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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太忠（１９１８—１９９８），河南省光山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军副军长、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成都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大上被选为中顾委委员。
“文革”中，尤太忠见到邓小平，立正、敬礼，还像战争年代一样。邓小平笑着问：“你怎么敢来？”尤太忠回答：“您永远是我的老政委。”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尤太忠先后任十二军副军长和二十七军副军长。“文革”初期，二十七军驻防无锡。此时，尤太忠已是二十七军的“掌门人”。
二十七军是一支不平凡的英雄部队。其前身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胶东军区部队。抗战胜利后，胶东军区主力进军东北，余下的第五师、第六师和警备第三旅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许世友首任司令员。奠定九纵地位的是１９４７年５月进行的孟良崮战役，此役全歼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在淮海战役中，九纵参加了碾庄围歼黄百韬兵团，双堆集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战斗。这两仗打出了九纵的威风。１９４９年２月，华野九纵改称解放军第二十七军，首任军长就是大名鼎鼎的聂凤智。
解放战争时期，尤太忠和李德生、肖永银是王近山麾下的三只猛虎，人称“三剑客”。当时王近山是六纵司令员，而尤太忠、李德生、肖永银分别任十六、十七、十八旅旅长。如果说他们三位是猛虎，那王近山就是一头雄师。王近山打仗勇猛，被称为“王疯子”。俗话说得好：强将手下无弱兵。在王近山的指挥下，尤太忠、李德生、肖永银可谓身经百战，九死一生。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二十七军军长的尤太忠，和他的部队一道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这股内乱风也不可避免地刮到了无锡。造反派揪来了尤太忠，要斗争他。在批斗现场，将军头不低，腰不弯，巍然挺立，一脸杀气，横眉怒对。结果，造反派只能挥拳喊口号，竟无一人敢接近他。
尤太忠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凡是认准了的事就要坚持到底。他和他的上司许世友一样，对红卫兵在社会上搞“打砸抢”十分看不惯，对造反派冲击部队更是深恶痛绝。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维护无锡地区的安定作出了贡献。
１９６７年盛夏的一天，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接到尤太忠的一个电话：“老肖，你到我们这里玩玩吧，我们这里蛮不错的哟！”
二十七军驻军太湖边上的无锡，江南小城，鱼米之乡，当然不错。但是，在当时中国政局的“非常时期”，一位军长决不会有闲情逸致邀请一位装甲兵司令员去“玩玩”的。同样，一个装甲兵司令员也不会有闲情逸致去游山逛水的。
前十八旅旅长非常熟悉他的老战友。电话里没说什么，但两人彼此意会。寒暄几句后，肖永银痛痛快快地接受了尤太忠的“盛情邀请”。他知道，为了防止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被造反派揪斗，尤太忠把许世友接到无锡保护起来了。
提到许世友，两人是再熟悉不过了。许世友骂娘，阎罗判官也要怕几分。可是，在当时那特殊时期，“小鬼”却把“阎王”欺负了。有一次，许世友到北京开会，下榻于京西宾馆。造反派冲开部队组成的人墙要冲进屋内。许世友抓起电话，对林副统帅办公室吼道：“造反派要抓我，请保护我的安全！如果不行，我就要犯法，开枪打人！犯国法，国法制裁！犯军法，军法制裁！”说罢，拿起手枪，杀气腾腾。
林彪也知道许世友言必行，行必果，说犯法就敢犯法，于是立即命令卫戍部队前去解围。
“京西之险”后，许世友又有“南京之危”。红卫兵小将屡次冲击许世友的家，警卫部队奉命行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无力保护许世友的安全。肖永银深恐许世友一怒之下果真“犯法”，死说活说硬把他送上了飞机，让尤太忠“监护”起来，不让他与外界接触。
现在，许世友正在无锡“避难”，尤太忠打电话叫他去玩，肯定是许世友有事找他。
果然，一到无锡，许世友劈头就说：“陶勇的孩子到处流浪呀，怎么办？你们是不是把他们收起来呀？”
