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成功地成长为世界强国，仅仅有物质力量的积累是不够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同时也是一条文明和解之路。这条道路要求中华文明要成为普世文明
　　世界性大国的兴起，并不是像假日旅行一样浪漫和轻松，而是充满风险和陷阱的艰辛旅程。如何避免其中的风险，和平地成长为世界性国家，就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挑战。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通过和平的方式渐进地融入国际体系，乃是当今时代最具挑战性的任务。面对中国的繁荣，在为躬逢其盛而欢欣鼓舞的同时，也需要意识到，这一代人以及未来几代人的责任重大。我们需要向历史学习，汲取以往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探索一条和平发展的新道路。
　　
　　四大瓶颈亟需破解
　　
　　每一时期成功的大国，总是意味着克服了时代的限制、成功地解决了它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中国的和平发展模式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中国要发展为世界性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克服一系列的约束、限制和障碍。具体而言，需要以创新的精神，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生态问题。一个国家，甚至一种文明，最为基础性的支撑，乃是其生态环境，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前提。无论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类都需要从自然生态中获取生存的原料。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持续了20多年的粗放性经济增长，使生态承载能力到了极限水平。支撑快速增长的环境成本已到了底线。许多地方，已经连一条干净的河都没有了。如果不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增长方式，中国的生态是否可以支撑起来一个世界大国呢?
　　第二，着力解决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改革以来，我国经历了社会结构快速调整的过程。这是转型国家必须要经历的。但是，过于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追求GDP，忽视社会矛盾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一个开发商投资一个项目，可能当年的GDP增长了几十个亿，几百亿，但是造成的社会矛盾就没办法统计到这个GDP里边去，其所带来的社会代价也是无法用数字描述的。再比如贫富差距。根据《2004年全球财富报告》，2003年中国拥有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人有23万，这些人占有的财富达9690亿美元，而2003年我国GDP总值才1．4万亿美元。这个说法未必很准确，但是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非常大则是没有疑问的。还有地区的差距，日本最穷和最富的地区差距大概是一倍左右，而中国人均收入最多的上海，与最少的贵州至少有十倍的差距。
　　第三，建设一个法治国家。目前我国的腐败现象十分严重。而造成腐败的最根本原因，乃是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
　　第四，人民生活水平确实在提高，但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精神焦虑不安，没有方向。
　　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四个基础型底座，即生态底座、社会底座、政治底座和精神底座。四个底座的健康和谐，将为一个国家构建起坚实的发展基础。
　　
　　综合国力论、唯意志论必须摒弃
　　
　　大国意味着拥有强大的力量。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谈论大国崛起的时候，最容易陷入的误区也在这里。有很多人认为崛起就是力量的不断增加。但是，即使我们接受国家是力量容器的观点，也还是要注意那个“木桶原理”：木桶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1815年至1914年的一百年间，俄国经济总量与英国相近，俄国军事力量与英国相近，俄国国土面积远大于英国，总之，这是两个差不多大的木桶。但是，英国在这一百年间一直是世界大国(霸国)，俄国却只能算是地区大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同英国)和同日本的战争中都失败了。原因何在?我想其中之一就是俄国的“制度短板”，用列宁的话说，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的监狱。
　　因此，当我们谈论自己的力量的时候，需要消除综合国力的幻觉。人们习惯从综合的角度对大国作出界定。一个通常的做法是制定一套衡量综合国力的办法。但是，这些办法得出的结论，只具有参考价值。原因是不同领域的要素，如何能综合起来?综合起来的国家权力要素存在的结构差异，如何衡量?还有，目标或方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它决定着力量朝着什么方向综合，目标或方向如何被计算呢?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内部、外部环境一直处在变动之中，这些变动一般还是悄然进行的，当人们明显地意识到这些变动并被计算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所以一般的计算都带有“刻舟求剑”的味道。
