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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上旬,寒风阵阵,细雨纷纷。
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政治委员苏振华按照中央军委“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战略部署,正率部翻山越岭,挺进贵阳。就在这时,他接到邓小平打来的电话:“经毛主席同意,中央命令你出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贵州军区政委兼贵阳市军管会主任。”接着,邓小平笑道:“担此大任,非君莫属,相信你这位战场上的常胜将军,做地方工作也是一把好手。”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时年37岁的苏振华像往常接受任务一样,还是用他那特有的坚定、直率和幽默回答邓小平:“坚决服从命令,全力做好工作,不负中央重托!”
挺进黔中
1912年6月2日,苏振华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一个雇农家庭。由于家里一贫如洗,父母差点将他淹死在接生盆里,是祖母一把将他救了下来。他是家里的第七个孩子,父亲随口给他起了个名字:七生。在苦难的煎熬中,苏七生慢慢地长大。
1928年,苏振华参加平江农民暴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任红三军团一师三团排长、连政治委员、四师十团总支部书记、五师十三团政委、四师十二团政委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大队长、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委、八路军第二纵队政委、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政委、第二野战军五兵团政委。
战争锻炼了苏振华。他一天天成熟,肩上的担子一天天重起来。
1949年10月22日,根据毛泽东、二野刘邓首长指示,五兵团发出《战字第3号命令》,已经担任兵团政委的苏振华和司令员杨勇,率领所属十六、十七、十八3个军挺进贵州,拉开了解放贵州的序幕。
从11月3日到11月下旬,苏振华率部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通过与友部的协同作战,终于解放了贵州的大部分地区。11月21日,苏振华向黔敌传达了刘邓首长发出的《向西南伪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的电文。《忠告》发出后,敌新任八十九军军长张涛在与五兵团取得联系后,首先通电起义。12月10日,敌十九兵团副司令官王伯勋、四十九军军长王景渊及黔西南绥靖司令谭本良、黔西北司令刘鹤鸣等又联合签名通电起义,黔西南地区随之和平解放。
整个贵州的解放作战,五兵团将士以排山倒海、无坚不摧之势,将国民党盘踞贵州的部队各个击溃。据不完全统计,共毙俘敌6900余人,缴各种炮近100门、各类枪支4000余支、汽车100辆、战马100余匹及大量弹药、军用物资,还争取了3万余人敌军起义。自此,贵州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独当一面
1949年11月15日,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苏振华率领征尘未洗的五兵团主力进入贵阳。贵阳各族人民载歌载舞,用深情的欢呼、喧天的锣鼓和震耳欲聋的鞭炮迎接自己的队伍入城。
此时,摆在苏振华面前的工作并不轻松,当务之急就是接管建政,稳定社会治安,建立和巩固革命新秩序。
此时的贵阳,是国民党留下的千疮百孔、百业凋零、畸形消费的烂摊子。在20多万人的市内,聚集着8000余名国民党散兵游勇,5000多名乞丐,800余名无业游民,2500多名妓女,1800多名流浪儿童,制造、贩毒人员近千名,还有大量的吸毒者。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长期思想封锁,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了解不多。所有这些都给接管工作带来诸多困扰。
不过,中央和二野早就对贵阳市的接管工作做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10月21日至23日,苏振华根据中央的命令,在湖南邵阳举行了五兵团师级以上干部和中共贵州省委成员联席会议。会议明确进军的总任务是:解放贵州,然后支援解放大西南。具体步骤是:先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抵抗,接管城市,收缴武装,安定秩序,随即接管农村。
在讨论解放和接管贵州的工作方针和任务时,苏振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接过来,包下去,逐步改造”的接管政策,针对贵州地域偏僻、经济落后、民族情况复杂等特点,制订了有关工作原则:第一,接管要包下来,对留用人员,要给工作,给饭吃,教育他们为新政权服务; 第二,必须坚决打击顽抗的残余匪帮和顽固势力; 第三,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认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扩大团结面,搞好接管工作;第四,派出军代表进驻工矿企业,做好接管工作,迅速恢复生产。
