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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下滑趋势正在形成，我们仍要从“负”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仍然不可掉以轻心。宏观经济政策只是作一些短期关系的调整，解决总供求关系中一些不协调的问题，而根本的任务是要从制度上加以调整。
30年的中国改革仅仅是投入产生的结果还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经济学家樊纲公布的一项已经完成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确实不仅仅是要素投入的结果，经济效率的提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樊纲说，用经济学上计量的方法来研究究竟哪些因素对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作出贡献，能为看清今后的发展提供帮助。从这个研究也可以进一步分析哪些因素在今后还会不会存在，它的贡献还会不会持续，哪些贡献可能会少一点，哪些贡献多一点。希望用定量的方法来论证，中国经济是不是还能继续增长，或者高增长能否保持10年、20年、30年。
效率提高是重要因素
樊纲指出，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确实不仅仅是要素投入的结果，经济效率的提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樊纲说，用2005年的GDP和各方面的数据分析表明，过去平均每年9％～10％的增长速度中，要素投入占主要部分。在全部增长速度中，1979年到1988年占6.7％，1989年到1998年占5.16％，1999年到2005年占5.36％，要素投入占60％左右的增长。但是，生产力的提高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因素。扣除投入的贡献之后的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幅度，上世纪90年代大概有4.4％左右，到了1999年以后仍然有3.7％左右。“应该说是相当高、相当大的一个贡献”。
行政成本对经济产生负效果
进一步分析每年为什么会有4％左右增长，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是什么导致它增长?樊纲认为大概有这么几个因素。
首先是市场化改革的贡献显著。这主要体现在产权关系的变化中。主要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占整个经济中的比重的变化。在上世纪70、80年代，就有很大的贡献。到了上世纪90年代，民营经济的贡献最大，有将近一个百分点的贡献。到了1999年以后，这个要素有所减弱，但是仍然是起作用的。
其次就是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这不等于人力资本，是教育进步之后我们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提高了所产生的效果。
然后是城市化、基础设施，这两个因素在这几年起的作用非常大。
基础设施建设在过去20年，应该说是上世纪80年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每年是2.5％左右，为最高峰，到了90年代以及2000年以后，总的增长的贡献也在1％～2％之间。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解释了我们现在的很多现象。
樊纲认为，和印度相比，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是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的条件。而且当我们打破了很多瓶颈后，当城市化打破了过去分散的农村工业化、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模式之后，效率的改进，使基础设施利用率提高。效率的改进，对于我们经济增长的促进是非常大的。
外资也有一个外溢效应。虽然这个因素这些年是下降的，国内的投资是在增长，但不等于说外资不起正的作用。外贸的增长，也有大量的外溢效应，对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很大的效果。
最后两项因素，其一是政府的行政成本，最近这些年它对经济产生很大的负效果。这两年，政府收入是提高了，政府行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提高，但政府作为一个负担在经济中所起的负作用也在加强。樊纲说。“这就是为什么要进行政府改革。”
还有一个因素是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主要是储蓄和消费的比例，我们储蓄的比例占GDP的50％是严重失衡的一种经济结构。
在以上这些因素中，有改革的因素、制度的因素，包括市场化、政府改革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分析这些因素，我想可以使我们一方面对过去的很多问题给予解释，另一方面对我们的未来如何发展，能不能发展，给出一种判断。”樊纲说。
出现问题不是改革造成的
应该说改革确实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而且这个贡献是持续的。一开始是释放效应，体制的释放效应特别大，后来尽管很多东西都在起作用，但它仍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樊纲认为，中国是一个转轨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阶段出现一些问题并不是改革造成的。改革是发展的因素，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会出现新问题，这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改革产生的问题。比如，收入分配等等一些所谓不和谐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改革还没有到位的问题，而不是改革改出来的问题。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在一定意义上首先是因为我们过去过度的平等，而且是过度的贫穷的平等，或者叫平等的贫穷，从平等的贫穷走出来自然差距有所拉大。
樊纲说，比较西方的发展过程，我们的工业化过程仅走了一半。我们不能把这个阶段以后的那些变化应用到这个阶段。很多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也要随着这个工业化进程而逐步发展，而不能将工业化进程以后的福利制度应用到工业化进程当中来。
