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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已经相当显著，出口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进入新世纪，这一特点越发明显。正因为对外经贸在中国经济增长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对外贸易的涨落总能在市场上引发波澜。
2009年，中国对外经贸、特别是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外部经济环境，对外经贸成为国际经济危机传染国内的主渠道，但仍可保持增长，如能充分利用危机创造的机遇，中国对外经贸甚至可以借此显著提升效益，从而加快发展模式转型。
当前，中国外贸、特别是出口面临的压力有目共睹。主要出口市场美、欧、日经济全部步入衰退，新兴市场在遭遇发达国家危机传染之后有青出于蓝之势，外需萎缩；国际市场价格普遍急剧下跌，外经贸企业不仅在采用此前库存原材料生产时可能亏损，而且面临库存成品、原料资产减值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尽管劳动成本上升势头在危机中受到阻遏，但环境、土地等项成本的上升已经不可逆转，劳动力成本的长期上升趋势也不会改变：经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中国出口商品可能在更多的市场遭到更严厉的市场准入限制……
价格破坏
与此同时，在外部危机时期，外经贸企业还将面临“价格破坏”即大面积价格下跌的压力。
近年，中国玩具、纺织服装、制鞋，塑胶等传统大宗出口产业已经深切感受到了成本上升而订单价格不变甚至下降的压力。就总体而言，持续数年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在2008年发生了逆转，直到2008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价格仍然呈同比上涨趋势，到下半年就已经转为同比下降了。
外部市场的价格变动对中国国内产业产生了多重冲击。首先，是价格下行冲击生产者和销售者，因为价格下跌不仅直接减少了生产者的销售收入，而且下游买家的买涨不买跌心态还将导致生产商及其原料行业陷入流动性危机。其次，这种价格变动导致不少生产者和销售者库存资产(原料和成品)减值，在钢铁等原料消耗较大的行业，这种冲击已经相当明显。第三，大规模的资产减值不仅冲击金融市场，而且损害这些实质经济部门企业的融资能力。
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加大
中国是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中国连续10多年名列世界反倾销最大对象国就是典型的例证。而经济萧条通常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温床。大萧条期间，美国通过《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引起各国竞相报复，把全世界拖进了贸易保护与贸易萎缩的恶性循环之中。不错，正是为了避免重蹈《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之覆辙，当次贷危机因雷曼倒台而陡然升级之后，从世贸组织管理层，到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会议，无不强调不可诉诸贸易保护主义。但这种强调从反面理解，正恰恰表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风险不可忽视。在此次危机中，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纷纷加大出口激励措施的力度，本身就提高了贸易摩擦的几率，2008年岁末之际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一系列举措也预示着中国将面临更大的贸易保护压力。
2009年新机遇
尽管如此，就总体而言，由于中国在此次危机中的相对境况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世界商界普遍预期中国将比其他经济大国更快走出危机，中国对外贸易在2009年也面临一些新的机遇。
高技术产品生产向中国转移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不错，2009年中国传统大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无法延续此前一度的高增长。因为，中国这些产品产能和出口量占世界市场的80％～90％，世界市场的萎缩必然导致中国同类产业的萎缩。这类产业出口，2009年只要能维持大体稳定，就已经可以认为是胜利。然而，由于所占市场份额不高，往往只有20％～30％，中国先进制造业产品有可能在整个世界市场规模萎缩的情况下实现增长。这是因为危机期间价格竞争激化，利润空间萎缩，原来对压缩成本不甚敏感的先进制造业产品最终销售商和制造商感到较大的压力要去削减成本，他们会不得不加快推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和订单，而中国本来以其广大有文化劳动者队伍、完整工业体系、优良基础设施、较高效率公共服务等在承接先进制造业转移中处于有利地位，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和敏锐的企业队伍，中国完全有可能抓住这个机遇加快腾笼换鸟，提升本国产业、贸易的结构和效益。
在这方面，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看到中国各级政府和企业这几年一直在加快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危机爆发以来，其步伐进一步加快。商务部已经在昆山和上海设立了两家产业转移促进中心，按照产业转移促进中心的设计，他们由商务部和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共建，入驻中心的中西部省份共同参与，旨在为中西部提供宣传投资环境、开展项目洽谈和对接的平台，为沿海地区提供更有效地寻觅产业转移最佳地点的途径；如能充分发挥预期功能，对推动国际产业和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提高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和东部腾笼换鸟自有积极作用。