会议决定从军队中抽调110多名干部接管贵阳市。
五兵团入城之前,苏振华就一边指挥打仗,一边开展调查,初步掌握了贵阳的基本情况。贵阳一解放,苏振华就于11月18日在炉山县(今凯里市)召开有中共贵州省委同志参加的联席会议,讨论决定贵阳市的接管工作。苏振华提出了接管工作基本方针的“四句话”:一是“统一领导”,即由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整个接管工作;二是“各按系统”,即军事系统由五兵团接收,地方系统由政府接收;三是“原封不动”,即接收后所有公产资金不准动用,统一分配调剂;四是“接管一致”,即接收的机构就是管理的机构,避免机构重叠,展转移交,延误工作。
会议确定的接管政策是:迅速安定秩序,恢复生产,稳定金融,沟通城乡关系,对旧人员团结改造,对公营企业一律按企业化原则经营管理。接管的具体任务是:了解情况,宣传政策,查封旧有机构,动员所有旧人员向原单位报到,安定民心和社会秩序。
会后,苏振华又主持召开了接管干部大会,进行思想动员,并宣布接管工作方针、政策、任务以及入城纪律、注意事项等。
11月20日,第一批接管人员进入贵阳。11月22日,成立了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苏振华任主任,陈曾固、赵健民为副主任,杨勇、徐北运、刘星、秦天真为委员。军管会下设军事、民政、财政、建设、文教、公安、市政等接管部,对贵州全省和贵阳市的国民党政权进行全面接管。
11月23日,贵阳市人民政府成立。在市军管会和市政府的领导下,由24名军事代表分别率领联络员,组成民政、财政、文教、建设、公安、法院等16个接管组,本着“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方针,接管了原国民党贵阳市政府所辖的全部机构和贵阳市所属9个区政权,并派出军代表或军事联络员进驻厂矿企业。
与此同时,盘踞在贵阳市的大部分国民党散兵游勇登记在册,大多数乞丐和流浪儿童得到救济,所有妓院予以查封,妓女全部打发“从良”,患有严重性病者予以初步医治,吸毒者被强制收容戒毒,囤积居奇、扰乱市场的不法奸商受到严厉打击,整个城市的卫生面貌发生改观。
到12月上旬,接管工作基本结束。
清剿残敌
贵州解放,万民同庆。可是,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企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当时贵阳全市尚有国民党特务900余人,行动队400余人,散匪1800多人。他们趁解放军立足未稳,到处骚扰滋事,截断交通,打劫粮道,纵火烧房,奸淫妇女,残杀干部。原地下党员李光庭、王毅等人在贵阳近郊执行任务时,就被匪特残酷杀害;甚至不久发生了全省规模的土匪叛乱。几十万匪徒裹胁群众,袭击各地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他们占领了30多个边远城镇,与解放军和新生的人民政权兵戎对峙,猖狂至极。 还有桂系残余部队,也乘势占山为匪,与人民为敌。
苏振华愤怒了,他拍案而起:“坚决彻底消灭匪特势力,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巩固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
11月23日,苏振华指示成立贵阳警备司令部,立即开始整顿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为了加强对贵阳市治安工作的领导,又以警备司令部为主、成立了由市委主要领导负责的贵阳市治安领导小组,命令汪乃贵带着参谋人员到贵阳四周高地查看地形,布置岗哨。苏振华还专门从部队抽调50名战士,组成便衣侦察排,由排长刘东升带领,负责侦察敌情。接着,根据兵团指示,将五十师的一个团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在贵阳各要地执行警戒和巡逻任务。其余两个团,一个驻扎在十七军留守处,另一个驻扎在南明堂,负责保卫省委机关。
12月17日,军管会临时法庭在六广门体育场召开了贵阳解放后的第一次公审大会。抢劫杀人的惯匪刘彬被判处死刑,有力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接着,在深入调查,反复研究的基础上,苏振华会同各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制订出一个全方位的剿匪方案。一场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在全省范围内很快打响。至1950年夏天,分布在黔灵山的土匪王伯升、青岩的土匪潘方侠、开阳土匪赵国成以及花溪、息烽、修文等地的土匪均被剿灭,贵阳市近郊的匪患被基本清除。
在剿匪斗争中,苏振华坚持运用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瓦解和分化敌人的政策,对顽固不化的匪首进行坚决打击,毫不留情;对作恶不多、尚可改过的土匪则采取教育争取的方针。
有个苗族女匪首能双手使枪,为人行侠仗义,在土匪中有一定影响力。她看到解放军大规模地围剿土匪,便隐姓埋名,躲藏起来。后来,经过群众检举揭发,剿匪部队将她抓了起来,根据群众的意见,准备将她枪决。
情况报到省委后,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一种主张杀,一种主张放。苏振华说:“这个女匪首还不能算罪大恶极分子。放了她,可以感化一些人放下武器,有利于我们的剿匪。”
