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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論“文化興國”，主軸是如何型塑與打造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其重點在於如何提高國民素質，並讓中國的文化產業走向世界。而在這兩方面，毋庸置疑，日本仍是最佳的良師。
2011年3月日本東北地區發生史上最強烈的地震和浪高15米的海嘯後，世人透過電視畫面看到的災民不是呼天搶地、不是紛紛去搶救災物資，更不是趁災搶劫，而是處變不驚、秩序井然地面對瞬間來臨的天災。災難中日本人所自然表露出的自我管理能力，連近年飽受風災的美國人也都自歎不如。旅日學者馬成三教授談到何時中國人的素質才能趕上日本，感慨“至少要300年”。但保守估計，中日國民素質相差了100年。
其實，日本社會的道德教育，源自中國範鋐所作的儒家著作《六諭衍義》。“六諭”是明太祖頒佈的教化民眾的教育經典，包括“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裡、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6方面。《六諭衍義》後經琉球傳至日本，成為江戶時期廣為普及的道德課本。進入近代以後，“六諭”的主要內容貫穿在《教育敕語》之中。二戰後，日本社會結合民主機制重塑了公共道德與個人道德，《六諭衍義》中的傳統道德、修身的相關內涵，仍在戰後日本的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中被傳承下來。日本的電視劇中，也能覺出濃濃的傳統道德味道。這是只看到日本“脫亞入歐”一面的學者，所忽略的一個事實。
道德觀念與自律能力當然不是靠刻板的說教塑造的，但制度的建立離不開一定的社會道德環境。譬如，日本的街道最乾淨，但垃圾桶很少，如果遇到周圍沒有垃圾箱，大家都會自動自覺把垃圾帶回家丟。
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跨越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軍事力量也位居世界前三名，然而“文化軟實力”卻遠遠跟不上。雖然中國因歷史悠久、地大物博而擁有最豐富的文化資源，然而中國的文化產業在世界的地位，還不如人口只有中國3.5%的韓國；此外，雖然中國人變得有錢了，然而國人並沒有因此在國際社會得到更多的敬重。
自2006年開始，美國《時代》週刊在56個國家進行的“國家形象”調查顯示，日本連續5年穩居世界榜首，中國排在第五，落後於第三的新加坡。此外，英國廣播公司國際部在27個國家調查被訪者對在世界具有影響力的17國的觀感，日本自2006年以來一直在“對世界的正面影響力”方面排在第二至第四位，在亞洲國家中居首。調查結果顯示，各國認為日本對世界具正面影響的比例為57%，負面的則有20%；認為中國正面的有44%，負面的也有38%，尤其是世界13個主要國家對中國的評價，一律負面多過正面。由位於悉尼的“經濟和平研究所”主持的“世界和平指數”排名，在153個國家和地區中，日本連續兩年排名第三，中國則遠遠落後，排在第80。
