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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三姐妹就读当年著名名媛学堂——上海中西女塾时年龄均小,5岁的宋美龄是个胖乎乎的淘气小女孩,喜欢穿着男孩的衣服到处乱跑;7岁的宋庆龄英文名字是“罗莎蒙黛”,这个文静的小姑娘,喜爱艺术,多年后她的老师和同学还记得她在校园话剧中饰演的公主。名媛学堂是宋氏三姐妹步入人生辉煌的起点,这些西方傳教士创办的教会女校为当时的中国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女性,当然,也包括那些名噪一时如今已经变成传奇的交际名媛。
1844年,英国女传教士奥特绥趁五口通商开放之际,在宁波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此后各国传教士相继在北京、上海等地建立女校。由于国人的传统思想和对洋人的疑忌,这些学校虽然学费低廉、提供食宿和生活津贴,却招不到女生,只能招收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看到这些学成毕业的女孩子在洋行里找到了很好的职位,女校的生源才开始逐步增加。经过半个世纪的开发和积累,教会女中逐渐成为贵族学校,北京的圣心学堂、上海的中西女中(前中西女塾)、启明女中、圣玛利亚女中都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名媛学堂。
曾就读于圣玛利亚女中、旧上海市长吴国桢的表妹俞秀莲回忆:当年班上三十几名同学全是上海滩显赫家族的女子,每逢一月一次的回家日,校门口便排起汽车长队。其中有位郑姓同窗是杜月笙的儿媳。当时,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张爱玲因家道中落,显得寒酸,她穿着后母改过的旧衣服站在校园一片鲜衣华服中显得格外扎眼。“她瘦得一塌糊涂,也不好看。人很文气,基本不理睬我们,我们也跟她玩不到一块去”。 俞秀莲回忆说,“她的话很少,也没什么谈得来的朋友。整天很用功,经常在写东西,功课很好,老师也很喜欢她。”
其他女校也是一样,宋氏三姐妹曾就读于中西女中;上海大亨张啸林之女张佩俊、张佩杰姐妹,蒋介石把兄张静江的孙女则在启明女中读书;陆小曼的父亲担任财政部司长和赋税司长多年,为将女儿培养成名媛中的名媛,不惜重金将她送入北京圣心学堂。
旧上海名流陈定山1949年去了台湾,回忆起上海滩的繁华旖旎,仍忍不住提起当时的交际名媛,他在《春申旧闻》中写道:“上海名媛以交际著称者,自陆小曼、唐瑛始。继之者为周叔苹、陈皓明。周乃邮票大王周今觉的女公子,陈则为驻德大使陈震青之爱女,其门阀高华,风度端凝,盖尤胜于唐、陆。自是厥后,乃有殷明珠、傅文豪,而交际花身价渐与明星同流。”
文中提到的殷明珠,其曾祖是道光朝的翰林,傅文豪也出自富贵人家。她们均在名媛学堂里打造出了万种风情。名媛学堂的女生是那个时代的“超级女生”,她们被各报刊追捧,成为商家提升名气的活广告。上海滩著名的餐厅“杏花酒楼”广告语竟然写道:“中西女中同学及社会名流时常光临的著名粤菜鼻祖——杏花酒楼!”后来红极一时的女演员殷明珠被人们戏称为“FF女士”(FF即Foreign Fashion,“外国时尚”的简称),意指她是时尚引领者,凡是她定做的衣服、皮鞋,都被店家依样复制后,标上“FF”陈列在橱窗内以招揽顾客。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名媛学堂不仅培养出社交场上的交际花,还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女性。宋氏三姐妹,美国俄勒冈州副议长邓稚风,前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朱丽兰,中国科学院院士黄量,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亚珠、闻玉梅,文学家张爱玲,艺术家顾圣婴、黄蜀芹,还有堪称中西女中之母的校长薛正,她们均出自中西女中、圣玛利亚女中等校。中西女中1940级毕业生潘佐君在毕业年刊上写道:“希望将来在社会上仍可听到各位名字,而不是以××夫人形式出现!”
