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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树青，出生于1922年8月16日，河北乐亭人。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中文系，并考取同校文科研究所史学组研究生。现任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开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导师，曾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史树青的主要著作有《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天安门》、《应县木塔辽代秘藏》、《楼兰文书残纸》、《小莽苍苍斋清代学者法书选》、《书画鉴真》、《鉴古一得》等。
史树青与启功、徐邦达、杨仁恺一起被称为中国四大鉴定专家。一件文物，到了他手中，过目即知真伪，被誉为鉴定国宝的“国宝”。启功虽是他的老师，却始终以兄弟相称，因为他们都是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高足。
我们很多鉴定文物的专家都是凭“眼学”来看的
史树青在国家博物馆干了一辈子文物鉴定工作，经他之手鉴定的文物珍品有上百万件之多。退休之后，虽然停下了文物鉴定的工作，但他一点儿也闲不住。他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去古玩市场淘一些小玩意。眼力非凡的史树青往往能花很少的钱买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文物，他称这为“捡漏”。至今，史树青的家中还有不少从地摊上捡来的东西。
有一天，记者跟随史树青到北京西郊新开的一家古玩市场。这家市场的名字虽是他题的，可他也是第一次来这里。一进市场，史树青就对摆在道路两边的小地摊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一个摊儿接一个摊儿地仔细逛了起来，但粗粗地转了一圈后没能买到一样东西，摊主们大都久闻他的大名，一看他问价，开价都非常高。
史树青逛得不够尽兴，他决定再去另一家古玩市场，这里的小摊贩显然和他是老主顾，非常娴熟地招呼他在自家的摊前坐下。在这里，他终于捡到了几件非常便宜的宝贝。
记者：咱们现在这个东西很便宜，基本上都是50块钱一个，最贵的这个200块钱。
史树青：这个葫芦瓶太好了，这么完整，没伤，我看它是乾隆年间的，虽然是民窑。这个葫芦瓶身上拴着的带子做得好，太生动了。这个东西200块钱卖，便宜，太便宜了。
记者：这个在过去做什么用的?
史树青：这是一个吉祥物，陈设在客厅里。这是一个好东西，从瓶口插掸子也很好。
记者：别的东西呢?
史树青：这是一个砚台，这个砚台铜盒，实心子，盒面是张学良做的诗，它是当年张学良送给部下的。张学良好送纪念品，我的一个老师叫于景龙，他就研究古代青铜器，张学良有时候找到青铜器之后还给他送过去。
记者：这些东西放在地摊上，我们也许看不出跟别的东西有什么区别，但是您一看就能看出一些不同来。这就是所谓“眼学”吧。
史树青：对，这是“眼学”，我们很多鉴定文物的专家都是凭“眼学”来看的。比如说这块东西，这两个小人是少数民族，后镶的玉，内容是两个人夺这个玉，古代人以玉为宝啊。这可能是汉朝的东西，汉朝是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这个时期有很多少数民族。买文物有两个原则。一个原则就是买少数民族的文物，有少数民族内容的加价二成，100元钱的给120元，这是尊重少数民族。另外，对妇女作品，好东西也加价二成，尊重女权，尊重女同志。
记者：这是您的标准还是市场标准?
史树青：市场没这个标准。
这是好东西，馆长不要的话，我自己要都可以，我将来捐
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是全国最大的历史博物馆，这里也是史树青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至今，馆里有重要的鉴定活动还会请已经退休的他出马。1947年，从辅仁大学完成学业的史树青来到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鉴定生涯。仅仅几年后，一件后来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珍品——元代成吉思汗画像，就经史树青之手走进了博物馆。
史树青：新中国成立初期，我有个小学女同学叫崔月荣，她公公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曾出任中央政府派往蒙古的宣慰使，她来找我，说她家要处理一些旧书画，让我去看看。我去看了，书都是一般的书，但这幅画像我觉得不错，这幅画是当时蒙古王送给她公公的礼物，我就给了她三五块钱，买了下来。当时我也不敢肯定这是元朝的东西，或者是蒙古时期的东西，只是觉得画中人物的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的记载相吻合，很有可能是元朝的画作。
成吉思汗画像过去仅见一幅，为明朝人仿制的，而史树青发现的这幅画中人物的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的记载相吻合，很有可能是元朝的画作，如果是成吉思汗生前所画则将更具历史价值。
史树青：我认为这是旧画，我也没敢说这是元朝的东西，或者是蒙古时期的东西，后来张珩、谢稚柳、启功先生都鉴定这是元朝画，很有意思。
记者：那您后来有没有考证过，是成吉思汗在世时画的吗?