尤太忠和肖永银两人会意地相互看了一眼。
原来，海军中将陶勇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已经命丧黄泉。陶勇的夫人也在劫难逃。李作鹏等人以各种罪名把她关押起来，致使她最后跳楼自杀。陶宅被查封，东海舰队司令员的儿女们被逐出家门，流浪露宿于上海街头……
陶勇的孩子流浪街头，深深刺痛了许世友的心。本来，一个大军区司令员安排收留几个孩子又算得了什么？但当时许世友已自身难保，更何况上海虽是南京军区辖区，却在张春桥、王洪文的严密控制下；陶勇虽死，却“罪恶滔天”，谁敢收留“罪臣之后”，谁就是引火烧身。许世友想告慰九泉之下的陶勇，又怕肖永银和尤太忠为难，话没有说，婉转暗示。
肖永银和尤太忠像当年并肩攻城略地一样，严肃认真地商量起来。两人最后决定，由尤太忠负责找到孩子后，再秘密送到南京肖永银处保护起来。
后来，当尤太忠把陶勇的孩子从上海找到，交给手下人带走时，他久久地唏嘘长叹……
１９６９年，中苏爆发珍宝岛事件。为了加强北方中苏边界的军事力量，二十七军从苏南的鱼米之乡被调到荒凉的内蒙古北部戍边。尤太忠也随部队来到了内蒙古。这之后，他曾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等要职。
一天，时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尤太忠到包头监狱视察，看见被打成“走资派”的老干部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有几人竟在豆油灯下捉虱子。
看到这种场面，尤太忠心头不禁一颤。他当即召集包头市领导，命令道：“你们把他们放出来，搞点水让他们洗一洗，把衣服用水烫一烫。”
市领导有些为难，小声问道：“他们是走资派，放出去好不好？”
尤太忠瞪起了眼，斩钉截铁地说：“放！有什么问题，我负一切责任。”
像这样的事还很多。与尤太忠一起战斗过的史景班将军“文革”中受冲击，３个女儿下放内蒙古劳动。尤太忠听说后，驱车上百里专程去看望史将军之女，并想法将他们调回南京。
尤太忠的侄女尤岭珠曾回忆道：１９５９年冬，尤太忠惊闻老母亲病重，急忙返回河南光山县砖桥乡的老家。一到家，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幅悲惨的景象：老母卧床不起，一家人以糠为食。哥哥尤太俊正准备携全家外出要饭。将军见此，心情极为悲痛。再看看四周，邻里家家如此。他万没想到革命胜利已经１０年，家乡的父老还这么贫困。为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意，他每家送去５元钱，２００元全部发完。返回时，县领导找几个人想陪将军吃饭。尤太忠大怒，拂袖而去。
１９７４年初，邓小平复出后由江西回到北京。尤太忠闻讯，当日即随苏振华、李达两将军冒险前往探视。尤太忠见到邓小平，立正、敬礼，还像战争年代一样。邓小平笑着问：“你怎么敢来？”尤太忠回答：“您永远是我的老政委。”邓小平招呼大家坐下，开始了亲切的谈话，就像回到战争年代一样，大家无拘无束。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像尤太忠那样讲义气、重友情，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有高尚的人格。
尤太忠记忆力惊人。他说：“这是没有文化逼的。人用笔记，我用心记。打仗是要死人的，岂敢马虎?”
尤太忠身材魁梧，鼻大嘴阔，双耳奇大，双目炯炯，眉宇间两道竖纹，杀气逼人，酷似京剧里的武生。
其实，在平时不打仗的时候，尤太忠很平易近人，从干部到战士，人人皆可近，事事皆可办。
尤太忠的个性很特别。当尤太忠在战场上运筹帷幄之际，常常以三指捏住额头，此时，无人敢接近去打扰他。若他举手压住帽沿，就表示决心已下；若脱帽而起，说明他必定会赴前沿指挥，无人能阻挡；假如他以指摸腮，脸露笑容，那么此仗胜局已定。
解放战争初期打榆林，首次攻城失利。六纵政委杜义德打电话问尤太忠：“老尤啊，你不是很能打吗？怎么搞的，打了半天没有打下来？”尤太忠涨红了脸，放下电话，脱帽而起，直奔前沿。众将士见旅长亲临前线，群情激愤，奋勇向前。城防被攻破后，尤太忠随部队一起杀进城，结果右腿被碉堡内残敌的冷枪击穿。在解放战争中，旅级干部负伤，还不多见。
尤太忠记忆力惊人。十二军徐克杰副军长曾回忆说：尤太忠将军耳所闻辄终记不忘。战争年代，将军有一次到纵队接受战斗任务，回来后指着地图传达，全旅３个团，出发时间，途经地点，过某山某河，何时到达何地，东西南北，分分秒秒……传达完毕，纵队文字命令才到，各团领导对照命令，竟无一差错。尤太忠说：“这是没有文化逼的。人用笔记，我用心记。打仗是要死人的，岂敢马虎？”
抗美援朝期间，有一天，尤太忠的夫人王雪晨站在朝鲜地图前考丈夫。王雪晨要他离开地图，站在辨不清文字的地方，指着地图的某处问丈夫：“这是什么地方？”尤太忠毫不犹豫地回答了她。连指十余处地名，都应答如流，无一差错。接着王雪晨又指向偏远地点，仍然如此。王雪晨至今仍惊异丈夫的记忆力：“朝鲜地名生僻难认，他当时文化不高，为什么指哪认哪，一字不差？”其实，尤太忠是笨鸟先飞，早已将地图上上千个地名烂熟于心。
