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影响中国
2016年度科技人物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天宫二号-神舟十一号载人航天任务研制团队
张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长征二号F火箭总设计师。1990年开始从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预先研究工作，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后，开始从事长征二号F火箭逃逸系统总体研制工作。2008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何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空间实验室系统及载人飞船系统总指挥。1994年参加工作，现任五院载人航天总体部副部长、研究员。从天津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后，便进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载人飞船总体室。
顾侧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载人航天工程载人飞船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空间实验室系统副总指挥。1992年开始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现任八院科技委常委。曾获国家人事部、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颁发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者”，上海市总工会“五一劳动奖章”以及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奖突出贡献奖等荣誉称号。
顾侧峰的公文包很普通，是最寻常的黑色，从外观上看，有点鼓鼓囊囊。包里常年装着文件、剃须刀、身份证以及一两件换洗的衣物。“命令来了，提着包就能走。”
即使在《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2016年度人物的颁奖典礼现场，顾侧峰依然拎着这只包。这是他的职业性质决定的。他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载人飞船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空间实验室系统副总指挥，任务多而繁重。与他一同来领奖的，还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实验系统及载人飞船系统总指挥何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张智。
三人都是提前到达会场的，对于从事庞大、复杂而又精密工程的他们来说，守时是最基本的要求。他们很少在这样的场合相见，大多数的时候，会议室是他们碰面最多的地方。贵宾室的嘉宾多起来后，热闹的氛围让他们有点不太习惯，三人出去抽了会烟，便径直走向了还在准备的会场。
2016年11月18日13点59分，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航天员景海鹏、陈冬出舱后状态良好。这意味着，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承担这项任务的正是何宇、顾侧峰、张智三人协作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航天任务研制团队。
航天是个精细活儿
张智并不觉得自己从事的职业与其他行业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是别人做冰箱、手机，我们做火箭罢了。”在他看来，唯一的不同是火箭系统大而复杂，运用的技术小众而高端。
2016年，长征二号F火箭先后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和神舟十一号飞船发射升空，完成了长征二号F火箭的第12次和第13次太空之行。这是张智工作的第29个年头。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手工匠人，用时间和气力打磨着工作和耐心——载人航天工程虽然系统庞大，却是个精细活儿。
1987年，张智被分配到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迎接他的首先是一个单位的“老人”。两人的见面，意味着在之后的三年里，双方会彼此配合完成工作，而他将从对方的言传身教中获取理念和知识。在张智眼中，航天领域传帮带的模式，就是匠人的一种体现。
张智还记得，在一次设计任务中，他画了一张设计图交给了小组长。小组长将修改意见反馈给他，让他进一步修改，来回折腾了三遍，最终才有一个颇为满意的效果。“当时什么都不会，都是人家改完了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改。”用了近三年的时间，张智才真正独立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学到的不仅是知识和技能，还有做事的态度和理念。
