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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广州人口增长非常迅速。1910年全城人口51万，1920年代拆城设市增至70万，1932年突破100万。一座城市以如此惊人的速度扩大，很容易造成公共卫生问题，广州却安然渡过难关。
在人口激增的1932年，广州全城人口115.26万人，全年（会计年度）死亡1.8万人，死亡率1.5%。相比之下，日本在快速城市化的1918年，全国死亡率高达2.68%，主因是城市化造成的伤寒与肠胃病。日本政府全力改善城市卫生，到1924年，东京死亡率仍高达1.66%、大阪1.9%，肇因于消化系统病者占18%。
广州的人口于十年间劲增30万，却没被肠胃病打垮，关键因素是自来水。在城市化之初，广州同样遭遇卫生困境，有千年历史的城区排水系统“六脉渠”年久淤塞，每逢霪雨大潮，秽水无法排出，市区淹水没膝，各处水井遭到污染。1928年（会计年度）广州市死亡人数总计1.4万人，其中由急性传染病造成者有1006例，约占7%。
1929年，陈济棠开府岭南，火速扩建省城自来水系统，不但增加供水区域，更以全球先进标准狠抓水质，使省城自来水达到不需烧沸即可生饮的高标准。清洁的饮用水有效避免时疫，为市民筑起了健康屏障。
今日，观音山水塔依然矗立，无声纪念广州城的自来水奇史。
自古以来，中国城市的饮水以井水为主。全国最大的北京城建城800年，人口经常保持在70万人左右的规模，主因在于浅层地下水充沛，大小胡同围绕水井建设，才能从容地发展成大城市。若打井不易，城市饮水是十分艰苦的。重庆城50万人口，依靠嘉陵江取水，以挑水为业的工人将近2万人，4%的居民负责挑水，才能艰难撑起一座大城市。
传统水井是浅层水源，清末工业化迅速造成井水污染，即使是尚未发展工业的城市，老百姓制造的生活废水仍能严重污染水井。在河边洗衣服，进口洋染料是含镉带铅的酸性剂，洋皂是污油与洋碱苛性钠，洗过衣服的水成为酸碱失调、含有重金属油污的有毒废水，一旦渗入地表，污染浅层井水，就能使城市陷入时疫。
在江南井水最甜的杭州城，工厂不多，污染主要来自生活用水。1930年杭州全市50.4万人，饮水依赖4842口饮用井。使用工业产品才半个世纪，井水就已变苦，难以下咽，居民被迫喝河水，连年暴发疫情。当地文史记载：“1931年1～6月，市民死亡总数3909人……多为肠道病患者。同期在医院诊治的7430人，患肠道疾病的3733人，竟达半数。”
现代化城市带来的另一大隐患是火灾。传统城市空间宽阔，住房一般有宅、有院、有防火巷，失火延烧有限。清末民初，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只能加盖稠密新房。北京流行长列式房屋，上海大建石库门式里弄楼房，廣州则风行“层楼”，密集改建两层以上居民楼，“以囊昔盈丈之地，可倍为四五”。然而，烧饭取暖仍然使用火烈烟大的柴炭炉灶。1928年，广州城失火多达64次，焚毁房屋1314间，损失超过200万大洋。
只有淘汰井水与河水，毅然建设自来水，现代化城市才适合人居。只是自来水建设非常不容易，国内各城市的自来水大多规模过小，管理不良，经营状况更是赔累不堪。
自来水建设的最大难关是经费。早年国内机械工业不发达，自来水所需机器设备全部是舶来品，即使是生铁水管也得外购，建设成本是天价。1906年，上海火柴巨商宋炜臣于汉口成立汉镇既济水电股份公司，建设一个日出水500万加仑（约为2.3万立方米）、大小水管总长200余华里的中型自来水厂。湖广总督张之洞全力支持，上海与汉口商界热烈认股，筹措资金高达300万大洋，相当于湖北全省3年半的田粮正杂赋税，却仍不敷支出，只好再向日本东方兴业会社借款150万元，才建成水厂。
汉口是幸运的。宋炜臣是顶尖的企业家，财力雄厚，经营手法高超，又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水厂建设大获成功。排除了城市扩张的公共卫生障碍，汉口城才能快速扩大，20年之内由30余万人翻倍增至近80万人。