　　综合国力论所掩盖的，是力量在结构上的不均衡和在质量上的不同质。这种不均衡和不同质无法通过综合而消除，反而被综合所掩饰起来了。诉诸历史可知，不均衡和不同质造成的问题，往往比综合起来看的总体力量更为关键。
　　中国的社会结构近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力量在这些社会结构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这些不均衡集中反映在前述四个方面的基础性领域。因此，需要在均衡的、和谐的发展观指导下，解决这些问题。
　　谈论大国时容易陷入的第二个误区，是认为成为世界性大国意味着自己的意志从此就可以得到伸张。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和危险的。越强大的国家，越需要节制。世界性大国意味着解决世界性问题，因此需要世界性的合作。看一看历史便知道，那些只是一味伸张自己意志的国家，动辄用暴力手段贯彻自己意志的国家，都是不能持续的。一个大国，只有自我节制并为体系提供公益，才可以存在。没有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最为强大，也抗不住大多数国家的联合抵制。
　　
　　从地理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具、大国环绕的国家，而且，四周分布着几个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破碎地带”，比如中亚、东南亚和朝鲜半岛等。这为中国和平发展制造了地理难题。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避免形成围堵中国的联盟，就成为我们的重要任务。在这里，借鉴俾斯麦为1871年之后的德国设计的外交是有意义的。
　　作为新兴的大国，德国一直为被周围大国联合遏制的“联盟梦魇”所困扰。俾斯麦为德国设计的大战略是，营造一种“除法国之外的所有大国都需要我们的整体政治环境，并利用它们在相互关系中存在的矛盾，防止它们形成反对我们的联盟”。他构建的复杂网络，不是为了聚敛权力，而是为了削弱权力，为了使别的国家不把德国视作威胁。
　　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为中国设计了“不当头”的战略。当时，“不当头”是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不当头”获得了新的含义，即“不当头”就是与所有国家建立起平等的伙伴关系，不与个别国家建立针对第三方的所谓轴心关系，维持现状，稳在亚洲。
　　近年来，中国几乎与所有国家都缓和了关系。中国与“衰落外交”时期侵略过中国的国家、“革命外交”时期与中国为敌的国家，建立了密切的合 作关系，有的还成了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如何处理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上显得特别重要。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日本加快了摆脱战后体系约束的步伐，美国则强化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因此，这两个国家构成了中国崛起外交的难题。在未来若干年里，对中国崛起外交最大的挑战，将是美日同盟，该同盟最近有针对中国进行调整的趋势。美日同盟中，美国更为关键一些。
　　有一段时间，中国公开表示，对美外交是“重中之重”。这个说法后来不再被提及。实际上，这样表述，并无不妥。美国是当今与中国利益联系最为密切的国家，无论是战略上还是经济、军事、文化和人员流动上，都是如此。处理好对美关系，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核心任务之一。
　　
　　重视软实力打造中国魅力
　　
　　中国的快速发展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国的力量首先体现为物质力量。在国内，中国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在对外关系上，一定程度上也是经济优先。
　　但是，中国要成功地成长为世界强国，仅仅有物质力量的积累是不够的。世界史上，没有一个国家仅靠物质力量的强大而可以持久。那些成功地维持了世界强国地位的国家莫不是向世界提供了某种文化和制度。英国是这样，美国是这样，即使后来解体的苏联也是这样，在20世纪40－50年代，苏联之所以能形成追随它的阵营，并不完全是凭恃军事强权强行推动的结果，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和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全新的文明形态。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选择苏联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选择的结果，而并不完全是慑于苏联的军事压力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要发展为世界性强国，就必须重视软力量的积累和传播。要将中国影响转变为中国魅力。为此，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中国能否吸收以往人类文明的成就，建立起一种新的、先进的文明形态?强国的竞争，不只是实力的竞争，还是文明的竞争。在国家竞争中落败的国家，往往是文明的失败。罗马帝国最终毁于野蛮人之手，经常被说成是“落后”文明依靠蛮力打败了先进文明，而真正的原因是，罗马文明从内部衰败了。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把罗马帝国的衰亡视作整个古希腊文明无法找到应对文明挑战办法的结果，这个结果，从罗马帝国建立之始就注定了：因为这个帝国在它的建立之日就已经被注定要灭亡的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个统一国家的建立就是为了纠集一切力量来拖延而不是为了避免古代希腊社会的无法挽救的末运。这一事例提供的教训是，只有文明创新，才能保持不败的姿态。
