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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战后的学生运动成为中过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二条战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与反美扶日运动。这既是基于爱国主义的一种反抗，也是出于一种民族主义的激愤。《观察》创刊的目标之一便是对青年学生的关注，对此做了详细的报道。不但展现出运动发展的脉络，而且也体现了战后人心的转变。
关键词：《观察》；学生运动；人心转变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155-02
战后的中国，在国共战争的同时，处于国统区的人民也不满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学生为先锋开展了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在此期间的学生基于爱国热忱，不断反思与抗争，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与反美扶日运动，这既是基于爱国主义的一种反抗，也是出于一种民族主义的激愤。
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爱国主义的反抗
广大学生及中间势力对于五四的反思，激起了他们心中的不满与愤懑，内战的不休，造成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物质生活缺乏保障，精神追求没有实现，加之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忧国忧民”的传统理念，使得他们不得不起来抗争。
在以“反饥饿反内战”为口号的学生运动中，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不是军事上的哪方胜利，而是饥饿问题，即生存问题。当时“无数青年学生，破衣两袋、旧被一条、每餐白水菜汤半碗、咸菜一碟、窝头三个”[1]。清华大学教授伍启元也写道：“在人类的历史中，公教人员所受到的待遇，像中国公教人员过去几年那么微薄，是不多见的。”①教授尚且如此，毫无收入的学生，其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人们在将精力集中到饥饿问题时，自然会进一步思考，是什么造成了饥饿，是内战，饥饿的根源在于内战，反饥饿必须反内战，因为饥饿是内战的结果，内战是饥饿的原因，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而当喊出“反饥饿反内战”时，可谓“振臂一呼成从响应”，这个口号一经喊出，就表明学生运动的斗争已经从生活斗争提高为政治斗争了。储安平也承认学生“已从非政治性质转入政治性质。”
整个学生运动主要集中在南京和北平，它们成为南北的中心，这次学生运动在5月20日达到了高潮。
在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们提高待遇的要求，教育部不予理会，而且以官腔来搪塞。对于学生的请愿则是用“搪塞”“官推托”和“官话”来对付，于5月18日颁布了《维护社会秩序紧急办法》，使其在20日对学生游行的镇压行动表面上具有了合法的性质。在北平，反饥饿反内战进行的如火如荼，比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与南京不同的是没有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李宗仁采取了 “竭力禁止军警和学生冲突，且令军警保护游行学生”的措施[2]，故而没有出现流血事件。《观察》讲到“北平五二○万人游行，得以顺利完成，据说是为了坐镇北方的一文一武两大员——胡适李宗仁两大员不顾‘手令’，不顾‘秩序法’，彻底疏通了各机关，取消了预定埋伏”。②
在这次学生运动中，教授的意愿是明确的，他们支持学生，他们认为“青年学生所呐喊的反内战反饥饿，正是代表全国人民一致的呼声，我们应该同情。”③武汉大学金克木等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学潮的意见》，“老实说，在今天，反对内战祈求和平，已不仅仅是他们大学生的要求，而实已成为所有国家前途的国民的共同要求了。……却不能不寄以无限深切的同情。”④
王芸生作为重大影响力的《大公报》的总主笔，当有人问及“对最近学潮有何感想”时，王氏直接回答“我同情。”“因为我还保持着一颗青年的心，我还能理解青年。”“学潮纷纷，是表现不安，而這不安的根源莫不由于战乱与饥饿。”《大公报》对于这次学生运动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28天中，发表与学生运动有关的社论11篇，专论3篇，各地通讯也刊发了不少。《观察》认为“王氏态度对于天津大公报在学潮中所表现者，显有极大影响”。从以前“抄社论”的做法转到对学生运动的同情，使对人也“深深感到津版大公报有划时期的进展。”①这说明人心发生了变化。
而作为执政者的国民党当局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如临大敌，准备严厉镇压，天津街头贴满标语，说什么“共产党要大暴动”，“煽动学潮即奸匪”。② 国民党政府的强力只是暂时将学潮平息。在五二○的高潮过去后，更是加强了对学校学生的监管力度，仅以天津为例，大队地驶进南开大学校园内，巡逻一周而去，这种征服者的姿态是所有身历其境的人不能忘怀的。”③
仅时隔一年，作为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学生运动再一次达到高潮，这次则是与1948年5月美国扶日运动汇合了。
二、反对美扶日——民族主义的激愤