名媛学堂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富贵逼人,所以一般只有豪门望族的女孩子才有机会入学。并且学堂对生源要求严格,学生入学人数设有限制。中西女中6个年级只收400名学生,全部住校;圣玛利亚女中一年学费一般是84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10个月的工资,专学西文的一年学费则翻了一倍。因经济拮据,张爱玲的母亲让张爱玲在嫁妆与学费间选择一样,张爱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学费。
尽管开销巨大,名流显贵依然热衷将家中女子送入名媛学堂,希望她们在这些校规严正的西式女校里,学习如何去做一个拥有高尚品位与安宁意趣的淑女。在此风气下,许多好事者衡量一位上流士绅是否够标准时,不但要看他的衣着、汽车、经常光顾的餐厅和臂弯里依偎着的舞女,同时还要看他的千金小姐是否就读于名媛学堂。名媛学堂的女生也是富家公子和青年俊杰们竞相追逐的目标,人们以娶到她们为荣,所以许多中产人家也倾其所有将女儿送入名媛学堂,期待一跃龙门,身价十倍。
名媛学堂建立起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完整学制,推行双语教学,中学说汉语,西学说英语。教材除汉语的文言文以外全部是英文版,与英美学校的教材一样。学生入校后一律住校,这些富家小姐们从此开始过着既独立又互助的集体生活,穿衣梳妆、叠被铺床都要自己动手。第一次站到众人之前演讲时,许多女生会窘迫得哭出声来。然而,在老师的鼓励下,这些中国姑娘们终于能站上大礼堂的舞台,公演英语话剧《白雪公主》了。
名媛学堂还十分重视体育,甚至规定女生必须学会骑自行车,体育不及格者不能升级。所以学生们一反中国女子好静不好动的低调风格,她们学会了游泳、骑马、踩脚踏车(自行车)、打网球……校园里到处活跃着少女们矫健的身影。 此外,女生们还要学习各种社交礼仪。学校引导她们举办各种聚会,展现才艺,揣摩交际技巧。在中西女中,一旦升到高三,自由也就来了。学生们可以在宿舍接听电话,信件也不用经过教务长中转,连宿舍房间也可随意布置。宿舍二楼的大客厅,学生可自由使用,从家里搬来藤椅、沙发,配几个俏皮的靠垫,三五好友相聚,听留声机里喜爱的乐曲,真不知人间今夕何夕!
名媛学堂校规森严,校园严禁外界男子踏入,圣玛利亚女中尤为严格,早期甚至规定学生只能嫁给基督徒。《上海漫画》为此在1928年11月刊登了一则漫画:《女校来了男客》,对其过于僵化的校风嘲讽了一番。但浓郁的基督教氛围并没有扼杀女校学生们的一点灵思,她们的思想相当进步。中西女中1937级学生毕业时编定的《墨梯年刊》里有一页“我最喜欢的书”,40人不到的班级里竟然有7个人最爱巴金的《家》,鲁迅的《彷徨》和《呐喊》也是姑娘们的最爱,泰戈尔和尼采的作品她们也有涉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名媛学堂的学生爱国不落人后,一部分学生参加游行、捐款、上街演说,反对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还有一部分学生留校煮糖、画卡片、做手帕等出售,以资助学生运动。1937年淞沪抗战后,中西女中学生走出校园,到租界为十九路军包扎伤员。1921年,后来成为中西女中校长的薛正此时仍在圣玛利亚女中读书,积弱不振的国势让她郁结于心,她提笔赋诗:“残灯闪案头,置书无心观。堂堂中夏国,祸乱起百端。强邻方宰割,内讧犹未安。伤哉一泓水,纷纷成波澜。我欲洗兵甲,挽彼甘霖难。瞿然念来日,四顾摧心肝”。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伴着旖旎妖冶的歌声,两名戴着白手套的服务生缓缓拉开百乐门黄铜把手的大门,交际花们优雅的身姿如期出现在大理石台阶上,铺着猩红色地毯的弧形转角楼梯,展开在她们眼前。在舞池边驻足苦候的男士顿时骚动起来,纷纷迎上前去大献殷勤,刚才还被众星捧月的胡蝶、上官云珠等电影明星们此时也不免有一丝妒意。