当地群众听说后,担心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仍然请求杀掉这个女匪首。为此,苏振华亲自深入村寨,做干部群众的工作:“三国时诸葛亮七擒孟获,我们是毛主席的部队,比诸葛亮高明得多,有信心把她改造过来。”
这个女匪首被感动了。她说:“共产党没有杀我,是我的恩人,我要将功赎罪。”她来到大山深处,现身说法,告诉那些躲在深山里的土匪:“放下武器,争取人民政府的宽大。”山上的土匪看见共产党果然说话算数,纷纷下山向人民政府自首。
苏振华释放了一个土匪头目,却争取了许许多多的土匪迷途知返,从而大大加快了剿匪进程。仅半年时间,全省消灭土匪37万多人,缴获各种枪支17万多支。蒋介石在大西南建立“游击基地”进行“反共复国”的迷梦彻底破灭。
心系百姓
土匪消灭了,社会安定了,老百姓喜上眉梢。可是,苏振华的眉头却越皱越紧。贵州,土地贫瘠,山大林密,是历史上有名的贫穷省份。当地流传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民谣,就形象地概括了贵州自然条件的恶劣和人民生活的贫困程度。
苏振华在街头一路走着,发现人们都是衣不遮体、面黄肌瘦,心头涌起一阵悲凉。他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人民不仅要当家做主人,还要过上好日子。怎么样才能帮助贵州人民过上好日子呢?
“关键是要让贵州人民发扬主人翁精神,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迅速发展城乡经济” 。
苏振华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抓到了工作的要害。出任省委书记不久,他就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治黔计划。而土地制度的改革,便是苏振华治理贵州的突破口。
贵州是个多民族的大省,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问题十分复杂。苏振华不仅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领导土改斗争,而且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当时,穿着各色民族服装的干部群众成了苏振华家里的常客。苏振华与他们一起聊天,讨论问题,请教抓少数民族工作的经验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门道。
在省委和各级政府的带领下,全省农民组织起来,开挖山塘,兴修水利,推广良种,合理密植,轰轰烈烈搞生产,年年粮食获丰收。1954年是贵州值得纪念的年份,这年不仅结束了吃粮靠外省的历史,而且外调余粮4.3亿斤。全省半数雇农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中农水平。
贵州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只有张之洞在镇远青溪开办过一个小铁厂,抗日战争中建立过一些小修理厂,解放时已破烂不堪,奄奄一息。面对这种情况,苏振华提出“贵州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业”的响亮口号,并扎扎实实开展振兴工业的各项工作。
贵州解放不久,苏振华就主持召开了贵州市职工代表会,邀请全市69个单位568位工人代表到会,与他们面对面交流,了解民情,倾听民意。大会结束时,苏振华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同志们,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终于被推翻了。我们工人阶级成为新中国的主人。虽然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还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难题,我们的生活还很贫穷,我们的肚子不一定能够吃得很饱,但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地工作,我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不能辜负党对我们工人阶级的期望,回去以后,希望大家发挥工人阶级的模范带头作用,用我们的劳动,用我们的汗水,去建设我们的城市,迎接我们的新生活。”
为使工作稳妥踏实,苏振华在土匪猖獗、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多次冒险跋涉,深入农村、工厂、水电站进行调查。全省所有专区和许多县,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他亲自到豫丰纱厂同工人座谈,鼓励他们多纺织,多织布,给人民带来温暖; 他组织在猫跳河上建成了贵州第一个水电站,送给贵州人民无限的光明;他提议派人外出取经,兴办制革厂,使贵州盛产的牛皮有了出路; 他组织扩大茅台酒的生产,大大增加了工厂的收入,改善了工人的生活;他组织生产的锻钎机,成了贵州的“金凤凰”,竟然行销全国。
在发展贵州地方工业的过程中,苏振华十分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解放之初,他了解到徐采栋曾留学法国,是位冶金专家,便请他参加规划贵州工业建设的工作,后来这位冶金专家当上了贵州省副省长。
有件事情,对苏振华触动很大:一个炎热的夏天,苏振华到黔西考察,他走进一个农民家里,发现两个光着屁股的小孩正在家里玩耍。
苏振华上前亲切地问一个小孩:“小朋友,上学了吗?”