战后日本被美军单独占领，美国力争将日本训练为遏制共产主义的强大桥头堡，扶植日本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无疑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但美国扶植日本必然会遭到受日本侵略国家和人民的反对，尤其是中国。日本侵略中国所造下的祸端，在长时期内都不可被中国人民遗忘，美国扶植日本，使之东山再起，无异于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与民族自尊心，在民族主义的感召下，中国势将会爆发反美扶日的运动。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美国扶植日本，《观察》曾做过探讨，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查处秘书的刘子健讲到“日本，已在美国掌握之中”，日本复兴的前途很光明“战争的摧残，只限于少数都市”，不但有良好的经济基础，而且“国际局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美苏的对立与中国的内战都增加了美国扶植日本的决心，他认为美国扶植日本，是为了将日变为美的分厂，复兴后的日本在“经济上也只有竞争”“军事上无威胁”，并且详细地探讨了美日的关系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同时要求中国与美应生存竞争，共济合作。④
刘氏的这番自家之言难以令人信服，而“大遭各方指摘非难”。 在他的文章刊发后，费孝通立即回应，认为刘的“这种看法是不健全的”，并列出三点加以商榷。他同意刘子健提出要正确认识日本的看法，但也认为“在认识过程中最好保持事实的分析，似乎不应于充分了解之前，把许多重要的问题，用独断的‘决不’两字加以勾销。”⑤面对各方的指难，尤其是费孝通的批评，刘子健在8周之后才做出解释，首先他对自己“不健全的”论断表示了歉意，同时也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恐无力阻止美助日”而在“美国助日，已成定策”的情况下，“转觉呼号已晚，唯有急起直追，在美国关系中，插进中国去”才能对中国有利。最后他讲到国际形势的发展已使日本不再具有武力侵略中国的能力与机会。他提醒说，最可怕的不是日本，而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再不争气，恐怕难以自立”，其次可怕的是“如何把握美苏对立的局面”，“亲美亲苏，早晚未必能自主”，其建议中国应当积极打出一条路来，“使美国至少要考虑到中国对日应有的权益，而缓和片面地支持日本。”对于日本的经济复兴，“中国也要分一杯羹，……加以利用性的控制”。⑥ 刘子健的见解显然不能得到支持，在他申辩了自己的意思后时间不长，李纯青便在《观察》上发表了题为《论反扶日》的一篇专论，来谈自己对于美扶日的看法，这种看法也和刘子健的论断相左。李在通过考察日本与美国政要的谈话及报告，认为“日本确已在复兴”而“美国确在扶日，不容否认”，因为“日本在美国单独管制之下，操生杀予夺之权，没有美国的保护扶植，复兴是不可以想象的”。对于刘子健所讲，日本的复兴仅仅是经济与贸易上的，不能对中国构成威胁之语，李纯青列举出了日本复兴的经济部门、产业与相关数字来证明“日本复兴包括无数军事工业”，它的复兴“主要是复兴军事工业，并不是复兴和平生产”，其目的，昭然若揭，“并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帮美国打共产”。这点说到了事情的本质，他敏锐地指出美国扶植日本复兴，其实“对美国是有益的，对东亚却有大害，复兴的主要目标，是备战，要战争……是复兴军国主义了。”他号召人民起来反对美扶日，“为民族自尊心，为经家体面，为子孙，为国际信义，反扶日不能说有错或有罪”，“反扶日是丹心碧血的爱国主义”。 ⑦
刘子健的提议可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方案，但是他的这一结论完全是在头脑中生出的带有浓厚理论性、理想性的，以战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实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刘子健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民众的认可；李纯青的言论，俨然一篇战斗的檄文，鼓舞着人们去斗争，民众以轰轰烈烈的方式来对待美国扶植日本这一事件——那就是展开全民性的反美扶日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学生仍然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发起了国民党大陆垮台前最后一次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
这次反美扶日运动就规模来讲，是最大的，它以学生为主体，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支持，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尤其是许多教授，身先表率，拒绝美货，朱自清就是因此而得到了更大的尊重。反美扶日运动是国民党在大陆垮台前最后一次学生运动的高潮，这次运动给国民党沉重的一击，其后不到一年，就仓皇败走，通过这次运动也证明了人心的大变动。广大人民包括学生与中间势力都已经转变了原有的立场，投向了以共产党为首的人民阵营，在反美扶日运动之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北上，筹划召开新政协，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斗。
美中不足的是《观察》对于这次运动关注得不够，除了刊发几篇争论性的文章之外，只有一篇通信报道，显然其关注之重心未在此处。翻完《观察》我们会发现，这个时期的《观察》更多的是报道国民党“行宪”改组与国共的内战上，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第二条战线尽管取得了重大成果，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瓦解，但它并不是直接拿起武器来反对国民党，它所起到的作用仍然是对第一条战线的配合，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乃是战场上的较量。
《观察》创刊的目标之一便是对青年学生的关注，⑧对学生运动所做的详细报道不但展现出运动发展的脉络，而且也體现了战后人心的转变。在此情况下，国民党的败亡则不可避免了。
参考文献：
[1]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89.