据1932年统计，全国共有10个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依序是上海（186.9万）、北平（143.2万）、天津（132.4万）、广州（115万）、汉口（79.3万）、永吉（今吉林市，72.8万）、南京（64.7万）、重庆（62万）、沈阳（56.1万）与杭州（52.7万）。在汉口之外，各大城市的自来水系统建设都有一段坎坷历史。
北京于1908年开办京师自来水公司，由袁世凯亲信、企业家周学熙募股300万大洋盛大兴办，然而由于经营官僚腐败，只有1/10的居民能喝上自来水。重庆于1927年成立官督商办的自来水公司，仅募得商股30余万，不得不强迫摊派，凑出400余万建设费，却陷入无止境的人事纠纷，耗了10年才开始对旧城区供水。沈阳城则只有张作霖帅府与几个大商户能喝上深井自来水，老百姓还得挑水喝。
只要有钱，自来水系统的建设并不难。全国第一大城上海共有5个自来水厂，公共租界自来水公司的杨树浦水厂的日均供水量超过20万立方米，法租界自来水公司日均供水6.2万立方米。租界工部局财大气粗，建设轻松上马，经营得心应手。华界急起直追，南市的内地自来水公司日供水8.2万立方米，与闸北水电公司供水4.1万立方米，颇有迎头赶上租界的雄心。但两家凑集官商股份的公司财力不足，建设屡遭挫折，经营亏累不堪。1931年，上海市政府决心自办浦东水厂，却筹不出70万经费，建厂拖延7年，直到1937年6月才开始供水，只收了3个月水费就陷入敌手。
第三大城天津的自来水，同样以租界的两个水厂为主力。天津济安自来水公司日均出水59万立方米，英国工部局水道处日均出水1.3万立方米，建设顺畅，营运良好。天津市政府于1934年自办特一区自来水厂，每日产水量只有3636立方米，还受困于财力，经营焦头烂额，最终黯然出售给济安自来水公司。
广州城的自来水建设，同样受限于财力，起步十分坎坷。
广州商界于1905年募股筹办自来水公司，在增埗建厂，1909年完工供水，品质低劣。民间戏言道：“广东市政三不：电灯不明，自来水不清，马路不平。”
省城自来水起步不顺，原因同样是个“钱”字。增埗水厂只是一个每日出水量1000万加仑（约4.55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厂，供水区域只有西关老城区内的6000余户人家，投资金额却高达白银150万两，相当于广东省全年财税收入的1/10。当时，国内银行业尚不发达，企业家财力有限。广南船坞老板谭礼庭认股40万，已是惊人手笔。因此，募股只能聚沙成塔，吸收各方势力的资金。结果诸路股东势均力敌，政出多门，无法形成企业成功必备的决策效率。
广州自来水公司的股东包含地方豪强、达官显要与各行各业的大商户，大家都不懂自来水，一起创业，人人为己，厚颜安插亲信，任性虚耗公款。股东陈亮华回忆道：“董事会其时每人月支车马费竟达广毛100元，秘书一人月支薪水竟达200元。董事会的董事每人都有直接命厂的司库将公款存放，或自己提取之议，并能不经过厂的经理迳自指挥厂的职员去办理某项工作，而厂的经理动支公款100元以上，反而须经董事会通过。1925年间，某董事擅将公款13万元挪用，附充于业安银号，业安倒闭，损失了1万元以上，董事会竟不追究。水厂和董事会权责紊乱，弊窦滋生。”
广州不是个例。上海、重庆、昆明等商办自来水公司都遇到相同的问题，只有少数中小型城市能群策群力，依靠募股成功兴办水厂。
首先成功的案例在江苏镇江。当地英租界工部局办自来水厂，适逢市区大火，英人乘火打劫，停水讲价，激起官绅义愤，齐心办成镇江第一救火会自来水厂。办自来水厂最耗资金的项目是发电与铺管，镇江水厂克难上马，不盖电厂，不铺设大量水管，只以小型水泵打水至452个水龙头，2/3用于防火，1/3供居民挑水，日均供水量区区15万加仑（约681.9立方米），经营却也有声有色。
镇江的克难经验引发了二三线城市自来水厂的创业热，各地省钱奇招百出。在水源充裕的长三角，常州、苏州与无锡纷纷集资打自流深井，以地底压力使地下水自然涌动，省掉发电厂与水泵的高昂投资。在人口12万余人的厦门，侨商黄奕住集资110万元，在山区建成两个小水库，运用重力输水到市区，每日最高输水量18万加仑（约818.3立方米），1.5万居民喝上自来水。在盛产毛竹的福建，明溪与邵武等县城接起毛竹水管，引导山溪泉水进城。但小本经营也十分艰苦，在汕头，潮属九县首富高家投资68万建成小型水厂，日供水量只有50万加仑（约2273立方米），供应8万居民之用，“内而折本，外无以满市民之意”。
