,当了兵。
农家子弟,如果念书念不成,多数只能回乡务农种地。大家有什么途径可以离开农村?只有两条,除了下煤矿,就是当兵。
早年间,老百姓最怕不过下煤窑和当兵。说起这两款,躲之唯恐不及。下煤窑,四疙瘩石头夹着一条命,说法是“埋了没死”。至于当兵,心理上就更害怕。枪子儿不长眼睛,说法是“死了没埋”。
建国后,部队征兵、煤矿招人,任务会下达到村里。一开始,村干部们当成倒霉事情,自家的子弟无论如何不能摊上这号买卖。结果,富农锁爷和富农书璧两家,都有儿子到阳泉国营煤矿当了国家的正式工人。
几年后,老百姓才发现,下煤窑没有那么危险,挣钱却实在不少;而如今当兵不打仗,退伍后还能好赖找下个工作。干部们后悔莫及,再来下手操办,自家子弟偏偏早已过了年龄。
再者,村干部,官不大、权不小,却又不是终身制。“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好事情大家得轮着来。1960年,老王八是队里的饲养员,娃娃们没挨饿。“文革”前,还当上了大队干部,这就安排了来贵、满贵两个半大小子。
他家老五叫喜贵,老六叫锁贵。老王八奶奶生孩子生累了,可是又没办法不生。老农民的词语魔法这时派上了用场,末了生下个儿子取名叫个“锁贵”,指望锁住子宫,再不要生育。结果,这办法还真灵验。事实上,老王八奶奶往后果然就不再生孩子。
我四大娘同样运用此一法术,生下小儿子取名锁山。锁山果然也替老母亲锁上了子宫,成了我们这一辈兄弟当中最后一座山。
乡下俗语,说的多是大白话,大白话又多是微言大义。
比如:“养我的亲,我养的亲;打断骨头连着筋。”
承接上面的话,还有发挥推进:“说起来一样的亲,说到底是往下亲。”
有人进一步具体来解说:“人要往上亲,爹妈死了哭死在坟头,人世上倒没有人啦!”
老王八奶奶孩子多,哪个都是娘的连心肉。到他最小的儿子锁贵都结婚成家了,人们在她跟前也不能提起他的大小子爱贵。万一有谁不小心说起,老人即刻会泪眼婆娑,泣不成声。
3
关于亲兄弟,到底是个什么关系?红崖底的老百姓这样来解说:亲兄弟是一家,分家各过不一家;叔伯兄弟是两家,两服之内还一家。同样是明白如话,微言里边明晓大义。
鳖小子和老王八,虽然早已分家另过,春耕合犋种地、秋收互助打场,一母所生果然是至亲的兄弟。
鳖小子没有儿子,闺女倒是嫁得不远,毕竟是在外村,有自己的家道红尘。老王八当弟弟的,见哥嫂年龄大了,日月显得恓惶,就把二小子有贵过继给了老大。
本家侄儿过继,这种事自古多有。一方面是血缘亲情,侄儿到伯父叔叔名下,孩子小时不受制,伯叔老了有人照料。去世的时候拉灵戴孝,上坟祭祀,香火不断。一方面,地亩产业也就有了继承人。说来是合乎礼仪、利于双方的好事。
不知是怎么耽搁了的,有贵一直没有成家。开头,帮着大伯砍柴挑水的,大娘也经常留下他吃饭。渐渐地,他就在大伯那厢正式上灶开饭了。这么着安排,村人都说不赖。鳖奶奶下世后,有贵干脆搬过来,和大伯睡在一盘炕上,陪老人作伴。
我记事的时候,鳖爷爷就是个驼背。成天劳作,刨闹土地,村里的驼背罗锅子不少,但是像鳖爷爷后来罗锅成那个样儿的不多。
早年,村中老汉大早起来拾粪的不少。村街、河槽、官道上,一只筐子,拎上一个粪叉子,捡拾牲口粪便。捡满了筐子,倒进自家地里。哪天没有收获,也绝不会白耽搁工夫,打些猪草野菜填满筐子。
合作化了,拾粪老汉不多了。鳖爷爷照样天天早起,拾上粪,上到自家的自留地。到后几年,老人的脊背愈加弯弓,脸面冲着地面,面面相觑。他那罗锅上面,扛着一只箩筐,非常稳当。
街上碰见老人,打招呼问讯,老人耳背,要抬头来看说话的人,狠命仰头,同时歪过脖颈,才能勉强认出对方。认出了,呵呵笑笑,白胡子乱颤,没牙的口腔笑出一个空洞来。