[2]广西文史资料委员会.李宗仁回忆录：下[Z].1980：635.
关键词：《观察》；学生运动；人心转变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155-02
战后的中国，在国共战争的同时，处于国统区的人民也不满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学生为先锋开展了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在此期间的学生基于爱国热忱，不断反思与抗争，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与反美扶日运动，这既是基于爱国主义的一种反抗，也是出于一种民族主义的激愤。
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爱国主义的反抗
广大学生及中间势力对于五四的反思，激起了他们心中的不满与愤懑，内战的不休，造成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物质生活缺乏保障，精神追求没有实现，加之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忧国忧民”的传统理念，使得他们不得不起来抗争。
在以“反饥饿反内战”为口号的学生运动中，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不是军事上的哪方胜利，而是饥饿问题，即生存问题。当时“无数青年学生，破衣两袋、旧被一条、每餐白水菜汤半碗、咸菜一碟、窝头三个”[1]。清华大学教授伍启元也写道：“在人类的历史中，公教人员所受到的待遇，像中国公教人员过去几年那么微薄，是不多见的。”①教授尚且如此，毫无收入的学生，其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人们在将精力集中到饥饿问题时，自然会进一步思考，是什么造成了饥饿，是内战，饥饿的根源在于内战，反饥饿必须反内战，因为饥饿是内战的结果，内战是饥饿的原因，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而当喊出“反饥饿反内战”时，可谓“振臂一呼成从响应”，这个口号一经喊出，就表明学生运动的斗争已经从生活斗争提高为政治斗争了。储安平也承认学生“已从非政治性质转入政治性质。”
整个学生运动主要集中在南京和北平，它们成为南北的中心，这次学生运动在5月20日达到了高潮。
在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们提高待遇的要求，教育部不予理会，而且以官腔来搪塞。对于学生的请愿则是用“搪塞”“官推托”和“官话”来对付，于5月18日颁布了《维护社会秩序紧急办法》，使其在20日对学生游行的镇压行动表面上具有了合法的性质。在北平，反饥饿反内战进行的如火如荼，比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与南京不同的是没有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李宗仁采取了 “竭力禁止军警和学生冲突，且令军警保护游行学生”的措施[2]，故而没有出现流血事件。《观察》讲到“北平五二○万人游行，得以顺利完成，据说是为了坐镇北方的一文一武两大员——胡适李宗仁两大员不顾‘手令’，不顾‘秩序法’，彻底疏通了各机关，取消了预定埋伏”。②
在这次学生运动中，教授的意愿是明确的，他们支持学生，他们认为“青年学生所呐喊的反内战反饥饿，正是代表全国人民一致的呼声，我们应该同情。”③武汉大学金克木等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学潮的意见》，“老实说，在今天，反对内战祈求和平，已不仅仅是他们大学生的要求，而实已成为所有国家前途的国民的共同要求了。……却不能不寄以无限深切的同情。”④
王芸生作为重大影响力的《大公报》的总主笔，当有人问及“对最近学潮有何感想”时，王氏直接回答“我同情。”“因为我还保持着一颗青年的心，我还能理解青年。”“学潮纷纷，是表现不安，而這不安的根源莫不由于战乱与饥饿。”《大公报》对于这次学生运动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28天中，发表与学生运动有关的社论11篇，专论3篇，各地通讯也刊发了不少。《观察》认为“王氏态度对于天津大公报在学潮中所表现者，显有极大影响”。从以前“抄社论”的做法转到对学生运动的同情，使对人也“深深感到津版大公报有划时期的进展。”①这说明人心发生了变化。
而作为执政者的国民党当局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如临大敌，准备严厉镇压，天津街头贴满标语，说什么“共产党要大暴动”，“煽动学潮即奸匪”。② 国民党政府的强力只是暂时将学潮平息。在五二○的高潮过去后，更是加强了对学校学生的监管力度，仅以天津为例，大队地驶进南开大学校园内，巡逻一周而去，这种征服者的姿态是所有身历其境的人不能忘怀的。”③
仅时隔一年，作为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学生运动再一次达到高潮，这次则是与1948年5月美国扶日运动汇合了。
二、反对美扶日——民族主义的激愤
战后日本被美军单独占领，美国力争将日本训练为遏制共产主义的强大桥头堡，扶植日本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无疑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但美国扶植日本必然会遭到受日本侵略国家和人民的反对，尤其是中国。日本侵略中国所造下的祸端，在长时期内都不可被中国人民遗忘，美国扶植日本，使之东山再起，无异于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与民族自尊心，在民族主义的感召下，中国势将会爆发反美扶日的运动。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美国扶植日本，《观察》曾做过探讨，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查处秘书的刘子健讲到“日本，已在美国掌握之中”，日本复兴的前途很光明“战争的摧残，只限于少数都市”，不但有良好的经济基础，而且“国际局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美苏的对立与中国的内战都增加了美国扶植日本的决心，他认为美国扶植日本，是为了将日变为美的分厂，复兴后的日本在“经济上也只有竞争”“军事上无威胁”，并且详细地探讨了美日的关系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同时要求中国与美应生存竞争，共济合作。④
