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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我在整理文件时，从一个书柜下方不大用的抽屉里，见到三封写给我的信。信封下方印着一行红色的字：“中华国际技术开发总公司老年旅游服务公司”。我以为是旅行社的什么信，差一点被我扔进碎纸机。我顺手打开其中一封，看见信笺下方的“陆久之”三字，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哦，蒋介石女婿！”这三封写于1985年的信，立即被我装入塑料文件夹，作为书信珍品保存起来。
陆久之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的传奇，光是列举这三条，就可见一斑：
其一，他广为人知的身份——蒋介石女婿，同时也是国民党少将;
其二，他不为人知的身份——从1927年起就在中共领导下，长期从事秘密工作;
其三，他一生坎坷，曾因潘汉年事件身陷囹圄，却享年106岁，与宋美龄“并驾齐驱”。
关于他是蒋介石女婿这一点，有着三种不同的观点：
其一是质疑——蒋介石只有儿子蒋经国、养子蒋纬国，没有女儿，哪来女婿？
其二是认同;
其三是他本人，从不自称是蒋介石女婿，但是别人称他蒋介石女婿时也从不否认。
要写清我为什么会采访陆久之并与他有书信往返，还是要从他是不是蒋介石女婿这一点说起。
蒋介石一生有过四次婚姻：
1901年，14岁的蒋介石由父母包办，在家乡奉化溪口与年长他5岁的毛福梅结婚，育有一子，即蒋经国。1939年毛福梅被日本飞机炸死于奉化溪口。
1911年，蒋介石在上海结识了姚治诚，两人结合，但未举行正式婚礼。姚治诚没有生育，后来收养一子，蒋介石视如己出，取名蒋纬国。1966年姚治诚病逝台湾。
1922年，蒋介石在上海由张静江作伐，与陈洁如相识。蒋介石与陈洁如在上海举行婚礼，由戴季陶主婚，孙中山“礼贺连礼”。婚后带了陈洁如常住广州，当时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而姚治诚则带着蒋纬国住在上海。陈洁如也没有生育。
1927年，蒋介石为了与宋美龄结婚，解除了与元配毛福梅以及姚治诚、陈洁如的婚约。
1971年1月21日陈洁如在香港去世。
从蒋介石四次婚姻之中可以看出，他并无女儿。
然而，蒋介石却确实有过一个养女。那是蒋介石在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去参观广州平民医院，见到一位华侨太太连生了几胎女儿，欲得一子，却又产一女婴，打算送人，何香凝收养了这女婴。不久，陈洁如去看望何香凝，见到这个女婴活泼可爱，非常喜欢，何香凝便把女婴送给了陈洁如。陈洁如为女婴取名蓓蓓。蒋介石得知有了女儿，也很高兴，为她取学名蒋瑶光。
所以，蒋介石有一位养女蒋瑶光，这是确实无疑的。
这女婴长大之后，嫁给了陆久之。虽然那时候蒋介石与陈洁如已经离异，但蒋瑶光仍是蒋介石养女，如同姚治诚与蒋介石离婚之后，蒋纬国仍是蒋介石养子一样。也正因为这样，作为蒋瑶光的丈夫，人们称他为蒋介石女婿，这也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只是陆久之本人作为资深的中共党员，不愿自称蒋介石女婿，这同样言之成理。
我对陆久之的传奇人生甚有兴趣，打算采访，为他写一部长篇传记。我得知他是上海文史馆馆员，1985年8月20日便骑自行车来到上海文史馆，受到热情接待。在那里，我大致了解陆久之身世，上海文史馆确认了他的蒋介石女婿的身份。上海文史馆表示支持我的采访，即告知位于上海的陆久之的寓所地址以及电话。
我随即致电陆久之。他知道我，很爽快就答应采访。但是，当时已经83岁的他似乎很忙，约定8月29日下午采访。
我如约来到位于上海闹市淮海中路的陆久之家中。年已八旬的陆久之，一头银发梳得条理分明，一丝不乱，脸色红润，温文尔雅，气度非凡，一望而知是很有修养的长者。由此也可以想象，年轻时他必定是“帅哥”一个。
我拿出录音机，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南方口音，讲话声音不大，不紧不慢，但是很清楚。
他于1902年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名叫陆翰。他出生不久，随父亲迁往江苏常州。父亲先在浙江军阀卢永祥那里担任幕僚，后来出任以孙传芳为总司令的五省联军军法处处长。他在上海读完中学后，1922年，到杭州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这是一所在清末洋务运动之后出现的工科学校。在陆久之之前，夏衍就曾经就学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色科。
1924年，突然传来噩耗，父亲因正直而得罪人，遭到暗害。陆久之从杭州回到了上海。就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蔡叔厚。
一听蔡叔厚这名字，我马上记起来了，问道：“是不是上海机电一局的蔡局长？”
他感到惊讶，反问：“你怎么会知道上海机电一局的蔡叔厚？”
我告诉陆老，我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曾经在上海的电影厂工作，蔡叔厚那时候是电影厂的顾问，由我负责联系，所以我多次去位于上海四川中路的上海机电一局 （全称是“上海市第一机械电机工业局”） 拜访他。当时，他是上海机电一局副局长，我总是喊他“蔡局长”。他是机电专家，而对电影厂的业务却非常熟悉，因为他在解放初曾担任上海市电影管理处处长。我去拜访他时，他已经是头发灰白，似乎工作清闲，总在办公室里看报纸、看书。电影厂每一回请他，他几乎必定出席顾问会议……
我这么一说，在不经意之中，拉近了我与陆久之的距离。陆久之说，如今知道蔡叔厚的人很少，没有想到你竟然认识蔡叔厚。
对于陆久之来说，蔡叔厚是改变他命运的人。蔡叔厚是浙江诸暨人，比他年长4岁，1916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1921年考取留日官费生，入日本电机专门学校，继而又攻读东京工业大学电机科研究生，1924年毕业回国，在上海爱文义路 （今北京西路） 的迁善里（今北京西路1004弄） 创办绍敦电机公司。绍敦是他的名，叔厚 （肃候） 是他的字，只是人们叫惯他蔡叔厚而已。绍敦电机公司，也就是以他的名命名的公司。蔡叔厚是公司的经理兼工程师，人称“蔡老板”。蔡叔厚有很好的机电学识，又善于经营企业，所以绍敦电机公司不仅制成紫光电疗仪、烘花机等新机械，而且首创在上海大世界、新世界屋顶设置电动新闻广告，在上海机电行业也算是小有名气。 由于陆久之与蔡叔厚是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先后校友，蔡叔厚邀请陆久之加盟绍敦电机公司。进入这家绍敦电机公司，陆久之渐渐发现，蔡叔厚思想“左”倾，张秋人 （中共早期革命家）、徐梅坤 （中共“三大”中央执委）、杨贤江（上海“五卅运动”领导人之一） 常常来公司做客。1927年，蔡叔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绍敦电机公司变成了中共地下交通联络机关，曾经先后掩护过叶剑英、李维汉、廖承志、夏衍、冯雪峰等许多共产党人。
后来，中共成立了特科，其中第四科为电讯科，科长李强，负责创制无线通讯器材。蔡叔厚被调入中共特科，协助李强工作。绍敦电机公司秘密为中共生产了第一批无线电收报机。