鳖爷爷过分老迈,不能上农业社里挣工分了,还是整天去掇弄他的自留地。两口人的几分自留地,不够来贵一个人去耕种照料,老人反正是一天不上地,不能歇心。
土地秋耕过后,犁墒要日晒风呺,土里的害虫之类不易存活。二年开春,下种之前要将地里干硬的土块敲碎,行话叫“打坷垃”。鳖爷爷已經不能长久站立,他挣扎到地里,跪着也要打坷垃。转周打完一片,爬着挪动到另一片。侄儿阻拦不住,弟弟劝说也不灵。
1964年夏天,我高一升高二,奶奶病重去世。幸好赶上暑期,我赶回老家,日夜侍奉,最后陪护了老人家十天。开头几日,还勉强喝点汤水,后来几日,已是粒米不进。背回几听我爹给买的罐头,也喂不进去了。
这一天,鳖爷爷大概也听说了,来家探视我奶奶。老人费劲马趴上了台阶进屋,在里外间的隔扇那儿,极力仰起脸来,看了我奶奶一阵。奶奶已经气息奄奄,几乎不省人事。鳖爷爷没说什么,退了出来。
我送老人到门边,鳖爷爷歪过头,认出了我,白胡子颤动着,不好意思地说:
这娃娃,不知道有点甚稀罕吃的没?你让爷爷尝上一嘴吧!
老人说出口来,我哪里好意思让他尴尬失望。正好有一听给奶奶打开的菠萝罐头,双手捧了敬给鳖爷爷。
那年月,村里人顶多听说过什么罐头,哪有几个见过并且吃过的?就在我家的屋檐下,鳖爷爷将一听罐头吃得精光。胡茬子上汁液淋漓的,吃罢了,老人无限满足地冲我说:
好,好吃!真个好吃哩!爷爷这辈子,吃上这东西,死了也能闭了眼睛啦!
鳖爷爷整日还是那么挣扎着下地劳作。
村人有的说,有贵后生待老人不错,短缺不了他的吃喝,该着歇歇啦! 也有的说,鳖小老汉那么挣扎着动弹动弹,说不定多活几年。要是歇下,恐怕马刻就动弹不了啦!
说什么的都有,也就是些村人闲话。过了不到两年,鳖爷爷到底还是死了。听人说,大早起来,有贵上山放羊走了,鳖爷爷还要下地做活,跌倒在院门口,就爬不起来了。到邻居们起来砍柴挑水的,这才发现不对劲。赶紧呼叫老王八过来察看,鳖爷爷已经断气了。
有贵一辈子没成家,话语不多。有一次我回老家,在村口正碰上有贵赶羊下山回村。我递上纸烟,聊谈了几句。说起鳖爷爷,有贵转述,老人念叨过好几回,说我给他吃过一桶罐头。
前几年,有贵也不在了。有贵去世的时候,老王八夫妇早已下世。他是弟弟们打发的。按乡俗,弟弟们把他埋在了鳖爷爷的脚底。
有贵一辈子没成家,还是按乡俗,弟弟们还张罗着给配了一门阴婚。关于配阴婚,报纸上批判不知道有多少回。老百姓不看报,也不搭理这些说道。你只管说你的,我尽管办我的。
再要往下说,有贵没有后人,打发他的时候,有个侄儿给他顶了门户,当了孝子,拉灵戴帽的,风风光光给他出殡送葬。
大家按古来乡俗办事,而凡是老百姓自愿奉行的乡俗,总是透出浓浓的人情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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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妯娌四个人里,老王八奶奶是最后去世的,老太太活到八十好几。她最小的儿子锁贵,在镇子上读完了戴帽高中,学习成绩不错。赶上改革开放,没有回村种地,在一个戴帽高小当了代教。老王八爷爷门里出了教书先生,村人夸赞,老王八奶奶也乐不可支。
过了两年,锁贵也成了家,找的是一个四川妹子。有那么几年,说是人贩子猖獗,大量贩卖人口,仅我们盂县,就来了上万的川籍姑娘。赵瑜拍摄《内陆九三》纪实片,在我们红崖底也采访摄录了几个四川妹子。这事其实也不好一概而论,具体事情还得具体分析。其中有个让人贩子领上前来盂县相亲的女孩子,面对镜头侃侃而谈:
我是高中生,哪个人贩子能卖得了我?我们老家,妇女们背着孩子插双季稻,就是太辛苦啦!人们也穷,家长要点彩礼,都冇得钱。哪里有盂县好啊?这里,女人们不累,生活蛮好,就是好耍嘛!