现在，和当年一样，入院的年轻人还是会签订师徒协议。协议的内容也更加细化，条条目目明确了师徒两人的责任和义务。不过，随着型号任务的增多，年轻人出师的时间相对缩减。
1992年，长征二号F火箭开始研制，承担着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运载任务。那一年，张智28岁，承担逃逸系统的总体研制工作。火箭的逃逸系统将在火箭发生紧急故障的情况下将载有航天员的飞船带离故障火箭，以确保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这是国内首次开展逃逸系统的研制工作。
在试验验证的过程中，研制出来的逃逸系统时常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这都需要作为技术负责人的张智去解决。他几乎每天都去产品测试、装配和运输的现场，记录当天发生的情况、工作的进展。在当时的型号研制队伍中，许多人相互之间还不太熟悉，但他们大多记住了一个浓眉大眼、中等个头，奔波在现场的小伙子，这个人就是张智。
如今，张智已经年过半百，做事认真的态度和理念依然没有变化，多年的工作将他打磨得更加老练、谨慎。而长征二号F载人火箭也在不断地完善和改进。在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飞船的发射任务中，他们对两发长征二号F火箭分别做了数十项工艺改进。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从设计者提出改进需求到最终落实，中间的环节相当复杂。首先，火箭的设计师系统会讨论提议是否可行;其次，要确认改进系统是否会影响别的系统的运行;然后才能进入验证阶段。如果验证成功，方能进入到正式程序阶段，随后还会有一系列的跟踪追查。“我们并不是因循守旧，也会使用新的技术，但前提是不能影响整个火箭系统的安全可靠性。”
执行任务期间，每名岗位人员的手里都有一张检查表，完成一项检查，他们会在上面画上一个勾，没有完成的则要解释缘由。
在执行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飞船发射任务的70天里，张智一直待在发射场，抽掉十几条烟。这是他第一次担任长征二号的总师，有点紧张。每隔一天，他都会组织相应系统的工作人员开一次“双想会”，即想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安全性和可靠性。为避免影响大家休息，开会的时间为晚上7点半到9点半，一般不超过10点。 火箭运到发射区的第一天就出了一个不小的问题，有一个电源系统上的测试灯怎么都熄不灭;第二天又有一个问题出现。晚上，张智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系统在发射区出现问题，意味着你以前的工作可能都是无效的。那种感觉，就像黑暗的屋子里突然窜出一只猫。”早上一醒来，他的脸就肿了半边。“我的责任和目标不只是成功地将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发射上去，还要保证不出重大安全事故、不出重大责任事故。这才叫圆满成功。”
以往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慢慢地被汇编成册，就形成了规范。张智曾经参加过一次标准规范制定，当时他突然发现，这些规范居然有了1000多本。“每一件事都需要找到相对应的规范，而每一条规范都是实践经验或教训，都是有故事的。”而为了保证成功的“圆满”，张智和他的同事们就必须将每一步都落实到工作中去，严格甚至有些刻板地检查、追溯和执行。
魔力大于压力
匠人们也有苦中作乐的时候。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院工作的顾侧峰颇有这种感觉。
八院是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研制任务的主要承担单位之一，主要负责两个型号的资源舱/推进舱结构和总装、对接机构分系统、电源分系统、测控通信分系统子系统单机和电缆网、飞船三舱配电器等任务。顾侧峰喜欢用“一无所有”来形容载人航天的起步。以当初他所从事的测控与通信分系统产品研制为例，整个研制团队对USB测控体制等技术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当时，我们就是在一张白纸的基础上进行论证并开展产品的研制。”
而另一个现实是，“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对我们来讲，我们不仅要面对航天型号‘失败不起’的形势，更要实现载人航天‘不能失败，必须确保成功’的要求。”顾侧峰说。
这张白纸上最先需要“画出”的是一个无人船试样。按照计划，1996年第一艘无人船产品即要交出来。这对于负责基础系统研制的顾侧峰等人来说，无疑是压力重重。
他们想到了一种解压的方法，即塑造一个轻松、快乐的氛围。“团队成员和成员之间交流没有隔阂，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工作之余，大家有时间会一起跳舞、唱歌，舒缓压力。我们是进行一种快乐教育。”
2016年7月初，顾侧峰带队从上海出征，抵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开始天宫二号为期两个多月的发射准备工作。迎接他们的依然是40多度的高温以及干燥的气候、头顶密密麻麻的蚊子，跟1999年神舟一号发射时一摸一样。不过，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了。