蔡叔厚在1932年被调往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先后隶属肖项平 （时任地下党北平市委秘书长）、罗伦斯、史沫特莱领导。1936年初，蔡叔厚因新任领导史沫特莱突然离华，失去了中共组织关系。解放后，蔡叔厚竟然成了非中共人士。陆久之对我说，正因为这样，如你所忆，蔡叔厚在上海机电一局工作清闲。“文革”中蔡叔厚以“特嫌”罪名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1971年5月6日死于狱中。“文革”后蔡叔厚冤案得以平反。1978年3月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为蔡叔厚恢复党籍，党龄从1927年起算，而此时蔡叔厚离世已经七年！
陆久之回忆说，自从参加上海中共地下交通联络机关工作以来，他掩护过陈赓、项英等重要共产党干部。1926年，他结识了周恩来，被安排到上海市总工会秘书处工作，担任周恩来地下信使的联络人。受蔡叔厚影响，出身国民党官员之家的陆久之在1927年春向中共地下组织提出入党要求。周恩来闻讯之后，曾经亲自找陆久之谈话，说：“你要求入党我赞成，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可我总觉得，你留在党外，比在党内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1929年冬，组织上告诉他，要安排掩护一位日本友人——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佐野学。当时佐野学从苏联开会回来，途经上海，被国民党特务发觉，处境危险。陆久之让佐野学住到自己家中达35天之久，直至紧张的风声过去，才让佐野学安全返回日本。
虽然佐野学安全回到日本，而陆久之的身份却暴露了，不得不在1930年1月紧急逃往日本。陆久之先是就读于日本铁道学院，后来转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直到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陆久之才回到中国。在日本八年，陆久之日语流利。
陆久之回国之后，公开身份是 《华美晨报》 社长，暗里仍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在日军占领上海期间，他的公开身份是海安信托公司经理，暗中为苏北新四军运送很多物资……
陆久之说起他的婚姻。他与蒋瑶光是1946年圣诞节在上海结婚的，当时他44岁，蒋瑶光比他小22岁。其实，此前两人各有自己的家庭。陆久之元配夫人为陈宗蕙，陈宗蕙的父亲陈国权是孙中山的好友。1926年，陆久之与陈宗蕙在上海结婚。婚后两人曾经一起留学日本，虽然膝下无子女，但是夫妻感情融洽。1945年，陈宗蕙因精神分裂症去世。蒋瑶光则曾嫁朝鲜人安某，育有两子，抗战胜利后安某因曾是日本特务而离家逃逸，致使蒋瑶光无所依靠。经女友周安琪介绍，陈瑶光结识了丧妻的陆久之，爱上了这位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何况当时陆久之是国民党京沪卫戍区总司令汤恩伯上将的至交，是汤恩伯手下的少将参议，上海滩的“红人”。陈洁如亦喜欢女婿陆久之，赠他以金表。这只金表来历不凡，乃1925年俄国顾问鲍罗廷送给蒋介石，而蒋介石又转赠陈洁如的。陆久之与蒋瑶光婚后育有一女，陈洁如搬来与女儿、女婿住在一起。从此，人称陆久之为“蒋介石女婿”，而这一特殊的身份也便于他在国民党高层活动……
那天，陆久之很详细跟我谈及两件事，一是创办 《改造日报》，二是策反汤恩伯。这两件事，都跟他与汤恩伯非同一般的交情有关。
汤恩伯，人称“汤司令”，当年担任京沪卫戍区总司令，可谓权重一时，是上海说一不二的铁腕人物。然而汤恩伯能够成为“汤司令”，陆久之的父亲陆翰曾经起了重要作用：汤恩伯在1922年考入日本明治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他极想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改学军事，但是需要有人保荐。1923年回国时，托陆久之帮忙。陆久之是汤恩伯好友，用陆久之的话来说，是“总角之交”。陆久之把汤恩伯的请求告诉父亲陆翰，陆翰带汤恩伯去见闽浙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然而孙传芳嫌汤恩伯讲话有点口吃，不愿保荐。陆翰只得又带汤恩伯去见孙传芳手下的浙军第1师师长陈仪，陈仪愿为汤恩伯保荐。汤恩伯带着陈仪的保荐书返回日本，终于如愿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第18步兵科学习。所以在汤恩伯人生的关键时刻，陆久之和父亲陆翰帮了大忙。
1926年汤恩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后，回国出任陈仪的第1师少校参谋。后来进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第7期第1总队教育处少将教育长，写出 《步兵中队 （连） 教练之研究》，受到蒋介石赏识，从此青云直上……
1945年3月，汤恩伯出任陆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兼任滇黔战区前线总指挥，与日军作战。8月15日，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受蒋介石派遣，汤恩伯于9月初抵达上海，主持京沪地区日军受降。1946年2月，汤恩伯升任上将，出任京沪卫戍区总司令。
陆久之和父亲陆翰有恩于汤恩伯，所以汤恩伯1945年9月来到上海之后，别人见汤恩伯很难，而陆久之求见，汤恩伯马上接待。陆久之告诉我，当时他穿一身西装，乘坐自己的黑色轿车，前往上海的九江饭店——汤恩伯刚来上海时住在那里，后来司令部设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
在九江饭店，两人畅叙往事之后，汤恩伯便任命陆久之为少将参议。
陆久之对我说，他当时思忖，他这少将参议该做点什么呢？他不熟悉军事，但是他编过报纸，对于文职工作很有经验，而且他曾经留学日本，日语流利。在日本投降之后，有120多万日俘、日侨尚在中国，他打算针对这一特殊群体，创办日文报纸，向他们宣传中日友好、揭露与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陆久之这一构想，得到中共地下组织的同意。于是，陆久之正式向汤恩伯提出：“这么多日军俘虏滞留中国，他们手中的枪虽已被缴，然而思想上的侵略之枪依然存在。古人云：‘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请司令重视。”汤恩伯赞同陆久之的建议，商定报纸的名字叫 《改造日报》，并由陆久之全权负责。 陆久之拿出 《改造日报》 一叠剪报复印件送我。其中有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五日（即1945年10月5日） 出版的 《改造日报》 创刊号，刊头“改造日报”四字是汤恩伯手迹，这可以说是 《改造日报》 的“金字招牌”。报头下方印着报社地址：“上海汤恩路一号”！还有一份剪报，是署名改造日报馆社长陆久之发表的文章，清楚表明 《改造日报》 由陆久之主持笔政。《改造日报》 还刊登了汤恩伯司令在陆久之社长陪同下视察报社的新闻。
在 《改造日报》 上，我看到刊登题为 《战犯群像》 的漫画，也刊登来自延安的关于毛泽东、周恩来的新闻。
那时候，他穿少将军服，出入于汤恩伯司令部，也经常出入于汤恩伯在上海的官邸“蒲园”（今上海长乐路1221号内）。汤恩伯初来上海，家里的佣人、司机和厨师都是委托“老上海”陆久之选择“可靠之人”聘用的。