史树青：是成吉思汗死后画的。这些画像基本都是影像，放在影堂里，上供用的，过年过节上供，祭祖先。是画工根据他的记忆，或者根据遗体的样子，或者根据其子女的样子画的。
记者：这样的话，应该跟成吉思汗真实的容貌很接近了。
史树青：是很接近。画这个画像很有意思，死人躺在那儿，画工在死人对脸画，有时候还要骑在死人身上，这也算是个风俗。
这幅画像突破了博物馆关于成吉思汗文物零的纪录，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件成吉思汗的文物实品。珍贵的成吉思汗腰牌也是后来史树青为馆里征集的，但与成吉思汗的传世画像相比，这块腰牌的故事却要曲折得多。因为它，史树青还得罪了不少人。
史树青：有一天，一个河北人拿着这个腰牌到博物馆来卖。结果接待他的人说这是假的。他们说：“这都是假的，不值钱，我们不要。”正好我从门外进来，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呢?他说这是一个腰牌，给你们你们不要!我一看这是真的，我说你先别走，我请你吃饭。中午，问他多少钱买的?他说是8000块钱买的，给我点儿赚，给9000块钱就卖给您了。到下午，我就跟他们研究，并请馆长来了，馆长一看，假的，不要。他是领导啊。我就记下那人的地址，我说这是好东西，馆长不要的话，我自己要都可以，我将来捐。
记者：博物馆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规定：您不能够自己去收藏?
史树青：是的，就怕给公家送来了，您看着好，自己收了，这是职业道德的问题。
记者：这个腰牌当时博物馆是明确不要了，您当时有没有想到自己要这个腰牌呢? 史树青：这个东西是给博物馆的。我们博物馆寻找成吉思汗的文物已经50年了，对这位政治家的文物，过去一件也没有，就有一件画像，成吉思汗的用具、纪念品什么都没有，现在来了一个硬货，这还了得。
“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银质鎏金，长21.7厘米，宽6厘米，是蒙古国皇帝颁发诏敕的信物，正面和背面分别刻有汉字和契丹文，这是至今发 现的唯一一件成吉思汗文物实品。
史树青：后来我告诉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张文彬。我说张局长，您得帮忙啊，您一定给河北省文物局局长打个电话，河北省不要这东西咱们要，这是国宝啊。
记者：后来河北省要了吗?
史树青：河北省不要，张文彬要过来了。据说河北省也嫌贵，2万多块钱。后来送回来是2.5万元买的。
你们这么干不行
史树青对待文物工作认真负责，这股认真劲儿也体现在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专业要求上。在一次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善本书籍展览活动上，史树青对于某些工作人员竟然不了解历史常识非常生气，禁不住当众教训起这些年轻人。
史树青：我说你们每个人必须买一本年表，5块钱买一本年表，工作的时候没年表不行，不能研究学问。好家伙，如果有人问你开启是哪年的，你没有年表能知道吗?我的老师陈垣先生70岁了，他用废了五本年表。年表太重要了，研究历史、研究中国文化没年表哪行啊，一定要买本年表。
还有一次在福建开会期间，熊伯齐跟我说，咱们一块到福建来，您能鉴定文物，您带着我去文物商店，我得买点纪念品。我就带着熊伯齐到文物商店买去了。结果去后文物商店有很多的画、很多的东西要看。店员都是年轻的，有的打毛衣，有的聊天。我们就发现有张画，那张画写的是鹰阿山人，图章是戴本孝。我说这是个好东西，是清初一位大画家画的，得买这个。我们问售货员，售货员说这个东西上海文检局给我们检查过，说不是真的，可以卖给外宾。我就跟售货员说，这个东西不管怎么样，我不买熊先生买。她要2500元，最后大概给了1500元。这真是好东西，回到旅馆后熊伯齐让我们几个朋友看，其中朱家潘先生看了，说这个画可不得了，百分之百真东西，故宫博物院才一两张，这个画起码值10万元钱。结果《福州日报》等媒体派记者来了，了解到这个情况，就登了个消息，消息写的是“专家一句话，增值六十倍”。
记者：当时您对那个售货员说了什么吗?
史树青：我就跟她说，我说你们现在别净打毛衣，瞎聊天。你们还是要好好学业务，我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你们这么干不行。
记者：您最大的顾虑是像这种好的文物会流失到国外去吗?
史树青：对。她说我们这东西上海文检局都看过了，打了火漆印可以卖外宾的，这说明上海那边也漏检了。
两毛钱!丘逢甲!现在是国宝
史树青14岁那年，随父亲到北京上学并考上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当时的北师大附中与京城著名的古玩市场琉璃厂仅一墙之隔，正是在这里，史树青开始了最早的“捡漏”生涯。也正是在这里，他花两毛钱捡到了这辈子最大的一个漏。
史树青：我14岁进北师大附中。我父亲常去琉璃厂，我放学的时候也常去，就跟他们很熟了，我听他们讲话，听他们讲故事，就记得很多了。
记者：您的“眼学”是不是就这样逐渐练出来了?