有一年回乡,我上老王八奶奶院里,还和锁贵叔的女人聊谈过。我的这位远房小婶名叫刘志英,是非常开通健谈的一个川妹子。三年两年间,总要带上孩子回四川探视父母亲人,家人知道闺女在山西不受罪,日子过得舒心,别无说辞。
老王八奶奶的四儿子满贵,从部队复员后,回到太原灯泡厂当了工人。后几年,还把老婆弄到厂里,变成了城市户口。来贵、喜贵和锁贵,老婆都在红崖底,老王八奶奶帮着照护几个娃娃,含饴弄孙的,其乐融融。
谁也想不到,老太太眼瞻八十,家里又出了那么大的事。
记得是在少年赖宁救火牺牲不久,报纸杂志上大力歌赞“水晶少年”,我们红崖底也出了救火的孩子被烧死的事件。
对于少年救火,我一向表示坚决反对。森林失火,包括其它突发灾变,如果需要救灾扑火,那也应该是有关部门和专职队伍的工作。最低,自愿参加救灾扑火,也应该是有自救能力的成人。英雄主义教育应该有,但不应该推高到无可商榷的地步。特别是,当指挥失当、施工失误造成人员生命和财产重大损失,总会出现用歌赞英雄事迹来掩盖真相、推卸责任的情况,这个其实是不正常的。
我甚至这样说过:不负责任地鼓动小孩子去扑救山火的老师,应该判刑!
不知建国后的教学大纲上是否有这样的条文,小学生应该参加救火?反正我在红崖底读小学的时代,李荣耀老师就带领我们救过火。
我们村,北靠红崖,面向南山。红崖顶上的古柏,村中有乡规民约,不得砍伐。南山更命名为“禁山”,庙院里立有碑石,村人不得砍伐损毁草木。这是古老的、村人代代传承的环保意识。如果禁山突发山火,村民当然要积极扑救。
那一回,有个老汉在南禁山根底的自留地焚烧秸秆,不小心引发了山火。李老师高呼口号,带领我们冲往失火现场。山林失火,那场面真个极其骇人。风助火势、火趁风威,烈焰腾空,热浪逼人。我们根本就到不了近前。
待民兵和大人们终于扑灭了山火,我们这些小学生根本没有起到一丁点作用。李老师布置下题目来,要求三四年级学生,人人都要写作文,要写出英雄主义,写出爱国家爱集体的进步思想。小孩子们只好憋破脑瓜来编造,自己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过了三十年,南禁山的树木长得更大了。还是在南禁山,有人上坟烧纸,引发了山火。那时,节制生育还没有显出后来的效果,村里娃娃们还不少,红崖底小学扩大成了戴帽初中,沟里张家庄、田家庄的孩子們也来读书。山林失火,学校老师又是高呼口号,带领孩子们去参加救火。娃娃们吓得目瞪口呆,远远在山根这里傻看。谁料一股邪风乱吹,火舌翻卷,从山坡上倒卷而下,把两个孩子给卷了进去。
其中一个孩子,就是来贵的女儿、老王八奶奶的孙女。
等到人们找见那两个孩子的尸体,说来惨烈无比,小娃娃给烧成了焦炭,尸身都撮不满一簸箕。
把孩子的尸体弄回来,爹妈大哭失声,疯了一般。没有人注意回避老太太,老王八奶奶从屋里扑出院里来,见了那场面,一下子直僵僵挺在院心,昏死过去……
老辈兄弟妯娌四个人,老王八奶奶最后下世。
村人这么议论:四十年前,她的大儿子爱贵打鬼子死于无常,老太太说起来就哭,哭了四十年。四十年后,她的一个小孙女因为救火又死于无常,老人家摊上的这叫什么事儿哪?