小孩摇了摇头:“阿爸说,家里没钱买裤子,不上学。”
苏振华问一个农民:“你们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盐和衣服。”
“你们每月吃多少盐?”
“每户半斤。”
苏振华一愣:“俗话说:‘盐筋醋力’,每月半斤盐怎么行啊?”
苏振华回到贵阳,立即召开会议,下达指示:“紧急调盐进黔,解决农民急需。”并立即组织100多辆军车,到四川自贡运盐。
接着,他又下令降低盐价,给困难的农民每人无偿供盐1公斤,给最困难的毕节地区每年拨救济布50万米。他说:“给娃娃们做条裤子穿,要让他们走出户外。”
农民们欢腾了!他们从来没有这么大方地吃盐,有了盐,更有劲干农活了。
没裤子穿的娃娃们,也穿上花衣花裤,蹦蹦跳跳地上学了。
1949年12月,根据形势的发展,苏振华指示成立贵阳市人民政府工商管理局,使得全省特别是贵阳市的商业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贵阳市还专门成立了盐业公司,彻底解决了贵阳人民吃盐难的问题。各族人民发自内心地欢呼:
“共产党好!毛主席好!”
1953年底,苏振华被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54年5月4日,他来到北京,接手建设海军的重任。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1957年2月被任命为海军政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海军迅速成立了核潜艇研制领导小组,周恩来指定苏振华担任组长。1970年12月26日,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终于下水了。
“文革”期间,苏振华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不久,1976年10月25日,中央任命苏振华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召开,苏振华当选为中央委员,接着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8年底,苏振华心脏病发作,住院治疗,但他仍抱病参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9年2月7日的下午6时42分,苏振华突发心肌梗塞,经医生全力抢救无效,猝然逝世,终年67岁。
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政治委员苏振华按照中央军委“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战略部署,正率部翻山越岭,挺进贵阳。就在这时,他接到邓小平打来的电话:“经毛主席同意,中央命令你出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贵州军区政委兼贵阳市军管会主任。”接着,邓小平笑道:“担此大任,非君莫属,相信你这位战场上的常胜将军,做地方工作也是一把好手。”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时年37岁的苏振华像往常接受任务一样,还是用他那特有的坚定、直率和幽默回答邓小平:“坚决服从命令,全力做好工作,不负中央重托!”
挺进黔中
1912年6月2日,苏振华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一个雇农家庭。由于家里一贫如洗,父母差点将他淹死在接生盆里,是祖母一把将他救了下来。他是家里的第七个孩子,父亲随口给他起了个名字:七生。在苦难的煎熬中,苏七生慢慢地长大。
1928年,苏振华参加平江农民暴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任红三军团一师三团排长、连政治委员、四师十团总支部书记、五师十三团政委、四师十二团政委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大队长、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委、八路军第二纵队政委、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政委、第二野战军五兵团政委。
战争锻炼了苏振华。他一天天成熟,肩上的担子一天天重起来。
1949年10月22日,根据毛泽东、二野刘邓首长指示,五兵团发出《战字第3号命令》,已经担任兵团政委的苏振华和司令员杨勇,率领所属十六、十七、十八3个军挺进贵州,拉开了解放贵州的序幕。