名媛学堂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它为旧中国的社交界培养了许多风华绝代的交际名媛,其中又以“南唐北陆”的名头最响。
北京的陆小曼在名媛学堂时已是风光无限,后来与徐志摩相识,两人的一场倾城之恋世人皆知。与她齐名的唐瑛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她相貌美丽,多才多艺,热衷社交生活。她曾主演过洪深编导的话剧《少奶奶的扇子》,还在卡尔登大剧院用英语演出过整部《王宝钏》。财政部长宋子文很为她着迷,倾力追求,但唐瑛父母不愿沾染政界,两人最终没能携手。当时唐瑛在上海社交界风头一时无两,英国王室来沪都会特意邀请她去表演钢琴和昆曲,第二天,登有她大幅玉照的报道便上了多家报纸的重要版面。不过这样一位佳人婚姻却不幸福,27岁时离异,不久改嫁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的七公子做少奶奶,20世纪40年代远去香港。
唐瑛的妹妹唐薇红从小也被培养成著名的交际花,她和姐姐一样嫁了两次。结束第一段婚姻后,她改嫁给浙江南浔四大家族之一庞家的公子庞维谨,两人志趣相投,婚后生活美满。
殷明珠就读上海中西女中时有“首席校花”之誉。进入社交界之后,众人称她为“FF女士”。她平时喜欢西服革履,模仿美国电影明星宝莲的装束,驾一辆亨斯美车(当时流行的贵族马车)。在一场婚宴中殷明珠巧遇正在物色演员的电影导演但杜宇,两人十分投缘,于是殷明珠出任女一號,于1922年拍成中国第一部爱情片《海誓》。不久二人结为连理,媒人是管际安,证婚人是叶楚伧。在此后的17年中,但杜宇共导演了30余部影片,殷明珠主演了其中的《重返故乡》《传家宝》《盘丝洞》等近20部影片。夫妻俩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周叔苹的文学才华在交际名媛中颇为突出。她活跃在上海滩的各种社交场合,同时还翻译一些英文短篇文学作品,在林语堂主编的《西风》等高品位杂志上发表。她出过好多本书,是跟《城南旧事》作者林海音齐名的女作家。这位交际名媛十分注重仪表,人过中年,穿着和化妆还像20来岁。
1928年,郭婉莹从中西女中毕业。她的父亲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实业家,曾担任孙中山政府的造币厂厂长。郭婉莹像其他名媛一样,在社交场上一展舞步,并定下了一桩门庭般配的婚事。不过渴望自由独立的郭婉莹不久即撕毁婚约,走进燕京大学主修心理学。前未婚夫从美国赶来,用枪指着她逼她回心转意,她镇定地回答:“你不杀我,我不会跟你结婚。你杀掉我,我也不可能跟你结婚了。我不能嫁给一个和我谈论丝袜结不结实的男子。”1934年,郭婉莹嫁给一位她自己择定的有意趣的男子。婚后她仍然追求自己的事业。1936年,她在静安寺国际饭店创办了“霓裳新装社”,专为上流社会名媛淑丽设计定制具有中国服装时尚元素的高级成衣。她在国际饭店举办精致的茶会,让太太小姐们可以边品茶边观看服装模特们展示的各种华服。
舞会总有曲终的一刻,当历史的书页轻轻翻过,所有的美丽,都在沧海桑田中成为传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相继占领了北京、上海,许多教会学校宣布解散。继续办学的女校如中西女中则被日军征用校区,被迫迁离,多名美籍牧师被捕。抗战胜利后,中西女中等校搬回原址,但昔日的无限风光已经远去。1952年,圣玛利亚女中和中西女中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合并命名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过去的名媛学堂成为了人民的学校。“文革”开始后,女中被取消,改称市第三中学,1982年经有关部门批准恢复女中,又改回原称。