尤太忠精人的记忆力还表现在学习上。
１９５７年，尤太忠进军事学院学习，课余从不复习，然各科均在良好以上。看到别人手忙脚乱，穷于应付，他自豪地说：“我看人家忙得很，还考不好。我是保证３分，争取４分，不要５分。”
结业时，果然各科都在３分、４分之间，无一科５分，也无一科不及格。
尤太忠有一个特殊的习惯，这就是下部队喜欢数猪。每到一个连队，不问人多少，只问猪多少。连队干部若答错，必遭严厉批评。若答少一头，将军必会批评：弄虚作假。后来，尤太忠下部队前，秘书都悄悄与部队领导通气：“人多少，没关系。一定要把猪数清，少一头不行，多一头也不行。”
后来才知道，当时我国正处在困难时期，部队要改善伙食只有靠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在那时，部队养猪成了一项“战略任务”。在这位贫苦农民出身的将军看来，能让战士们吃上肉这是最大的幸福，也是他的职责。战争时期没有条件不可能养猪，现在有条件了，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抓起来、抓好呢？
尤太忠１３岁参加红军，１５岁入团，１６岁入党。在长征途中，他连病带饿，几乎把命扔在了茫茫草原上。
那是１９３５年的一天，詹才芳将军见几个士兵抬着一个重病号，欲弃之在草地上，急忙下马询问怎么回事。战士答道：“他病得太重了，怕是活不成了。”
詹才芳仔细观察了一下，沉思片刻说：“不要扔，这么年轻，个子又大，扛机枪是把好手。你们给他一个马尾巴试试。”
这个重病号就是尤太忠。
享受拉马尾巴待遇后，尤太忠靠着自己坚强的毅力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随大部队走出了草地。后来，尤太忠将军常常念叨詹才芳的救命之恩，常常说：“我这条命是拉马尾巴拉出来的。”
１９４７年８月，刘邓大军强渡汝河，战况惨烈。尤太忠将军后来回忆说：“那天，困难得很啊！牺牲的人，毯子一卷，就埋了……”
１９４２年９月初的一天，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来到山西省中条山区阳城县卵寨村，向尤太忠所在的三八六旅十七团全体官兵传达延安整风精神。
第二天拂晓，四周响起了阵阵枪炮声，村子已被日伪军围得严严实实。团长尤太忠手提驳壳枪，冲向邓小平的住房，看见邓小平手握“小八枪”（一种连发八颗子弹的小手枪）正与马夫一道疾步走来。
“邓政委，请跟我来，我先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尤太忠着急地说。
“团长同志，你的任务是指挥部队把敌人打垮，而不是保护我个人的安全！”邓小平临危不惧。
这时，尤太忠见民运干事郑炳全过来了，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他大声命令道：“快！赶快保护邓政委转移！”说着，头也不回地带领部队与敌人激战。
一发炮弹在邓小平身后不远处爆炸了，惊得战马发出长长的嘶鸣，引来敌人一串枪声。护卫在邓小平身边的马夫中弹牺牲了。郑炳全一把拉住缰绳，焦急地说：“邓政委，这儿太危险，请赶快上马，我保护你突围！”邓小平笑道：“是个小老乡呀。先别急，把敌情弄清楚再说！”
突然，敌人的枪炮声停止了，看来尤太忠率领官兵已与敌人短兵相接了。
邓小平隐蔽在一棵大树下，冷静地观察着四周的战况。几分钟之后，村子东面枪声大作，炮声骤起，爆炸声、喊杀声响成一片。紧接着又响起了八路军嘹亮的冲锋号声，敌人的包围圈被突破了。邓小平这时才上马向安全的地方转移。
这次惊险的遭遇战，特别是邓小平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给尤太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１９４７年８月，刘邓大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作战行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时而骑马，时而步行。两个参谋和几个警卫员紧紧跟随，不离左右。他们一口气走了十多华里，来到离汝河北岸不远的六纵指挥所时，夜幕已经降临了。
研究部署完毕，已是夜里１２时。刘邓首长接着给各旅布置了作战任务：十八旅旅长肖永银带领他的旅先攻下河对岸大、小雷岗，从敌群中杀出一条通路，带领部队冲出重围；十六旅旅长尤太忠带领本旅部队上来接防，固守大、小雷岗及桥头堡，抗击敌人，掩护大军安全渡河。
第二天，按照刘邓首长的部署，十六旅主力接替完成任务的十八旅扼守大、小雷岗保护浮桥。等待十六旅旅长尤太忠的，是一场惨烈无比的恶战。
次日凌晨３时左右，尤太忠把部队带了上来，但只有两个团加上一个旅直，全旅兵力不到７个营。而正前面的敌人，则是１个军。尤太忠顿感肩上责任的重大：此战所掩护的是向南进军的统帅部，最敬爱的刘邓首长就在大家身边；战斗的成败，关系着意义重大的战略进攻和下一步的行动。