1918年广州拆城墙、开马路，人口快速增加至70余万，自来水公司却衰落不振，负债累累，连西关一地的用水需求也无力滿足。光绪年间装设的双筒抽水机过于陈旧，位于西关的长寿水塔位置则在“最低下之地”，水压不足，二楼以上的楼房不能接自来水。一楼虽能通水，但老式沙滤池效率太低，水质混浊肮脏，卫生局化验指出“已滤之水每毫升含有细菌620群，非经煮沸，不能作为饮料”。
最糟糕的是，老旧机器无法胜任灭火重任。1921年，西关大火，消防水龙头水压不足，出水缓慢，房屋延烧数百户。1924年，西关又遭战火，房屋焚毁千余间，火势延烧大小街道30余条，水龙头仍然出不了水。相比之下，沙面租界工部局兴办的沙面水厂则资金充裕，不招商股，管理顺畅，每日供水量最高达1300立方米，不但充分供应居民用水，还能撑起一座室内游泳池。
自来水公司引发民怨沸腾，广州市政府深入调查，发现症结在于股东：“股东方面，缺乏监督之技能，因而为一二奸蠧所操纵，因缘自利，罔顾规章。买煤之扣用、材料之滥支、薪俸之虚浮、工额之侵吞，种种弊端，已难枚举……机炉废坏，无力添换。每岁夏秋之交，水荒迭演，怨声载道，充耳不闻。”
1929年1月，广州自来水公司收归官办。同年，陈济棠开府岭南，大刀阔斧整顿省城自来水供应系统。
广州市政府接收伊始，马上投入巨资，大手笔推动自来水系统的建设。首先是改良增埗水厂，添换高压抽水机加大水压，总水管改为30英寸大管，旧厂出水量原减至800万加仑（约3.64万立方米），新添抽水机之后恢复为1000万加仑。同时全面整理杂乱街管，统一口径，按照地形调整水压，西关繁华区的高层楼房总算通上自来水，消防水龙头更是水压十足，再也不惧大火延烧。
整顿水厂只是第一步。增埗水厂与西关水塔选址不佳，地势太低，供水出不了西关，而广州城区已拓展到东山，于是，市政府火速拍板兴建增埗新厂。
增埗旧厂使用增埗河水，沿河设有3个大型蓄水池，但滤水效率不足，无法充分发挥蓄水池的潜力。市政府斥资30余万元，建设最新式的“急性滤水池”，有力激发3大蓄水池的供水潜力：“用白矾沉淀，能将水内之混浊完全消除，极浊之水亦能澄清。洗砂不用人工，全用气压与水力，数分钟即能洗净一池之砂。比较慢性砂滤洗池需用人工过百，费时数十日，有天渊之别。”
有了急性滤水池，新厂每日供水量达到1000万加仑。但要使供水范围超越西关，还得运用重力。当局选择广州制高点观音山象岗炮台，兴建观音山水塔，安装30英寸软钢大管，以6部高压离心力抽水机将水打上观音山，而后运用重力拓展市区供水网，市政府新建马路时同步铺设水管，向东铺到东市街，向南铺到八旗二马路，向北铺到大小北。“全市各地，均可到达。遇有火警，尤足显其作用。”
经过3年整建，增埗新旧两厂撑起了广州半个城区的供水重任。“新水厂所出清水，直达老城，旧水厂则出水直达西关。”但1930年代广州城向东扩展，迅速超过东山，城东新区地势高，观音山水塔无力兼顾。1928年，广州市公用局在城东小溪沙河坑筑闸蓄水，兴建东山水厂，每日滤水50万加仑，供应东山用水。只是沙河坑是山溪，河道窄促，“天雨时则污泥随流而下，水质异常混浊，天旱时水量间有不足之虞”。每逢盛夏暴雨，“山洪冲至，横决为灾。洪退之后，堤闸荡然，岸土崩落”。 东山水厂水色黄浊，引起用户不满，市政府斥资治理沙河坑，沿河开挖沉淀池、气化池与进水井，加强过滤，兼收疏洪蓄水之效，并将水厂堤岸改为石砌驳岸。整顿三载，水质达标，出水量增加到100万加仑（约4546立方米）。
东山水厂与增埗新水厂都是节约经费的典范。东山水厂省掉最昂贵的发电设备，架设高压电线引用西堤发电厂电力，有效压低建设经费。增埗新厂利用旧厂蓄水池，集中经费购买抽水滤水机器、水塔与水管，只耗费毫银203万余元。与同时期的新建水厂相比，是非常节约的。1933年开始供水的南京首都水厂发行了300万建设公债，日供水量只有2420立方米。1931年建成的杭州清泰门自来水厂日供水量100万加仑，省掉全城接水管的昂贵经费，以水龙头公共售水站的方式克难经营，耗费仍高达136万余元。