扩大进口 中国不仅仅是世界第二出口大国，同时也是名列前茅而且还在迅速提升的进口大国。中国不仅需要越来越多地利用进口原料、能源、技术装备来满足本国工业化的需求，而且需要越来越多的适用消费品来满足本国国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中国愿意通过有秩序扩大进口的方式来让其他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机会，即使在危机之中，这一基本指导思想也不会改变，危机也从多个方面为我们创造了扩大进口的良机。
在危机导致国际初级产品市场行情下跌之时，扩大进口并适量储备中国需要的资源，对于增进中国经济利益和提高国家经济安全都是有利的。同时，扩大进口有助于为我们争取更好的贸易条件，更符合我们利益的贸易规则，扩展我们的影响力。
当前，中国技术装备进口的规模，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和要价。在经济景气时期，由于国内需求高涨，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在向中国出口技术和高级技术装备方面将趋向保守，限制将更加严格，要价提高，相反。在经济萧条阶段，由于国内需求大幅度减少，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在向中国出口技术和高级技术装备方面将趋向开放，限制将有所放宽，要价降低，在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遭受重大危机冲击之际，我们完全可以借机加大技术和设备进口的力度，把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转化为我们加快技术进步的契机。
当然，有秩序扩大进口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放任某些外国厂商在其母国政府这样那样的资助下向中国市场发起倾销，甚或利用贿赂工具夺取市场，从而不公正地剥夺中国企业的机会和中国自主先进制造业成长的希望。
国内外企业并购重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经连续数年 保持着两位数的年增长率。在中国储备资产规模继续增长，国际收支顺差格局持续的情况下，相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会继续快速增长，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也符合中国的政策导向。危机时期发展海外投资的重点包括海外资源开发投资、出口市场品牌和流通环节投资，以及对海外金融部门投资。
在海外资源开发领域，在拥有现代技术足以克服自然障碍的条件下，海外资源开发的最大障碍就是政治性风险。毫无疑问，与油气之类战略性资源有关的跨国并购触动相关国家政府的敏感神经，不足为奇，更不用说美国这个对新兴大国中国百般防范的大国了。中海油竞购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联合石油公司(unocal Corp，又译“尤尼科公司”)受阻，就表明了这一点。然而，经济危机和初级产品市场的下跌将改变海外投资者和东道国企业／政府的谈判地位。初级产品行情低落时，出产该种产品的东道国企业／政府谈判地位相对虚弱，往往不惜从股权转让价格，税收、持股比例等方面制定多项优惠条款吸引外来投资者参与：该种初级产品行情高涨之时，东道国企业／政府谈判地位增强，奇货可居，加之此时东道国朝野反对“廉价出卖国家资源”的思潮抬头，东道国企业会为股权转让索取更高的价格，东道国政府也往往强烈希望修订与外商的经营合同条款，直至制定对外商更加严厉的新法律法规。因此，初级产品价格高涨之时，中国参与有关资源开发项目步伐不宜太大，也不宜过分高调，国际市场行情低迷之时才是我们大举参与的好时机。作为一项长期资源供给战略，我们在商品牛市期间要做的主要是考察、勘探等前期工作，真正的决策和谈判过程可以放到世界商品熊市时进行，只要我们的企业奉行适当的战略，能够在保持足够的现金储备，那么，包括2009年在内的危机时期就是我们出手收购我国所需资源的好时机。
2008年以来，正当危机深化之际，中国资源企业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大了收购力度。
——中石化和中海油与美国马拉松石油公司商谈安哥拉32号深水区块20％股权； ——中海油竞购位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加拿大Talisman能源公司天然气资源；
——中石油将持有伊朗帕尔斯(Pars)液化天然气项目25％股权，
——中钢集团以13.6亿澳元获得澳大利亚铁矿石生产商中西公司(Mldwest)的控股权，
——澳大利亚政府批准首钢集团增持当地铁矿石公司吉布森山；
——澳大利亚铁矿石公司Centrex Metals公司公告，武汉钢铁集团同意以1.8亿澳元(约1.27亿美元)购买其在澳大利亚铁矿石项目一半的股权，并以970万澳元收购Centrex公司15％的股权，且双方同意在澳大利亚南部艾尔(Eyre)半岛合作修建一座深水出口港；
相信在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将进一步提速。
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出口商品利润微薄，重要原因是没有掌握利润丰厚的流通、品牌等环节。据调查，中国贴牌生产的“世界名牌”服装出厂价，通常只有最终零售价的1／30以下，甚至不足最终零售价的1／100。通过对外投资，进入流通、品牌等环节，对提高中国出口效益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在调研中就见到有的企业通过在欧洲设立本地化的销售子公司，一年之内就将其出口价格提高30％～40％。在经济危机之际，中国制造业企业收购进口国流通企业和品牌的成本大大降低，正是为未来市场复苏投资的好时机。因为，美欧日市场的许多企业市值因危机而暴跌，或是陷入流动性危机。如能把握机会，中国企业甚至可以做到“用美国钱收购美国企业”。因为，美国不少投资者也乐意向合适的中国企业提供融资，由中国企业来整合陷入困境的美国企业，从而发掘新的价值。