在陆久之的主持之下，《改造日报》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发行量扶摇直上，日本新闻界也大量转发 《改造日报》 的报道和文章。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刘少文向陆久之传达了 《改造日报》 办报方针：“要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事业上多发表言论;对日本问题要依照 《波茨坦公告》精神做文章;对国内问题则要根据国共和谈原则进行宣传。”
1946年初夏，周恩来在上海马思南路周公馆举行记者招待会，《改造日报》 总经理金学成出席会议。会后，周恩来把金学成留下来，对他说：“《改造日报》 很有意义，要把它办好。”周恩来建议 《改造日报》 请郭沫若写一篇“寄日本文化工作者”的文章。《改造日报》 马上向郭沫若约稿并刊登他的文章。接着，又约请茅盾、夏衍、田汉、翦伯赞、于伶等左翼作家为 《改造日报》 写文章。
《改造日报》 的“左”倾化引起了国民党当局注意。国民党当局先后收到两封抗议信，一封来自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原本是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战败之后被指定负责中国战区日俘、日侨的遣返。冈村宁次在信中宣称：“《改造日报》必须取缔，不能再向日本士兵和日侨分发，否则，一旦在华日军有变，日方概不负责。”另一封来自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认为 《改造日报》 有反美倾向。
这两封抗议信惊动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彭学沛抨击 《改造日报》 是“打着国民党招牌，为共产党宣传”。这样，在1946年9月，《改造日报》不得不停刊。所幸陆久之有汤恩伯这把“保护伞”，面对这样的抗议、抨击，竟然无恙，照样在1946年圣诞节举行婚礼，跟蒋瑶光结婚。
陆久之告诉我，当时他家有两辆名牌轿车。有了“蒋介石女婿”这招牌，他更加安全，在上海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
陆久之很详细地向我讲述的另一件事，是策反汤恩伯。
在国共内战爆发之后，1946年7月汤恩伯升任陆军副总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1947年3月，汤恩伯转往山东作战。5月，由于汤恩伯麾下以张灵甫为师长的整编第74师在孟良崮战役中全军覆没，汤恩伯遭到降职查办。
1948年8月，汤恩伯出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百万雄师即将渡江，直取南京、上海。蒋介石重新起用汤恩伯，欲凭借长江天险，固守京沪杭地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决一死战。12月，汤恩伯再度担任京沪警备总司令。1949年1月，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锐不可当。1949年4月21日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第3野战军全线发起渡江战役。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3日，红旗在南京总统府飘扬。
汤恩伯率30万大军退守上海。这时，中共地下党把策反的目标瞄准了汤恩伯。在大军包围北平时，中共地下党成功地策反了傅作义，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前，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部署策反汤恩伯的工作，并制订了策反计划。
策反汤恩伯的任务，落在了陆久之肩上。
此前，陆久之用金钱买通戴笠手下的一个特务，弄到了上海防御工事图，送到中共地下党员张登手中，迅速转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于攻取上海起了很大的作用。陆久之说，张登就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部长的沙文汉。我当即说，解放后沙文汉是浙江省省长，沙文汉的夫人陈修良是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解放前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我曾经多次采访过她），他们的独生女沙尚之是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的同班同学。沙文汉、陈修良在“反右派斗争”中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
陆久之回忆说，1949年4月中旬，他忽然接到老朋友蔡叔厚的电话，请他立即到懿园一趟。陆久之知道，位于上海福履理路 （今建国西路） 的懿园是蔡叔厚公馆。陆久之乘坐私家轿车来到了懿园，蔡叔厚迎他入内，悄声告诉他：“稍候，老沙等一会儿就到。”
蔡叔厚所说的“老沙”，就是沙文汉。沙文汉当时除了担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部长之外，还兼任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副书记，这次就由沙文汉执行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策反汤恩伯的工作。但是，当时蔡叔厚和陆久之都不知道老沙为什么突然找他们。
蔡叔厚自1936年失去中共组织关系之后，积极寻找中共党组织。1942年他在重庆曾家岩面见周恩来、董必武，以为接上了党的关系，但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没有及时对蔡叔厚这批情报人员履行组织手续，以至这位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一直游离于党外。即便这样，回到上海之后，蔡叔厚仍然积极在中共地下党刘少文 （曾任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委副书记）、沙文汉领导下从事方方面面的工作，多次掩护中共干部。1946年，刘少文遭敌追捕时跌伤，蔡叔厚闻讯把刘少文接到家中疗养。在1955年，刘少文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这次，沙文汉也基于对蔡叔厚高度信任，请蔡叔厚出面给陆久之打电话。当然，沙文汉找蔡叔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蔡叔厚跟汤恩伯私交也不错：1923年蔡叔厚在留学日本时与汤恩伯相识。1926年汤恩伯回国之后，曾在绍敦电机公司里住过一段时间，蔡叔厚还给过汤恩伯经济接济。 在陆久之到达懿园不久，沙文汉来了。
沙文汉跟陆久之、蔡叔厚都是老朋友，所以他直截了当地对陆久之、蔡叔厚说：“奉党的命令，有重要任务交给你们。”
陆久之和蔡叔厚一听，当即表示，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沙文汉对陆久之说：“需要你去做汤恩伯的工作。希望他能像傅作义将军那样，明大义、识时局，举行起义！”
然后，沙文汉对蔡叔厚说：“老蔡配合久之，完成任务。”
策反汤恩伯，当然要比弄到上海防御工事图艰难得多。陆久之深知策反任务的艰巨性，也深感这一使命的重要性。