大、小雷岗离浮桥的桥头约三四里地，像两支触角伸在外面护卫着桥头。大雷岗在右前方，部队南进时就从它旁边插过。小雷岗在左前方河堤旁边，离敌人主力所在的汝南埠很近。
根据地形判断，敌人会先取小雷岗，因为这个村子紧挨河堤，离桥头很近，敌人要打下小雷岗，我军就会失去依托，很难守住桥头。尤太忠在河堤上安置了侧射火力，以备敌人进攻村子时从侧背打它，并命小雷岗的部队加速储蓄弹药，抢修工事。
大战临近，尤太忠浓眉紧锁，浑身上下骨骼硕大，脸上有角有棱。他思考问题非常投入，在遇到严峻险情时，眉宇间就会形成一条很深的竖刀纹。这使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更加有力度，甚至有几分凶狠。
清晨５点多钟，刘伯承、邓小平出现在旅指挥所。尤太忠一愣，跑出马厩，语调里充满了不安与焦虑：“首长，这里距敌仅一两里地，是激战中心，你们怎么……”
刘伯承四下观察，问：“进小雷岗的是哪个团？”
“四十八团。首长，进掩体吧！”
“小雷岗无论如何要守住！”
“是！我已经做了布置。”
邓小平问：“政委呢？”
“我俩分开指挥，牺牲一个，还有一个顶着。首长还是进掩体吧。”
一发炮弹呼啸而至，“轰”地一声，一面墙倒了，气浪冲飞了尤太忠的帽子。尤太忠一挥手，大叫：“扶首长进指挥所！”
在马厩里，尤太忠还是心神不定，说：“首长，你们快离开这里吧！”
刘伯承说：“敌我力量悬殊，你们担子很重。一定要坚持到晚上，等所有部队通过。”
“是！”尤太忠一脸肃穆。
邓小平补充说：“部队全部过后，把浮桥拆掉。”
“是！首长，这里不安全。”
邓小平笑笑：“噢，不欢迎我们在这里？”
刘伯承接着说：“还有什么要求吗？”
尤太忠极度不安，还是回答说：“是！”
邓小平缓和气氛说：“司令员问你有什么要求。”
尤太忠醒悟过来，想了想：“请给我们留下十八旅的一个后备营。”
“可以。邓政委，我们……还是走吧。”
刘伯承走出马厩，又回过头：“尤太忠，会合地点记住了吗？彭店！”
尤太忠深感责任重大，坚决地回答：“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和敌人决一死战！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决不准敌人一兵一卒扰乱大军南下的行列！”
６时许，敌人开始轰击小雷岗。阵地上掀起几丈高的尘土，沙石迸飞，一片迷蒙，连前沿阵地也看不清了。炮火的激烈使联络不时中断，但这并未影响战斗。连长牺牲了，战士就顶上去，最后打到一个班只剩下两三个人，小雷岗还牢牢地掌握在十六旅手中。
敌人完全没想到十六旅会这么顽强，疯狂气焰完全被压了下去。敌人攻不下小雷岗，１０时又转向大雷岗。所有的火力转过来，１０多架飞机助战，把阵地打得昏天黑地，１０米之外看不见人。有六七发炮弹就落在马厩四周，门板都被掀掉了。尤太忠命大，安然无恙。他抖抖落在身上的灰土，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狗娘养的，没胆量炸老子嘛！”
当前面部队和敌人激战的时候，南下大军正以４路纵队通过浮桥，从十六旅旁边前进。
到下午４时，刘邓四五万大军，２００多辆大车，全部安全渡过了汝河。
多年后，将军回忆起那场战斗，仍伤感地说：“那天，困难得很啊！牺牲的人，毯子一卷，就埋了……”
汝河之战，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途中最紧要、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它不仅关系到纵队的安危，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原局和野战军首长、统帅机关和南下部队的安危。
尤太忠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了刘邓首长的高度评价。
１９７２年，尤太忠得了一场重病，夫人王雪晨送他到北京治疗。刚下飞机，便见一辆由吉普车改装的救护车飞奔而来。当医护人员把尤太忠抬上车后，一路绿灯，直奔医院。该“救护车”为当时中央领导人使用。这样高的接待规格，令王雪晨心中既激动又忐忑不安。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周恩来精心安排的。这件事使尤太忠深受感动，记了一辈子。
还有一件事令尤太忠终身难忘。“文革”中的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找尤太忠谈话，并设便宴招待。那天，尤太忠喝了三杯茅台酒。返回部队后不到三天，便接到中央接待办的一封信函，上写：某月某日，尤太忠同志喝茅台酒三杯，需付酒费０．６元。尤太忠看后大吃一惊，急忙寄去酒费，并深感愧疚。在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时，每次赴边防视察，每到一地，他都命令警卫人员按标准吃饭，离开时嘱咐警卫人员按标准交费。所到之处，从没有欠一分钱伙食费。