从11月3日到11月下旬,苏振华率部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通过与友部的协同作战,终于解放了贵州的大部分地区。11月21日,苏振华向黔敌传达了刘邓首长发出的《向西南伪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的电文。《忠告》发出后,敌新任八十九军军长张涛在与五兵团取得联系后,首先通电起义。12月10日,敌十九兵团副司令官王伯勋、四十九军军长王景渊及黔西南绥靖司令谭本良、黔西北司令刘鹤鸣等又联合签名通电起义,黔西南地区随之和平解放。
整个贵州的解放作战,五兵团将士以排山倒海、无坚不摧之势,将国民党盘踞贵州的部队各个击溃。据不完全统计,共毙俘敌6900余人,缴各种炮近100门、各类枪支4000余支、汽车100辆、战马100余匹及大量弹药、军用物资,还争取了3万余人敌军起义。自此,贵州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独当一面
1949年11月15日,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苏振华率领征尘未洗的五兵团主力进入贵阳。贵阳各族人民载歌载舞,用深情的欢呼、喧天的锣鼓和震耳欲聋的鞭炮迎接自己的队伍入城。
此时,摆在苏振华面前的工作并不轻松,当务之急就是接管建政,稳定社会治安,建立和巩固革命新秩序。
此时的贵阳,是国民党留下的千疮百孔、百业凋零、畸形消费的烂摊子。在20多万人的市内,聚集着8000余名国民党散兵游勇,5000多名乞丐,800余名无业游民,2500多名妓女,1800多名流浪儿童,制造、贩毒人员近千名,还有大量的吸毒者。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长期思想封锁,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了解不多。所有这些都给接管工作带来诸多困扰。
不过,中央和二野早就对贵阳市的接管工作做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10月21日至23日,苏振华根据中央的命令,在湖南邵阳举行了五兵团师级以上干部和中共贵州省委成员联席会议。会议明确进军的总任务是:解放贵州,然后支援解放大西南。具体步骤是:先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抵抗,接管城市,收缴武装,安定秩序,随即接管农村。
在讨论解放和接管贵州的工作方针和任务时,苏振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接过来,包下去,逐步改造”的接管政策,针对贵州地域偏僻、经济落后、民族情况复杂等特点,制订了有关工作原则:第一,接管要包下来,对留用人员,要给工作,给饭吃,教育他们为新政权服务; 第二,必须坚决打击顽抗的残余匪帮和顽固势力; 第三,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认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扩大团结面,搞好接管工作;第四,派出军代表进驻工矿企业,做好接管工作,迅速恢复生产。
会议决定从军队中抽调110多名干部接管贵阳市。
五兵团入城之前,苏振华就一边指挥打仗,一边开展调查,初步掌握了贵阳的基本情况。贵阳一解放,苏振华就于11月18日在炉山县(今凯里市)召开有中共贵州省委同志参加的联席会议,讨论决定贵阳市的接管工作。苏振华提出了接管工作基本方针的“四句话”:一是“统一领导”,即由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整个接管工作;二是“各按系统”,即军事系统由五兵团接收,地方系统由政府接收;三是“原封不动”,即接收后所有公产资金不准动用,统一分配调剂;四是“接管一致”,即接收的机构就是管理的机构,避免机构重叠,展转移交,延误工作。
会议确定的接管政策是:迅速安定秩序,恢复生产,稳定金融,沟通城乡关系,对旧人员团结改造,对公营企业一律按企业化原则经营管理。接管的具体任务是:了解情况,宣传政策,查封旧有机构,动员所有旧人员向原单位报到,安定民心和社会秩序。
会后,苏振华又主持召开了接管干部大会,进行思想动员,并宣布接管工作方针、政策、任务以及入城纪律、注意事项等。
11月20日,第一批接管人员进入贵阳。11月22日,成立了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苏振华任主任,陈曾固、赵健民为副主任,杨勇、徐北运、刘星、秦天真为委员。军管会下设军事、民政、财政、建设、文教、公安、市政等接管部,对贵州全省和贵阳市的国民党政权进行全面接管。
11月23日,贵阳市人民政府成立。在市军管会和市政府的领导下,由24名军事代表分别率领联络员,组成民政、财政、文教、建设、公安、法院等16个接管组,本着“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方针,接管了原国民党贵阳市政府所辖的全部机构和贵阳市所属9个区政权,并派出军代表或军事联络员进驻厂矿企业。
