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年堂药铺开业于明永乐三年（1405年），最初在北京南城菜市口大街铁门胡同迤西路北，创办者为元末明初著名诗人、养生大家丁鹤年。
　　永乐初年，连年战乱，多地瘟疫频发。特别是永乐六年（1408年），南方暴发大瘟疫，向北方各省蔓延。丁鹤年结合祖传验方和当时的疫情，研制出了“避瘟金汤”，无偿赠送给灾民。
　　鹤年堂所处的菜市口明代称“菜市大街”，为京南要衢，是外省人进京必经之地，也是集聚与住宿的首选之所，交通发达，人员密集。当时丁鹤年已73岁高龄，遂将药铺交由儿子丁文勇打理，并特别叮嘱：“医者应胸怀仁心，万不可唯利是图！”
　　丁文勇铭记父亲之言，秉承其乐善好施之德。当时南方的瘟疫已近京城，为防止瘟疫蔓延，他特意在药铺门口放置了一口大缸，每天清早装上满满一大缸“避瘟金汤”，供过往的人们免费饮用，一送就是大半年。当时的医药名家张景岳这样形容鹤年堂赠药时的盛况：“世人趋骛鹤年堂。”
　　疫情过后，鹤年堂药铺门前所置的大药缸并未撤去。丁文勇依据四时防病之理，根据不同的节气配制了不同的汤饮：春时“避瘟汤”，具有清热解毒、避秽除烦之功效；夏时“解暑汤”，具有清心涤热、解暑除烦之功效；长夏“化湿汤”，具有健脾化湿、消食开胃之功效；秋时“润燥汤”，具有滋阴润燥、生津止渴之功效；冬时“散寒汤”，具有温经散寒之功效。久而久之，人们将这五汤统称为“甘露饮”。无论商贩、车夫还是官宦、权贵，只要经过鹤年堂门前，“任客饮用，不收分文”。丁文勇见饮者不绝，颇感欣慰。
　　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京城名医王圣一接手鹤年堂，延续了鹤年堂送药汤之传统。时年宛平、大兴二县出现疫情，王圣一联络京城多家药铺掌柜，对源于唐朝宫廷食疗方的秋梨膏进行了优化，以北方润性最佳、药用价值更高的赵县雪花梨取代了原方中的秋梨，使其更具生津止渴、润燥清肺、降温治疫的作用，并将其置于药铺门前的大药缸旁，与“避瘟金汤”一起供路人随意取用，持续数月。
　　鹤年堂送药汤之善举，历经明、清、民国，一直传承到20世纪50年代，长达540多年。据说李时珍在太医院任职时曾到鹤年堂寻访，当时的掌柜曹永利特请其品饮“甘露饮”，清宫御医也曾多次到鹤年堂品饮“甘露饮”，无不称好。民国十五年（1926年）夏，京城酷热，占据北京的“东北王”张作霖曾差侍卫到鹤年堂讨取“甘露饮”，以为消暑。
　　鹤年堂的“避瘟金汤”还与郑和下西洋有着渊源。
　　据《鹤年堂养生密码》载：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奉命第三次下西洋，途经南亚、西亚诸国。这些国家属热带地区，瘴疠多有发生，前两次下西洋，船队人员仅因染瘴疠而死的就有近千人，伤者不计其数。
　　第三次出行前，鄭和多方搜寻可以防治瘴疠之药物。经友人相告，郑和得知北京鹤年堂药铺所制“避瘟金汤”对瘴疠颇有效果，特意前去寻访。
　　当时的鹤年堂掌柜丁文勇与郑和一见如故。他向郑和详细地介绍了“避瘟金汤”的机理、配方和功效。郑和甚为满意，随即奏请成祖朱棣，请求上谕“着鹤年堂尽速配制，以做下西洋避瘟之用”。
　　很快，鹤年堂便接到了配制“避瘟金汤”助郑和下西洋的旨意。考虑到“避瘟金汤”熬制工艺要求高，在船上不易操作，经过反复实验，丁文勇决定把汤剂改为便于携带、保存且便于泡制、饮用的茶剂。同时考虑到船员们在海上待的时间长容易疲乏，又在方中增加了养元类药物。他还差人到京东开平镇（今唐山市开平区）定制了千余陶壶，以储茶剂。
　　不久，千余壶“避瘟金汤”送至郑和船队起锚之地。船队航行期间，船员以“避瘟金汤”防暑降温，颇有成效。据传，郑和还曾把“避瘟金汤”当作国礼送给了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市）国王拜里米苏剌，颇受欢迎。此后郑和四次下西洋，均把“避瘟金汤”作为必备之物。
　　（摘自《北京晚报》2020年3月5日，心香一瓣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