陆久之受命之后，前往金神父路 （今瑞金二路）上的三井花园，那里原本是日本财阀三井集团上海总部所在地，有许多别墅。当时正值4月春浓，院子里樱花盛开，美不胜收。汤恩伯喜欢三井花园，把司令部设在那里。然而那时候汤恩伯很忙，总是在外巡视、奔波，司令部里难得见到这位司令官的身影。再说，司令部人进人出，人多眼杂，也不是合适的秘密谈话之处。于是，陆久之改为前往汤恩伯官邸蒲园。
蒲园里的佣人、厨师、司机都是陆久之帮汤恩伯寻荐的，所以陆久之对那里熟门熟路。汤恩伯夫人黄竞白也是陆久之的熟人，她告诉陆久之说，汤恩伯肩负重任，处于高度忙碌之中，很少回家，即便回家也是在深夜。黄竞白在日本留学期间与汤恩伯结识，当时她是日本蚕桑学校学生。黄竞白是浙江绍兴人，与国民党二级上将陈仪同乡。汤恩伯与前妻离婚，迎娶黄竞白。
陆久之在“蒲园”客厅坐等汤恩伯，一直没有见到汤恩伯回家，心中万分焦急。他征得黄竞白同意，干脆在“蒲园”的客房住下来。三天之后，汤恩伯终于在深夜回到“蒲园”。虽然他满脸倦容，但是听太太黄竞白说，陆久之已经等候他多日，随即把陆久之请至二楼书房。
陆久之跟汤恩伯是老朋友，也就不绕圈子，直截了当对他说明来意：“司令官曾对我说过：上海是我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我不会去毁坏它。但战端一开，炮火无眼，大上海将夷为废墟焦土，岂不有违司令官初衷？况身担祸国伤民的罪名，去打一场没有前途的战争，自己将今后的退路堵绝了，于仁于智，司令官都欠谋虑。”
汤恩伯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依你之见，该怎样？”
陆久之明确地说：“我看可走傅宜生 （傅作义） 将军的路。”
对于陆久之“亲共”，汤恩伯其实早已心知肚明。抗日战争初期，汤恩伯任第13军军长，要指派一位心腹担任驻南京代表。汤恩伯曾经考虑派陆久之去，但是遭到反对，最终派了别人。当时，汤恩伯指着桌子上的一个红包对陆久之说：“久之，你别让人家说你是这个颜色！”不过，毕竟陆久之跟他的情谊很深，汤恩伯从不加害于“亲共”的陆久之。
这一回，陆久之竟然成了中共劝降的说客。即便如此，汤恩伯对陆久之依然以老朋友相待，只说“容我考虑”。
汤恩伯向来反共，当年在江西，第一个攻下红都瑞金的就是他。正因为他坚决反共，所以蒋介石多次委以重任，直至这次在危急关头，任命他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也正因为这样，策反汤恩伯并不容易。
翌日清早，汤恩伯邀陆久之在蒲园散步，共进早餐。汤恩伯依然不对是否愿意成为“傅作义第二”表态，只是叮嘱陆久之在此多事之时好自为之。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取南京之后，大军东进，直逼上海。策反汤恩伯的工作，更加显得紧迫，沙文汉要求陆久之抓紧策反汤恩伯。
陆久之对我说，4月26日晚上，他又一次前往蒲园——那是他最后一次与汤恩伯密谈。他记得，汤恩伯告诉他：“久之，你今后不能来了！委员长亲自到上海来了，我刚到复兴岛去接他们。”
那天下午1时，蒋介石从浙江乘坐“泰康”号军舰进入吴淞口，抵达上海黄浦江边的复兴岛，汤恩伯到码头迎接。当晚，蒋介石住在复兴岛上仅有的一幢西式洋楼。据告，翌日要迁往汤恩伯司令部所在的金神父路。蒋介石手下特务众多，所以汤恩伯告诉陆久之，不能再来。
汤恩伯说，在复兴岛上，蒋委员长问他：“上海怎么办？”他回答三个字：“打到底！”蒋委员长说了一个字：“好！”
汤恩伯还说，蒋经国、蒋纬国随蒋介石一起来到上海。
陆久之对汤恩伯说道：“在上海，何不把蒋氏父子三个一起抓起来，立一大功！”
陆久之清楚记得，汤恩伯连声说道：“不许乱讲！不许乱讲！”
汤恩伯还说，上海难以坚守，国民党势必败退台湾。汤恩伯反过来劝陆久之随他前往台湾。陆久之连连摇头。
汤恩伯借口公务繁忙，当即把陆久之送走。
陆久之策反汤恩伯，至此画上失败的句号。
中共地下党考虑到陆久之多次出入汤恩伯司令部以及官邸蒲园，可能已经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虽然汤恩伯无意加害于陆久之，但是蒋介石手下的特务不会放过他。于是中共地下党决定让陆久之离开上海，前往日本。
到了日本，陆久之受命执行一项新的策反任务，即策反国民党当局派驻日本的军事使节团团长朱世明。就在朱世明犹豫之际，被国民党特务发觉，国民党当局免除了朱世明的驻日本的军事使节团团长之职。
汤恩伯无法抵挡中国人民解放军锐利攻势。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陆久之欢欣鼓舞，从日本返回上海，与蒋瑶光以及不愿去台湾的岳母陈洁如一起生活。陈洁如还成为上海卢湾区政协委员，每月领200元生活补助费。
意想不到的是，1954年12月31日，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突然被捕，1955年的4月3日，中共地下工作的元老、当时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又突然被捕，由此爆发清查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运动。陆久之受到牵连，也被捕入狱，判处有期徒刑15年。
1961年，陈洁如前往北京，向周恩来请求宽恕女婿陆久之。周恩来熟悉陆久之，指示假释陆久之。1962年陆久之出狱。1965年，陆久之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经周恩来特批，陈洁如于1962年获准移居香港。她到香港改名陈璐，隐居于铜锣湾百德新街。蒋介石获知陈洁如赴港，曾于1963年致函陈洁如，称：“曩昔风雨同舟，举案齐眉，所受照拂，未尝须臾去怀。”蒋介石的另一函称：“遗簪不弃。”赞扬陈洁如：“一向温良敦厚”，“不愧巾帼须眉”。可见蒋介石对陈洁如仍然颇有感情。蒋经国获知陈洁如赴港，用10万美金为这位“上海姆妈”在九龙窝打老道购买了一套豪华公寓，并通过戴安国 （戴季陶之子），每月接济她500美元，使她生活无忧。
在“文革”中，陆久之被挂上“牛鬼蛇神”“狗特务”之类的牌子批斗，遭到一次次抄家，还被“勒令”在街道工厂劳动。后来，他受到中共统战部门保护，才算“隐蔽”起来。
1971年2月11日，陈洁如病逝于香港寓所。经周恩来批准，蒋瑶光赴港奔丧，从此定居香港。
“文革”之后，陆久之的冤案得以平反。1983年，蒋瑶光60岁诞辰，陆久之获准前往香港探亲，住香港九龙窝打老道公寓，生活优裕。很多人以为陆久之一去不复返，蒋瑶光也希望他能够在香港定居。然而，他在1983年11月返回上海。
陆久之跟我畅谈他的传奇人生。我问起他，如今从事什么工作？他依然相当“神秘”。
他对外公开使用的身份是“中华国际技术开发总公司老年旅游服务公司”的董事长。所以他给我写信，用的是“中华国际技术开发总公司老年旅游服务公司”信封、信纸。他接待客人，通常是在这家旅游公司的办公室。他愿意在家中接待我，表明他不把我当“外人”。
在那次采访之后，过了些日子，我于1985年10月22日致函陆久之，再约见面时间。1985年10月23日，我接到陆久之回信：
永烈同志：
10月22日来函收到。近日因有友人从海外来，我忙于接待，可能还要陪同旅游一番。10月为日无多，待至下月上旬，我们再约期晤面如何？一再迁延，实非得已，尚希见谅，并此道歉。
即颂
撰安
陆久之
1985年10月23日
我明白，这家“旅游公司”，也便于他接待那些在海外做秘密工作的朋友，诚如他在信中所说：“近日因有友人从海外来，我忙于接待，可能还要陪同旅游一番。”
我在复函时，挂号寄他四本书：
陆老：
23日复函敬悉，谢谢。
另邮挂号寄上《蒋党真相》 《战斗在敌人心脏里》 《杨度外传》 《在蒋牢中》四本书。后三本，您有空翻翻，您看写成哪种样式较好？