与此同时,盘踞在贵阳市的大部分国民党散兵游勇登记在册,大多数乞丐和流浪儿童得到救济,所有妓院予以查封,妓女全部打发“从良”,患有严重性病者予以初步医治,吸毒者被强制收容戒毒,囤积居奇、扰乱市场的不法奸商受到严厉打击,整个城市的卫生面貌发生改观。
到12月上旬,接管工作基本结束。
清剿残敌
贵州解放,万民同庆。可是,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企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当时贵阳全市尚有国民党特务900余人,行动队400余人,散匪1800多人。他们趁解放军立足未稳,到处骚扰滋事,截断交通,打劫粮道,纵火烧房,奸淫妇女,残杀干部。原地下党员李光庭、王毅等人在贵阳近郊执行任务时,就被匪特残酷杀害;甚至不久发生了全省规模的土匪叛乱。几十万匪徒裹胁群众,袭击各地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他们占领了30多个边远城镇,与解放军和新生的人民政权兵戎对峙,猖狂至极。 还有桂系残余部队,也乘势占山为匪,与人民为敌。
苏振华愤怒了,他拍案而起:“坚决彻底消灭匪特势力,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巩固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
11月23日,苏振华指示成立贵阳警备司令部,立即开始整顿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为了加强对贵阳市治安工作的领导,又以警备司令部为主、成立了由市委主要领导负责的贵阳市治安领导小组,命令汪乃贵带着参谋人员到贵阳四周高地查看地形,布置岗哨。苏振华还专门从部队抽调50名战士,组成便衣侦察排,由排长刘东升带领,负责侦察敌情。接着,根据兵团指示,将五十师的一个团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在贵阳各要地执行警戒和巡逻任务。其余两个团,一个驻扎在十七军留守处,另一个驻扎在南明堂,负责保卫省委机关。
12月17日,军管会临时法庭在六广门体育场召开了贵阳解放后的第一次公审大会。抢劫杀人的惯匪刘彬被判处死刑,有力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接着,在深入调查,反复研究的基础上,苏振华会同各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制订出一个全方位的剿匪方案。一场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在全省范围内很快打响。至1950年夏天,分布在黔灵山的土匪王伯升、青岩的土匪潘方侠、开阳土匪赵国成以及花溪、息烽、修文等地的土匪均被剿灭,贵阳市近郊的匪患被基本清除。
在剿匪斗争中,苏振华坚持运用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瓦解和分化敌人的政策,对顽固不化的匪首进行坚决打击,毫不留情;对作恶不多、尚可改过的土匪则采取教育争取的方针。
有个苗族女匪首能双手使枪,为人行侠仗义,在土匪中有一定影响力。她看到解放军大规模地围剿土匪,便隐姓埋名,躲藏起来。后来,经过群众检举揭发,剿匪部队将她抓了起来,根据群众的意见,准备将她枪决。
情况报到省委后,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一种主张杀,一种主张放。苏振华说:“这个女匪首还不能算罪大恶极分子。放了她,可以感化一些人放下武器,有利于我们的剿匪。”
当地群众听说后,担心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仍然请求杀掉这个女匪首。为此,苏振华亲自深入村寨,做干部群众的工作:“三国时诸葛亮七擒孟获,我们是毛主席的部队,比诸葛亮高明得多,有信心把她改造过来。”
这个女匪首被感动了。她说:“共产党没有杀我,是我的恩人,我要将功赎罪。”她来到大山深处,现身说法,告诉那些躲在深山里的土匪:“放下武器,争取人民政府的宽大。”山上的土匪看见共产党果然说话算数,纷纷下山向人民政府自首。
苏振华释放了一个土匪头目,却争取了许许多多的土匪迷途知返,从而大大加快了剿匪进程。仅半年时间,全省消灭土匪37万多人,缴获各种枪支17万多支。蒋介石在大西南建立“游击基地”进行“反共复国”的迷梦彻底破灭。
心系百姓
土匪消灭了,社会安定了,老百姓喜上眉梢。可是,苏振华的眉头却越皱越紧。贵州,土地贫瘠,山大林密,是历史上有名的贫穷省份。当地流传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民谣,就形象地概括了贵州自然条件的恶劣和人民生活的贫困程度。
苏振华在街头一路走着,发现人们都是衣不遮体、面黄肌瘦,心头涌起一阵悲凉。他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人民不仅要当家做主人,还要过上好日子。怎么样才能帮助贵州人民过上好日子呢?