史树青：当然了。我用两毛钱买过一幅字画，谁的呢，丘逢甲，清朝末年的一个台湾人。台湾的字画落在琉璃厂棚子里挂着没人买，我两毛钱买了。
记者：当时没有人知道?
史树青：没人知道，我知道丘逢甲这个人啊。两毛钱!丘逢甲!现在是国宝!我就保存，后来办展览我捐了。我捐了这个，高兴。
至今，著名爱国人士丘逢甲的这幅真迹仍然存放在国家博物馆的仓库里。这幅当年两毛钱买的画现在是国家一级文物，捡到这幅画的时候史树青只有15岁。之后70年的岁月中他“捡漏”的爱好就一直没有断过。1938年，史树青中学毕业，并考上北平辅仁大学，当时的他已经在书画鉴定界小有名气了。
史树青：中学毕业时老师就给我作诗，赞扬我懂得书画：“书画常叫老眼花，鉴藏年少独名家。”
记者：那是夸您呢。当时您鉴定了什么东西，让老师印象很深?
史树青：那是郑板桥的一张画，老师们都不懂，看不好，就我说是真的。结果到琉璃厂他们一卖，真是真的。
记者：那您怎么就敢断定它是真的呢?
史树青：我看郑板桥的东西很有经验的，我家里有郑板桥的画。我看郑板桥的书，看郑板桥的字，看年代。
记者：在您印象当中有没有看错的时候?
史树青：大错真没有过。错就是错，正确就是正确，看错了我感觉不多，没有什么特别看错的东西。
不久前，史树青在北京大钟寺地摊上发现了一把青铜剑，他认为是越王勾践剑，当即花1800元钱将剑买下。后来有的专家认为是假的，博物馆不收。为了这事，史树青写了一首诗：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字错金。得自冷摊欲献宝，卞和到老是忠心。
在文物鉴定界，其实围绕一件文物各执一词的情况经常发生，甚至很多文物的鉴定最终也不能定论，像史树青这样的大鉴定家经常也会面对一种两难的境地。
夏玫云(史树青的夫人)：也是上个世纪了，张大千的一张画是在浙江拍卖行卖的，卖了100万元，再加上佣金是120万元。那张画有人说真有人说假，当时上海有个鉴定家非常有名，叫谢稚柳先生，他说是真的；到北京来找徐邦达先生，徐邦达也是非常有名的鉴定大家。徐先生说是假的。南北两个鉴定家意见完全相反，这个买主心里就不踏实了，然后就找到史树青先生。在找他以前还找了一些其他的专家，这些专家都不表态了，因为怎么表态都不好，不是得罪这边，就是得罪那边，所以都不表态了。最后史先生看后，马上表态：假的，不光说假的还说是在台湾造的假，说出一套理由来。
史树青：真就是真，假就是假，不说违心的话。如果是我的水平不够，看错了，那是我的责任。
嘿，宣青的东西，老太太拿着盛凉粉
从进入国立历史馆的那一天开始，史树青从最早的书画鉴定不断扩展到各类文物，大到陶瓷器皿，小到一枚印章，经他鉴定的文物有上百万件之多。在博物馆工作了这么多年，史树青曾陆续把许多收藏的珍贵字画捐给了博物馆，除了丘逢甲的字之外，最著名的是一幅1956年捐赠的《海瑞行书轴》，因为这幅字，在“文化大革命”时史树青被批为“三家村”的帮凶，挨过各种批斗，一番好意向国家捐赠却引来想不到的种种罪过。“文化大革命”后，史树青一如既往地有好东西就捐。
史树青：只要博物馆需要、展览需要，我就捐。
记者：那您会不会觉得捐了以后自己挺遗憾的?
史树青：我高兴，我高兴。像丘逢甲那个东西，我跟捡了的一样，现在算是一二级文物。我跟你说个笑话，1950年，我跟王世襄都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五一”劳动节时，我们进城游行，就在西直门那儿集合，发现一个卖凉粉的食品摊有一个盘子，我一看，宣青，宣德青花，明初的，很好的。嘿，宣青的东西，老太太拿着盛凉粉。这个东西太有意思了。我找着王世襄，我说你看这不跟你们家那个一样吗，咱们得跟老太太商量买下这个东西。 记者：您怎么跟她说的?
