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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博尔哈镇的一座天主教堂里，保存着一组19世纪的壁画，当地人一度视这组壁画为西班牙的国宝。经过两个世纪的洗礼，壁画上的油墨开始脱落，其中一幅“戴荆冠耶稣”损毁尤其惨烈，但教堂却苦于没有经费修补。直到2012年，教堂才终于获得捐款，请了修复专家。
结果专家到现场一看，大吃一惊，精美的壁画已经面目全非。原来住在附近的一位老奶奶看到壁画破败不堪，自己买来颜料，偷偷地开始修补画像，将原本英俊的耶稣“修复”成了一只猴子。
有人呼吁要老奶奶承担损毁文物的法律责任，但壁画作者的孙女却表示，老奶奶并非蓄意破坏，相反，她是看到壁画损毁多年无人看护，才萌生了修复的想法。尽管这幅可怜的壁画被毁掉，但这个奇葩故事却足以让它被记住很多年吧。
今年，艺术家Banksy的作品在拍卖会上以104.2万英镑成交后，在众目睽睽下突然自行启动了隐藏在画框里的碎纸机。
尽管事后Banksy声称不愿意艺术被明码实价地拍卖，但我总觉得，到了这一步，这幅作品才算真正完成——在碎纸机的“帮助”下，画中的小女孩不仅失手放飞了气球，连自身的完整性都被毁灭了，可以说“希望”被完全销毁。
作品承载有形的价值，而一旦用行为赋予其更强的生命力，则衍生出了无形价值。有时候，这无形价值比有形的物品更加珍贵。
今天我们就假装下文化人，聊一聊文物背后的事儿。
众所周知，台北故宫有镇馆三宝，毛公鼎、肉形石和翠玉白菜，被称为去台北故宫必看的三件展品。这当中的肉形石和翠玉白菜，更是无人不知，然而，这二宝的珍贵程度究竟如何呢？用马未都的话来说：“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毛公鼎可算一件，但往下再数两百件，也未必轮得到翠玉白菜和肉形石。这二者之所以名声大噪，基本上靠的就是‘少见多怪’四个字。”
我去逛台北故宫，想看一眼这两件，要排很久的队，但字画展厅里的游客却并不多。要知道那里有三希之一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还有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后部长卷，怀素的《自叙帖》等，才是台北故宫真正的镇馆之宝。
之所以会发生这个现象，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所体会的趣味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
“国宝”这说法由来已久，但其实即便是文化人也不知道如何去界定，哪件算是国宝？得多久远的年份？得多高的工艺水准？又或者，承载着一段多重要的历史？
就我个人而言，文物是否拍出天价，着实与我这平头百姓无半点关系，令我心生向往的是文物背后的故事。
某些物件之所以能被大众视为国宝，是因为它的传奇色彩。
就像我们都知道的，秦始皇用和氏璧做了传国玉玺，令丞相李斯以大篆书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打算传他个千秋万代。
秦亡后，传国玺在战火中丢失，汉高祖刘邦为了宣示自己是天命正统，偷摸造了一个赝品，找人献给自己。这枚玉玺才是真正的命途多舛，它历经两汉，王莽篡权时还摔了一个角，来到了东汉末年，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少帝仓皇出逃，来不及带走玉玺，被孙坚部下在洛阳城南枯井中打捞出来。孙坚死后，玉玺又被孙策献给袁术，袁术借此称帝。
从此，这枚假冒的传国玉玺成了象征“天命所归”的统治者至宝，不断被各方势力争夺，辗转于各朝帝王之手，在相关史料的记载中，一直传到后唐废帝李从珂这里，这枚玉玺才在战火中下落不明。
光是看着区区百十字的历史，就令人不由心驰神往。一枚小小的玉玺，流传了数百年，历经战火无数，邂逅了几家君王，试问哪件宝贝能得到如此殊荣？
还有的国宝，取的则是现实意义。
比如著名的清乾隆年间的“瓷母”，学名叫“各种釉彩大瓶”，光听名字就感觉忒不靠谱。这玩意儿从外观上看，真的跟我们印象中那些或唯美，或古朴的“国宝”气质完全不搭。它器身上下五彩斑斓，每一面的釉彩风格迥异，拼拼凑凑，倒像是农家乐里的东西。但是，这件国宝却标志着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顶峰，享有“中华瓷王”的美称。