议论,也仅只是议论罢了。
海棠花的养子叫矮脚虎
1
海棠花,是我的一个远房堂嫂。“海棠花”,开初我以为是她的绰号,后来明确了是她的名字。
乡下草民,惯好给人起绰号,男女都不例外。比方,红崖底村有几个名声响亮的风流漂亮女人,村人送号叫什么“海马”“鸭梨”之类。关于“鸭梨”,村里还流传着一首与她有关的民谣。那民谣运用了比兴之法,比兴切合实际情形,浑然天成。 晴着阳婆下大雨,
鸭梨嫁到红崖底。
二喜子赶车赶得快,
差点儿把鸭梨甩球坏!
半大小子念书不成,学这个一听就会。当街念叨,觉着有趣,而且隐隐感到了什么暧昧的味道。只是,看见了鸭梨本人,即刻闭嘴。
这个女人,住在我家房后。丈夫田姓,我们按爷爷辈称呼。寻常与那位奶奶照面,不由端详。鸭梨形状脸庞,十分白净。于是觉得那个绰号取得好生贴切。
海棠花,那堂嫂的名字倒是好听,可是又想,连着姓氏称呼,恐怕有几分拗口。不过,这也是我的多余担忧。村人的名字叫做“不稀罕”“狗不看”“老王八”“五反臭”之类的挺多,称呼的时候,谁还带什么姓氏。
海棠花的男人,大名叫二耧,是耧元的弟弟。耧元、二耧兄弟两个都是富农成分。二耧的年龄比我父亲还大些,但辈分小,称呼我父亲叔叔。我自然是称呼他“二耧哥”。
富裕人家,子弟们订亲早,结婚早,得子也早。寒门小户,后生们且要打短工、扛长工,好不容易积攒下些银圆,才能说到娶媳妇的事儿。穷家这里刚刚三辈人,富户那厢已经有了四辈。如此一来,富户们的辈分就越来越小。过年的时候,拜年磕头,地主富农一个劲叫贫下中农“爷爷”。
据说,风流女人往往生养不多。有的年轻时候生过一个娃娃后,再也不开怀;有的干脆不生,求神拜佛也没用。老百姓的说法,是经过的男人太多,冷了经脉啦。是不是这样?反正我们村子里,大致情形如此。
海棠花是否风流,对此我不很确定,我只知道她确实不曾生养。后来,两口子就过继了本家的一个孩子来顶门立户。
这种情形,在乡下也极其常见。二耧两口子过继的这个孩子,名叫“爱彦”。和我同岁,我们是起小极好的玩伴。他见了我父亲,要称呼“爷爷”。按说,该着称我“叔叔”,可是我们同年仿纪的,一向是以“伙计”相称。村里娃娃口中的“伙计”,就是常说的“朋友”,有点接近“铁哥儿”。
到我跑高小念书的时候,本家哥哥张顽闲比我高一级,本家侄儿张爱彦比我低一级,我们三个往来最是密切。那时,我们都看过了《水浒》,照搬书上人物,相互取了外号。顽闲爱说话,磨叨啰嗦、东拉西扯的,对这样情形,老百姓口语形容是磨磨叽叽。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听音附会,我们叫了顽闲个“摸着天”。爱彦短小精干的,叫了他个“矮脚虎”。我小时脸型圆胖,生来性格鲁莽,叫了我一个“花和尚”。这二位称呼我,还往往特别简称为“老花”。
前些年,顽闲去世了。我回到村里,只剩下爱彦老伙计还偶尔叫我一声“老花”。年轻人不知道我们之间的秘密,自是莫名其妙。矮脚虎与花和尚相视一笑,且不待给后生家们去解释。
2
红崖底村,一条东西走向的干河槽将村庄劈成两半。河槽以南,也有几十幢院落。爱彦家,是个四合大院,坐南朝北,南房做了上房。当院有一棵全村最大的柰子树,浓荫匝地。那柰子树,有几个树枝嫁接了小果子。到瓜果成熟节令,柰子青黄,小果子花红,看着喜人。
爱彦寻常邀请我上他家去玩,我也乐得前去,心里惦记那院里的水果。爱彦明白我的心思,每次都会随手摘了果子供我品尝。