史树青：王世襄就说这个东西买下来捐给国家。老太太就卖了，钱给了不少。王世襄拿了2.5元，我拿了2.5元，就算买了。合着，今天也就是500块钱的样子。
记者：在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盘子?
史树青：有价值啊，值300万元，宣青盘子照例是300万元以上的。
记者：在我们看来，其实干您这行，总是跟财富有关系。
史树青：有钱的才能收藏啊。
记者：像您这样有“眼学”的，可能随便看一看，自己去买一点东西，都是好东西。
史树青：我也认为是好东西。不过到现在我老伴和女儿还认为我买的东西都是假的，觉得我是瞎花钱，不让我买。
记者：现在有很多收藏家，买的东西一旦进入市场后价值就会飙升。我相信如果这样做的话，您夫人和孩子都不会认为您买的是假的，您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史树青：我的东西都没卖呢。我搁着，收藏就要搁着。
记者：您真是收藏它?
史树青：真收藏!我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亲切，爱文物就是爱护国家的文化遗产。爱国主义!外国没有的，只有中国有就不得了的，都是祖先留下的。
夏玫云：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补品、不喝茶，唯一喜欢的就是去买旧东西。他一有空就去潘家园，他自己非常喜欢，拉都拉不动，一方面很多人围着，他自己也不走，就看这些东西，高兴得要命。
这是一种绝学了
虽然史树青已经年愈80退休在家，但每天到他家中登门拜访、请求鉴宝的人仍然络绎不绝。为他渊博的学识、丰富的学养所折服。鉴定的时候，史树青从不需要借助别的手段，一眼就能辨别出文物的真假伪劣。
史树青认为鉴定一个宝物最需注意三点：一是文物要和文献相结合，不结合那就是古董商；二是传世的文物要跟出土的文物相结合，叫比较研究；三是“眼学”和科学相结合，文物分析要观察和科学相结合。
史树青：科学是有误差的。
记者：误差在什么地方呢?
史树青：科学鉴定的科学标本都没谱，原料鉴定都没谱，取样都没谱。我们凭眼力看的人呢，往往不相信科学鉴定，目前还是。
记者：这个“眼学”是怎么练成的呢7
史树青：靠读书。我现在还有几万册书，书还是读得不少的。
记者：我听说您到现在每天晚上还读书读到两三点?
史树青：必须读书。
记者：您读书是怎么个读法，会背书吗?
史树青：背目录，可以说是一门书皮的学问。我这个书皮学问，你们学一辈子也学不了。我在辅仁大学学习的时候，中文系主任、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教了我一种学习方法，就是看书要背目录。目录背下来了，书的主要内容就记住了，这个方法很有用。
记者：它能够使您在需要的时候知道到哪儿去找?
史树青：对，哪儿找去。书到用时方恨少啊，现在知道这个书名就不容易。这叫竭泽而渔。你把周围打扫净了之后再研究，超过他们，后来居止，不然的话还是落在前人的窠臼里了。
史树青一生为学，读书无数，披沙捡金，征史探源，终成就一代大家，但遗憾的是，今天史树青却感觉满肚子的学问无以后继。
史树青：现在的学生读书太少了。我的一些学生都下海了。
记者：对他们的选择您怎么看?
史树青：有一个日本朋友叫迟田温，他就跟我说，他在一个日本研究所教课，教的学生都是希望他们搞学术研究，没想到日本研究所的学生出来之后都搞商业了。他说他非常伤心。
记者：您呢?
史树青：我也是这样。
记者：那您希望您的学生怎么样?搞学问?
史树青：读书。学术见解很重要。
记者：你觉得商业会耽误他们的学问?
史树青：当然耽误学问了，我们是研究学问。
记者:您的“眼学”可以传给后人吗?传给学生还是传给您的孩子?
史树青：我感觉传给后人很难。我儿子也学我这套儿，他也到潘家园那儿买东西，我一看就是假的。
记者：还是“眼学”不一样?