交际名媛们的人生际遇也随着大时代的风云变幻而跌宕起伏。20世纪40年代,唐瑛、周叔苹、殷明珠等红极一时的交际花纷纷举家迁到了香港等地,从此与大陆隔绝。她们虽然气质依旧,毕竟年华老去,那一段流金岁月只能在梦中追寻了。而那些留在大陆的名媛,则经历了更多的人世坎坷。
1949年5月26日晚,唐薇红和丈夫从睡梦里惊醒,听到外面有隆隆的炮声和枪响。唐薇红吓得不行,心想这下是死定了。丈夫庞维谨倒还镇定,拿了一床棉被,给老婆孩子从头到脚地盖上,说:“就是死也要睡个痛快。”第二天早上醒来,唐薇红打开房门,看见门外的马路上睡满了解放军,上海解放了。
随后的几年,百乐门舞厅数度更迭,最后改成了红都电影院。唐薇红无处跳舞,闲来无事,出80块钱,和朋友合开了一家小拉链厂。她负责管理账本和给厂里的工人开饭。唐薇红虽然每天穿旗袍和尖头皮鞋去工厂上班,在工人中间人缘却极好。工厂后来被并入国营,唐薇红就一直在工厂上班。“文革”时期,丈夫去世,她靠着每月84块钱的工资把四个孩子拉扯大。
郭婉莹的人生轨迹则劫难重重。1956年,她的丈夫开着自家的福特车去上班,一到办公室就被捕了,罪名为“通敌卖国,侵吞国家财产”。郭家被判定需要向国家赔偿六万八千美金,家产被悉数抄没,郭婉莹带着儿子净身出户,寄住在不足6平方米的弄堂房子里。不久,她被下放到崇明农场劳动,挖河泥、洗马桶、喂猪,还要遭受不间断的审讯、批斗。6年后,丈夫病逝于监狱。郭婉莹到郊区农场担任英语教师,领着30元的微薄薪水,每天只能吃8分钱一碗的阳春面。
当政治的风暴终于平息,渡尽劫波的昔日名媛也终于可以安享晚年,她们对高品位生活的追求一如既往。郭婉莹会用煤气炉烘烤出具有圣彼得堡风味的蛋糕,在接待每一位访客时化妆,不会因为年华已逝便轻慢自己。年过八旬的唐薇红仍然拎着名牌手袋,喜欢女儿从国外买回来的Dior口红、Chanel香水和Ferragamo的高跟鞋,依然每周三次乐此不疲地在百乐门的舞池里翩翩起舞。
蝴蝶的翅膀不幸被雨水打湿了,但风雨过后,依旧会在阳光下彰显美丽。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东西南北》
2019年第1期〕
豪门女公子
1844年,英国女传教士奥特绥趁五口通商开放之际,在宁波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此后各国传教士相继在北京、上海等地建立女校。由于国人的传统思想和对洋人的疑忌,这些学校虽然学费低廉、提供食宿和生活津贴,却招不到女生,只能招收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看到这些学成毕业的女孩子在洋行里找到了很好的职位,女校的生源才开始逐步增加。经过半个世纪的开发和积累,教会女中逐渐成为贵族学校,北京的圣心学堂、上海的中西女中(前中西女塾)、启明女中、圣玛利亚女中都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名媛学堂。
曾就读于圣玛利亚女中、旧上海市长吴国桢的表妹俞秀莲回忆:当年班上三十几名同学全是上海滩显赫家族的女子,每逢一月一次的回家日,校门口便排起汽车长队。其中有位郑姓同窗是杜月笙的儿媳。当时,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张爱玲因家道中落,显得寒酸,她穿着后母改过的旧衣服站在校园一片鲜衣华服中显得格外扎眼。“她瘦得一塌糊涂,也不好看。人很文气,基本不理睬我们,我们也跟她玩不到一块去”。 俞秀莲回忆说,“她的话很少,也没什么谈得来的朋友。整天很用功,经常在写东西,功课很好,老师也很喜欢她。”
其他女校也是一样,宋氏三姐妹曾就读于中西女中;上海大亨张啸林之女张佩俊、张佩杰姐妹,蒋介石把兄张静江的孙女则在启明女中读书;陆小曼的父亲担任财政部司长和赋税司长多年,为将女儿培养成名媛中的名媛,不惜重金将她送入北京圣心学堂。