希望能有一段时间集中采访，录音。对于您来说，花费一段时间，把毕生的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传之后人，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正在查阅一些背景资料，做好准备工作。多保重。
问全家好！
叶永烈
陆久之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的传奇，光是列举这三条，就可见一斑：
其一，他广为人知的身份——蒋介石女婿，同时也是国民党少将;
其二，他不为人知的身份——从1927年起就在中共领导下，长期从事秘密工作;
其三，他一生坎坷，曾因潘汉年事件身陷囹圄，却享年106岁，与宋美龄“并驾齐驱”。
关于他是蒋介石女婿这一点，有着三种不同的观点：
其一是质疑——蒋介石只有儿子蒋经国、养子蒋纬国，没有女儿，哪来女婿？
其二是认同;
其三是他本人，从不自称是蒋介石女婿，但是别人称他蒋介石女婿时也从不否认。
要写清我为什么会采访陆久之并与他有书信往返，还是要从他是不是蒋介石女婿这一点说起。
蒋介石一生有过四次婚姻：
1901年，14岁的蒋介石由父母包办，在家乡奉化溪口与年长他5岁的毛福梅结婚，育有一子，即蒋经国。1939年毛福梅被日本飞机炸死于奉化溪口。
1911年，蒋介石在上海结识了姚治诚，两人结合，但未举行正式婚礼。姚治诚没有生育，后来收养一子，蒋介石视如己出，取名蒋纬国。1966年姚治诚病逝台湾。
1922年，蒋介石在上海由张静江作伐，与陈洁如相识。蒋介石与陈洁如在上海举行婚礼，由戴季陶主婚，孙中山“礼贺连礼”。婚后带了陈洁如常住广州，当时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而姚治诚则带着蒋纬国住在上海。陈洁如也没有生育。
1927年，蒋介石为了与宋美龄结婚，解除了与元配毛福梅以及姚治诚、陈洁如的婚约。
1971年1月21日陈洁如在香港去世。
从蒋介石四次婚姻之中可以看出，他并无女儿。
然而，蒋介石却确实有过一个养女。那是蒋介石在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去参观广州平民医院，见到一位华侨太太连生了几胎女儿，欲得一子，却又产一女婴，打算送人，何香凝收养了这女婴。不久，陈洁如去看望何香凝，见到这个女婴活泼可爱，非常喜欢，何香凝便把女婴送给了陈洁如。陈洁如为女婴取名蓓蓓。蒋介石得知有了女儿，也很高兴，为她取学名蒋瑶光。
所以，蒋介石有一位养女蒋瑶光，这是确实无疑的。
这女婴长大之后，嫁给了陆久之。虽然那时候蒋介石与陈洁如已经离异，但蒋瑶光仍是蒋介石养女，如同姚治诚与蒋介石离婚之后，蒋纬国仍是蒋介石养子一样。也正因为这样，作为蒋瑶光的丈夫，人们称他为蒋介石女婿，这也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只是陆久之本人作为资深的中共党员，不愿自称蒋介石女婿，这同样言之成理。
我对陆久之的传奇人生甚有兴趣，打算采访，为他写一部长篇传记。我得知他是上海文史馆馆员，1985年8月20日便骑自行车来到上海文史馆，受到热情接待。在那里，我大致了解陆久之身世，上海文史馆确认了他的蒋介石女婿的身份。上海文史馆表示支持我的采访，即告知位于上海的陆久之的寓所地址以及电话。
我随即致电陆久之。他知道我，很爽快就答应采访。但是，当时已经83岁的他似乎很忙，约定8月29日下午采访。
我如约来到位于上海闹市淮海中路的陆久之家中。年已八旬的陆久之，一头银发梳得条理分明，一丝不乱，脸色红润，温文尔雅，气度非凡，一望而知是很有修养的长者。由此也可以想象，年轻时他必定是“帅哥”一个。
我拿出录音机，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南方口音，讲话声音不大，不紧不慢，但是很清楚。
他于1902年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名叫陆翰。他出生不久，随父亲迁往江苏常州。父亲先在浙江军阀卢永祥那里担任幕僚，后来出任以孙传芳为总司令的五省联军军法处处长。他在上海读完中学后，1922年，到杭州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这是一所在清末洋务运动之后出现的工科学校。在陆久之之前，夏衍就曾经就学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色科。
1924年，突然传来噩耗，父亲因正直而得罪人，遭到暗害。陆久之从杭州回到了上海。就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蔡叔厚。
一听蔡叔厚这名字，我马上记起来了，问道：“是不是上海机电一局的蔡局长？”
他感到惊讶，反问：“你怎么会知道上海机电一局的蔡叔厚？”
我告诉陆老，我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曾经在上海的电影厂工作，蔡叔厚那时候是电影厂的顾问，由我负责联系，所以我多次去位于上海四川中路的上海机电一局 （全称是“上海市第一机械电机工业局”） 拜访他。当时，他是上海机电一局副局长，我总是喊他“蔡局长”。他是机电专家，而对电影厂的业务却非常熟悉，因为他在解放初曾担任上海市电影管理处处长。我去拜访他时，他已经是头发灰白，似乎工作清闲，总在办公室里看报纸、看书。电影厂每一回请他，他几乎必定出席顾问会议……
我这么一说，在不经意之中，拉近了我与陆久之的距离。陆久之说，如今知道蔡叔厚的人很少，没有想到你竟然认识蔡叔厚。
对于陆久之来说，蔡叔厚是改变他命运的人。蔡叔厚是浙江诸暨人，比他年长4岁，1916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1921年考取留日官费生，入日本电机专门学校，继而又攻读东京工业大学电机科研究生，1924年毕业回国，在上海爱文义路 （今北京西路） 的迁善里（今北京西路1004弄） 创办绍敦电机公司。绍敦是他的名，叔厚 （肃候） 是他的字，只是人们叫惯他蔡叔厚而已。绍敦电机公司，也就是以他的名命名的公司。蔡叔厚是公司的经理兼工程师，人称“蔡老板”。蔡叔厚有很好的机电学识，又善于经营企业，所以绍敦电机公司不仅制成紫光电疗仪、烘花机等新机械，而且首创在上海大世界、新世界屋顶设置电动新闻广告，在上海机电行业也算是小有名气。 由于陆久之与蔡叔厚是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先后校友，蔡叔厚邀请陆久之加盟绍敦电机公司。进入这家绍敦电机公司，陆久之渐渐发现，蔡叔厚思想“左”倾，张秋人 （中共早期革命家）、徐梅坤 （中共“三大”中央执委）、杨贤江（上海“五卅运动”领导人之一） 常常来公司做客。1927年，蔡叔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绍敦电机公司变成了中共地下交通联络机关，曾经先后掩护过叶剑英、李维汉、廖承志、夏衍、冯雪峰等许多共产党人。
后来，中共成立了特科，其中第四科为电讯科，科长李强，负责创制无线通讯器材。蔡叔厚被调入中共特科，协助李强工作。绍敦电机公司秘密为中共生产了第一批无线电收报机。
蔡叔厚在1932年被调往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先后隶属肖项平 （时任地下党北平市委秘书长）、罗伦斯、史沫特莱领导。1936年初，蔡叔厚因新任领导史沫特莱突然离华，失去了中共组织关系。解放后，蔡叔厚竟然成了非中共人士。陆久之对我说，正因为这样，如你所忆，蔡叔厚在上海机电一局工作清闲。“文革”中蔡叔厚以“特嫌”罪名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1971年5月6日死于狱中。“文革”后蔡叔厚冤案得以平反。1978年3月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为蔡叔厚恢复党籍，党龄从1927年起算，而此时蔡叔厚离世已经七年！