顾侧峰所在的团队遇到过更大的挑战。2003年，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期间，正值非典。这是中国的“天字一号”任务，必须如期进行首次载人飞行试验。然而，大量的产品和设备都需要在北京做试验验证。“这肯定要派人去啊，最后很多设计师和员工去的时候都和家里说是去别地出差。”任务完成归来，甚至很少有人敢去接机。顾侧峰去了，他们这批人直接被送到郊区隔离。“从事载人航天事业，是件辛苦的活，但载人航天的魔力要大于压力，成功那一刻的自豪感和满足感也不是一般的工作能够体会到的。”
拒绝“成功疲劳症”
2016年12月8日下午4点钟，94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走上台为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航天任务研制团队颁奖。致辞的时候，他有些激动，“两位航天员顺利进入天宫二号完成工作后回到祖国，我想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这是了不得的，是中华民族的成功。我特别高兴有机会认识这三位团队成员。”
何宇从杨振宁手中接过奖杯，他说，“这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载人航天的特点就是万人一杆枪，一个人在其中能够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小的，但是整个系统的人力积聚起来，爆发出来的能量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应该多宣传我们的团队，而不是个人。”
何宇今年45岁，笑容很淡，短发里隐约有些银色。从神舟九号开始，何宇就担任飞船系统的总指挥。在此之前，他做过技术改造的工程师、单机的设计师、分系统的负责人、总体的副主任设计师、副总师……“几乎什么岗位都干过”。
精细到不落下一个细节，是何宇一直坚持的原则。2012年6月18日，我国的神舟九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顺利对接，三位航天员在“天宫”待了十天。回到地面上后，航天员反馈，“舱内异味很大”。这源于生活垃圾处理设计存在的问题。从神舟十号开始，何宇等人就开始改进相关的设计。在天宫二号的制造中，设计师针对宇航员的吃喝住行等做了全面的宜居设计。在完成30天的中期驻留后，何宇得知航天员“住得舒适、像家”的评价后，相当欣慰。
一路走来，周边的同事对何宇最多的评价就是“活交给何宇总是令人放心”。在各个岗位久经磨练的何宇，深知航天工作繁琐细致，压力大、风险高。而作为总指挥，他需要将这些理念灌输给团队的每一个人。这是他擅长的事情。
每一项新的任务开始到结束，何宇都会不断地提到一句话，“技术已经很成熟，但任务的过程中依然会有认识不到的事情和问题，必须要尽全力寻找可能存在的风险。”
查到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不断地复查和审查。发现考虑不周的地方，何宇会跟工作人员一次次地讲解方案可能引发的问题，一次谈不透，再谈，直到被大家认可。已经在载人航天领域工作了二十余年的何宇脑袋里好像有一本故障字典，每一次遇到故障，他都会迅速地联想到其他型号是否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并迅速找到解决的方式。
一遍遍复查看起来枯燥，但何宇却不这样认为，“我们做工作的目的是不让问题发生，提前识别风险，找到问题的根源，而不是出了问题再解决问题，这样才能保证比较好的结果。”
从1992年中国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开始到神舟十一号飞船发射成功，24年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完成了13次发射任务。何宇偶尔会回想起最初加入载人航天任务的时候，那是1994年，他刚从天津大学毕业，当时最火的公司还是摩托罗拉，中国在载人航天领域还是一穷二白。“当时试验室一无所有，数据处理的软件没有，各种硬件系统也没有，都得自己去集成。”何宇回忆说。当时的团队工作颇为琐碎，既要搞研制工作，还要跑到机场仓库提货，去海关报关。
如今，何宇开始有新的担心：怕大家犯“成功疲劳症”。他甚至总结了四种病症。第一个便是不虚心。“很多人会觉得产品和技术已经很完美了，听不进他人的质疑和建议。”后面三点分别是不专心、不精心、很放心。“一些领导对团队成员的工作状态、精神状态把关可能不到位，他的放心不是建立在详细了解一线和产品状态的基础上，而是主观上放心。这些对工程的威胁都很大。”
正是在何宇们殚精竭虑地努力之下，中国的航天队伍逐渐强大起来，航天技术也慢慢走向成熟。根据内部统计，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航天任务研制团队的平均年龄只有35岁。每次与国外专家交流的时候，看到对面一溜的年轻面孔，来自外国的航天专家都颇为感慨，“中国的载人航天是大有可为的。”
获奖理由
60年前，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科学家开创了中国航天事业，从那时候起，经过一代一代人的艰苦奋斗，中国正在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今年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完成，对未来中国的空间站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变幻莫测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国坚持走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航天科技必将成为代表未来中国实力和地位的重要领域。