旧上海名流陈定山1949年去了台湾,回忆起上海滩的繁华旖旎,仍忍不住提起当时的交际名媛,他在《春申旧闻》中写道:“上海名媛以交际著称者,自陆小曼、唐瑛始。继之者为周叔苹、陈皓明。周乃邮票大王周今觉的女公子,陈则为驻德大使陈震青之爱女,其门阀高华,风度端凝,盖尤胜于唐、陆。自是厥后,乃有殷明珠、傅文豪,而交际花身价渐与明星同流。”
文中提到的殷明珠,其曾祖是道光朝的翰林,傅文豪也出自富贵人家。她们均在名媛学堂里打造出了万种风情。名媛学堂的女生是那个时代的“超级女生”,她们被各报刊追捧,成为商家提升名气的活广告。上海滩著名的餐厅“杏花酒楼”广告语竟然写道:“中西女中同学及社会名流时常光临的著名粤菜鼻祖——杏花酒楼!”后来红极一时的女演员殷明珠被人们戏称为“FF女士”(FF即Foreign Fashion,“外国时尚”的简称),意指她是时尚引领者,凡是她定做的衣服、皮鞋,都被店家依样复制后,标上“FF”陈列在橱窗内以招揽顾客。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名媛学堂不仅培养出社交场上的交际花,还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女性。宋氏三姐妹,美国俄勒冈州副议长邓稚风,前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朱丽兰,中国科学院院士黄量,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亚珠、闻玉梅,文学家张爱玲,艺术家顾圣婴、黄蜀芹,还有堪称中西女中之母的校长薛正,她们均出自中西女中、圣玛利亚女中等校。中西女中1940级毕业生潘佐君在毕业年刊上写道:“希望将来在社会上仍可听到各位名字,而不是以××夫人形式出现!”
贵族学校探秘
名媛学堂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富贵逼人,所以一般只有豪门望族的女孩子才有机会入学。并且学堂对生源要求严格,学生入学人数设有限制。中西女中6个年级只收400名学生,全部住校;圣玛利亚女中一年学费一般是84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10个月的工资,专学西文的一年学费则翻了一倍。因经济拮据,张爱玲的母亲让张爱玲在嫁妆与学费间选择一样,张爱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学费。
尽管开销巨大,名流显贵依然热衷将家中女子送入名媛学堂,希望她们在这些校规严正的西式女校里,学习如何去做一个拥有高尚品位与安宁意趣的淑女。在此风气下,许多好事者衡量一位上流士绅是否够标准时,不但要看他的衣着、汽车、经常光顾的餐厅和臂弯里依偎着的舞女,同时还要看他的千金小姐是否就读于名媛学堂。名媛学堂的女生也是富家公子和青年俊杰们竞相追逐的目标,人们以娶到她们为荣,所以许多中产人家也倾其所有将女儿送入名媛学堂,期待一跃龙门,身价十倍。
名媛学堂建立起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完整学制,推行双语教学,中学说汉语,西学说英语。教材除汉语的文言文以外全部是英文版,与英美学校的教材一样。学生入校后一律住校,这些富家小姐们从此开始过着既独立又互助的集体生活,穿衣梳妆、叠被铺床都要自己动手。第一次站到众人之前演讲时,许多女生会窘迫得哭出声来。然而,在老师的鼓励下,这些中国姑娘们终于能站上大礼堂的舞台,公演英语话剧《白雪公主》了。
名媛学堂还十分重视体育,甚至规定女生必须学会骑自行车,体育不及格者不能升级。所以学生们一反中国女子好静不好动的低调风格,她们学会了游泳、骑马、踩脚踏车(自行车)、打网球……校园里到处活跃着少女们矫健的身影。 此外,女生们还要学习各种社交礼仪。学校引导她们举办各种聚会,展现才艺,揣摩交际技巧。在中西女中,一旦升到高三,自由也就来了。学生们可以在宿舍接听电话,信件也不用经过教务长中转,连宿舍房间也可随意布置。宿舍二楼的大客厅,学生可自由使用,从家里搬来藤椅、沙发,配几个俏皮的靠垫,三五好友相聚,听留声机里喜爱的乐曲,真不知人间今夕何夕!