乾隆是个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对瓷器情有独钟，于是就想着做一个全面展示清朝燒瓷技术的集大成作品，于是就有了这件“各种釉彩大瓶”。
别以为这只是简简单单的技术堆砌，想要高温釉和低温釉归于一身，必须有严格的顺序讲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烧制每一面釉彩的成品率都不高，能将这么多工艺集合到一炉中不坏，成品率叠加起来简直低得惊人，的确可谓巧夺天工，让后人看到了清代无敌的御瓷技术。
传世仅此一件，称它为国宝一点也不为过。
再比如作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的何尊，它的存在并非因为制造工艺高超，而是一种象征。
1963年，它被专家从废品收购站找到，当时工作人员看这青铜器的品相觉得是件文物，但当时青铜器出土多，这件乍一看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嘛，就收在博物馆里没当回事。
一直到了1975年，这件文物被调到故宫参加展览，结果被发现内侧底部刻有铭文，这铭文记载的也不是什么大事，不过是一篇训诫勉励的文告，文中还记录了尊的来由，是因为周成王赏赐了一个叫何的人，贝三十朋（三百贝币），这个人以尊作为纪念，所以被命名为“何尊”。
但何尊到底为啥一转脸就登堂入室化身国宝了呢？因为这铭文中刻着一句话，一句普普通通的话，“余其宅兹中国”，字面意思大概就是说“我们居住在中间之国”的意思，但请注意这句话的最后两个字——“中国”。
这两个字我们都很熟，但在距今3000多年的周朝器物上出现，这是第一次。
这是“中国”一词最早的出处，这个发现简直太牛了。也正因如此，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祭器何尊，忽而有了无可比拟的象征意义，成了国之重器。
艺术品，不仅仅是一件稀罕物件，它会给我们讲述自己身上的故事，展示经年的风采，更有可能与当下情境不谋而合，成为一种象征。文物的价值也不只在于拍卖行里的天价数字，它不限于地域和拥有者，以古朴之身，翘望流逝的岁月。
哪怕当中的故事是一段悲痛，是片片凋零，甚至是一个笑话，它依然有存在的意义。毕竟，作为一棵生长百年的老树，完全有理由把伤疤当成风景，那些历史的疼痛如果能忍过来，就值得夸耀。
结果专家到现场一看，大吃一惊，精美的壁画已经面目全非。原来住在附近的一位老奶奶看到壁画破败不堪，自己买来颜料，偷偷地开始修补画像，将原本英俊的耶稣“修复”成了一只猴子。
有人呼吁要老奶奶承担损毁文物的法律责任，但壁画作者的孙女却表示，老奶奶并非蓄意破坏，相反，她是看到壁画损毁多年无人看护，才萌生了修复的想法。尽管这幅可怜的壁画被毁掉，但这个奇葩故事却足以让它被记住很多年吧。
今年，艺术家Banksy的作品在拍卖会上以104.2万英镑成交后，在众目睽睽下突然自行启动了隐藏在画框里的碎纸机。
尽管事后Banksy声称不愿意艺术被明码实价地拍卖，但我总觉得，到了这一步，这幅作品才算真正完成——在碎纸机的“帮助”下，画中的小女孩不仅失手放飞了气球，连自身的完整性都被毁灭了，可以说“希望”被完全销毁。
作品承载有形的价值，而一旦用行为赋予其更强的生命力，则衍生出了无形价值。有时候，这无形价值比有形的物品更加珍贵。
今天我们就假装下文化人，聊一聊文物背后的事儿。
众所周知，台北故宫有镇馆三宝，毛公鼎、肉形石和翠玉白菜，被称为去台北故宫必看的三件展品。这当中的肉形石和翠玉白菜，更是无人不知，然而，这二宝的珍贵程度究竟如何呢？用马未都的话来说：“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毛公鼎可算一件，但往下再数两百件，也未必轮得到翠玉白菜和肉形石。这二者之所以名声大噪，基本上靠的就是‘少见多怪’四个字。”
我去逛台北故宫，想看一眼这两件，要排很久的队，但字画展厅里的游客却并不多。要知道那里有三希之一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还有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后部长卷，怀素的《自叙帖》等，才是台北故宫真正的镇馆之宝。
之所以会发生这个现象，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所体会的趣味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