2016年度科技人物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天宫二号-神舟十一号载人航天任务研制团队
张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长征二号F火箭总设计师。1990年开始从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预先研究工作，1992年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后，开始从事长征二号F火箭逃逸系统总体研制工作。2008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何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空间实验室系统及载人飞船系统总指挥。1994年参加工作，现任五院载人航天总体部副部长、研究员。从天津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后，便进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载人飞船总体室。
顾侧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载人航天工程载人飞船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空间实验室系统副总指挥。1992年开始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现任八院科技委常委。曾获国家人事部、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颁发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者”，上海市总工会“五一劳动奖章”以及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奖突出贡献奖等荣誉称号。
顾侧峰的公文包很普通，是最寻常的黑色，从外观上看，有点鼓鼓囊囊。包里常年装着文件、剃须刀、身份证以及一两件换洗的衣物。“命令来了，提着包就能走。”
即使在《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2016年度人物的颁奖典礼现场，顾侧峰依然拎着这只包。这是他的职业性质决定的。他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载人飞船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空间实验室系统副总指挥，任务多而繁重。与他一同来领奖的，还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空间实验系统及载人飞船系统总指挥何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张智。
三人都是提前到达会场的，对于从事庞大、复杂而又精密工程的他们来说，守时是最基本的要求。他们很少在这样的场合相见，大多数的时候，会议室是他们碰面最多的地方。贵宾室的嘉宾多起来后，热闹的氛围让他们有点不太习惯，三人出去抽了会烟，便径直走向了还在准备的会场。
2016年11月18日13点59分，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航天员景海鹏、陈冬出舱后状态良好。这意味着，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承担这项任务的正是何宇、顾侧峰、张智三人协作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航天任务研制团队。
航天是个精细活儿
张智并不觉得自己从事的职业与其他行业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是别人做冰箱、手机，我们做火箭罢了。”在他看来，唯一的不同是火箭系统大而复杂，运用的技术小众而高端。
2016年，长征二号F火箭先后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和神舟十一号飞船发射升空，完成了长征二号F火箭的第12次和第13次太空之行。这是张智工作的第29个年头。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手工匠人，用时间和气力打磨着工作和耐心——载人航天工程虽然系统庞大，却是个精细活儿。
1987年，张智被分配到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迎接他的首先是一个单位的“老人”。两人的见面，意味着在之后的三年里，双方会彼此配合完成工作，而他将从对方的言传身教中获取理念和知识。在张智眼中，航天领域传帮带的模式，就是匠人的一种体现。
张智还记得，在一次设计任务中，他画了一张设计图交给了小组长。小组长将修改意见反馈给他，让他进一步修改，来回折腾了三遍，最终才有一个颇为满意的效果。“当时什么都不会，都是人家改完了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改。”用了近三年的时间，张智才真正独立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学到的不仅是知识和技能，还有做事的态度和理念。
现在，和当年一样，入院的年轻人还是会签订师徒协议。协议的内容也更加细化，条条目目明确了师徒两人的责任和义务。不过，随着型号任务的增多，年轻人出师的时间相对缩减。