雖然日本在經濟上“失去了20年”，但當今的日本仍然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社會最穩定的國家。中國大陸在過去10年來以建設和諧社會為目標，其實日本在這方面是先行者。旅居日本時，筆者沒看過日本人當街打架，即使口角也極爲罕見；在東京餐廳用自助餐，離開座位時可以安心地把手機和照相機放在桌上；在沖繩沙灘游泳時，不會擔心放在沙灘席上的背包會不翼而飛。 日本在“文化軟實力”方面的另一成就，是過去近半個世紀席捲亞洲、影響遍及全球的文化創意產業。日本文創產業中，在世界範圍影響最廣的，非動漫產業莫屬。動畫是日本第三大產業，生產總值達到5844億日元（約76億美元，2007年），漫畫則達5232億日元（約68億美元，2003年），動畫和漫畫的人物造型等相關商品總值則高達2萬億日元（約260億美元）。在世界市場佔有率方面，日本動漫近年來一直佔了6成，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動漫王國。而在中國放映的動漫中，日本製作的也佔了八成（國產包括港臺只佔一成，2003年）。此外，日本生產的大小遊戲機在2003年也達到14575億日元（約190億美元），著名廠家任天堂的名號更在英語世界成為遊戲機的代名詞。
日本文化影響世界的另一股力量出現在建築與時裝等設計方面。除了早期的丹下健三、槇文彥、森英恵外，多年來也出現了安藤忠雄、原研哉、隈研吾、三宅一生、山本耀司、川久保玲、渡邊淳彌、永澤陽一、皆川明等一大批屢獲國際大獎的新銳設計師。他們的作品造型簡練精緻，既能返樸歸真，又能天馬行空，因而成為世界設計界矚目的寵兒。
中國曾經位於世界文化軟實力的頂峰，不僅在東亞地區形成“儒學文化圈”和“漢字文化圈”，也曾對歐洲造成衝擊。昔日大唐盛世，超過50個國家的年輕精英雲集擁有百萬人口的世界第一大都長安，期待國家升級的日本也不甘示弱，前後200年間成千上萬的“遣唐使”來到中國，大量吸收大唐的先進文化和制度。如今世人瞭解的日本傳統文化，大多源自奈良時期，而奈良文化正是大唐文化的複製品。
到了近代，當歐洲的現代化浪潮席捲世界之際，晚清的中國仍固步自封，日本卻能臨危警醒，經過明治維新，終於取代中國成為東亞“一哥”。甲午一役，中國人終於醒悟，“以日為師”成為當時年輕精英的口號。在晚清封建專制的壓制下，改良派與革命派的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章太炎、黃興、宋教仁等紛紛選擇流亡日本，而負笈東洋的其他革命活動家及後來的國民黨人包括陳天華、鄒容、秋瑾、廖仲愷、胡漢民、章士釗、汪精衛、閻錫山、蔣介石、何應欽、戴季陶、白崇禧等，共產黨人包括陳獨秀、李大釗、李達、李漢俊、周佛海、董必武、周恩來都曾留學日本。魯迅、錢玄同、何香凝、李叔同、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夏衍等也是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指標性人物或後來留學日本的文化精英。
在經歷了二戰前的軍國主義化和二戰後的經濟強國化，日本穩坐東亞“一哥”寶座超過一個世紀之久。不過，近年來中國在軍事與經濟實力方面，已迎頭趕上日本。然而，在滲透力更為持久的“文化軟實力”方面，尤其是提高國民素質與推動文化產業方面，百年後的今天，仍應如鄧小平生前常說的“向日本學習”。
一位中國精細化管理專家，準備利用一年的時間考察精細化管理開展最好的日本、德國、新加坡三國。一周的所見所聞，對日本企業、機構的精細化管理有了深切的體會，更讓專家感到震撼的是，這種精細化思想已經深深根植於這個國家的方方面面之中。一位中國教授說：“即使中國現在跟日本在一個起跑線上，我們也未必能夠趕上日本。” 日本人背後似乎有一隻看不見的手，驅使著他們拼命地工作，而且在工作中互相督促、精益求精。工作時間，日本男性白領最常見的裝束是西裝、襯衫加領帶，即使夏天室外40多攝氏度的高溫也是如此。大熱天裹著這麼正規的裝束，因此業務員在街上中暑昏倒的事情也就不足為奇了。不僅是白領，連出租車司機也都西裝革履，儘管熱得不停擦汗，但就是不會把外套脫下來。事實上可能沒有誰管，但這是他們的職業化習慣。