这个院子里,上房住着张富和一家。爱彦家,占着西房和两间正房。院里那棵柰子树,是上房那家的产业。但上房张富和,如今是爱彦的堂伯父,原本却是爱彦的生父。这个爱彦,一个院里两家走动,这厢有养母疼爱,那厢有生母呵护,于是有着超乎常人的幸福童年。
我和爱彦的母亲,也就是堂嫂海棠花近距离接触,是因为“六一节”做手工。
小学生年满九岁,可以加入少先隊,戴红领巾。村里人自古没见过这个,大人们看着稀罕,娃娃们也觉得新鲜。每年六一节,有新队员入队的时候,仪式极其庄严。我们小学的军乐队,洋鼓洋号要吹奏表演,村人纷纷前来围观看热闹。大孩子老队员给新队员们佩戴红领巾,新队员学着举手行礼,大伙儿还要集体高唱少年先锋队的队歌。
当年的队歌,郭沫若作词,词义明白如话,曲调也相当和谐入耳。
我记得的歌词是这样的: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六一节那天,学生们都要按照老师的要求,交上自己制作的手工作品。平常根本没有过什么手工教学,这时突然要娃娃们拿出手工作品,于是人人作难犯愁。
回家诉说,奶奶不知道人家到底要什么。大伯帮我拿纸剪了一个九连环,交上去充数。剪纸上有折痕,老师随便就破解了,把那手工毫不客气给我扔回来。
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好伙计爱彦慨然相助,请他母亲出马帮我俩一道制作手工。
我们村古来有老百姓开挖的池塘,乡俗叫做麻池。大概原本是为着沤皮麻所用。但靠近村子的大麻池,却从来不许沤麻,聚集起雨水了,用来供牛羊夏日饮用。麻池里有河泥,小孩子寻常挖出河泥来玩耍。嫂子海棠花,制作手工,用的正是河泥。
我和爱彦挖回河泥,就在他家的西房屋檐下,海棠花给我们制作手工作品。她用泥巴制作的是一对小狮子,行话应该叫泥塑。她的作品绝对超乎我的期望,那狮子塑得玲珑小巧,憨态可掬。剪刀休整之下,狮子耳朵耸立,鬣毛卷曲;在狮子的脖颈那儿,还有项圈,项圈上是用小泥球做的铃铛。做好之后,放到房间里阴干。她的作品,我后来回想,即便放置在正牌工艺品的序列中,也毫不逊色。一个乡下女人,如何就有了那样的技艺,不得而知。也许,那是源自于年节之际农家做面点的厨艺吧。
在她制作这件工艺品的过程中,她坐在房檐下的石质台阶上,我就紧挨在她的身边。一边看她团弄那些泥巴,一边不由去看她。她的年龄该有三十出头了,脸色红润,眼睫毛长长,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在一个小男孩的眼里,觉得她十分耐看。忽然联想到她的名字,觉得她就应该叫个“海棠花”。 一对泥塑小狮子,作为我和爱彦共同制作的手工,交到班上,老师很满意。六一节那天陈列出来,引动了许多人赞叹的目光。
当然,我和爱彦也就顺利地入了少先队。
3
节制生育政策推行以来,出现了一个独生子女问题。
我的小学同学爱彦,是过继别家的孩子,应该是个加料的独生子。在他身上,是不是有个娇生惯养的问题?这个问题,当年似乎并不存在,所以也没有引起过我的思考。
山村农家,有“男娃娃不白吃十年饭”的说法。比如我,从小在奶奶跟前长大,六岁就跟上大哥上山学着砍柴。奶奶说,你爹五岁上,就和哥哥们去山上舁水哩!家乡话,两人抬东西,不叫“抬”,叫“舁”。而且,奶奶说的五岁,是五虚岁。
这个事,父亲给我说起过。有一年缺水,五伯八岁,我爹五岁,两人进田家庄的大井沟去舁水。抬不动了,歇一歇。六七里地,父亲记得清楚,歇了十三歇。途中路过张家庄,有人逗乐子:
六子,你这是吃了奶来舁水的吧?
父亲认真回答:
我家七子吃奶哩,我早就不吃奶啦!