1992年，长征二号F火箭开始研制，承担着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运载任务。那一年，张智28岁，承担逃逸系统的总体研制工作。火箭的逃逸系统将在火箭发生紧急故障的情况下将载有航天员的飞船带离故障火箭，以确保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这是国内首次开展逃逸系统的研制工作。
在试验验证的过程中，研制出来的逃逸系统时常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这都需要作为技术负责人的张智去解决。他几乎每天都去产品测试、装配和运输的现场，记录当天发生的情况、工作的进展。在当时的型号研制队伍中，许多人相互之间还不太熟悉，但他们大多记住了一个浓眉大眼、中等个头，奔波在现场的小伙子，这个人就是张智。
如今，张智已经年过半百，做事认真的态度和理念依然没有变化，多年的工作将他打磨得更加老练、谨慎。而长征二号F载人火箭也在不断地完善和改进。在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飞船的发射任务中，他们对两发长征二号F火箭分别做了数十项工艺改进。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从设计者提出改进需求到最终落实，中间的环节相当复杂。首先，火箭的设计师系统会讨论提议是否可行;其次，要确认改进系统是否会影响别的系统的运行;然后才能进入验证阶段。如果验证成功，方能进入到正式程序阶段，随后还会有一系列的跟踪追查。“我们并不是因循守旧，也会使用新的技术，但前提是不能影响整个火箭系统的安全可靠性。”
执行任务期间，每名岗位人员的手里都有一张检查表，完成一项检查，他们会在上面画上一个勾，没有完成的则要解释缘由。
在执行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飞船发射任务的70天里，张智一直待在发射场，抽掉十几条烟。这是他第一次担任长征二号的总师，有点紧张。每隔一天，他都会组织相应系统的工作人员开一次“双想会”，即想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安全性和可靠性。为避免影响大家休息，开会的时间为晚上7点半到9点半，一般不超过10点。 火箭运到发射区的第一天就出了一个不小的问题，有一个电源系统上的测试灯怎么都熄不灭;第二天又有一个问题出现。晚上，张智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系统在发射区出现问题，意味着你以前的工作可能都是无效的。那种感觉，就像黑暗的屋子里突然窜出一只猫。”早上一醒来，他的脸就肿了半边。“我的责任和目标不只是成功地将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发射上去，还要保证不出重大安全事故、不出重大责任事故。这才叫圆满成功。”
以往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慢慢地被汇编成册，就形成了规范。张智曾经参加过一次标准规范制定，当时他突然发现，这些规范居然有了1000多本。“每一件事都需要找到相对应的规范，而每一条规范都是实践经验或教训，都是有故事的。”而为了保证成功的“圆满”，张智和他的同事们就必须将每一步都落实到工作中去，严格甚至有些刻板地检查、追溯和执行。
魔力大于压力
匠人们也有苦中作乐的时候。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院工作的顾侧峰颇有这种感觉。
八院是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研制任务的主要承担单位之一，主要负责两个型号的资源舱/推进舱结构和总装、对接机构分系统、电源分系统、测控通信分系统子系统单机和电缆网、飞船三舱配电器等任务。顾侧峰喜欢用“一无所有”来形容载人航天的起步。以当初他所从事的测控与通信分系统产品研制为例，整个研制团队对USB测控体制等技术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当时，我们就是在一张白纸的基础上进行论证并开展产品的研制。”
而另一个现实是，“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对我们来讲，我们不仅要面对航天型号‘失败不起’的形势，更要实现载人航天‘不能失败，必须确保成功’的要求。”顾侧峰说。
这张白纸上最先需要“画出”的是一个无人船试样。按照计划，1996年第一艘无人船产品即要交出来。这对于负责基础系统研制的顾侧峰等人来说，无疑是压力重重。
他们想到了一种解压的方法，即塑造一个轻松、快乐的氛围。“团队成员和成员之间交流没有隔阂，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工作之余，大家有时间会一起跳舞、唱歌，舒缓压力。我们是进行一种快乐教育。”
2016年7月初，顾侧峰带队从上海出征，抵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开始天宫二号为期两个多月的发射准备工作。迎接他们的依然是40多度的高温以及干燥的气候、头顶密密麻麻的蚊子，跟1999年神舟一号发射时一摸一样。不过，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了。
顾侧峰所在的团队遇到过更大的挑战。2003年，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期间，正值非典。这是中国的“天字一号”任务，必须如期进行首次载人飞行试验。然而，大量的产品和设备都需要在北京做试验验证。“这肯定要派人去啊，最后很多设计师和员工去的时候都和家里说是去别地出差。”任务完成归来，甚至很少有人敢去接机。顾侧峰去了，他们这批人直接被送到郊区隔离。“从事载人航天事业，是件辛苦的活，但载人航天的魔力要大于压力，成功那一刻的自豪感和满足感也不是一般的工作能够体会到的。”