然而，200多万的建设经费仍然超出广州市政府的财政能力。当局只好大幅调涨水价，撑起水厂建設。
广州的自来水费一向偏高。在收归官办之前，水表用户（镖户）每1000加仑要收9角。相比之下，上海闸北水电厂是5角3分，内地自来水公司是6角。在新水厂建设高峰的1929年11月，市政府大幅调高水价，镖户每1000加仑收费1元2角5仙，比上海高一倍。引发民怨后，勉强降为1元1角。1932年10月又涨回1元2角。
高昂的水价成功解决了财政难关，不但筹到推动水厂建设的经费，每月还能盈利10多万元。然而全国最高的自来水价造成公共卫生的隐忧。广州全年炎热，饮水不能省。再加上冬季干燥，井水干涸混浊，自来水已是百万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市政府别出心裁，于贫民聚居点设置33个公共水龙头，听任老百姓免费挑水。当时，全国各大城市的水龙头都是生财工具，大多外包给水贩挑水售卖，肥得流油。广州市政府少赚了一大笔钱，为贫苦大众开了条生路。
1935年，省城三座自来水厂供水能力充足。当时的供水量按照人均每日用水25加仑计算，珠江以北市区百万人口，每日的理想供水量是2500万加仑（约11.4万立方米），江北三厂已达到2100万加仑（约9.5万立方米），使广州稳健发展成百万人口大城。
广州市政府的下一步，是于河南（今海珠区）建立一个日供水量500万加仑的新水厂，使珠江以南的11.5万市民也能喝上自来水。1929年，市政府着手筹备，预计于珠江畔的白蚬壳岗或凤凰岗设厂，乌龙岗建水塔，运用潮汐导入珠江水。然而，水费已经涨到富户能忍受的边际值，无法再涨，市政府筹不出155万元预算。在抗战军兴之前，河南水厂迟迟未能动工，留下广州自来水网的最后一个缺口。
回顾广州自来水系统的建设，最难得的是水质。广东气候炎热，水质保洁不易，老百姓最忌讳喝生水，口渴宁可饮茶。据中山大学调查，广州城的劳工“恒有一日饮茶三次者”。1929年自来水公司收回公营后，公用局不惜成本，加装最新颖的自动氯气杀菌机，并积极清洗水塔滤池，严管水管品质。1930年，卫生局检验水质，发现自来水的细菌数量大降，达到不需煮沸即可直接饮用的最高标准，“比之外国食水，不相伯仲，虽冷饮亦属无妨”。
（作者系文史学者）
在人口激增的1932年，广州全城人口115.26万人，全年（会计年度）死亡1.8万人，死亡率1.5%。相比之下，日本在快速城市化的1918年，全国死亡率高达2.68%，主因是城市化造成的伤寒与肠胃病。日本政府全力改善城市卫生，到1924年，东京死亡率仍高达1.66%、大阪1.9%，肇因于消化系统病者占18%。
广州的人口于十年间劲增30万，却没被肠胃病打垮，关键因素是自来水。在城市化之初，广州同样遭遇卫生困境，有千年历史的城区排水系统“六脉渠”年久淤塞，每逢霪雨大潮，秽水无法排出，市区淹水没膝，各处水井遭到污染。1928年（会计年度）广州市死亡人数总计1.4万人，其中由急性传染病造成者有1006例，约占7%。
1929年，陈济棠开府岭南，火速扩建省城自来水系统，不但增加供水区域，更以全球先进标准狠抓水质，使省城自来水达到不需烧沸即可生饮的高标准。清洁的饮用水有效避免时疫，为市民筑起了健康屏障。
今日，观音山水塔依然矗立，无声纪念广州城的自来水奇史。
自来水兴办不易
自古以来，中国城市的饮水以井水为主。全国最大的北京城建城800年，人口经常保持在70万人左右的规模，主因在于浅层地下水充沛，大小胡同围绕水井建设，才能从容地发展成大城市。若打井不易，城市饮水是十分艰苦的。重庆城50万人口，依靠嘉陵江取水，以挑水为业的工人将近2万人，4%的居民负责挑水，才能艰难撑起一座大城市。
传统水井是浅层水源，清末工业化迅速造成井水污染，即使是尚未发展工业的城市，老百姓制造的生活废水仍能严重污染水井。在河边洗衣服，进口洋染料是含镉带铅的酸性剂，洋皂是污油与洋碱苛性钠，洗过衣服的水成为酸碱失调、含有重金属油污的有毒废水，一旦渗入地表，污染浅层井水，就能使城市陷入时疫。
在江南井水最甜的杭州城，工厂不多，污染主要来自生活用水。1930年杭州全市50.4万人，饮水依赖4842口饮用井。使用工业产品才半个世纪，井水就已变苦，难以下咽，居民被迫喝河水，连年暴发疫情。当地文史记载：“1931年1～6月，市民死亡总数3909人……多为肠道病患者。同期在医院诊治的7430人，患肠道疾病的3733人，竟达半数。”