史树青：他没搞过这个，瞎花钱呢。现在我就苦于没人懂我这学问，我感觉我的学问——我不敢跟大专家相比——我感觉我这个学问很深，不是吹，是真的很深，可以说这是一种绝学了。
耄耋之年，史树青便以读书为养生良方。他曾赋《书缘十咏》，“十缘”是：买书、收书、点书、抄书、选书、校书、藏书、品书等。在北京东城区一条有着近800年历史的老胡同，有一旧四合院是史树青原来居住的地方，他在那里住了40多年，那里还藏着他多年积累下来的3万多本书，这些书是他一生最大的财富，也是他丰富学识的最根本源泉。每次重新回到四合院的老宅子，老人都要把一些已经装箱的书拿出来再看一眼，正是它们，练就了史树青一双善于沙中淘金的慧眼。
责任编辑 谢文雄
史树青的主要著作有《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天安门》、《应县木塔辽代秘藏》、《楼兰文书残纸》、《小莽苍苍斋清代学者法书选》、《书画鉴真》、《鉴古一得》等。
史树青与启功、徐邦达、杨仁恺一起被称为中国四大鉴定专家。一件文物，到了他手中，过目即知真伪，被誉为鉴定国宝的“国宝”。启功虽是他的老师，却始终以兄弟相称，因为他们都是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高足。
我们很多鉴定文物的专家都是凭“眼学”来看的
史树青在国家博物馆干了一辈子文物鉴定工作，经他之手鉴定的文物珍品有上百万件之多。退休之后，虽然停下了文物鉴定的工作，但他一点儿也闲不住。他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去古玩市场淘一些小玩意。眼力非凡的史树青往往能花很少的钱买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文物，他称这为“捡漏”。至今，史树青的家中还有不少从地摊上捡来的东西。
有一天，记者跟随史树青到北京西郊新开的一家古玩市场。这家市场的名字虽是他题的，可他也是第一次来这里。一进市场，史树青就对摆在道路两边的小地摊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一个摊儿接一个摊儿地仔细逛了起来，但粗粗地转了一圈后没能买到一样东西，摊主们大都久闻他的大名，一看他问价，开价都非常高。
史树青逛得不够尽兴，他决定再去另一家古玩市场，这里的小摊贩显然和他是老主顾，非常娴熟地招呼他在自家的摊前坐下。在这里，他终于捡到了几件非常便宜的宝贝。
记者：咱们现在这个东西很便宜，基本上都是50块钱一个，最贵的这个200块钱。
史树青：这个葫芦瓶太好了，这么完整，没伤，我看它是乾隆年间的，虽然是民窑。这个葫芦瓶身上拴着的带子做得好，太生动了。这个东西200块钱卖，便宜，太便宜了。
记者：这个在过去做什么用的?
史树青：这是一个吉祥物，陈设在客厅里。这是一个好东西，从瓶口插掸子也很好。
记者：别的东西呢?
史树青：这是一个砚台，这个砚台铜盒，实心子，盒面是张学良做的诗，它是当年张学良送给部下的。张学良好送纪念品，我的一个老师叫于景龙，他就研究古代青铜器，张学良有时候找到青铜器之后还给他送过去。
记者：这些东西放在地摊上，我们也许看不出跟别的东西有什么区别，但是您一看就能看出一些不同来。这就是所谓“眼学”吧。
史树青：对，这是“眼学”，我们很多鉴定文物的专家都是凭“眼学”来看的。比如说这块东西，这两个小人是少数民族，后镶的玉，内容是两个人夺这个玉，古代人以玉为宝啊。这可能是汉朝的东西，汉朝是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这个时期有很多少数民族。买文物有两个原则。一个原则就是买少数民族的文物，有少数民族内容的加价二成，100元钱的给120元，这是尊重少数民族。另外，对妇女作品，好东西也加价二成，尊重女权，尊重女同志。
记者：这是您的标准还是市场标准?
史树青：市场没这个标准。
这是好东西，馆长不要的话，我自己要都可以，我将来捐
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是全国最大的历史博物馆，这里也是史树青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至今，馆里有重要的鉴定活动还会请已经退休的他出马。1947年，从辅仁大学完成学业的史树青来到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鉴定生涯。仅仅几年后，一件后来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珍品——元代成吉思汗画像，就经史树青之手走进了博物馆。
史树青：新中国成立初期，我有个小学女同学叫崔月荣，她公公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曾出任中央政府派往蒙古的宣慰使，她来找我，说她家要处理一些旧书画，让我去看看。我去看了，书都是一般的书，但这幅画像我觉得不错，这幅画是当时蒙古王送给她公公的礼物，我就给了她三五块钱，买了下来。当时我也不敢肯定这是元朝的东西，或者是蒙古时期的东西，只是觉得画中人物的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的记载相吻合，很有可能是元朝的画作。
成吉思汗画像过去仅见一幅，为明朝人仿制的，而史树青发现的这幅画中人物的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的记载相吻合，很有可能是元朝的画作，如果是成吉思汗生前所画则将更具历史价值。
史树青：我认为这是旧画，我也没敢说这是元朝的东西，或者是蒙古时期的东西，后来张珩、谢稚柳、启功先生都鉴定这是元朝画，很有意思。
记者：那您后来有没有考证过，是成吉思汗在世时画的吗?