陆久之回忆说，自从参加上海中共地下交通联络机关工作以来，他掩护过陈赓、项英等重要共产党干部。1926年，他结识了周恩来，被安排到上海市总工会秘书处工作，担任周恩来地下信使的联络人。受蔡叔厚影响，出身国民党官员之家的陆久之在1927年春向中共地下组织提出入党要求。周恩来闻讯之后，曾经亲自找陆久之谈话，说：“你要求入党我赞成，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可我总觉得，你留在党外，比在党内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1929年冬，组织上告诉他，要安排掩护一位日本友人——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佐野学。当时佐野学从苏联开会回来，途经上海，被国民党特务发觉，处境危险。陆久之让佐野学住到自己家中达35天之久，直至紧张的风声过去，才让佐野学安全返回日本。
虽然佐野学安全回到日本，而陆久之的身份却暴露了，不得不在1930年1月紧急逃往日本。陆久之先是就读于日本铁道学院，后来转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直到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陆久之才回到中国。在日本八年，陆久之日语流利。
陆久之回国之后，公开身份是 《华美晨报》 社长，暗里仍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在日军占领上海期间，他的公开身份是海安信托公司经理，暗中为苏北新四军运送很多物资……
陆久之说起他的婚姻。他与蒋瑶光是1946年圣诞节在上海结婚的，当时他44岁，蒋瑶光比他小22岁。其实，此前两人各有自己的家庭。陆久之元配夫人为陈宗蕙，陈宗蕙的父亲陈国权是孙中山的好友。1926年，陆久之与陈宗蕙在上海结婚。婚后两人曾经一起留学日本，虽然膝下无子女，但是夫妻感情融洽。1945年，陈宗蕙因精神分裂症去世。蒋瑶光则曾嫁朝鲜人安某，育有两子，抗战胜利后安某因曾是日本特务而离家逃逸，致使蒋瑶光无所依靠。经女友周安琪介绍，陈瑶光结识了丧妻的陆久之，爱上了这位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何况当时陆久之是国民党京沪卫戍区总司令汤恩伯上将的至交，是汤恩伯手下的少将参议，上海滩的“红人”。陈洁如亦喜欢女婿陆久之，赠他以金表。这只金表来历不凡，乃1925年俄国顾问鲍罗廷送给蒋介石，而蒋介石又转赠陈洁如的。陆久之与蒋瑶光婚后育有一女，陈洁如搬来与女儿、女婿住在一起。从此，人称陆久之为“蒋介石女婿”，而这一特殊的身份也便于他在国民党高层活动……
那天，陆久之很详细跟我谈及两件事，一是创办 《改造日报》，二是策反汤恩伯。这两件事，都跟他与汤恩伯非同一般的交情有关。
汤恩伯，人称“汤司令”，当年担任京沪卫戍区总司令，可谓权重一时，是上海说一不二的铁腕人物。然而汤恩伯能够成为“汤司令”，陆久之的父亲陆翰曾经起了重要作用：汤恩伯在1922年考入日本明治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他极想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改学军事，但是需要有人保荐。1923年回国时，托陆久之帮忙。陆久之是汤恩伯好友，用陆久之的话来说，是“总角之交”。陆久之把汤恩伯的请求告诉父亲陆翰，陆翰带汤恩伯去见闽浙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然而孙传芳嫌汤恩伯讲话有点口吃，不愿保荐。陆翰只得又带汤恩伯去见孙传芳手下的浙军第1师师长陈仪，陈仪愿为汤恩伯保荐。汤恩伯带着陈仪的保荐书返回日本，终于如愿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第18步兵科学习。所以在汤恩伯人生的关键时刻，陆久之和父亲陆翰帮了大忙。
1926年汤恩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后，回国出任陈仪的第1师少校参谋。后来进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第7期第1总队教育处少将教育长，写出 《步兵中队 （连） 教练之研究》，受到蒋介石赏识，从此青云直上……
1945年3月，汤恩伯出任陆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兼任滇黔战区前线总指挥，与日军作战。8月15日，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受蒋介石派遣，汤恩伯于9月初抵达上海，主持京沪地区日军受降。1946年2月，汤恩伯升任上将，出任京沪卫戍区总司令。
陆久之和父亲陆翰有恩于汤恩伯，所以汤恩伯1945年9月来到上海之后，别人见汤恩伯很难，而陆久之求见，汤恩伯马上接待。陆久之告诉我，当时他穿一身西装，乘坐自己的黑色轿车，前往上海的九江饭店——汤恩伯刚来上海时住在那里，后来司令部设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
在九江饭店，两人畅叙往事之后，汤恩伯便任命陆久之为少将参议。
陆久之对我说，他当时思忖，他这少将参议该做点什么呢？他不熟悉军事，但是他编过报纸，对于文职工作很有经验，而且他曾经留学日本，日语流利。在日本投降之后，有120多万日俘、日侨尚在中国，他打算针对这一特殊群体，创办日文报纸，向他们宣传中日友好、揭露与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陆久之这一构想，得到中共地下组织的同意。于是，陆久之正式向汤恩伯提出：“这么多日军俘虏滞留中国，他们手中的枪虽已被缴，然而思想上的侵略之枪依然存在。古人云：‘去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请司令重视。”汤恩伯赞同陆久之的建议，商定报纸的名字叫 《改造日报》，并由陆久之全权负责。 陆久之拿出 《改造日报》 一叠剪报复印件送我。其中有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五日（即1945年10月5日） 出版的 《改造日报》 创刊号，刊头“改造日报”四字是汤恩伯手迹，这可以说是 《改造日报》 的“金字招牌”。报头下方印着报社地址：“上海汤恩路一号”！还有一份剪报，是署名改造日报馆社长陆久之发表的文章，清楚表明 《改造日报》 由陆久之主持笔政。《改造日报》 还刊登了汤恩伯司令在陆久之社长陪同下视察报社的新闻。
在 《改造日报》 上，我看到刊登题为 《战犯群像》 的漫画，也刊登来自延安的关于毛泽东、周恩来的新闻。
那时候，他穿少将军服，出入于汤恩伯司令部，也经常出入于汤恩伯在上海的官邸“蒲园”（今上海长乐路1221号内）。汤恩伯初来上海，家里的佣人、司机和厨师都是委托“老上海”陆久之选择“可靠之人”聘用的。
在陆久之的主持之下，《改造日报》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发行量扶摇直上，日本新闻界也大量转发 《改造日报》 的报道和文章。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刘少文向陆久之传达了 《改造日报》 办报方针：“要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事业上多发表言论;对日本问题要依照 《波茨坦公告》精神做文章;对国内问题则要根据国共和谈原则进行宣传。”