2009年，中国对外经贸、特别是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外部经济环境，对外经贸成为国际经济危机传染国内的主渠道，但仍可保持增长，如能充分利用危机创造的机遇，中国对外经贸甚至可以借此显著提升效益，从而加快发展模式转型。
当前，中国外贸、特别是出口面临的压力有目共睹。主要出口市场美、欧、日经济全部步入衰退，新兴市场在遭遇发达国家危机传染之后有青出于蓝之势，外需萎缩；国际市场价格普遍急剧下跌，外经贸企业不仅在采用此前库存原材料生产时可能亏损，而且面临库存成品、原料资产减值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尽管劳动成本上升势头在危机中受到阻遏，但环境、土地等项成本的上升已经不可逆转，劳动力成本的长期上升趋势也不会改变：经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中国出口商品可能在更多的市场遭到更严厉的市场准入限制……
价格破坏
与此同时，在外部危机时期，外经贸企业还将面临“价格破坏”即大面积价格下跌的压力。
近年，中国玩具、纺织服装、制鞋，塑胶等传统大宗出口产业已经深切感受到了成本上升而订单价格不变甚至下降的压力。就总体而言，持续数年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在2008年发生了逆转，直到2008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价格仍然呈同比上涨趋势，到下半年就已经转为同比下降了。
外部市场的价格变动对中国国内产业产生了多重冲击。首先，是价格下行冲击生产者和销售者，因为价格下跌不仅直接减少了生产者的销售收入，而且下游买家的买涨不买跌心态还将导致生产商及其原料行业陷入流动性危机。其次，这种价格变动导致不少生产者和销售者库存资产(原料和成品)减值，在钢铁等原料消耗较大的行业，这种冲击已经相当明显。第三，大规模的资产减值不仅冲击金融市场，而且损害这些实质经济部门企业的融资能力。
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加大
中国是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中国连续10多年名列世界反倾销最大对象国就是典型的例证。而经济萧条通常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温床。大萧条期间，美国通过《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引起各国竞相报复，把全世界拖进了贸易保护与贸易萎缩的恶性循环之中。不错，正是为了避免重蹈《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之覆辙，当次贷危机因雷曼倒台而陡然升级之后，从世贸组织管理层，到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会议，无不强调不可诉诸贸易保护主义。但这种强调从反面理解，正恰恰表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风险不可忽视。在此次危机中，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纷纷加大出口激励措施的力度，本身就提高了贸易摩擦的几率，2008年岁末之际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一系列举措也预示着中国将面临更大的贸易保护压力。
2009年新机遇
尽管如此，就总体而言，由于中国在此次危机中的相对境况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世界商界普遍预期中国将比其他经济大国更快走出危机，中国对外贸易在2009年也面临一些新的机遇。
高技术产品生产向中国转移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不错，2009年中国传统大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无法延续此前一度的高增长。因为，中国这些产品产能和出口量占世界市场的80％～90％，世界市场的萎缩必然导致中国同类产业的萎缩。这类产业出口，2009年只要能维持大体稳定，就已经可以认为是胜利。然而，由于所占市场份额不高，往往只有20％～30％，中国先进制造业产品有可能在整个世界市场规模萎缩的情况下实现增长。这是因为危机期间价格竞争激化，利润空间萎缩，原来对压缩成本不甚敏感的先进制造业产品最终销售商和制造商感到较大的压力要去削减成本，他们会不得不加快推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和订单，而中国本来以其广大有文化劳动者队伍、完整工业体系、优良基础设施、较高效率公共服务等在承接先进制造业转移中处于有利地位，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和敏锐的企业队伍，中国完全有可能抓住这个机遇加快腾笼换鸟，提升本国产业、贸易的结构和效益。
在这方面，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看到中国各级政府和企业这几年一直在加快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危机爆发以来，其步伐进一步加快。商务部已经在昆山和上海设立了两家产业转移促进中心，按照产业转移促进中心的设计，他们由商务部和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共建，入驻中心的中西部省份共同参与，旨在为中西部提供宣传投资环境、开展项目洽谈和对接的平台，为沿海地区提供更有效地寻觅产业转移最佳地点的途径；如能充分发挥预期功能，对推动国际产业和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提高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和东部腾笼换鸟自有积极作用。