史树青：是成吉思汗死后画的。这些画像基本都是影像，放在影堂里，上供用的，过年过节上供，祭祖先。是画工根据他的记忆，或者根据遗体的样子，或者根据其子女的样子画的。
记者：这样的话，应该跟成吉思汗真实的容貌很接近了。
史树青：是很接近。画这个画像很有意思，死人躺在那儿，画工在死人对脸画，有时候还要骑在死人身上，这也算是个风俗。
这幅画像突破了博物馆关于成吉思汗文物零的纪录，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件成吉思汗的文物实品。珍贵的成吉思汗腰牌也是后来史树青为馆里征集的，但与成吉思汗的传世画像相比，这块腰牌的故事却要曲折得多。因为它，史树青还得罪了不少人。
史树青：有一天，一个河北人拿着这个腰牌到博物馆来卖。结果接待他的人说这是假的。他们说：“这都是假的，不值钱，我们不要。”正好我从门外进来，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呢?他说这是一个腰牌，给你们你们不要!我一看这是真的，我说你先别走，我请你吃饭。中午，问他多少钱买的?他说是8000块钱买的，给我点儿赚，给9000块钱就卖给您了。到下午，我就跟他们研究，并请馆长来了，馆长一看，假的，不要。他是领导啊。我就记下那人的地址，我说这是好东西，馆长不要的话，我自己要都可以，我将来捐。
记者：博物馆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规定：您不能够自己去收藏?
史树青：是的，就怕给公家送来了，您看着好，自己收了，这是职业道德的问题。
记者：这个腰牌当时博物馆是明确不要了，您当时有没有想到自己要这个腰牌呢? 史树青：这个东西是给博物馆的。我们博物馆寻找成吉思汗的文物已经50年了，对这位政治家的文物，过去一件也没有，就有一件画像，成吉思汗的用具、纪念品什么都没有，现在来了一个硬货，这还了得。
“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银质鎏金，长21.7厘米，宽6厘米，是蒙古国皇帝颁发诏敕的信物，正面和背面分别刻有汉字和契丹文，这是至今发 现的唯一一件成吉思汗文物实品。
史树青：后来我告诉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张文彬。我说张局长，您得帮忙啊，您一定给河北省文物局局长打个电话，河北省不要这东西咱们要，这是国宝啊。
记者：后来河北省要了吗?
史树青：河北省不要，张文彬要过来了。据说河北省也嫌贵，2万多块钱。后来送回来是2.5万元买的。
你们这么干不行
史树青对待文物工作认真负责，这股认真劲儿也体现在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专业要求上。在一次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善本书籍展览活动上，史树青对于某些工作人员竟然不了解历史常识非常生气，禁不住当众教训起这些年轻人。
史树青：我说你们每个人必须买一本年表，5块钱买一本年表，工作的时候没年表不行，不能研究学问。好家伙，如果有人问你开启是哪年的，你没有年表能知道吗?我的老师陈垣先生70岁了，他用废了五本年表。年表太重要了，研究历史、研究中国文化没年表哪行啊，一定要买本年表。
还有一次在福建开会期间，熊伯齐跟我说，咱们一块到福建来，您能鉴定文物，您带着我去文物商店，我得买点纪念品。我就带着熊伯齐到文物商店买去了。结果去后文物商店有很多的画、很多的东西要看。店员都是年轻的，有的打毛衣，有的聊天。我们就发现有张画，那张画写的是鹰阿山人，图章是戴本孝。我说这是个好东西，是清初一位大画家画的，得买这个。我们问售货员，售货员说这个东西上海文检局给我们检查过，说不是真的，可以卖给外宾。我就跟售货员说，这个东西不管怎么样，我不买熊先生买。她要2500元，最后大概给了1500元。这真是好东西，回到旅馆后熊伯齐让我们几个朋友看，其中朱家潘先生看了，说这个画可不得了，百分之百真东西，故宫博物院才一两张，这个画起码值10万元钱。结果《福州日报》等媒体派记者来了，了解到这个情况，就登了个消息，消息写的是“专家一句话，增值六十倍”。
记者：当时您对那个售货员说了什么吗?
史树青：我就跟她说，我说你们现在别净打毛衣，瞎聊天。你们还是要好好学业务，我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你们这么干不行。
记者：您最大的顾虑是像这种好的文物会流失到国外去吗?
史树青：对。她说我们这东西上海文检局都看过了，打了火漆印可以卖外宾的，这说明上海那边也漏检了。
两毛钱!丘逢甲!现在是国宝
史树青14岁那年，随父亲到北京上学并考上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当时的北师大附中与京城著名的古玩市场琉璃厂仅一墙之隔，正是在这里，史树青开始了最早的“捡漏”生涯。也正是在这里，他花两毛钱捡到了这辈子最大的一个漏。
史树青：我14岁进北师大附中。我父亲常去琉璃厂，我放学的时候也常去，就跟他们很熟了，我听他们讲话，听他们讲故事，就记得很多了。
记者：您的“眼学”是不是就这样逐渐练出来了?