按奶奶的说法,我六岁上山,还是给我放宽了尺度。
爱彦和我同岁,和我一样,早早上山下地,打草砍柴。要说有什么差别,就是他脖子上戴过锁圈,并且留着一个与众不同的发型。
乡下孩子,有个十二岁“开锁”的仪式。但在此之前,出生三天或者满月,一定有过一个“上锁”的仪式。在那仪式上,要请一个多子多福的老太太来,念叨一些吉祥祝福话语,同时将银锁或者铜锁,系于红头绳,给那孩子挂在脖子上,这便象征把那娃娃的生命牢牢锁定。同时,家里做糕请客,格外要请到家长族长,把那孩子的名号登录家谱。整个活动,是为“上锁”。
个别人家,巴望孩子长命,上锁时候的锁,要长年累月挂在那孩子的脖子上。用红布,里边絮上棉花,做成指头粗细的条状,围拢成圆形,端头有个锁子,这样一个红布圈子,驴脖套似的挂上脖子。跑动的时候,小锁上的铃铛丁零响动。
爱彦小时候,脖子上就有这么一个玩意儿。这东西,哪里能有保障长寿那么神奇的功能。在我看来,就是孩子们打架的时候,那玩意儿像是外国男人的领带,被人薅住,方便挨揍。
当然,我和爱彦是好伙计,从来没有打过架。我们杠过拳头,翻过手腕,他的拳头更硬些,而我的腕力稍大些。
除了那个脖套,爱彦还有一个怪异发型。
从我记事,乡间农家男孩子,一般都是剃一颗马鬃鬃头。头颅前面香烟盒大小那一撮头发,叫做“前毛儿”。在剃这样发型的时候,前毛儿要抓起来,将底下挖剃干净。这样,脑瓜铮光,跑起来前毛儿啪啪响,扇起一股小风,十分凉快。奶奶的说法是“头凉不生病”。
有的男孩,前毛儿之外,在后脖梗那里,也要留存一撮毛发,名曰“舅舅毛”。须得在老爷舅舅家剃制了,取“救救”的谐音。其实这也是一种心理魔法,巴望能护佑孩子健康长命。
最特殊的,就是男孩子要剃一颗姑子头。
所谓姑子,是指尼姑。早年的小人书上,画到尼姑的时候,还能看见那种发型。尼姑不是姑娘媳妇,当然不能满头乌云。但也不是和尚,不能像当今寺庙里的尼姑,完全剃成光头。那发型,是在脑袋顶部,画出大约直径三寸的一个圆圈。圆圈内,头发完全剃光;圆圈外,头发也要剃光。在那圆圈痕迹部位,留着薄薄一圈些许头发,这些头发,还要剪短,只有一寸来长。
这么说吧,留前毛儿的男孩,跑起来是脑袋前端一撮头发扇动,姑子头跑起来,是一圈儿头发扇动。
给男孩子专门剃一颗怪哉姑子頭,这又是乡下老百姓常用常新、自欺欺人的心理“魔法”。一个男儿,将其搞得如此轻贱,神仙鬼怪就不会那么看重,甚至毫不留意,如此,岂不可以远离鬼祟、百病不生,乃至长命百岁吗?
爱彦留着一颗姑子头,一直留到初小毕业。
4
1959年,我升到六年级,爱彦在神泉完小读了五年级。上个学年,我和高我一年级的好伙计“摸着天”一道跑高小;这一学年,又能和另一个好伙计“矮脚虎”一道跑高小。我的心情简直好极了。
然而,这样的好心情,没有保持多久。或者说,如此卑微的一点好心情,无法抵偿随后而来的坏消息。
1959年接近年底,公共食堂解散。当年收秋打下的粮食,食堂吃掉大部分,剩下的,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一人一天平均二两多粮食,勉强支撑着过了年,就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
有的人家,比如典型的贫下中农,总觉得赶上了好时候。好吃懒做,没有土地,土改就分到了土地;分到土地还是好吃懒做,没几年又穷得一塌糊涂。这就搞起了合作化,混在生产队里,和别人一样挣工分。别家省吃俭用的,日子勉强维持,这类户头儿,放开肚子吃。没有粮食啦,上农业社呐喊呼叫,喊穷喊饿:新社会,农业社,八路军不能饿死穷人!结果还得吃救济。正没办法,搞开了食堂化。好家伙,共产主义的天堂,原来就在眼前。于是,敲上砂锅,兴高采烈上食堂去打饭。
食堂一朝解散,这些人即刻傻了眼。刚刚过罢年,家里就断了顿。我们村最早浮肿的,饿死的,主要是这些人。