儘管壓力巨大，但日本人的生活卻從容而有秩序。這點從東京市容的細節上就能感受得到，綠化率極高，幾乎沒有見到裸露的土地，即使偶爾有一個小角落空出來，都會種上一株樹或擺上幾盆花。東京的房子一般不裝防盜門，很多門是非常薄的木板門和玻璃門。偶爾一樓有防盜網，二樓以上從未看到防盜網。他們不擔心入室盜竊的問題，多數自行車是不上鎖的，連摩托車晚上也是丟在外面。
日本的版圖大概相當於一個四川省，但人口密度卻比四川還要大。地狹人多，又沒什麼資源，而且颱風、海嘯、地震非常頻繁，從這個角度來講，日本是一個非常可憐的國家。正因為如此，日本人有深刻的危機意識。日本的學校每月一次防火演習，每季度一次防震演習。每個家庭都備有壓縮防災包，裡邊擱壓縮餅乾、純淨水、保暖衣、手電筒和雨披。日本全社會從上到下都只有一個信念，我自己要拼命，如果不拼命這個國家就完了。中國專家去考察豐田汽車公司，豐田做汽車之前，整個日本是沒有汽車工業的，那時的汽車他們叫“自動車”。造“自動車”最早也是由豐田第二代領導人提出來的。他去考察英國的汽車，回來就發奮自己做，把原本很掙錢的紡織放棄了。由於不分白天和黑夜地努力，這個人只活了50來歲。為了民族的發展和國家的進步，日本很多人都是甘願做出自我犧牲。
日本學生上課並不完全在學校內，他們經常把學生帶出去學習。到風景點去參觀，去看祖先怎麼拼的；到企業去參觀，看企業是怎麼發展的。讓你去思考，看你能否跟得上時代，能否適應社會需要。嚴格來講，這是他們的公民意識教育和思想教育，或者叫德育。他們對德育很重視，投入也非常大。中國專家去參觀世界文化遺產清水寺，就碰到很多中學生。學生不是老師帶隊，而是由出租車司機領著。一個出租車司機帶四個學生，他會把社會上很多事情講給學生聽，一兩個小時不停地跟學生講，這是司機必須做的。學生做筆記，回學校還要寫感想。日本整個民族憂患意識非常重，小學課本就告訴學生：這個國家生存是很艱難的；這個國家處境是非常危險的；這個國家是可能隨時被別人打垮的。儘管日本歷史上，從來沒有外來侵略者能夠深入日本的本土（二戰美國的佔領不算侵略）。
日本社會流傳一句話：“管好自己，不給社會添麻煩。”每個人都是這麼一個信念，整個社會公民素質就非常高。日本居民在街上如果一時找不著垃圾桶，就把垃圾帶在身上，回家放進自家的垃圾桶。在自助餐廳吃飯，人人用完餐都會自己收拾桌面，桌上灑的幾滴湯會用紙巾擦去，杯盤碗筷收到集中存放的地方。抽煙的人當然還有，但絕不會有人亂彈煙灰、亂扔煙頭，在街邊吸煙都會帶上一個便攜式的煙灰缸。在公共場所遛狗的人士，身上一定帶著垃圾袋，狗一拉屎，馬上小心翼翼地掃起來裝到垃圾袋帶走，再用紙巾把地面擦乾淨。
人類的文明和垃圾的處理緊密相關。垃圾的處理可分為四個文明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隨地吐痰階段”，既然隨地吐痰就會隨地甩垃圾；第二個階段是“集中堆放階段”，北京現在處於這個階段，垃圾開始集中堆放，不亂丟；第三個階段是“分類處理階段”，日本把垃圾分成三類：可燃物、不可燃物、瓶罐器皿。個人認為中國包括北京在內的大部分城市還沒有真正到達這個階段；第四個階段是“精細管理階段”，就不止是三類分放了。比如，通常人們會在可樂喝完後把瓶子扔到垃圾桶了事，而日本人會把可樂瓶上的商標紙撕掉，丟進可燃物的垃圾桶，再把瓶子塞到裝瓶罐的垃圾桶內，因為瓶罐回收後也需工人把商標紙撕掉。同樣，家裡用完了的醬油瓶，日本人往往會用清水把瓶子先洗一洗，再放到垃圾桶裡，因為回收後也需要清洗的。摩絲類產品的空瓶子，日本人在扔進垃圾桶之前，會先給瓶身紮一個孔，以免存在不安全隱患。日本東京有若干大型垃圾處理廠，當然有很高的煙囪，只是煙囪並不冒煙，而且垃圾廠附近必有一個體育場。垃圾焚燒的餘熱可以供體育場的游泳池保持水溫，還可以讓大家健身的時候理解自己和垃圾的關係、人和環境的關係。
日本人出門都喜歡帶一把傘，而且是長柄的傘。所有的公共場所都有一個機器，裡面是塑料袋，把傘往裡面一插，套一個袋子再拉出來，提著雨傘進屋內就不會有水滴出來。連公交車上也都有一個放置雨傘的桶。到一些名勝參觀，進室內，得把雨傘和鞋子放在門外，等回來再取；如果不從原路返回，就用垃圾袋將鞋裝著，提在手上，出口處必定會有一個箱子，用來收集裝鞋的垃圾袋。