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式改革的道路，新制度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随着工业化、市场化进程逐步发展的过程。现在我们面临着新的改革，只有进行改革才能够去解决目前的许多问题。经济方面的改革也远远没有结束。我们现在暴露出的很多问题，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完善、还没有完成，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解决。
樊纲认为，所有的因素，包括前面讲的，包括资本因素，今后20年基本还在，有些弱一点但是有些更强一点，有些需要我们加强它才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改革还在初级阶段
“劳动力要素，在今后一二十年显然会弱下去，我尽管不同意说中国马上会出现劳动力短缺，中国的劳动力问题已经转移、问题都解决了等这些说法，但是这个因素显然将来会弱下去。但是你仔细看看，其他的很多因素会强起来，比如科研投入、企业创新、人力投入等。过去20、30年我们开始搞教育、搞研发，当企业还没有走在前沿的时候，整个科研水平还是很落后的时候，很多企业不能有很多的创新，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阶段。当你跨越这个阶段，当你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几十年的教育、科研投入下去以后，逐步会产生后果。因此，像这样的一些因素，以及城市化的因素，在今后会起更大的作用，它们会支撑经济的增长。
宏观政策调整短期关系
谈到当前经济，樊纲认为，在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下滑趋势正在形成，我们仍要从“负”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樊纲认为，潜在压力在于我们的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都需要逐步调整，跟国际接轨，消除扭曲。能源、粮食都是不可缺的必需品，如果价格上涨的话，对通货膨胀是有压力的。
樊纲说，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不可避免，包括对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体制改革政策、财政政策等的调整，以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他认为，货币政策还是难以放松，还将是紧缩的，但可在结构上调整，提高流动性；财政政策方面，还没到需要以大规模固定投资来拉动内需的地步，但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转移支付都是有可能的；汇率政策相信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人民币稳步升值的趋势不会改变。樊纲同时强调，调整是必需的，但调整有一个防止调整过度的问题，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我们是有历史教训的。宏观政策就应该是短期的多变的政策，根据供求关系来变化。政策调整的效果也有一个滞后期，现在的调控不是解决明年的问题，而是要保证20lO年、2011年甚至更长时间后的经济增长。
30年的中国改革仅仅是投入产生的结果还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经济学家樊纲公布的一项已经完成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确实不仅仅是要素投入的结果，经济效率的提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樊纲说，用经济学上计量的方法来研究究竟哪些因素对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作出贡献，能为看清今后的发展提供帮助。从这个研究也可以进一步分析哪些因素在今后还会不会存在，它的贡献还会不会持续，哪些贡献可能会少一点，哪些贡献多一点。希望用定量的方法来论证，中国经济是不是还能继续增长，或者高增长能否保持10年、20年、30年。
效率提高是重要因素
樊纲指出，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确实不仅仅是要素投入的结果，经济效率的提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樊纲说，用2005年的GDP和各方面的数据分析表明，过去平均每年9％～10％的增长速度中，要素投入占主要部分。在全部增长速度中，1979年到1988年占6.7％，1989年到1998年占5.16％，1999年到2005年占5.36％，要素投入占60％左右的增长。但是，生产力的提高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因素。扣除投入的贡献之后的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幅度，上世纪90年代大概有4.4％左右，到了1999年以后仍然有3.7％左右。“应该说是相当高、相当大的一个贡献”。
行政成本对经济产生负效果
进一步分析每年为什么会有4％左右增长，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是什么导致它增长?樊纲认为大概有这么几个因素。
首先是市场化改革的贡献显著。这主要体现在产权关系的变化中。主要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占整个经济中的比重的变化。在上世纪70、80年代，就有很大的贡献。到了上世纪90年代，民营经济的贡献最大，有将近一个百分点的贡献。到了1999年以后，这个要素有所减弱，但是仍然是起作用的。
其次就是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这不等于人力资本，是教育进步之后我们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提高了所产生的效果。
然后是城市化、基础设施，这两个因素在这几年起的作用非常大。
基础设施建设在过去20年，应该说是上世纪80年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每年是2.5％左右，为最高峰，到了90年代以及2000年以后，总的增长的贡献也在1％～2％之间。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解释了我们现在的很多现象。