粉碎“四人帮”后，尤太忠被委以重任，先后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和广州军区司令员，后来又调任中央军委纪委第二书记。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１９９８年，尤太忠走完了人生最后的历程，永远地离开了自己亲爱的人和所热爱的部队。８月３日，他的遗体在广州火化后，骨灰按他的遗愿撒入了大海。
“文革”中，尤太忠见到邓小平，立正、敬礼，还像战争年代一样。邓小平笑着问：“你怎么敢来？”尤太忠回答：“您永远是我的老政委。”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尤太忠先后任十二军副军长和二十七军副军长。“文革”初期，二十七军驻防无锡。此时，尤太忠已是二十七军的“掌门人”。
二十七军是一支不平凡的英雄部队。其前身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胶东军区部队。抗战胜利后，胶东军区主力进军东北，余下的第五师、第六师和警备第三旅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许世友首任司令员。奠定九纵地位的是１９４７年５月进行的孟良崮战役，此役全歼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在淮海战役中，九纵参加了碾庄围歼黄百韬兵团，双堆集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战斗。这两仗打出了九纵的威风。１９４９年２月，华野九纵改称解放军第二十七军，首任军长就是大名鼎鼎的聂凤智。
解放战争时期，尤太忠和李德生、肖永银是王近山麾下的三只猛虎，人称“三剑客”。当时王近山是六纵司令员，而尤太忠、李德生、肖永银分别任十六、十七、十八旅旅长。如果说他们三位是猛虎，那王近山就是一头雄师。王近山打仗勇猛，被称为“王疯子”。俗话说得好：强将手下无弱兵。在王近山的指挥下，尤太忠、李德生、肖永银可谓身经百战，九死一生。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二十七军军长的尤太忠，和他的部队一道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这股内乱风也不可避免地刮到了无锡。造反派揪来了尤太忠，要斗争他。在批斗现场，将军头不低，腰不弯，巍然挺立，一脸杀气，横眉怒对。结果，造反派只能挥拳喊口号，竟无一人敢接近他。
尤太忠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凡是认准了的事就要坚持到底。他和他的上司许世友一样，对红卫兵在社会上搞“打砸抢”十分看不惯，对造反派冲击部队更是深恶痛绝。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维护无锡地区的安定作出了贡献。
１９６７年盛夏的一天，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接到尤太忠的一个电话：“老肖，你到我们这里玩玩吧，我们这里蛮不错的哟！”
二十七军驻军太湖边上的无锡，江南小城，鱼米之乡，当然不错。但是，在当时中国政局的“非常时期”，一位军长决不会有闲情逸致邀请一位装甲兵司令员去“玩玩”的。同样，一个装甲兵司令员也不会有闲情逸致去游山逛水的。
前十八旅旅长非常熟悉他的老战友。电话里没说什么，但两人彼此意会。寒暄几句后，肖永银痛痛快快地接受了尤太忠的“盛情邀请”。他知道，为了防止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被造反派揪斗，尤太忠把许世友接到无锡保护起来了。
提到许世友，两人是再熟悉不过了。许世友骂娘，阎罗判官也要怕几分。可是，在当时那特殊时期，“小鬼”却把“阎王”欺负了。有一次，许世友到北京开会，下榻于京西宾馆。造反派冲开部队组成的人墙要冲进屋内。许世友抓起电话，对林副统帅办公室吼道：“造反派要抓我，请保护我的安全！如果不行，我就要犯法，开枪打人！犯国法，国法制裁！犯军法，军法制裁！”说罢，拿起手枪，杀气腾腾。
林彪也知道许世友言必行，行必果，说犯法就敢犯法，于是立即命令卫戍部队前去解围。
“京西之险”后，许世友又有“南京之危”。红卫兵小将屡次冲击许世友的家，警卫部队奉命行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无力保护许世友的安全。肖永银深恐许世友一怒之下果真“犯法”，死说活说硬把他送上了飞机，让尤太忠“监护”起来，不让他与外界接触。
现在，许世友正在无锡“避难”，尤太忠打电话叫他去玩，肯定是许世友有事找他。
果然，一到无锡，许世友劈头就说：“陶勇的孩子到处流浪呀，怎么办？你们是不是把他们收起来呀？”
尤太忠和肖永银两人会意地相互看了一眼。
原来，海军中将陶勇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已经命丧黄泉。陶勇的夫人也在劫难逃。李作鹏等人以各种罪名把她关押起来，致使她最后跳楼自杀。陶宅被查封，东海舰队司令员的儿女们被逐出家门，流浪露宿于上海街头……