日本人非常彬彬有禮，一天到晚地鞠躬。這種東西不只在表面，是從內心深處對社會的一種認同，知道自己的渺小。大公司的高層也總是低著頭走路，微閉著眼睛，自我收縮，甘為渺小。這事實上是一種境界：把別人看得比較高大，把自己看得很卑微。
中國專家去參觀了兩所大學，和中國的大學很不一樣，沒有圍牆，也沒有氣派的門樓，不起眼的大門上只有很小的一塊牌子，非常普通。就連豐田那麼大的公司，總部大樓也並不奢華，牌子也是很小的一塊，很低調，不那麼囂張。
而中國人在海外經常被人認為“素質差”，在中國的大城市，人們又覺得農村來的人“素質差”。總之，這個惡名一直伴隨著一些中國人。其實中國人是有素質的，封建禮教裡面條條框框很多，也就是說規矩很多，但所有規矩是勞心者制定的，勞力者只能去遵守，而各地又衍生自己的一套規矩，國法之外還有家法。正因為這樣，中國人喜歡強調“中國特色”，總是說“我們那兒如何如何……”。來到一個新的地方，強調自己的那套規矩。直到今天我們在國際上也扮演同樣的角色，用自己的特色去否定普世的價值觀。
中國大陸總說要制定一項有利於窮人的規則，為什麼要有利於窮人？就是要把窮人變成富人，天下誰願意總當窮人？那麼當你從窮人變成富人以後，你會發現這規則對自己開始不利了，只能想辦法使自己是這個規則的例外者，然後用自己的力量去壓制新的窮人。新的窮人又會想辦法再立套對自己有利的規則，他們只能跟隨那些打著為窮人利益旗號的人去瓜分富人……。如此循環下去，一部分窮人付出生命代價，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結局是大家都變成窮人。
因此我們需要追求的不是有利於誰的規則，而是一個公平的規則。只有大家共同追求的規則才會使人們用心去瞭解它，適應它，原因是無論自己在什麼位置上都有可能獲得好處，這樣大家就變得都有素質了。
如今，中日國民素質相差了100年。那麼，什麼時候能趕上日本？答案是：什麼時候這個國家立規則的人不能確定自己在這個規則中到底扮演什麼角色了，這個國家國民素質就趕上日本了。
2011年3月日本東北地區發生史上最強烈的地震和浪高15米的海嘯後，世人透過電視畫面看到的災民不是呼天搶地、不是紛紛去搶救災物資，更不是趁災搶劫，而是處變不驚、秩序井然地面對瞬間來臨的天災。災難中日本人所自然表露出的自我管理能力，連近年飽受風災的美國人也都自歎不如。旅日學者馬成三教授談到何時中國人的素質才能趕上日本，感慨“至少要300年”。但保守估計，中日國民素質相差了100年。
其實，日本社會的道德教育，源自中國範鋐所作的儒家著作《六諭衍義》。“六諭”是明太祖頒佈的教化民眾的教育經典，包括“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裡、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6方面。《六諭衍義》後經琉球傳至日本，成為江戶時期廣為普及的道德課本。進入近代以後，“六諭”的主要內容貫穿在《教育敕語》之中。二戰後，日本社會結合民主機制重塑了公共道德與個人道德，《六諭衍義》中的傳統道德、修身的相關內涵，仍在戰後日本的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中被傳承下來。日本的電視劇中，也能覺出濃濃的傳統道德味道。這是只看到日本“脫亞入歐”一面的學者，所忽略的一個事實。
道德觀念與自律能力當然不是靠刻板的說教塑造的，但制度的建立離不開一定的社會道德環境。譬如，日本的街道最乾淨，但垃圾桶很少，如果遇到周圍沒有垃圾箱，大家都會自動自覺把垃圾帶回家丟。
