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可以知兴替。翻看“蒋家王朝”从中兴到末路的通俗演义,对时下如何“反腐倡廉”很有借鉴意义。蒋介石先生于1949年1月21日上演“引退”的一幕大戏后,在次日的日记中有一段内心独白:“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持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得不为之失败!”
　　从大历史的视角看蒋先生这段颇有哲理的文字,应该说还是很深刻的。只是需要对“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作一个简要注释。国民党自从建立独裁统治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与陈果夫之“四大家族”,联袂利用手中的权力,鱼肉百姓,敲骨吸髓。“四大家族”为了聚财,横征暴敛,滥发纸币,投机倒把,贪赃枉法,吞噬掠夺人民的财富,看似打造了“蒋家王朝”的经济基础,实际上是自掘坟墓。诵读经书的蒋中正先生自然懂得“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的道理,可是“利益集团”的贪婪使之无法也根本不会去践行这一治国良言。利令智昏,是一切贪腐者无法遏制的病态情结。1948年,在“国民政府”为挽救经济崩溃而提出“改革币制”的前夕,宋子文凭借“广东省府主席”的要职和权力,在广州大量套购港币,中饱私囊,一夜间成为腰缠万贯、富可敌国的大富豪。事发后,“国民政府”装模作样地“质询”一番,也就不了了之。“高官竟然以身试法,县衙则可想而知”。蒋中正先生难道不懂“载舟覆舟”的古训吗?利益使然,贪婪难遏,无法自拔。
　　其实,再往前推一年即1947年,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期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贪官横行,奸商成群”,蒋家王“全靠印刷机来补亏空”。此时的蒋介石为保“蒋家王朝”,派出太子蒋经国亲征上海,实行经济管制。是年的蒋经国先生年轻气盛,出于一腔爱国之情,笃定“布尔什维克”的决心,选拔12339名青年,组成20个大队,浩浩荡荡入驻上海滩,提出了“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果不其然取得效果。在“有条(金条)有理,无法(法币)无天”的上海滩,蒋经国成为反贪英雄,被喻为“雍正皇帝”!正当经过先生抓住一条“大老虎”,即“扬子案”的主角时,“历史铁律”再一次嘲弄了这位“英雄”。原来这位“大老虎”正是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宋美龄又在扬子公司有股份。蒋介石经不住宋美龄的枕边软语,最后决定撤销“扬子案”,网开一面,放走“大老虎”。羁押的巨商大贾纷纷出狱,经济形势越发不可收拾,终于走向崩溃。蒋经国先生也只好遵父命,躲到杭州去自省,读《曾文公家书》和《中国之命运》去了。不过,上海的“打虎遗恨”却也让蒋经国先生浪得一世“英名”。多年后,经国先生总结国民党失败的教训时,得出一个结论——“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导致其800万军队的全面崩溃,是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也是国民党自己打倒了自己。”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一以贯之地把“惩治腐败”,放诸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小平同志曾放出重话——“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这位洞察世情、国情和党情的“中国人民的儿子”,洞若观火,在1992年春天的南巡讲话中,还谆谆告诫全党,“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胡锦涛总书记贯彻科学发展观,“查找问题问民意,改进发展听民声”,得到全党的拥护和广大人民的欢迎,只要“领导干部带头,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做起”,中国就一定可以避免腐败!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我们充满自信,定然能走出这“历史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