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子犯编钟铭文史料价值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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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11月,台北故宫博物院收入了十二件子犯稣钟,据传为1992年山西闻喜附近某墓葬出土。全套编钟大小不一、高低轻重相次,最大者通高71.2厘米,重44.5公斤;最小者通高28.1厘米厘米,重5.4公斤。各钟形制大致相同,均长腔封衡,鼓部较宽,周围饰目雷纹、夔纹。中央钲部共铸有铭文一百三十二字。铭文日:
  唯王五月初吉丁未,子犯佑晋公左右来复其邦。诸楚不圣(听)命于王所,子犯及晋公率西之六师搏伐楚荆,孔休大工,楚荆丧厥师,灭厥禹(渠)。子犯佑晋公左右,燮诸侯,得朝王,克奠王位。王赐子犯辂车四牡、衣裳、带、市、冕。诸侯羞元金于子犯之所,用为龢(和)钟九堵,孔淑(且)硕,乃貅(和)(且)鸣,用宴(燕)用宁,用享用孝,用祈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乐。
  作器者子犯,即晋文公重耳(前697-前628年)的舅父狐偃。铭文记述了春秋时期狐偃子犯佑助晋公去齐复国、晋楚城濮之战以及践土会盟等史实。由于子犯在这些事件中的卓著功勋,周王赏赐给他辂车四牡、衣裳、带、市、冕等物,各路诸侯也来进献上等好铜(注:铜器铭文中铜经常称作金。)给他,子犯因而铸造这套和钟以示纪念,并希望子孙勋绩传颂,永宝用乐。
  关于狐偃的事迹,《春秋左传》、《国语》及《史记·晋世家》等典籍均有记载。狐偃,字子犯,生年不详,卒于周襄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29年)至二十四年(公元前628年)问。春秋晋上军佐将,父亲狐突、兄弟狐毛亦为晋国名将。《史记·晋世家》说:“狐偃咎犯,文公舅也。”可知子犯为重耳的舅父,典籍称舅犯,一作咎犯。狐偃一生最大的功绩即在于钟铭所记的三件大事:一为护佑重耳出亡以及返回晋国,夺回君位;二为晋楚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国;三是城濮之战胜利后在践土召集天下诸侯,确立晋文公重耳的霸主地位。
  晋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由于献公宠幸骊姬引起晋国内乱,太子申生自杀,公子重耳、夷吾出奔,史称“骊姬之乱”。当时晋国的政治形势十分严峻,此时狐偃审时度势坚决跟随重耳流亡在外,随从的还有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等人,都是当时晋国有名的治国良将贤士。重耳根据狐偃的建议,最先回到自己母亲的娘家狄国避难,想借助母家的势力争夺君位。结果在那里住了十几年也没有机会,只好继续流亡。在流亡途中,经过五鹿(今河南省濮阳县南),狐偃说服重耳接受乡下人馈赠的土块,并认为这是上天赏赐的土地,是重耳夺回君位称霸诸侯的象征。重耳来到齐国,受到齐桓公的丰厚礼遇。在齐国,重耳整天沉溺于富贵享乐和“安齐而有终焉之志”,狐偃与其他人谋划“醉重耳,载以行”,显示了他的果敢和当机立断的魄力。狐偃追随重耳在外前后流亡达十九年之久,到了《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春,在秦穆公派兵护送下晋公子重耳回到晋国。到了黄河边上,子犯拿起一块宝玉献给公子重耳,子犯把玉璧又还给公子,说:“我牵马执缰服侍您走遍了天下各国,一路上得罪您的地方太多了。连我自己尚且知道有罪,何况您呢?让我从此走开,到别国去吧。”公子重耳说:“我如果要是不和舅舅一条心,就请白水作证。说着把那块宝玉扔到了河里,以示求河神作证。然后和重耳一起回到晋国继承君位。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晋、楚城濮之战。在战前晋文公梦到和楚王搏斗,楚王伏在自己身上吸吮自己的脑浆,因而感到十分的恐惧害怕。狐偃根据人死仰身葬表示“得天”,俯身葬表示获罪被杀的不同葬式的情况,比附晋文公与楚成王的博斗情形来鼓舞晋文公,认为这个梦非常吉利,这是上天在帮助晋国打败楚国称霸诸侯。果然晋文公听后大受鼓舞,不但因此消除了恐惧,而且信心倍增,主动“退避三舍”,避开楚军的锋芒,最终大获全胜。五月初十,晋文公重耳在践土(今河南荥阳东北)会集诸侯,邀请周天子参加,正式确立了霸主的地位。
  通过文献典籍中有关狐偃子犯的记载与子犯龢编钟相比照,可知编钟铭文内容大多与《春秋左传》、《国语》及《史记·晋世家》等书记载相吻合,纠正了以往在“晋公子重耳之亡”和“晋楚城濮之战”等历史事件中过多关注公子重耳,而对子犯重视不够的问题。作为第一手出土材料,通过对钟铭的解读可以证明子犯在佑助晋文公称霸之众多股肱重臣中,地位举足轻重居功甚伟。另一方面,又可以帮助我们补充相关历史细节记载之不足或订正其误,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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