扩大进口 中国不仅仅是世界第二出口大国，同时也是名列前茅而且还在迅速提升的进口大国。中国不仅需要越来越多地利用进口原料、能源、技术装备来满足本国工业化的需求，而且需要越来越多的适用消费品来满足本国国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中国愿意通过有秩序扩大进口的方式来让其他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机会，即使在危机之中，这一基本指导思想也不会改变，危机也从多个方面为我们创造了扩大进口的良机。
在危机导致国际初级产品市场行情下跌之时，扩大进口并适量储备中国需要的资源，对于增进中国经济利益和提高国家经济安全都是有利的。同时，扩大进口有助于为我们争取更好的贸易条件，更符合我们利益的贸易规则，扩展我们的影响力。
当前，中国技术装备进口的规模，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和要价。在经济景气时期，由于国内需求高涨，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在向中国出口技术和高级技术装备方面将趋向保守，限制将更加严格，要价提高，相反。在经济萧条阶段，由于国内需求大幅度减少，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在向中国出口技术和高级技术装备方面将趋向开放，限制将有所放宽，要价降低，在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遭受重大危机冲击之际，我们完全可以借机加大技术和设备进口的力度，把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转化为我们加快技术进步的契机。
当然，有秩序扩大进口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放任某些外国厂商在其母国政府这样那样的资助下向中国市场发起倾销，甚或利用贿赂工具夺取市场，从而不公正地剥夺中国企业的机会和中国自主先进制造业成长的希望。
国内外企业并购重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经连续数年 保持着两位数的年增长率。在中国储备资产规模继续增长，国际收支顺差格局持续的情况下，相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会继续快速增长，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也符合中国的政策导向。危机时期发展海外投资的重点包括海外资源开发投资、出口市场品牌和流通环节投资，以及对海外金融部门投资。
在海外资源开发领域，在拥有现代技术足以克服自然障碍的条件下，海外资源开发的最大障碍就是政治性风险。毫无疑问，与油气之类战略性资源有关的跨国并购触动相关国家政府的敏感神经，不足为奇，更不用说美国这个对新兴大国中国百般防范的大国了。中海油竞购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联合石油公司(unocal Corp，又译“尤尼科公司”)受阻，就表明了这一点。然而，经济危机和初级产品市场的下跌将改变海外投资者和东道国企业／政府的谈判地位。初级产品行情低落时，出产该种产品的东道国企业／政府谈判地位相对虚弱，往往不惜从股权转让价格，税收、持股比例等方面制定多项优惠条款吸引外来投资者参与：该种初级产品行情高涨之时，东道国企业／政府谈判地位增强，奇货可居，加之此时东道国朝野反对“廉价出卖国家资源”的思潮抬头，东道国企业会为股权转让索取更高的价格，东道国政府也往往强烈希望修订与外商的经营合同条款，直至制定对外商更加严厉的新法律法规。因此，初级产品价格高涨之时，中国参与有关资源开发项目步伐不宜太大，也不宜过分高调，国际市场行情低迷之时才是我们大举参与的好时机。作为一项长期资源供给战略，我们在商品牛市期间要做的主要是考察、勘探等前期工作，真正的决策和谈判过程可以放到世界商品熊市时进行，只要我们的企业奉行适当的战略，能够在保持足够的现金储备，那么，包括2009年在内的危机时期就是我们出手收购我国所需资源的好时机。
2008年以来，正当危机深化之际，中国资源企业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大了收购力度。
——中石化和中海油与美国马拉松石油公司商谈安哥拉32号深水区块20％股权； ——中海油竞购位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加拿大Talisman能源公司天然气资源；
——中石油将持有伊朗帕尔斯(Pars)液化天然气项目25％股权，
——中钢集团以13.6亿澳元获得澳大利亚铁矿石生产商中西公司(Mldwest)的控股权，
——澳大利亚政府批准首钢集团增持当地铁矿石公司吉布森山；
——澳大利亚铁矿石公司Centrex Metals公司公告，武汉钢铁集团同意以1.8亿澳元(约1.27亿美元)购买其在澳大利亚铁矿石项目一半的股权，并以970万澳元收购Centrex公司15％的股权，且双方同意在澳大利亚南部艾尔(Eyre)半岛合作修建一座深水出口港；
相信在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将进一步提速。
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出口商品利润微薄，重要原因是没有掌握利润丰厚的流通、品牌等环节。据调查，中国贴牌生产的“世界名牌”服装出厂价，通常只有最终零售价的1／30以下，甚至不足最终零售价的1／100。通过对外投资，进入流通、品牌等环节，对提高中国出口效益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在调研中就见到有的企业通过在欧洲设立本地化的销售子公司，一年之内就将其出口价格提高30％～40％。在经济危机之际，中国制造业企业收购进口国流通企业和品牌的成本大大降低，正是为未来市场复苏投资的好时机。因为，美欧日市场的许多企业市值因危机而暴跌，或是陷入流动性危机。如能把握机会，中国企业甚至可以做到“用美国钱收购美国企业”。因为，美国不少投资者也乐意向合适的中国企业提供融资，由中国企业来整合陷入困境的美国企业，从而发掘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