拒绝“成功疲劳症”
2016年12月8日下午4点钟，94岁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走上台为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航天任务研制团队颁奖。致辞的时候，他有些激动，“两位航天员顺利进入天宫二号完成工作后回到祖国，我想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这是了不得的，是中华民族的成功。我特别高兴有机会认识这三位团队成员。”
何宇从杨振宁手中接过奖杯，他说，“这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载人航天的特点就是万人一杆枪，一个人在其中能够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小的，但是整个系统的人力积聚起来，爆发出来的能量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应该多宣传我们的团队，而不是个人。”
何宇今年45岁，笑容很淡，短发里隐约有些银色。从神舟九号开始，何宇就担任飞船系统的总指挥。在此之前，他做过技术改造的工程师、单机的设计师、分系统的负责人、总体的副主任设计师、副总师……“几乎什么岗位都干过”。
精细到不落下一个细节，是何宇一直坚持的原则。2012年6月18日，我国的神舟九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顺利对接，三位航天员在“天宫”待了十天。回到地面上后，航天员反馈，“舱内异味很大”。这源于生活垃圾处理设计存在的问题。从神舟十号开始，何宇等人就开始改进相关的设计。在天宫二号的制造中，设计师针对宇航员的吃喝住行等做了全面的宜居设计。在完成30天的中期驻留后，何宇得知航天员“住得舒适、像家”的评价后，相当欣慰。
一路走来，周边的同事对何宇最多的评价就是“活交给何宇总是令人放心”。在各个岗位久经磨练的何宇，深知航天工作繁琐细致，压力大、风险高。而作为总指挥，他需要将这些理念灌输给团队的每一个人。这是他擅长的事情。
每一项新的任务开始到结束，何宇都会不断地提到一句话，“技术已经很成熟，但任务的过程中依然会有认识不到的事情和问题，必须要尽全力寻找可能存在的风险。”
查到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不断地复查和审查。发现考虑不周的地方，何宇会跟工作人员一次次地讲解方案可能引发的问题，一次谈不透，再谈，直到被大家认可。已经在载人航天领域工作了二十余年的何宇脑袋里好像有一本故障字典，每一次遇到故障，他都会迅速地联想到其他型号是否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并迅速找到解决的方式。
一遍遍复查看起来枯燥，但何宇却不这样认为，“我们做工作的目的是不让问题发生，提前识别风险，找到问题的根源，而不是出了问题再解决问题，这样才能保证比较好的结果。”
从1992年中国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开始到神舟十一号飞船发射成功，24年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完成了13次发射任务。何宇偶尔会回想起最初加入载人航天任务的时候，那是1994年，他刚从天津大学毕业，当时最火的公司还是摩托罗拉，中国在载人航天领域还是一穷二白。“当时试验室一无所有，数据处理的软件没有，各种硬件系统也没有，都得自己去集成。”何宇回忆说。当时的团队工作颇为琐碎，既要搞研制工作，还要跑到机场仓库提货，去海关报关。
如今，何宇开始有新的担心：怕大家犯“成功疲劳症”。他甚至总结了四种病症。第一个便是不虚心。“很多人会觉得产品和技术已经很完美了，听不进他人的质疑和建议。”后面三点分别是不专心、不精心、很放心。“一些领导对团队成员的工作状态、精神状态把关可能不到位，他的放心不是建立在详细了解一线和产品状态的基础上，而是主观上放心。这些对工程的威胁都很大。”
正是在何宇们殚精竭虑地努力之下，中国的航天队伍逐渐强大起来，航天技术也慢慢走向成熟。根据内部统计，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航天任务研制团队的平均年龄只有35岁。每次与国外专家交流的时候，看到对面一溜的年轻面孔，来自外国的航天专家都颇为感慨，“中国的载人航天是大有可为的。”
获奖理由
60年前，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科学家开创了中国航天事业，从那时候起，经过一代一代人的艰苦奋斗，中国正在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今年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完成，对未来中国的空间站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变幻莫测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国坚持走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航天科技必将成为代表未来中国实力和地位的重要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