史树青：当然了。我用两毛钱买过一幅字画，谁的呢，丘逢甲，清朝末年的一个台湾人。台湾的字画落在琉璃厂棚子里挂着没人买，我两毛钱买了。
记者：当时没有人知道?
史树青：没人知道，我知道丘逢甲这个人啊。两毛钱!丘逢甲!现在是国宝!我就保存，后来办展览我捐了。我捐了这个，高兴。
至今，著名爱国人士丘逢甲的这幅真迹仍然存放在国家博物馆的仓库里。这幅当年两毛钱买的画现在是国家一级文物，捡到这幅画的时候史树青只有15岁。之后70年的岁月中他“捡漏”的爱好就一直没有断过。1938年，史树青中学毕业，并考上北平辅仁大学，当时的他已经在书画鉴定界小有名气了。
史树青：中学毕业时老师就给我作诗，赞扬我懂得书画：“书画常叫老眼花，鉴藏年少独名家。”
记者：那是夸您呢。当时您鉴定了什么东西，让老师印象很深?
史树青：那是郑板桥的一张画，老师们都不懂，看不好，就我说是真的。结果到琉璃厂他们一卖，真是真的。
记者：那您怎么就敢断定它是真的呢?
史树青：我看郑板桥的东西很有经验的，我家里有郑板桥的画。我看郑板桥的书，看郑板桥的字，看年代。
记者：在您印象当中有没有看错的时候?
史树青：大错真没有过。错就是错，正确就是正确，看错了我感觉不多，没有什么特别看错的东西。
不久前，史树青在北京大钟寺地摊上发现了一把青铜剑，他认为是越王勾践剑，当即花1800元钱将剑买下。后来有的专家认为是假的，博物馆不收。为了这事，史树青写了一首诗：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字错金。得自冷摊欲献宝，卞和到老是忠心。
在文物鉴定界，其实围绕一件文物各执一词的情况经常发生，甚至很多文物的鉴定最终也不能定论，像史树青这样的大鉴定家经常也会面对一种两难的境地。
夏玫云(史树青的夫人)：也是上个世纪了，张大千的一张画是在浙江拍卖行卖的，卖了100万元，再加上佣金是120万元。那张画有人说真有人说假，当时上海有个鉴定家非常有名，叫谢稚柳先生，他说是真的；到北京来找徐邦达先生，徐邦达也是非常有名的鉴定大家。徐先生说是假的。南北两个鉴定家意见完全相反，这个买主心里就不踏实了，然后就找到史树青先生。在找他以前还找了一些其他的专家，这些专家都不表态了，因为怎么表态都不好，不是得罪这边，就是得罪那边，所以都不表态了。最后史先生看后，马上表态：假的，不光说假的还说是在台湾造的假，说出一套理由来。
史树青：真就是真，假就是假，不说违心的话。如果是我的水平不够，看错了，那是我的责任。
嘿，宣青的东西，老太太拿着盛凉粉
从进入国立历史馆的那一天开始，史树青从最早的书画鉴定不断扩展到各类文物，大到陶瓷器皿，小到一枚印章，经他鉴定的文物有上百万件之多。在博物馆工作了这么多年，史树青曾陆续把许多收藏的珍贵字画捐给了博物馆，除了丘逢甲的字之外，最著名的是一幅1956年捐赠的《海瑞行书轴》，因为这幅字，在“文化大革命”时史树青被批为“三家村”的帮凶，挨过各种批斗，一番好意向国家捐赠却引来想不到的种种罪过。“文化大革命”后，史树青一如既往地有好东西就捐。
史树青：只要博物馆需要、展览需要，我就捐。
记者：那您会不会觉得捐了以后自己挺遗憾的?
史树青：我高兴，我高兴。像丘逢甲那个东西，我跟捡了的一样，现在算是一二级文物。我跟你说个笑话，1950年，我跟王世襄都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五一”劳动节时，我们进城游行，就在西直门那儿集合，发现一个卖凉粉的食品摊有一个盘子，我一看，宣青，宣德青花，明初的，很好的。嘿，宣青的东西，老太太拿着盛凉粉。这个东西太有意思了。我找着王世襄，我说你看这不跟你们家那个一样吗，咱们得跟老太太商量买下这个东西。 记者：您怎么跟她说的?