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跨越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軍事力量也位居世界前三名，然而“文化軟實力”卻遠遠跟不上。雖然中國因歷史悠久、地大物博而擁有最豐富的文化資源，然而中國的文化產業在世界的地位，還不如人口只有中國3.5%的韓國；此外，雖然中國人變得有錢了，然而國人並沒有因此在國際社會得到更多的敬重。
自2006年開始，美國《時代》週刊在56個國家進行的“國家形象”調查顯示，日本連續5年穩居世界榜首，中國排在第五，落後於第三的新加坡。此外，英國廣播公司國際部在27個國家調查被訪者對在世界具有影響力的17國的觀感，日本自2006年以來一直在“對世界的正面影響力”方面排在第二至第四位，在亞洲國家中居首。調查結果顯示，各國認為日本對世界具正面影響的比例為57%，負面的則有20%；認為中國正面的有44%，負面的也有38%，尤其是世界13個主要國家對中國的評價，一律負面多過正面。由位於悉尼的“經濟和平研究所”主持的“世界和平指數”排名，在153個國家和地區中，日本連續兩年排名第三，中國則遠遠落後，排在第80。
雖然日本在經濟上“失去了20年”，但當今的日本仍然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社會最穩定的國家。中國大陸在過去10年來以建設和諧社會為目標，其實日本在這方面是先行者。旅居日本時，筆者沒看過日本人當街打架，即使口角也極爲罕見；在東京餐廳用自助餐，離開座位時可以安心地把手機和照相機放在桌上；在沖繩沙灘游泳時，不會擔心放在沙灘席上的背包會不翼而飛。 日本在“文化軟實力”方面的另一成就，是過去近半個世紀席捲亞洲、影響遍及全球的文化創意產業。日本文創產業中，在世界範圍影響最廣的，非動漫產業莫屬。動畫是日本第三大產業，生產總值達到5844億日元（約76億美元，2007年），漫畫則達5232億日元（約68億美元，2003年），動畫和漫畫的人物造型等相關商品總值則高達2萬億日元（約260億美元）。在世界市場佔有率方面，日本動漫近年來一直佔了6成，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動漫王國。而在中國放映的動漫中，日本製作的也佔了八成（國產包括港臺只佔一成，2003年）。此外，日本生產的大小遊戲機在2003年也達到14575億日元（約190億美元），著名廠家任天堂的名號更在英語世界成為遊戲機的代名詞。
日本文化影響世界的另一股力量出現在建築與時裝等設計方面。除了早期的丹下健三、槇文彥、森英恵外，多年來也出現了安藤忠雄、原研哉、隈研吾、三宅一生、山本耀司、川久保玲、渡邊淳彌、永澤陽一、皆川明等一大批屢獲國際大獎的新銳設計師。他們的作品造型簡練精緻，既能返樸歸真，又能天馬行空，因而成為世界設計界矚目的寵兒。
中國曾經位於世界文化軟實力的頂峰，不僅在東亞地區形成“儒學文化圈”和“漢字文化圈”，也曾對歐洲造成衝擊。昔日大唐盛世，超過50個國家的年輕精英雲集擁有百萬人口的世界第一大都長安，期待國家升級的日本也不甘示弱，前後200年間成千上萬的“遣唐使”來到中國，大量吸收大唐的先進文化和制度。如今世人瞭解的日本傳統文化，大多源自奈良時期，而奈良文化正是大唐文化的複製品。
到了近代，當歐洲的現代化浪潮席捲世界之際，晚清的中國仍固步自封，日本卻能臨危警醒，經過明治維新，終於取代中國成為東亞“一哥”。甲午一役，中國人終於醒悟，“以日為師”成為當時年輕精英的口號。在晚清封建專制的壓制下，改良派與革命派的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章太炎、黃興、宋教仁等紛紛選擇流亡日本，而負笈東洋的其他革命活動家及後來的國民黨人包括陳天華、鄒容、秋瑾、廖仲愷、胡漢民、章士釗、汪精衛、閻錫山、蔣介石、何應欽、戴季陶、白崇禧等，共產黨人包括陳獨秀、李大釗、李達、李漢俊、周佛海、董必武、周恩來都曾留學日本。魯迅、錢玄同、何香凝、李叔同、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夏衍等也是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指標性人物或後來留學日本的文化精英。