另一些户头,所谓本分人家,哪里能这样过日子。比如我奶奶,分下粮食来,一人一天二两五,老人家从头一天就开始按这个标准来安排伙食。整天挨饿,饿得要命,但也不能只管个把月吃饱,然后断顿,等着活活饿死。
开始办食堂的时候,村干部带领民兵,半夜时分到各家各户起粮食。那叫挖地三尺,粒米不留。有的人家,老人有病、孩子上火,小枕头里包几升绿豆,这个也不行。撕开枕头,全部拿走。
我们家,前些年存下一囤粗糠。原本是喂牲口的,牲口入了农业社,粗糠就存下了。
所谓粗糠,是相对细糠而言。谷子,要经过碾压去皮加工,才能变成小米。小小一个米粒,有两层外壳。外面的就是粗糠,里面的是一层细糠。细糠,搅和些玉米,一块磨成面,蒸了干粮人吃。粗糠过分粗粝,用来喂猪喂羊。 奶奶存着这些粗糠,放了几年,都腐坏霉变了。大伯曾经要倒了垃圾,奶奶不许。老人家活了七十多,穷苦日月过得怕怕。生怕万一遇上什么年馑,粗糠也是好的。
入食堂的时候,一囤粗糠发了霉,民兵们扇扇鼻子,没有扛走。这般时分,成了我们家的救命吃食。
我记事年头,合作化之前,农民日子好过些,但在红崖底,好多人家还是要吃糠。农闲时节,玉米里掺些糠来食用。村子里竟然还有这样的民谚流传:三天不吃糠,肚里没主张。
对此,我曾经发出过一个小孩子的疑问:
一升玉米,磨成面,能拍四个饼子。搅和一升糠,出了面,能多拍半个饼子。咱们少吃一口不成吗?只图多吃半拉饼子,为什么非要把好吃的玉米面饼子,搞成难以下咽的糠饼子呢?
奶奶看看我,解释道:
好我的娃子哩!做成糠饼子,可不是为了多吃,是为了少吃。糠饼子难吃,咱们不就少吃啦?粮食不就省下啦?
老百姓吃糠,一升玉米配一升糠,叫做“一兑一”;一升玉米配三升糠,叫做“一兑三”。一兑三,差不多就是极限了。再多,团弄不成形状,无法制作。我家的一囤霉变粗糠,奶奶下了饭谱,就来了个一兑三。怎么说呢,那是太难吃啦!“文革”当中,盛行忆苦思甜,搞出些糠面菜团子,说是忆苦饭。我在学校和部队,吃过不止一顿忆苦饭。比起我奶奶的糠饼子,那简直就是美餐。
我家的糠饼子,不仅粗粝,不仅难以下咽,不仅食用之后难以大便,而且霉味扑鼻,让人作呕反胃。
我们跑校读书,到神泉完小有七里地。早上,喝了两碗稀汤,不等出村就饿了。或者,连着几个月,一直就没有过饱的感觉。几乎每个同学,在跑校路上,饥饿难忍,由人不得,要去尝一尝中午的干粮。一尝再尝,还不曾到校,干粮就被尝完蛋了。
后来一段,我们只好逃学,想办法来填肚子。背上书包,从红崖底走出来,装样子是去上学。半路上,寻找柳絮榆钱儿,一把一把捋下来生吃。路边有各种野生的灌木,有的长出花蕾来,我们就摘着吃,蹲在几棵灌木跟前,吃得满嘴花瓣汤汁。再后来,社里种的小麦开始秀穗了,我们闯进地里去揉那发青的麦穗,揉下麦粒,还是一泡水儿,好歹一嚼,生吞活咽下去。
有一次,记忆深刻。我和爱彦相跟着,刚刚出村,就把手伸进书包,开始尝干粮。突然,几乎不约而同,我俩生出一个念头,想换着吃一回干粮,看看是什么光景。
在村人的评价上,我奶奶是一个最会过日子的老太太。而在我的心目中,爱彦的母亲海棠花是一个极为精干的女人。我和爱彦要换着吃干粮,无形中还有一点具体考察对方家道底细、烹饪水准的意味。
我家的糠饼子,是什么状况,我心里当然清楚。一兑三的配方,配上的还是霉变的粗糠,我的真实念头是乐意和任何一位同学交换干粮。而爱彦拿出干粮,我稍稍一瞥,就生出了强烈的食欲。
他家的糠饼子,首先颜色就喜人。金黄的玉米面,配上不曾霉变的粗糠,糠皮本来也是金黄色,整个饼子的色泽就极为诱人。再者,海棠花何许样人,饼子拍得厚薄适中,烤制也下够了功夫。慢火烧烤,饼子两面铜钱厚的表皮,烤得酥脆焦黄,里边又暄又软。
我这里大口吃着饼子,睒眼去看爱彦。爱彦拿到我的饼子,光看外观,先就一愣,灰黑晦暗,不成颜色。掰开来,没有开吃,味道已是呛鼻子。下口去吃,不知口感如何,爱彦同学已是一脸苦相。