“国宝”这说法由来已久，但其实即便是文化人也不知道如何去界定，哪件算是国宝？得多久远的年份？得多高的工艺水准？又或者，承载着一段多重要的历史？
就我个人而言，文物是否拍出天价，着实与我这平头百姓无半点关系，令我心生向往的是文物背后的故事。
某些物件之所以能被大众视为国宝，是因为它的传奇色彩。
就像我们都知道的，秦始皇用和氏璧做了传国玉玺，令丞相李斯以大篆书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打算传他个千秋万代。
秦亡后，传国玺在战火中丢失，汉高祖刘邦为了宣示自己是天命正统，偷摸造了一个赝品，找人献给自己。这枚玉玺才是真正的命途多舛，它历经两汉，王莽篡权时还摔了一个角，来到了东汉末年，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少帝仓皇出逃，来不及带走玉玺，被孙坚部下在洛阳城南枯井中打捞出来。孙坚死后，玉玺又被孙策献给袁术，袁术借此称帝。
从此，这枚假冒的传国玉玺成了象征“天命所归”的统治者至宝，不断被各方势力争夺，辗转于各朝帝王之手，在相关史料的记载中，一直传到后唐废帝李从珂这里，这枚玉玺才在战火中下落不明。
光是看着区区百十字的历史，就令人不由心驰神往。一枚小小的玉玺，流传了数百年，历经战火无数，邂逅了几家君王，试问哪件宝贝能得到如此殊荣？
还有的国宝，取的则是现实意义。
比如著名的清乾隆年间的“瓷母”，学名叫“各种釉彩大瓶”，光听名字就感觉忒不靠谱。这玩意儿从外观上看，真的跟我们印象中那些或唯美，或古朴的“国宝”气质完全不搭。它器身上下五彩斑斓，每一面的釉彩风格迥异，拼拼凑凑，倒像是农家乐里的东西。但是，这件国宝却标志着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顶峰，享有“中华瓷王”的美称。
乾隆是个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对瓷器情有独钟，于是就想着做一个全面展示清朝燒瓷技术的集大成作品，于是就有了这件“各种釉彩大瓶”。
别以为这只是简简单单的技术堆砌，想要高温釉和低温釉归于一身，必须有严格的顺序讲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烧制每一面釉彩的成品率都不高，能将这么多工艺集合到一炉中不坏，成品率叠加起来简直低得惊人，的确可谓巧夺天工，让后人看到了清代无敌的御瓷技术。
传世仅此一件，称它为国宝一点也不为过。
再比如作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的何尊，它的存在并非因为制造工艺高超，而是一种象征。
1963年，它被专家从废品收购站找到，当时工作人员看这青铜器的品相觉得是件文物，但当时青铜器出土多，这件乍一看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嘛，就收在博物馆里没当回事。
一直到了1975年，这件文物被调到故宫参加展览，结果被发现内侧底部刻有铭文，这铭文记载的也不是什么大事，不过是一篇训诫勉励的文告，文中还记录了尊的来由，是因为周成王赏赐了一个叫何的人，贝三十朋（三百贝币），这个人以尊作为纪念，所以被命名为“何尊”。
但何尊到底为啥一转脸就登堂入室化身国宝了呢？因为这铭文中刻着一句话，一句普普通通的话，“余其宅兹中国”，字面意思大概就是说“我们居住在中间之国”的意思，但请注意这句话的最后两个字——“中国”。
这两个字我们都很熟，但在距今3000多年的周朝器物上出现，这是第一次。
这是“中国”一词最早的出处，这个发现简直太牛了。也正因如此，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祭器何尊，忽而有了无可比拟的象征意义，成了国之重器。
艺术品，不仅仅是一件稀罕物件，它会给我们讲述自己身上的故事，展示经年的风采，更有可能与当下情境不谋而合，成为一种象征。文物的价值也不只在于拍卖行里的天价数字，它不限于地域和拥有者，以古朴之身，翘望流逝的岁月。
哪怕当中的故事是一段悲痛，是片片凋零，甚至是一个笑话，它依然有存在的意义。毕竟，作为一棵生长百年的老树，完全有理由把伤疤当成风景，那些历史的疼痛如果能忍过来，就值得夸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