在經歷了二戰前的軍國主義化和二戰後的經濟強國化，日本穩坐東亞“一哥”寶座超過一個世紀之久。不過，近年來中國在軍事與經濟實力方面，已迎頭趕上日本。然而，在滲透力更為持久的“文化軟實力”方面，尤其是提高國民素質與推動文化產業方面，百年後的今天，仍應如鄧小平生前常說的“向日本學習”。
一位中國精細化管理專家，準備利用一年的時間考察精細化管理開展最好的日本、德國、新加坡三國。一周的所見所聞，對日本企業、機構的精細化管理有了深切的體會，更讓專家感到震撼的是，這種精細化思想已經深深根植於這個國家的方方面面之中。一位中國教授說：“即使中國現在跟日本在一個起跑線上，我們也未必能夠趕上日本。” 日本人背後似乎有一隻看不見的手，驅使著他們拼命地工作，而且在工作中互相督促、精益求精。工作時間，日本男性白領最常見的裝束是西裝、襯衫加領帶，即使夏天室外40多攝氏度的高溫也是如此。大熱天裹著這麼正規的裝束，因此業務員在街上中暑昏倒的事情也就不足為奇了。不僅是白領，連出租車司機也都西裝革履，儘管熱得不停擦汗，但就是不會把外套脫下來。事實上可能沒有誰管，但這是他們的職業化習慣。
儘管壓力巨大，但日本人的生活卻從容而有秩序。這點從東京市容的細節上就能感受得到，綠化率極高，幾乎沒有見到裸露的土地，即使偶爾有一個小角落空出來，都會種上一株樹或擺上幾盆花。東京的房子一般不裝防盜門，很多門是非常薄的木板門和玻璃門。偶爾一樓有防盜網，二樓以上從未看到防盜網。他們不擔心入室盜竊的問題，多數自行車是不上鎖的，連摩托車晚上也是丟在外面。
日本的版圖大概相當於一個四川省，但人口密度卻比四川還要大。地狹人多，又沒什麼資源，而且颱風、海嘯、地震非常頻繁，從這個角度來講，日本是一個非常可憐的國家。正因為如此，日本人有深刻的危機意識。日本的學校每月一次防火演習，每季度一次防震演習。每個家庭都備有壓縮防災包，裡邊擱壓縮餅乾、純淨水、保暖衣、手電筒和雨披。日本全社會從上到下都只有一個信念，我自己要拼命，如果不拼命這個國家就完了。中國專家去考察豐田汽車公司，豐田做汽車之前，整個日本是沒有汽車工業的，那時的汽車他們叫“自動車”。造“自動車”最早也是由豐田第二代領導人提出來的。他去考察英國的汽車，回來就發奮自己做，把原本很掙錢的紡織放棄了。由於不分白天和黑夜地努力，這個人只活了50來歲。為了民族的發展和國家的進步，日本很多人都是甘願做出自我犧牲。
日本學生上課並不完全在學校內，他們經常把學生帶出去學習。到風景點去參觀，去看祖先怎麼拼的；到企業去參觀，看企業是怎麼發展的。讓你去思考，看你能否跟得上時代，能否適應社會需要。嚴格來講，這是他們的公民意識教育和思想教育，或者叫德育。他們對德育很重視，投入也非常大。中國專家去參觀世界文化遺產清水寺，就碰到很多中學生。學生不是老師帶隊，而是由出租車司機領著。一個出租車司機帶四個學生，他會把社會上很多事情講給學生聽，一兩個小時不停地跟學生講，這是司機必須做的。學生做筆記，回學校還要寫感想。日本整個民族憂患意識非常重，小學課本就告訴學生：這個國家生存是很艱難的；這個國家處境是非常危險的；這個國家是可能隨時被別人打垮的。儘管日本歷史上，從來沒有外來侵略者能夠深入日本的本土（二戰美國的佔領不算侵略）。
日本社會流傳一句話：“管好自己，不給社會添麻煩。”每個人都是這麼一個信念，整個社會公民素質就非常高。日本居民在街上如果一時找不著垃圾桶，就把垃圾帶在身上，回家放進自家的垃圾桶。在自助餐廳吃飯，人人用完餐都會自己收拾桌面，桌上灑的幾滴湯會用紙巾擦去，杯盤碗筷收到集中存放的地方。抽煙的人當然還有，但絕不會有人亂彈煙灰、亂扔煙頭，在街邊吸煙都會帶上一個便攜式的煙灰缸。在公共場所遛狗的人士，身上一定帶著垃圾袋，狗一拉屎，馬上小心翼翼地掃起來裝到垃圾袋帶走，再用紙巾把地面擦乾淨。