1946年初夏，周恩来在上海马思南路周公馆举行记者招待会，《改造日报》 总经理金学成出席会议。会后，周恩来把金学成留下来，对他说：“《改造日报》 很有意义，要把它办好。”周恩来建议 《改造日报》 请郭沫若写一篇“寄日本文化工作者”的文章。《改造日报》 马上向郭沫若约稿并刊登他的文章。接着，又约请茅盾、夏衍、田汉、翦伯赞、于伶等左翼作家为 《改造日报》 写文章。
《改造日报》 的“左”倾化引起了国民党当局注意。国民党当局先后收到两封抗议信，一封来自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原本是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战败之后被指定负责中国战区日俘、日侨的遣返。冈村宁次在信中宣称：“《改造日报》必须取缔，不能再向日本士兵和日侨分发，否则，一旦在华日军有变，日方概不负责。”另一封来自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认为 《改造日报》 有反美倾向。
这两封抗议信惊动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彭学沛抨击 《改造日报》 是“打着国民党招牌，为共产党宣传”。这样，在1946年9月，《改造日报》不得不停刊。所幸陆久之有汤恩伯这把“保护伞”，面对这样的抗议、抨击，竟然无恙，照样在1946年圣诞节举行婚礼，跟蒋瑶光结婚。
陆久之告诉我，当时他家有两辆名牌轿车。有了“蒋介石女婿”这招牌，他更加安全，在上海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
陆久之很详细地向我讲述的另一件事，是策反汤恩伯。
在国共内战爆发之后，1946年7月汤恩伯升任陆军副总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1947年3月，汤恩伯转往山东作战。5月，由于汤恩伯麾下以张灵甫为师长的整编第74师在孟良崮战役中全军覆没，汤恩伯遭到降职查办。
1948年8月，汤恩伯出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百万雄师即将渡江，直取南京、上海。蒋介石重新起用汤恩伯，欲凭借长江天险，固守京沪杭地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决一死战。12月，汤恩伯再度担任京沪警备总司令。1949年1月，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锐不可当。1949年4月21日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第3野战军全线发起渡江战役。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3日，红旗在南京总统府飘扬。
汤恩伯率30万大军退守上海。这时，中共地下党把策反的目标瞄准了汤恩伯。在大军包围北平时，中共地下党成功地策反了傅作义，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前，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部署策反汤恩伯的工作，并制订了策反计划。
策反汤恩伯的任务，落在了陆久之肩上。
此前，陆久之用金钱买通戴笠手下的一个特务，弄到了上海防御工事图，送到中共地下党员张登手中，迅速转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于攻取上海起了很大的作用。陆久之说，张登就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部长的沙文汉。我当即说，解放后沙文汉是浙江省省长，沙文汉的夫人陈修良是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解放前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我曾经多次采访过她），他们的独生女沙尚之是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的同班同学。沙文汉、陈修良在“反右派斗争”中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
陆久之回忆说，1949年4月中旬，他忽然接到老朋友蔡叔厚的电话，请他立即到懿园一趟。陆久之知道，位于上海福履理路 （今建国西路） 的懿园是蔡叔厚公馆。陆久之乘坐私家轿车来到了懿园，蔡叔厚迎他入内，悄声告诉他：“稍候，老沙等一会儿就到。”
蔡叔厚所说的“老沙”，就是沙文汉。沙文汉当时除了担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部长之外，还兼任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副书记，这次就由沙文汉执行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策反汤恩伯的工作。但是，当时蔡叔厚和陆久之都不知道老沙为什么突然找他们。
蔡叔厚自1936年失去中共组织关系之后，积极寻找中共党组织。1942年他在重庆曾家岩面见周恩来、董必武，以为接上了党的关系，但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没有及时对蔡叔厚这批情报人员履行组织手续，以至这位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一直游离于党外。即便这样，回到上海之后，蔡叔厚仍然积极在中共地下党刘少文 （曾任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委副书记）、沙文汉领导下从事方方面面的工作，多次掩护中共干部。1946年，刘少文遭敌追捕时跌伤，蔡叔厚闻讯把刘少文接到家中疗养。在1955年，刘少文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这次，沙文汉也基于对蔡叔厚高度信任，请蔡叔厚出面给陆久之打电话。当然，沙文汉找蔡叔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蔡叔厚跟汤恩伯私交也不错：1923年蔡叔厚在留学日本时与汤恩伯相识。1926年汤恩伯回国之后，曾在绍敦电机公司里住过一段时间，蔡叔厚还给过汤恩伯经济接济。 在陆久之到达懿园不久，沙文汉来了。
沙文汉跟陆久之、蔡叔厚都是老朋友，所以他直截了当地对陆久之、蔡叔厚说：“奉党的命令，有重要任务交给你们。”
陆久之和蔡叔厚一听，当即表示，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沙文汉对陆久之说：“需要你去做汤恩伯的工作。希望他能像傅作义将军那样，明大义、识时局，举行起义！”
然后，沙文汉对蔡叔厚说：“老蔡配合久之，完成任务。”
策反汤恩伯，当然要比弄到上海防御工事图艰难得多。陆久之深知策反任务的艰巨性，也深感这一使命的重要性。
陆久之受命之后，前往金神父路 （今瑞金二路）上的三井花园，那里原本是日本财阀三井集团上海总部所在地，有许多别墅。当时正值4月春浓，院子里樱花盛开，美不胜收。汤恩伯喜欢三井花园，把司令部设在那里。然而那时候汤恩伯很忙，总是在外巡视、奔波，司令部里难得见到这位司令官的身影。再说，司令部人进人出，人多眼杂，也不是合适的秘密谈话之处。于是，陆久之改为前往汤恩伯官邸蒲园。