名媛学堂校规森严,校园严禁外界男子踏入,圣玛利亚女中尤为严格,早期甚至规定学生只能嫁给基督徒。《上海漫画》为此在1928年11月刊登了一则漫画:《女校来了男客》,对其过于僵化的校风嘲讽了一番。但浓郁的基督教氛围并没有扼杀女校学生们的一点灵思,她们的思想相当进步。中西女中1937级学生毕业时编定的《墨梯年刊》里有一页“我最喜欢的书”,40人不到的班级里竟然有7个人最爱巴金的《家》,鲁迅的《彷徨》和《呐喊》也是姑娘们的最爱,泰戈尔和尼采的作品她们也有涉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名媛学堂的学生爱国不落人后,一部分学生参加游行、捐款、上街演说,反对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还有一部分学生留校煮糖、画卡片、做手帕等出售,以资助学生运动。1937年淞沪抗战后,中西女中学生走出校园,到租界为十九路军包扎伤员。1921年,后来成为中西女中校长的薛正此时仍在圣玛利亚女中读书,积弱不振的国势让她郁结于心,她提笔赋诗:“残灯闪案头,置书无心观。堂堂中夏国,祸乱起百端。强邻方宰割,内讧犹未安。伤哉一泓水,纷纷成波澜。我欲洗兵甲,挽彼甘霖难。瞿然念来日,四顾摧心肝”。
风华绝代交际花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伴着旖旎妖冶的歌声,两名戴着白手套的服务生缓缓拉开百乐门黄铜把手的大门,交际花们优雅的身姿如期出现在大理石台阶上,铺着猩红色地毯的弧形转角楼梯,展开在她们眼前。在舞池边驻足苦候的男士顿时骚动起来,纷纷迎上前去大献殷勤,刚才还被众星捧月的胡蝶、上官云珠等电影明星们此时也不免有一丝妒意。
名媛学堂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它为旧中国的社交界培养了许多风华绝代的交际名媛,其中又以“南唐北陆”的名头最响。
北京的陆小曼在名媛学堂时已是风光无限,后来与徐志摩相识,两人的一场倾城之恋世人皆知。与她齐名的唐瑛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她相貌美丽,多才多艺,热衷社交生活。她曾主演过洪深编导的话剧《少奶奶的扇子》,还在卡尔登大剧院用英语演出过整部《王宝钏》。财政部长宋子文很为她着迷,倾力追求,但唐瑛父母不愿沾染政界,两人最终没能携手。当时唐瑛在上海社交界风头一时无两,英国王室来沪都会特意邀请她去表演钢琴和昆曲,第二天,登有她大幅玉照的报道便上了多家报纸的重要版面。不过这样一位佳人婚姻却不幸福,27岁时离异,不久改嫁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的七公子做少奶奶,20世纪40年代远去香港。
唐瑛的妹妹唐薇红从小也被培养成著名的交际花,她和姐姐一样嫁了两次。结束第一段婚姻后,她改嫁给浙江南浔四大家族之一庞家的公子庞维谨,两人志趣相投,婚后生活美满。
殷明珠就读上海中西女中时有“首席校花”之誉。进入社交界之后,众人称她为“FF女士”。她平时喜欢西服革履,模仿美国电影明星宝莲的装束,驾一辆亨斯美车(当时流行的贵族马车)。在一场婚宴中殷明珠巧遇正在物色演员的电影导演但杜宇,两人十分投缘,于是殷明珠出任女一號,于1922年拍成中国第一部爱情片《海誓》。不久二人结为连理,媒人是管际安,证婚人是叶楚伧。在此后的17年中,但杜宇共导演了30余部影片,殷明珠主演了其中的《重返故乡》《传家宝》《盘丝洞》等近20部影片。夫妻俩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周叔苹的文学才华在交际名媛中颇为突出。她活跃在上海滩的各种社交场合,同时还翻译一些英文短篇文学作品,在林语堂主编的《西风》等高品位杂志上发表。她出过好多本书,是跟《城南旧事》作者林海音齐名的女作家。这位交际名媛十分注重仪表,人过中年,穿着和化妆还像20来岁。