人類的文明和垃圾的處理緊密相關。垃圾的處理可分為四個文明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隨地吐痰階段”，既然隨地吐痰就會隨地甩垃圾；第二個階段是“集中堆放階段”，北京現在處於這個階段，垃圾開始集中堆放，不亂丟；第三個階段是“分類處理階段”，日本把垃圾分成三類：可燃物、不可燃物、瓶罐器皿。個人認為中國包括北京在內的大部分城市還沒有真正到達這個階段；第四個階段是“精細管理階段”，就不止是三類分放了。比如，通常人們會在可樂喝完後把瓶子扔到垃圾桶了事，而日本人會把可樂瓶上的商標紙撕掉，丟進可燃物的垃圾桶，再把瓶子塞到裝瓶罐的垃圾桶內，因為瓶罐回收後也需工人把商標紙撕掉。同樣，家裡用完了的醬油瓶，日本人往往會用清水把瓶子先洗一洗，再放到垃圾桶裡，因為回收後也需要清洗的。摩絲類產品的空瓶子，日本人在扔進垃圾桶之前，會先給瓶身紮一個孔，以免存在不安全隱患。日本東京有若干大型垃圾處理廠，當然有很高的煙囪，只是煙囪並不冒煙，而且垃圾廠附近必有一個體育場。垃圾焚燒的餘熱可以供體育場的游泳池保持水溫，還可以讓大家健身的時候理解自己和垃圾的關係、人和環境的關係。
日本人出門都喜歡帶一把傘，而且是長柄的傘。所有的公共場所都有一個機器，裡面是塑料袋，把傘往裡面一插，套一個袋子再拉出來，提著雨傘進屋內就不會有水滴出來。連公交車上也都有一個放置雨傘的桶。到一些名勝參觀，進室內，得把雨傘和鞋子放在門外，等回來再取；如果不從原路返回，就用垃圾袋將鞋裝著，提在手上，出口處必定會有一個箱子，用來收集裝鞋的垃圾袋。
日本人非常彬彬有禮，一天到晚地鞠躬。這種東西不只在表面，是從內心深處對社會的一種認同，知道自己的渺小。大公司的高層也總是低著頭走路，微閉著眼睛，自我收縮，甘為渺小。這事實上是一種境界：把別人看得比較高大，把自己看得很卑微。
中國專家去參觀了兩所大學，和中國的大學很不一樣，沒有圍牆，也沒有氣派的門樓，不起眼的大門上只有很小的一塊牌子，非常普通。就連豐田那麼大的公司，總部大樓也並不奢華，牌子也是很小的一塊，很低調，不那麼囂張。
而中國人在海外經常被人認為“素質差”，在中國的大城市，人們又覺得農村來的人“素質差”。總之，這個惡名一直伴隨著一些中國人。其實中國人是有素質的，封建禮教裡面條條框框很多，也就是說規矩很多，但所有規矩是勞心者制定的，勞力者只能去遵守，而各地又衍生自己的一套規矩，國法之外還有家法。正因為這樣，中國人喜歡強調“中國特色”，總是說“我們那兒如何如何……”。來到一個新的地方，強調自己的那套規矩。直到今天我們在國際上也扮演同樣的角色，用自己的特色去否定普世的價值觀。
中國大陸總說要制定一項有利於窮人的規則，為什麼要有利於窮人？就是要把窮人變成富人，天下誰願意總當窮人？那麼當你從窮人變成富人以後，你會發現這規則對自己開始不利了，只能想辦法使自己是這個規則的例外者，然後用自己的力量去壓制新的窮人。新的窮人又會想辦法再立套對自己有利的規則，他們只能跟隨那些打著為窮人利益旗號的人去瓜分富人……。如此循環下去，一部分窮人付出生命代價，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結局是大家都變成窮人。
因此我們需要追求的不是有利於誰的規則，而是一個公平的規則。只有大家共同追求的規則才會使人們用心去瞭解它，適應它，原因是無論自己在什麼位置上都有可能獲得好處，這樣大家就變得都有素質了。
如今，中日國民素質相差了100年。那麼，什麼時候能趕上日本？答案是：什麼時候這個國家立規則的人不能確定自己在這個規則中到底扮演什麼角色了，這個國家國民素質就趕上日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