蒲园里的佣人、厨师、司机都是陆久之帮汤恩伯寻荐的，所以陆久之对那里熟门熟路。汤恩伯夫人黄竞白也是陆久之的熟人，她告诉陆久之说，汤恩伯肩负重任，处于高度忙碌之中，很少回家，即便回家也是在深夜。黄竞白在日本留学期间与汤恩伯结识，当时她是日本蚕桑学校学生。黄竞白是浙江绍兴人，与国民党二级上将陈仪同乡。汤恩伯与前妻离婚，迎娶黄竞白。
陆久之在“蒲园”客厅坐等汤恩伯，一直没有见到汤恩伯回家，心中万分焦急。他征得黄竞白同意，干脆在“蒲园”的客房住下来。三天之后，汤恩伯终于在深夜回到“蒲园”。虽然他满脸倦容，但是听太太黄竞白说，陆久之已经等候他多日，随即把陆久之请至二楼书房。
陆久之跟汤恩伯是老朋友，也就不绕圈子，直截了当对他说明来意：“司令官曾对我说过：上海是我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我不会去毁坏它。但战端一开，炮火无眼，大上海将夷为废墟焦土，岂不有违司令官初衷？况身担祸国伤民的罪名，去打一场没有前途的战争，自己将今后的退路堵绝了，于仁于智，司令官都欠谋虑。”
汤恩伯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依你之见，该怎样？”
陆久之明确地说：“我看可走傅宜生 （傅作义） 将军的路。”
对于陆久之“亲共”，汤恩伯其实早已心知肚明。抗日战争初期，汤恩伯任第13军军长，要指派一位心腹担任驻南京代表。汤恩伯曾经考虑派陆久之去，但是遭到反对，最终派了别人。当时，汤恩伯指着桌子上的一个红包对陆久之说：“久之，你别让人家说你是这个颜色！”不过，毕竟陆久之跟他的情谊很深，汤恩伯从不加害于“亲共”的陆久之。
这一回，陆久之竟然成了中共劝降的说客。即便如此，汤恩伯对陆久之依然以老朋友相待，只说“容我考虑”。
汤恩伯向来反共，当年在江西，第一个攻下红都瑞金的就是他。正因为他坚决反共，所以蒋介石多次委以重任，直至这次在危急关头，任命他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也正因为这样，策反汤恩伯并不容易。
翌日清早，汤恩伯邀陆久之在蒲园散步，共进早餐。汤恩伯依然不对是否愿意成为“傅作义第二”表态，只是叮嘱陆久之在此多事之时好自为之。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取南京之后，大军东进，直逼上海。策反汤恩伯的工作，更加显得紧迫，沙文汉要求陆久之抓紧策反汤恩伯。
陆久之对我说，4月26日晚上，他又一次前往蒲园——那是他最后一次与汤恩伯密谈。他记得，汤恩伯告诉他：“久之，你今后不能来了！委员长亲自到上海来了，我刚到复兴岛去接他们。”
那天下午1时，蒋介石从浙江乘坐“泰康”号军舰进入吴淞口，抵达上海黄浦江边的复兴岛，汤恩伯到码头迎接。当晚，蒋介石住在复兴岛上仅有的一幢西式洋楼。据告，翌日要迁往汤恩伯司令部所在的金神父路。蒋介石手下特务众多，所以汤恩伯告诉陆久之，不能再来。
汤恩伯说，在复兴岛上，蒋委员长问他：“上海怎么办？”他回答三个字：“打到底！”蒋委员长说了一个字：“好！”
汤恩伯还说，蒋经国、蒋纬国随蒋介石一起来到上海。
陆久之对汤恩伯说道：“在上海，何不把蒋氏父子三个一起抓起来，立一大功！”
陆久之清楚记得，汤恩伯连声说道：“不许乱讲！不许乱讲！”
汤恩伯还说，上海难以坚守，国民党势必败退台湾。汤恩伯反过来劝陆久之随他前往台湾。陆久之连连摇头。
汤恩伯借口公务繁忙，当即把陆久之送走。
陆久之策反汤恩伯，至此画上失败的句号。
中共地下党考虑到陆久之多次出入汤恩伯司令部以及官邸蒲园，可能已经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虽然汤恩伯无意加害于陆久之，但是蒋介石手下的特务不会放过他。于是中共地下党决定让陆久之离开上海，前往日本。
到了日本，陆久之受命执行一项新的策反任务，即策反国民党当局派驻日本的军事使节团团长朱世明。就在朱世明犹豫之际，被国民党特务发觉，国民党当局免除了朱世明的驻日本的军事使节团团长之职。
汤恩伯无法抵挡中国人民解放军锐利攻势。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陆久之欢欣鼓舞，从日本返回上海，与蒋瑶光以及不愿去台湾的岳母陈洁如一起生活。陈洁如还成为上海卢湾区政协委员，每月领200元生活补助费。
意想不到的是，1954年12月31日，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突然被捕，1955年的4月3日，中共地下工作的元老、当时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又突然被捕，由此爆发清查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运动。陆久之受到牵连，也被捕入狱，判处有期徒刑15年。
1961年，陈洁如前往北京，向周恩来请求宽恕女婿陆久之。周恩来熟悉陆久之，指示假释陆久之。1962年陆久之出狱。1965年，陆久之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经周恩来特批，陈洁如于1962年获准移居香港。她到香港改名陈璐，隐居于铜锣湾百德新街。蒋介石获知陈洁如赴港，曾于1963年致函陈洁如，称：“曩昔风雨同舟，举案齐眉，所受照拂，未尝须臾去怀。”蒋介石的另一函称：“遗簪不弃。”赞扬陈洁如：“一向温良敦厚”，“不愧巾帼须眉”。可见蒋介石对陈洁如仍然颇有感情。蒋经国获知陈洁如赴港，用10万美金为这位“上海姆妈”在九龙窝打老道购买了一套豪华公寓，并通过戴安国 （戴季陶之子），每月接济她500美元，使她生活无忧。
在“文革”中，陆久之被挂上“牛鬼蛇神”“狗特务”之类的牌子批斗，遭到一次次抄家，还被“勒令”在街道工厂劳动。后来，他受到中共统战部门保护，才算“隐蔽”起来。
1971年2月11日，陈洁如病逝于香港寓所。经周恩来批准，蒋瑶光赴港奔丧，从此定居香港。
“文革”之后，陆久之的冤案得以平反。1983年，蒋瑶光60岁诞辰，陆久之获准前往香港探亲，住香港九龙窝打老道公寓，生活优裕。很多人以为陆久之一去不复返，蒋瑶光也希望他能够在香港定居。然而，他在1983年11月返回上海。
陆久之跟我畅谈他的传奇人生。我问起他，如今从事什么工作？他依然相当“神秘”。
他对外公开使用的身份是“中华国际技术开发总公司老年旅游服务公司”的董事长。所以他给我写信，用的是“中华国际技术开发总公司老年旅游服务公司”信封、信纸。他接待客人，通常是在这家旅游公司的办公室。他愿意在家中接待我，表明他不把我当“外人”。
在那次采访之后，过了些日子，我于1985年10月22日致函陆久之，再约见面时间。1985年10月23日，我接到陆久之回信：
永烈同志：
10月22日来函收到。近日因有友人从海外来，我忙于接待，可能还要陪同旅游一番。10月为日无多，待至下月上旬，我们再约期晤面如何？一再迁延，实非得已，尚希见谅，并此道歉。
即颂
撰安
陆久之
1985年10月23日
我明白，这家“旅游公司”，也便于他接待那些在海外做秘密工作的朋友，诚如他在信中所说：“近日因有友人从海外来，我忙于接待，可能还要陪同旅游一番。”
我在复函时，挂号寄他四本书：
陆老：
23日复函敬悉，谢谢。
另邮挂号寄上《蒋党真相》 《战斗在敌人心脏里》 《杨度外传》 《在蒋牢中》四本书。后三本，您有空翻翻，您看写成哪种样式较好？
希望能有一段时间集中采访，录音。对于您来说，花费一段时间，把毕生的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传之后人，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正在查阅一些背景资料，做好准备工作。多保重。
问全家好！
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