陶勇的孩子流浪街头，深深刺痛了许世友的心。本来，一个大军区司令员安排收留几个孩子又算得了什么？但当时许世友已自身难保，更何况上海虽是南京军区辖区，却在张春桥、王洪文的严密控制下；陶勇虽死，却“罪恶滔天”，谁敢收留“罪臣之后”，谁就是引火烧身。许世友想告慰九泉之下的陶勇，又怕肖永银和尤太忠为难，话没有说，婉转暗示。
肖永银和尤太忠像当年并肩攻城略地一样，严肃认真地商量起来。两人最后决定，由尤太忠负责找到孩子后，再秘密送到南京肖永银处保护起来。
后来，当尤太忠把陶勇的孩子从上海找到，交给手下人带走时，他久久地唏嘘长叹……
１９６９年，中苏爆发珍宝岛事件。为了加强北方中苏边界的军事力量，二十七军从苏南的鱼米之乡被调到荒凉的内蒙古北部戍边。尤太忠也随部队来到了内蒙古。这之后，他曾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等要职。
一天，时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尤太忠到包头监狱视察，看见被打成“走资派”的老干部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有几人竟在豆油灯下捉虱子。
看到这种场面，尤太忠心头不禁一颤。他当即召集包头市领导，命令道：“你们把他们放出来，搞点水让他们洗一洗，把衣服用水烫一烫。”
市领导有些为难，小声问道：“他们是走资派，放出去好不好？”
尤太忠瞪起了眼，斩钉截铁地说：“放！有什么问题，我负一切责任。”
像这样的事还很多。与尤太忠一起战斗过的史景班将军“文革”中受冲击，３个女儿下放内蒙古劳动。尤太忠听说后，驱车上百里专程去看望史将军之女，并想法将他们调回南京。
尤太忠的侄女尤岭珠曾回忆道：１９５９年冬，尤太忠惊闻老母亲病重，急忙返回河南光山县砖桥乡的老家。一到家，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幅悲惨的景象：老母卧床不起，一家人以糠为食。哥哥尤太俊正准备携全家外出要饭。将军见此，心情极为悲痛。再看看四周，邻里家家如此。他万没想到革命胜利已经１０年，家乡的父老还这么贫困。为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意，他每家送去５元钱，２００元全部发完。返回时，县领导找几个人想陪将军吃饭。尤太忠大怒，拂袖而去。
１９７４年初，邓小平复出后由江西回到北京。尤太忠闻讯，当日即随苏振华、李达两将军冒险前往探视。尤太忠见到邓小平，立正、敬礼，还像战争年代一样。邓小平笑着问：“你怎么敢来？”尤太忠回答：“您永远是我的老政委。”邓小平招呼大家坐下，开始了亲切的谈话，就像回到战争年代一样，大家无拘无束。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像尤太忠那样讲义气、重友情，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有高尚的人格。
尤太忠记忆力惊人。他说：“这是没有文化逼的。人用笔记，我用心记。打仗是要死人的，岂敢马虎?”
尤太忠身材魁梧，鼻大嘴阔，双耳奇大，双目炯炯，眉宇间两道竖纹，杀气逼人，酷似京剧里的武生。
其实，在平时不打仗的时候，尤太忠很平易近人，从干部到战士，人人皆可近，事事皆可办。
尤太忠的个性很特别。当尤太忠在战场上运筹帷幄之际，常常以三指捏住额头，此时，无人敢接近去打扰他。若他举手压住帽沿，就表示决心已下；若脱帽而起，说明他必定会赴前沿指挥，无人能阻挡；假如他以指摸腮，脸露笑容，那么此仗胜局已定。
解放战争初期打榆林，首次攻城失利。六纵政委杜义德打电话问尤太忠：“老尤啊，你不是很能打吗？怎么搞的，打了半天没有打下来？”尤太忠涨红了脸，放下电话，脱帽而起，直奔前沿。众将士见旅长亲临前线，群情激愤，奋勇向前。城防被攻破后，尤太忠随部队一起杀进城，结果右腿被碉堡内残敌的冷枪击穿。在解放战争中，旅级干部负伤，还不多见。
尤太忠记忆力惊人。十二军徐克杰副军长曾回忆说：尤太忠将军耳所闻辄终记不忘。战争年代，将军有一次到纵队接受战斗任务，回来后指着地图传达，全旅３个团，出发时间，途经地点，过某山某河，何时到达何地，东西南北，分分秒秒……传达完毕，纵队文字命令才到，各团领导对照命令，竟无一差错。尤太忠说：“这是没有文化逼的。人用笔记，我用心记。打仗是要死人的，岂敢马虎？”
抗美援朝期间，有一天，尤太忠的夫人王雪晨站在朝鲜地图前考丈夫。王雪晨要他离开地图，站在辨不清文字的地方，指着地图的某处问丈夫：“这是什么地方？”尤太忠毫不犹豫地回答了她。连指十余处地名，都应答如流，无一差错。接着王雪晨又指向偏远地点，仍然如此。王雪晨至今仍惊异丈夫的记忆力：“朝鲜地名生僻难认，他当时文化不高，为什么指哪认哪，一字不差？”其实，尤太忠是笨鸟先飞，早已将地图上上千个地名烂熟于心。
尤太忠精人的记忆力还表现在学习上。
１９５７年，尤太忠进军事学院学习，课余从不复习，然各科均在良好以上。看到别人手忙脚乱，穷于应付，他自豪地说：“我看人家忙得很，还考不好。我是保证３分，争取４分，不要５分。”
结业时，果然各科都在３分、４分之间，无一科５分，也无一科不及格。