“关键是要让贵州人民发扬主人翁精神,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迅速发展城乡经济” 。
苏振华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抓到了工作的要害。出任省委书记不久,他就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治黔计划。而土地制度的改革,便是苏振华治理贵州的突破口。
贵州是个多民族的大省,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问题十分复杂。苏振华不仅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领导土改斗争,而且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当时,穿着各色民族服装的干部群众成了苏振华家里的常客。苏振华与他们一起聊天,讨论问题,请教抓少数民族工作的经验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门道。
在省委和各级政府的带领下,全省农民组织起来,开挖山塘,兴修水利,推广良种,合理密植,轰轰烈烈搞生产,年年粮食获丰收。1954年是贵州值得纪念的年份,这年不仅结束了吃粮靠外省的历史,而且外调余粮4.3亿斤。全省半数雇农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中农水平。
贵州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只有张之洞在镇远青溪开办过一个小铁厂,抗日战争中建立过一些小修理厂,解放时已破烂不堪,奄奄一息。面对这种情况,苏振华提出“贵州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业”的响亮口号,并扎扎实实开展振兴工业的各项工作。
贵州解放不久,苏振华就主持召开了贵州市职工代表会,邀请全市69个单位568位工人代表到会,与他们面对面交流,了解民情,倾听民意。大会结束时,苏振华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同志们,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终于被推翻了。我们工人阶级成为新中国的主人。虽然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还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难题,我们的生活还很贫穷,我们的肚子不一定能够吃得很饱,但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地工作,我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不能辜负党对我们工人阶级的期望,回去以后,希望大家发挥工人阶级的模范带头作用,用我们的劳动,用我们的汗水,去建设我们的城市,迎接我们的新生活。”
为使工作稳妥踏实,苏振华在土匪猖獗、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多次冒险跋涉,深入农村、工厂、水电站进行调查。全省所有专区和许多县,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他亲自到豫丰纱厂同工人座谈,鼓励他们多纺织,多织布,给人民带来温暖; 他组织在猫跳河上建成了贵州第一个水电站,送给贵州人民无限的光明;他提议派人外出取经,兴办制革厂,使贵州盛产的牛皮有了出路; 他组织扩大茅台酒的生产,大大增加了工厂的收入,改善了工人的生活;他组织生产的锻钎机,成了贵州的“金凤凰”,竟然行销全国。
在发展贵州地方工业的过程中,苏振华十分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解放之初,他了解到徐采栋曾留学法国,是位冶金专家,便请他参加规划贵州工业建设的工作,后来这位冶金专家当上了贵州省副省长。
有件事情,对苏振华触动很大:一个炎热的夏天,苏振华到黔西考察,他走进一个农民家里,发现两个光着屁股的小孩正在家里玩耍。
苏振华上前亲切地问一个小孩:“小朋友,上学了吗?”
小孩摇了摇头:“阿爸说,家里没钱买裤子,不上学。”
苏振华问一个农民:“你们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盐和衣服。”
“你们每月吃多少盐?”
“每户半斤。”
苏振华一愣:“俗话说:‘盐筋醋力’,每月半斤盐怎么行啊?”
苏振华回到贵阳,立即召开会议,下达指示:“紧急调盐进黔,解决农民急需。”并立即组织100多辆军车,到四川自贡运盐。
接着,他又下令降低盐价,给困难的农民每人无偿供盐1公斤,给最困难的毕节地区每年拨救济布50万米。他说:“给娃娃们做条裤子穿,要让他们走出户外。”
农民们欢腾了!他们从来没有这么大方地吃盐,有了盐,更有劲干农活了。
没裤子穿的娃娃们,也穿上花衣花裤,蹦蹦跳跳地上学了。
1949年12月,根据形势的发展,苏振华指示成立贵阳市人民政府工商管理局,使得全省特别是贵阳市的商业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贵阳市还专门成立了盐业公司,彻底解决了贵阳人民吃盐难的问题。各族人民发自内心地欢呼:
“共产党好!毛主席好!”
1953年底,苏振华被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54年5月4日,他来到北京,接手建设海军的重任。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1957年2月被任命为海军政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海军迅速成立了核潜艇研制领导小组,周恩来指定苏振华担任组长。1970年12月26日,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终于下水了。
“文革”期间,苏振华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不久,1976年10月25日,中央任命苏振华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召开,苏振华当选为中央委员,接着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8年底,苏振华心脏病发作,住院治疗,但他仍抱病参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9年2月7日的下午6时42分,苏振华突发心肌梗塞,经医生全力抢救无效,猝然逝世,终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