饼子吃到一半,我俩同时停了下来。
我去看爱彦,爱彦苦着脸,快要呕吐,拼命忍住了。仿佛让好伙计上了我的当,我心里生出了几分恶作剧的快意,同时又有几分对不住朋友的歉疚。然而,爱彦并没有埋怨我,竟然也来看我的反应。
我这里,也遇到了从未体验过的吃饼问题。我的舌头尖端和上下牙的牙龈,针扎一般,疼痛难忍。
原来,我家的饼子,材料是霉变的粗糠,糠皮霉变,反而磨得细细。虽则难吃,但不影响咀嚼。爱彦家的饼子,材料也是粗糠,而粗糠石碾石磨无法彻底粉碎。海棠花磨面过罗,用的是细罗。粗糠只有磨成眉毛那样细,才能通过罗眼儿。于是,粗糠都变成了针尖似的糠刺。
牙龈疼痛好生剧烈,我放下饼子,伸指头去摸,牙龈上密密麻麻扎满了糠刺。这一摸,触动糠刺,就愈加疼痛。
爱彦在那里一脸的坏笑。他上了我的当,然而也绝对回敬了我一当。好像《说唐》里的“三鞭换两锏”,秦琼和尉迟恭二位打了个平手。黄天霸的金镖遇上肖桂兰的袖箭,暗器较量,半斤八两。
我停下来,咧开嘴,让他帮着我去拔那些蜂蜇似的糠刺。舞弄好半天,方才处置了那些绝门暗器。
从那以后,我俩再也没有交换过干粮。各人的干粮,各人自有对付的办法。
我家的糠饼子霉变呛鼻,屏住气吃它就是。爱彦家的糠饼子糠刺厉害,小心去吃,用门牙切割,尽量不让糠刺插进牙床就是。
至于吃了粗糠,大便极其困难,这倒是有所有人通用的验方秘诀。拿柴火棍儿去掏,实在不行,拿指头去抠就是了。
事实证明,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活人也不能被屎取了性命。
我至今还活着,老伙计爱彦也活着。
5
1966年,爱彦虚岁二十,结婚成家。父母亲提前张罗,给他找了本村于林子家的二闺女。于林的老婆能生,一气儿生了七八个闺女。爱彦固然成分高,家境到底比女方好得多。双方各取所需便了。
爱彦结婚之后,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身为农民,日月原本艰难,脑袋上又顶上了富农子女的帽子,其苦恼可想而知。我回村的时候,作为相好伙计,他还和我私下说起,想要和二耧这面脱离关系,认回生父富和那面以便改回中农成分。爱彦对养父养母非常孝顺,迫于压力,竟然生出这般主意,说来令人惨然。
这样主张,最终他也只是动了心思说说而已。
爱彦是村里公认的能人之一。各种农活之外,编箩筐、缚笤帚是好把式,他还自学了一套石匠手艺。养父养母年龄大了,一家大小全凭他一个人扑闹光景。相比而言,他家的日子过得比常人还略强些。赶上改革开放,手头活套了许多,爱彦培养几个孩子都高中毕业。大闺女还考上了一家专科学校,回到县城找上了工作。
前些年,他的生父生母、养父养母相继去世,爱彦一概拉灵戴帽,恪尽孝道。
生在穷山沟,当了一辈子农民,又能怎么样呢?上头养活敬奉、最终打发了老人,下头养活大儿女,尽心竭力辅佐他们成家立业,说来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祖祖辈辈的事业。
两年前,我回老家给先父先母举行立碑揭幕仪式,请动全村老少看戏吃席,当年一块念书跑校耍大的伙计们,另外还多请了一顿。
席间,和老伙计爱彦坐在一桌,特别提起当年我们换着吃干粮的事儿。当说到我家的霉糠饼子和他家的糠刺饼子,霎时间,仿佛霉糠刺鼻、糠刺又扎疼了牙龈。岂知时光流逝,已然过去了六十年一个甲子。
【作者简介】張石山,1947 年生,山西盂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小说集 《镢柄韩宝山》 《单身汉的乐趣》《母系家谱》《神主牌楼》等,民俗专著《洪荒的太息》《礼失求诸野》,电视剧本《兄弟如手足》 《吕梁英雄传》 《晋文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