　　第二，中国能否成为国际制度的建设者?中国是目前主导的国际制度的创建者。但是，也还存在着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利益的国际制度。对于这些制度，我们的态度是“参与其中，徐图改之”。“参与其中”相对容易，“徐图改之”则要困难一些。因为，国际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它不只是符合创立者的个别利益，还要能够为别的国家创造出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超越的胸怀，需要登高望远。在这方面，美国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德国评论家约瑟夫·约菲在描述美国20世纪后半叶的制度建设时说：与以前的霸权不同，美国以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身份支配着世界。以此为借鉴，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需要超越国家利益的眼界，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
　　总之，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同时也是一条文明和解之路。这条道路要求中华文明要成为普世文明，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汲取现有普世文明的优秀成果，并在我们的文明内部，掀起一场革命性的突破。(作者系中国经济时报社副总编辑)
　　
　　学者谈大国责任
　　
　　袁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要塑造大国心态，树立大国气度，要有中国的视角，这并不是简单地把“中国”放进问题中去。所谓中国角度的建立，要看我们有没有一种精神高度，一种对复杂全局的把握能力。
　　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要成为强国，只有钱，有枪，没有德，是不行的。对国内外两个社会我们都要强调道德规范，强调诚信和正义。国内和国际社会是要靠诚信才能维持的。
　　沈丁立(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在走向大国的过程中，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要有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同时，面对一些批评，我们也需要有包容接纳的雅量。
　　
　　专家点评
　　
　　建设文明大国需从小处做起
　　刘江永：中国经济时报社副总编辑张剑荆的说法挺形象。一言以蔽之，作者也许是想说，中国最重要的是首先把自己的事办好，在世界上别太张扬。
　　21世纪的中国作为人口大国，要在确保生态环境不受到破坏的前提下实现稳定、快速、均衡的发展，的确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甚为关注，但我们必须看到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不能盲目乐观。张剑荆先生从大处着眼，发出呐喊。我想从小处着眼，就建设“和谐中国”、“文明大国”做些补充。
　　首先，GDP的增长率不能说明一切。且不说有损生态环境的生产项目，以马路上的便道为例，由于缺少小型压路机碾压的工序，刚铺好的路面被汽车一压就出现问题，结果不久又要重铺。再如，一些城市规划缺乏系统性，路面经常被“开膛”翻修。可这些都可能被计算进GDP的增长中。
　　其次，中国需要培养讲究细腻的国民素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迅速，很重要的是经济按市场规律办事，同时注意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但是，中国人的平均素质不够高，国家只追求表面的繁荣是不行的，只追求强大是不够的，还需要精致和细腻。只要我们把自己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建设得精细可爱，也许让你不爱国都办不到。而中国目前仍然是有许多事没人做，而许多人又没事做。这也许是由于社会劳动的组织管理体系不够精细造成的。
　　第三，中国需要培养新的社会文明观念和行为习惯。我们曾有过“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但缺少“减少别人为我服务”的美德和习惯。这样的社会难以和谐。例如，在美丽的西湖苏堤上，春节游人如织，而大煞风景的是座椅旁边满地的果皮垃圾。因而中国人从小就应培养“减少别人为我服务”，努力多为社会服务的意识。
　　第四，治理腐败需要德法并重。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法制和舆论监督则将起主要作用。中国的相关法律也需要精致细腻，并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罚则。否则，执法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只能让一些人钻法律的空子。在这里，所谓“宜粗不宜细”是要误国的。
　　第五，要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我们各行各业都应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中国北方农村大多穷在缺水干旱上，国家人工增雨事业应该面向农村。南方农村有些穷在偏僻少路上，修路架桥可以帮他们致富。中国大学有那么多建筑系，应该结合我国民族和地域特征，为我国农民设计出经济、实用、无愧于21世纪的中国农村新居。
　　第六，净化社会环境，强化社会治安。20世纪80年代的人曾经怀念50年代新中国刚建立时的社会风气，而现在的中国人甚至怀念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风气。原因之一是社会上的黄、赌、毒，已经与某些腐败现象交叉感染，要扫除非要下大气力不可。否则，中华民族的下一代、再下一代难道不令人堪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