1928年,郭婉莹从中西女中毕业。她的父亲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实业家,曾担任孙中山政府的造币厂厂长。郭婉莹像其他名媛一样,在社交场上一展舞步,并定下了一桩门庭般配的婚事。不过渴望自由独立的郭婉莹不久即撕毁婚约,走进燕京大学主修心理学。前未婚夫从美国赶来,用枪指着她逼她回心转意,她镇定地回答:“你不杀我,我不会跟你结婚。你杀掉我,我也不可能跟你结婚了。我不能嫁给一个和我谈论丝袜结不结实的男子。”1934年,郭婉莹嫁给一位她自己择定的有意趣的男子。婚后她仍然追求自己的事业。1936年,她在静安寺国际饭店创办了“霓裳新装社”,专为上流社会名媛淑丽设计定制具有中国服装时尚元素的高级成衣。她在国际饭店举办精致的茶会,让太太小姐们可以边品茶边观看服装模特们展示的各种华服。
花开花落两不知
舞会总有曲终的一刻,当历史的书页轻轻翻过,所有的美丽,都在沧海桑田中成为传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相继占领了北京、上海,许多教会学校宣布解散。继续办学的女校如中西女中则被日军征用校区,被迫迁离,多名美籍牧师被捕。抗战胜利后,中西女中等校搬回原址,但昔日的无限风光已经远去。1952年,圣玛利亚女中和中西女中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合并命名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过去的名媛学堂成为了人民的学校。“文革”开始后,女中被取消,改称市第三中学,1982年经有关部门批准恢复女中,又改回原称。
交际名媛们的人生际遇也随着大时代的风云变幻而跌宕起伏。20世纪40年代,唐瑛、周叔苹、殷明珠等红极一时的交际花纷纷举家迁到了香港等地,从此与大陆隔绝。她们虽然气质依旧,毕竟年华老去,那一段流金岁月只能在梦中追寻了。而那些留在大陆的名媛,则经历了更多的人世坎坷。
1949年5月26日晚,唐薇红和丈夫从睡梦里惊醒,听到外面有隆隆的炮声和枪响。唐薇红吓得不行,心想这下是死定了。丈夫庞维谨倒还镇定,拿了一床棉被,给老婆孩子从头到脚地盖上,说:“就是死也要睡个痛快。”第二天早上醒来,唐薇红打开房门,看见门外的马路上睡满了解放军,上海解放了。
随后的几年,百乐门舞厅数度更迭,最后改成了红都电影院。唐薇红无处跳舞,闲来无事,出80块钱,和朋友合开了一家小拉链厂。她负责管理账本和给厂里的工人开饭。唐薇红虽然每天穿旗袍和尖头皮鞋去工厂上班,在工人中间人缘却极好。工厂后来被并入国营,唐薇红就一直在工厂上班。“文革”时期,丈夫去世,她靠着每月84块钱的工资把四个孩子拉扯大。
郭婉莹的人生轨迹则劫难重重。1956年,她的丈夫开着自家的福特车去上班,一到办公室就被捕了,罪名为“通敌卖国,侵吞国家财产”。郭家被判定需要向国家赔偿六万八千美金,家产被悉数抄没,郭婉莹带着儿子净身出户,寄住在不足6平方米的弄堂房子里。不久,她被下放到崇明农场劳动,挖河泥、洗马桶、喂猪,还要遭受不间断的审讯、批斗。6年后,丈夫病逝于监狱。郭婉莹到郊区农场担任英语教师,领着30元的微薄薪水,每天只能吃8分钱一碗的阳春面。
当政治的风暴终于平息,渡尽劫波的昔日名媛也终于可以安享晚年,她们对高品位生活的追求一如既往。郭婉莹会用煤气炉烘烤出具有圣彼得堡风味的蛋糕,在接待每一位访客时化妆,不会因为年华已逝便轻慢自己。年过八旬的唐薇红仍然拎着名牌手袋,喜欢女儿从国外买回来的Dior口红、Chanel香水和Ferragamo的高跟鞋,依然每周三次乐此不疲地在百乐门的舞池里翩翩起舞。
蝴蝶的翅膀不幸被雨水打湿了,但风雨过后,依旧会在阳光下彰显美丽。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东西南北》
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