尤太忠有一个特殊的习惯，这就是下部队喜欢数猪。每到一个连队，不问人多少，只问猪多少。连队干部若答错，必遭严厉批评。若答少一头，将军必会批评：弄虚作假。后来，尤太忠下部队前，秘书都悄悄与部队领导通气：“人多少，没关系。一定要把猪数清，少一头不行，多一头也不行。”
后来才知道，当时我国正处在困难时期，部队要改善伙食只有靠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在那时，部队养猪成了一项“战略任务”。在这位贫苦农民出身的将军看来，能让战士们吃上肉这是最大的幸福，也是他的职责。战争时期没有条件不可能养猪，现在有条件了，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抓起来、抓好呢？
尤太忠１３岁参加红军，１５岁入团，１６岁入党。在长征途中，他连病带饿，几乎把命扔在了茫茫草原上。
那是１９３５年的一天，詹才芳将军见几个士兵抬着一个重病号，欲弃之在草地上，急忙下马询问怎么回事。战士答道：“他病得太重了，怕是活不成了。”
詹才芳仔细观察了一下，沉思片刻说：“不要扔，这么年轻，个子又大，扛机枪是把好手。你们给他一个马尾巴试试。”
这个重病号就是尤太忠。
享受拉马尾巴待遇后，尤太忠靠着自己坚强的毅力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随大部队走出了草地。后来，尤太忠将军常常念叨詹才芳的救命之恩，常常说：“我这条命是拉马尾巴拉出来的。”
１９４７年８月，刘邓大军强渡汝河，战况惨烈。尤太忠将军后来回忆说：“那天，困难得很啊！牺牲的人，毯子一卷，就埋了……”
１９４２年９月初的一天，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来到山西省中条山区阳城县卵寨村，向尤太忠所在的三八六旅十七团全体官兵传达延安整风精神。
第二天拂晓，四周响起了阵阵枪炮声，村子已被日伪军围得严严实实。团长尤太忠手提驳壳枪，冲向邓小平的住房，看见邓小平手握“小八枪”（一种连发八颗子弹的小手枪）正与马夫一道疾步走来。
“邓政委，请跟我来，我先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尤太忠着急地说。
“团长同志，你的任务是指挥部队把敌人打垮，而不是保护我个人的安全！”邓小平临危不惧。
这时，尤太忠见民运干事郑炳全过来了，悬着的心才放下来。他大声命令道：“快！赶快保护邓政委转移！”说着，头也不回地带领部队与敌人激战。
一发炮弹在邓小平身后不远处爆炸了，惊得战马发出长长的嘶鸣，引来敌人一串枪声。护卫在邓小平身边的马夫中弹牺牲了。郑炳全一把拉住缰绳，焦急地说：“邓政委，这儿太危险，请赶快上马，我保护你突围！”邓小平笑道：“是个小老乡呀。先别急，把敌情弄清楚再说！”
突然，敌人的枪炮声停止了，看来尤太忠率领官兵已与敌人短兵相接了。
邓小平隐蔽在一棵大树下，冷静地观察着四周的战况。几分钟之后，村子东面枪声大作，炮声骤起，爆炸声、喊杀声响成一片。紧接着又响起了八路军嘹亮的冲锋号声，敌人的包围圈被突破了。邓小平这时才上马向安全的地方转移。
这次惊险的遭遇战，特别是邓小平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给尤太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１９４７年８月，刘邓大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作战行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时而骑马，时而步行。两个参谋和几个警卫员紧紧跟随，不离左右。他们一口气走了十多华里，来到离汝河北岸不远的六纵指挥所时，夜幕已经降临了。
研究部署完毕，已是夜里１２时。刘邓首长接着给各旅布置了作战任务：十八旅旅长肖永银带领他的旅先攻下河对岸大、小雷岗，从敌群中杀出一条通路，带领部队冲出重围；十六旅旅长尤太忠带领本旅部队上来接防，固守大、小雷岗及桥头堡，抗击敌人，掩护大军安全渡河。
第二天，按照刘邓首长的部署，十六旅主力接替完成任务的十八旅扼守大、小雷岗保护浮桥。等待十六旅旅长尤太忠的，是一场惨烈无比的恶战。
次日凌晨３时左右，尤太忠把部队带了上来，但只有两个团加上一个旅直，全旅兵力不到７个营。而正前面的敌人，则是１个军。尤太忠顿感肩上责任的重大：此战所掩护的是向南进军的统帅部，最敬爱的刘邓首长就在大家身边；战斗的成败，关系着意义重大的战略进攻和下一步的行动。
大、小雷岗离浮桥的桥头约三四里地，像两支触角伸在外面护卫着桥头。大雷岗在右前方，部队南进时就从它旁边插过。小雷岗在左前方河堤旁边，离敌人主力所在的汝南埠很近。
根据地形判断，敌人会先取小雷岗，因为这个村子紧挨河堤，离桥头很近，敌人要打下小雷岗，我军就会失去依托，很难守住桥头。尤太忠在河堤上安置了侧射火力，以备敌人进攻村子时从侧背打它，并命小雷岗的部队加速储蓄弹药，抢修工事。