刘氏的这番自家之言难以令人信服，而“大遭各方指摘非难”。 在他的文章刊发后，费孝通立即回应，认为刘的“这种看法是不健全的”，并列出三点加以商榷。他同意刘子健提出要正确认识日本的看法，但也认为“在认识过程中最好保持事实的分析，似乎不应于充分了解之前，把许多重要的问题，用独断的‘决不’两字加以勾销。”⑤面对各方的指难，尤其是费孝通的批评，刘子健在8周之后才做出解释，首先他对自己“不健全的”论断表示了歉意，同时也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恐无力阻止美助日”而在“美国助日，已成定策”的情况下，“转觉呼号已晚，唯有急起直追，在美国关系中，插进中国去”才能对中国有利。最后他讲到国际形势的发展已使日本不再具有武力侵略中国的能力与机会。他提醒说，最可怕的不是日本，而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再不争气，恐怕难以自立”，其次可怕的是“如何把握美苏对立的局面”，“亲美亲苏，早晚未必能自主”，其建议中国应当积极打出一条路来，“使美国至少要考虑到中国对日应有的权益，而缓和片面地支持日本。”对于日本的经济复兴，“中国也要分一杯羹，……加以利用性的控制”。⑥ 刘子健的见解显然不能得到支持，在他申辩了自己的意思后时间不长，李纯青便在《观察》上发表了题为《论反扶日》的一篇专论，来谈自己对于美扶日的看法，这种看法也和刘子健的论断相左。李在通过考察日本与美国政要的谈话及报告，认为“日本确已在复兴”而“美国确在扶日，不容否认”，因为“日本在美国单独管制之下，操生杀予夺之权，没有美国的保护扶植，复兴是不可以想象的”。对于刘子健所讲，日本的复兴仅仅是经济与贸易上的，不能对中国构成威胁之语，李纯青列举出了日本复兴的经济部门、产业与相关数字来证明“日本复兴包括无数军事工业”，它的复兴“主要是复兴军事工业，并不是复兴和平生产”，其目的，昭然若揭，“并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帮美国打共产”。这点说到了事情的本质，他敏锐地指出美国扶植日本复兴，其实“对美国是有益的，对东亚却有大害，复兴的主要目标，是备战，要战争……是复兴军国主义了。”他号召人民起来反对美扶日，“为民族自尊心，为经家体面，为子孙，为国际信义，反扶日不能说有错或有罪”，“反扶日是丹心碧血的爱国主义”。 ⑦
刘子健的提议可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方案，但是他的这一结论完全是在头脑中生出的带有浓厚理论性、理想性的，以战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实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刘子健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民众的认可；李纯青的言论，俨然一篇战斗的檄文，鼓舞着人们去斗争，民众以轰轰烈烈的方式来对待美国扶植日本这一事件——那就是展开全民性的反美扶日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学生仍然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发起了国民党大陆垮台前最后一次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
这次反美扶日运动就规模来讲，是最大的，它以学生为主体，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支持，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尤其是许多教授，身先表率，拒绝美货，朱自清就是因此而得到了更大的尊重。反美扶日运动是国民党在大陆垮台前最后一次学生运动的高潮，这次运动给国民党沉重的一击，其后不到一年，就仓皇败走，通过这次运动也证明了人心的大变动。广大人民包括学生与中间势力都已经转变了原有的立场，投向了以共产党为首的人民阵营，在反美扶日运动之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北上，筹划召开新政协，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斗。
美中不足的是《观察》对于这次运动关注得不够，除了刊发几篇争论性的文章之外，只有一篇通信报道，显然其关注之重心未在此处。翻完《观察》我们会发现，这个时期的《观察》更多的是报道国民党“行宪”改组与国共的内战上，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第二条战线尽管取得了重大成果，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瓦解，但它并不是直接拿起武器来反对国民党，它所起到的作用仍然是对第一条战线的配合，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乃是战场上的较量。
《观察》创刊的目标之一便是对青年学生的关注，⑧对学生运动所做的详细报道不但展现出运动发展的脉络，而且也體现了战后人心的转变。在此情况下，国民党的败亡则不可避免了。
参考文献：
[1]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89.
[2]广西文史资料委员会.李宗仁回忆录：下[Z].1980：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