樊纲认为，和印度相比，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是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的条件。而且当我们打破了很多瓶颈后，当城市化打破了过去分散的农村工业化、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模式之后，效率的改进，使基础设施利用率提高。效率的改进，对于我们经济增长的促进是非常大的。
外资也有一个外溢效应。虽然这个因素这些年是下降的，国内的投资是在增长，但不等于说外资不起正的作用。外贸的增长，也有大量的外溢效应，对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很大的效果。
最后两项因素，其一是政府的行政成本，最近这些年它对经济产生很大的负效果。这两年，政府收入是提高了，政府行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提高，但政府作为一个负担在经济中所起的负作用也在加强。樊纲说。“这就是为什么要进行政府改革。”
还有一个因素是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主要是储蓄和消费的比例，我们储蓄的比例占GDP的50％是严重失衡的一种经济结构。
在以上这些因素中，有改革的因素、制度的因素，包括市场化、政府改革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分析这些因素，我想可以使我们一方面对过去的很多问题给予解释，另一方面对我们的未来如何发展，能不能发展，给出一种判断。”樊纲说。
出现问题不是改革造成的
应该说改革确实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而且这个贡献是持续的。一开始是释放效应，体制的释放效应特别大，后来尽管很多东西都在起作用，但它仍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樊纲认为，中国是一个转轨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阶段出现一些问题并不是改革造成的。改革是发展的因素，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会出现新问题，这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改革产生的问题。比如，收入分配等等一些所谓不和谐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改革还没有到位的问题，而不是改革改出来的问题。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在一定意义上首先是因为我们过去过度的平等，而且是过度的贫穷的平等，或者叫平等的贫穷，从平等的贫穷走出来自然差距有所拉大。
樊纲说，比较西方的发展过程，我们的工业化过程仅走了一半。我们不能把这个阶段以后的那些变化应用到这个阶段。很多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也要随着这个工业化进程而逐步发展，而不能将工业化进程以后的福利制度应用到工业化进程当中来。
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式改革的道路，新制度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随着工业化、市场化进程逐步发展的过程。现在我们面临着新的改革，只有进行改革才能够去解决目前的许多问题。经济方面的改革也远远没有结束。我们现在暴露出的很多问题，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完善、还没有完成，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解决。
樊纲认为，所有的因素，包括前面讲的，包括资本因素，今后20年基本还在，有些弱一点但是有些更强一点，有些需要我们加强它才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改革还在初级阶段
“劳动力要素，在今后一二十年显然会弱下去，我尽管不同意说中国马上会出现劳动力短缺，中国的劳动力问题已经转移、问题都解决了等这些说法，但是这个因素显然将来会弱下去。但是你仔细看看，其他的很多因素会强起来，比如科研投入、企业创新、人力投入等。过去20、30年我们开始搞教育、搞研发，当企业还没有走在前沿的时候，整个科研水平还是很落后的时候，很多企业不能有很多的创新，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阶段。当你跨越这个阶段，当你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几十年的教育、科研投入下去以后，逐步会产生后果。因此，像这样的一些因素，以及城市化的因素，在今后会起更大的作用，它们会支撑经济的增长。
宏观政策调整短期关系
谈到当前经济，樊纲认为，在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下滑趋势正在形成，我们仍要从“负”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樊纲认为，潜在压力在于我们的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都需要逐步调整，跟国际接轨，消除扭曲。能源、粮食都是不可缺的必需品，如果价格上涨的话，对通货膨胀是有压力的。
樊纲说，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不可避免，包括对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体制改革政策、财政政策等的调整，以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他认为，货币政策还是难以放松，还将是紧缩的，但可在结构上调整，提高流动性；财政政策方面，还没到需要以大规模固定投资来拉动内需的地步，但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转移支付都是有可能的；汇率政策相信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人民币稳步升值的趋势不会改变。樊纲同时强调，调整是必需的，但调整有一个防止调整过度的问题，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我们是有历史教训的。宏观政策就应该是短期的多变的政策，根据供求关系来变化。政策调整的效果也有一个滞后期，现在的调控不是解决明年的问题，而是要保证20lO年、2011年甚至更长时间后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