史树青：王世襄就说这个东西买下来捐给国家。老太太就卖了，钱给了不少。王世襄拿了2.5元，我拿了2.5元，就算买了。合着，今天也就是500块钱的样子。
记者：在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盘子?
史树青：有价值啊，值300万元，宣青盘子照例是300万元以上的。
记者：在我们看来，其实干您这行，总是跟财富有关系。
史树青：有钱的才能收藏啊。
记者：像您这样有“眼学”的，可能随便看一看，自己去买一点东西，都是好东西。
史树青：我也认为是好东西。不过到现在我老伴和女儿还认为我买的东西都是假的，觉得我是瞎花钱，不让我买。
记者：现在有很多收藏家，买的东西一旦进入市场后价值就会飙升。我相信如果这样做的话，您夫人和孩子都不会认为您买的是假的，您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史树青：我的东西都没卖呢。我搁着，收藏就要搁着。
记者：您真是收藏它?
史树青：真收藏!我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亲切，爱文物就是爱护国家的文化遗产。爱国主义!外国没有的，只有中国有就不得了的，都是祖先留下的。
夏玫云：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补品、不喝茶，唯一喜欢的就是去买旧东西。他一有空就去潘家园，他自己非常喜欢，拉都拉不动，一方面很多人围着，他自己也不走，就看这些东西，高兴得要命。
这是一种绝学了
虽然史树青已经年愈80退休在家，但每天到他家中登门拜访、请求鉴宝的人仍然络绎不绝。为他渊博的学识、丰富的学养所折服。鉴定的时候，史树青从不需要借助别的手段，一眼就能辨别出文物的真假伪劣。
史树青认为鉴定一个宝物最需注意三点：一是文物要和文献相结合，不结合那就是古董商；二是传世的文物要跟出土的文物相结合，叫比较研究；三是“眼学”和科学相结合，文物分析要观察和科学相结合。
史树青：科学是有误差的。
记者：误差在什么地方呢?
史树青：科学鉴定的科学标本都没谱，原料鉴定都没谱，取样都没谱。我们凭眼力看的人呢，往往不相信科学鉴定，目前还是。
记者：这个“眼学”是怎么练成的呢7
史树青：靠读书。我现在还有几万册书，书还是读得不少的。
记者：我听说您到现在每天晚上还读书读到两三点?
史树青：必须读书。
记者：您读书是怎么个读法，会背书吗?
史树青：背目录，可以说是一门书皮的学问。我这个书皮学问，你们学一辈子也学不了。我在辅仁大学学习的时候，中文系主任、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教了我一种学习方法，就是看书要背目录。目录背下来了，书的主要内容就记住了，这个方法很有用。
记者：它能够使您在需要的时候知道到哪儿去找?
史树青：对，哪儿找去。书到用时方恨少啊，现在知道这个书名就不容易。这叫竭泽而渔。你把周围打扫净了之后再研究，超过他们，后来居止，不然的话还是落在前人的窠臼里了。
史树青一生为学，读书无数，披沙捡金，征史探源，终成就一代大家，但遗憾的是，今天史树青却感觉满肚子的学问无以后继。
史树青：现在的学生读书太少了。我的一些学生都下海了。
记者：对他们的选择您怎么看?
史树青：有一个日本朋友叫迟田温，他就跟我说，他在一个日本研究所教课，教的学生都是希望他们搞学术研究，没想到日本研究所的学生出来之后都搞商业了。他说他非常伤心。
记者：您呢?
史树青：我也是这样。
记者：那您希望您的学生怎么样?搞学问?
史树青：读书。学术见解很重要。
记者：你觉得商业会耽误他们的学问?
史树青：当然耽误学问了，我们是研究学问。
记者:您的“眼学”可以传给后人吗?传给学生还是传给您的孩子?
史树青：我感觉传给后人很难。我儿子也学我这套儿，他也到潘家园那儿买东西，我一看就是假的。
记者：还是“眼学”不一样?
史树青：他没搞过这个，瞎花钱呢。现在我就苦于没人懂我这学问，我感觉我的学问——我不敢跟大专家相比——我感觉我这个学问很深，不是吹，是真的很深，可以说这是一种绝学了。
耄耋之年，史树青便以读书为养生良方。他曾赋《书缘十咏》，“十缘”是：买书、收书、点书、抄书、选书、校书、藏书、品书等。在北京东城区一条有着近800年历史的老胡同，有一旧四合院是史树青原来居住的地方，他在那里住了40多年，那里还藏着他多年积累下来的3万多本书，这些书是他一生最大的财富，也是他丰富学识的最根本源泉。每次重新回到四合院的老宅子，老人都要把一些已经装箱的书拿出来再看一眼，正是它们，练就了史树青一双善于沙中淘金的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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