大战临近，尤太忠浓眉紧锁，浑身上下骨骼硕大，脸上有角有棱。他思考问题非常投入，在遇到严峻险情时，眉宇间就会形成一条很深的竖刀纹。这使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更加有力度，甚至有几分凶狠。
清晨５点多钟，刘伯承、邓小平出现在旅指挥所。尤太忠一愣，跑出马厩，语调里充满了不安与焦虑：“首长，这里距敌仅一两里地，是激战中心，你们怎么……”
刘伯承四下观察，问：“进小雷岗的是哪个团？”
“四十八团。首长，进掩体吧！”
“小雷岗无论如何要守住！”
“是！我已经做了布置。”
邓小平问：“政委呢？”
“我俩分开指挥，牺牲一个，还有一个顶着。首长还是进掩体吧。”
一发炮弹呼啸而至，“轰”地一声，一面墙倒了，气浪冲飞了尤太忠的帽子。尤太忠一挥手，大叫：“扶首长进指挥所！”
在马厩里，尤太忠还是心神不定，说：“首长，你们快离开这里吧！”
刘伯承说：“敌我力量悬殊，你们担子很重。一定要坚持到晚上，等所有部队通过。”
“是！”尤太忠一脸肃穆。
邓小平补充说：“部队全部过后，把浮桥拆掉。”
“是！首长，这里不安全。”
邓小平笑笑：“噢，不欢迎我们在这里？”
刘伯承接着说：“还有什么要求吗？”
尤太忠极度不安，还是回答说：“是！”
邓小平缓和气氛说：“司令员问你有什么要求。”
尤太忠醒悟过来，想了想：“请给我们留下十八旅的一个后备营。”
“可以。邓政委，我们……还是走吧。”
刘伯承走出马厩，又回过头：“尤太忠，会合地点记住了吗？彭店！”
尤太忠深感责任重大，坚决地回答：“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和敌人决一死战！即使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决不准敌人一兵一卒扰乱大军南下的行列！”
６时许，敌人开始轰击小雷岗。阵地上掀起几丈高的尘土，沙石迸飞，一片迷蒙，连前沿阵地也看不清了。炮火的激烈使联络不时中断，但这并未影响战斗。连长牺牲了，战士就顶上去，最后打到一个班只剩下两三个人，小雷岗还牢牢地掌握在十六旅手中。
敌人完全没想到十六旅会这么顽强，疯狂气焰完全被压了下去。敌人攻不下小雷岗，１０时又转向大雷岗。所有的火力转过来，１０多架飞机助战，把阵地打得昏天黑地，１０米之外看不见人。有六七发炮弹就落在马厩四周，门板都被掀掉了。尤太忠命大，安然无恙。他抖抖落在身上的灰土，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狗娘养的，没胆量炸老子嘛！”
当前面部队和敌人激战的时候，南下大军正以４路纵队通过浮桥，从十六旅旁边前进。
到下午４时，刘邓四五万大军，２００多辆大车，全部安全渡过了汝河。
多年后，将军回忆起那场战斗，仍伤感地说：“那天，困难得很啊！牺牲的人，毯子一卷，就埋了……”
汝河之战，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途中最紧要、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它不仅关系到纵队的安危，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原局和野战军首长、统帅机关和南下部队的安危。
尤太忠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了刘邓首长的高度评价。
１９７２年，尤太忠得了一场重病，夫人王雪晨送他到北京治疗。刚下飞机，便见一辆由吉普车改装的救护车飞奔而来。当医护人员把尤太忠抬上车后，一路绿灯，直奔医院。该“救护车”为当时中央领导人使用。这样高的接待规格，令王雪晨心中既激动又忐忑不安。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周恩来精心安排的。这件事使尤太忠深受感动，记了一辈子。
还有一件事令尤太忠终身难忘。“文革”中的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找尤太忠谈话，并设便宴招待。那天，尤太忠喝了三杯茅台酒。返回部队后不到三天，便接到中央接待办的一封信函，上写：某月某日，尤太忠同志喝茅台酒三杯，需付酒费０．６元。尤太忠看后大吃一惊，急忙寄去酒费，并深感愧疚。在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时，每次赴边防视察，每到一地，他都命令警卫人员按标准吃饭，离开时嘱咐警卫人员按标准交费。所到之处，从没有欠一分钱伙食费。
粉碎“四人帮”后，尤太忠被委以重任，先后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和广州军区司令员，后来又调任中央军委纪委第二书记。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１９９８年，尤太忠走完了人生最后的历程，永远地离开了自己亲爱的人和所热爱的部队。８月３日，他的遗体在广州火化后，骨灰按他的遗愿撒入了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