现代化城市带来的另一大隐患是火灾。传统城市空间宽阔，住房一般有宅、有院、有防火巷，失火延烧有限。清末民初，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只能加盖稠密新房。北京流行长列式房屋，上海大建石库门式里弄楼房，廣州则风行“层楼”，密集改建两层以上居民楼，“以囊昔盈丈之地，可倍为四五”。然而，烧饭取暖仍然使用火烈烟大的柴炭炉灶。1928年，广州城失火多达64次，焚毁房屋1314间，损失超过200万大洋。
只有淘汰井水与河水，毅然建设自来水，现代化城市才适合人居。只是自来水建设非常不容易，国内各城市的自来水大多规模过小，管理不良，经营状况更是赔累不堪。
自来水建设的最大难关是经费。早年国内机械工业不发达，自来水所需机器设备全部是舶来品，即使是生铁水管也得外购，建设成本是天价。1906年，上海火柴巨商宋炜臣于汉口成立汉镇既济水电股份公司，建设一个日出水500万加仑（约为2.3万立方米）、大小水管总长200余华里的中型自来水厂。湖广总督张之洞全力支持，上海与汉口商界热烈认股，筹措资金高达300万大洋，相当于湖北全省3年半的田粮正杂赋税，却仍不敷支出，只好再向日本东方兴业会社借款150万元，才建成水厂。
汉口是幸运的。宋炜臣是顶尖的企业家，财力雄厚，经营手法高超，又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水厂建设大获成功。排除了城市扩张的公共卫生障碍，汉口城才能快速扩大，20年之内由30余万人翻倍增至近80万人。
据1932年统计，全国共有10个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依序是上海（186.9万）、北平（143.2万）、天津（132.4万）、广州（115万）、汉口（79.3万）、永吉（今吉林市，72.8万）、南京（64.7万）、重庆（62万）、沈阳（56.1万）与杭州（52.7万）。在汉口之外，各大城市的自来水系统建设都有一段坎坷历史。
北京于1908年开办京师自来水公司，由袁世凯亲信、企业家周学熙募股300万大洋盛大兴办，然而由于经营官僚腐败，只有1/10的居民能喝上自来水。重庆于1927年成立官督商办的自来水公司，仅募得商股30余万，不得不强迫摊派，凑出400余万建设费，却陷入无止境的人事纠纷，耗了10年才开始对旧城区供水。沈阳城则只有张作霖帅府与几个大商户能喝上深井自来水，老百姓还得挑水喝。
只要有钱，自来水系统的建设并不难。全国第一大城上海共有5个自来水厂，公共租界自来水公司的杨树浦水厂的日均供水量超过20万立方米，法租界自来水公司日均供水6.2万立方米。租界工部局财大气粗，建设轻松上马，经营得心应手。华界急起直追，南市的内地自来水公司日供水8.2万立方米，与闸北水电公司供水4.1万立方米，颇有迎头赶上租界的雄心。但两家凑集官商股份的公司财力不足，建设屡遭挫折，经营亏累不堪。1931年，上海市政府决心自办浦东水厂，却筹不出70万经费，建厂拖延7年，直到1937年6月才开始供水，只收了3个月水费就陷入敌手。
第三大城天津的自来水，同样以租界的两个水厂为主力。天津济安自来水公司日均出水59万立方米，英国工部局水道处日均出水1.3万立方米，建设顺畅，营运良好。天津市政府于1934年自办特一区自来水厂，每日产水量只有3636立方米，还受困于财力，经营焦头烂额，最终黯然出售给济安自来水公司。
广州城的自来水建设，同样受限于财力，起步十分坎坷。
广州自来水原本不清
广州商界于1905年募股筹办自来水公司，在增埗建厂，1909年完工供水，品质低劣。民间戏言道：“广东市政三不：电灯不明，自来水不清，马路不平。”
省城自来水起步不顺，原因同样是个“钱”字。增埗水厂只是一个每日出水量1000万加仑（约4.55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厂，供水区域只有西关老城区内的6000余户人家，投资金额却高达白银150万两，相当于广东省全年财税收入的1/10。当时，国内银行业尚不发达，企业家财力有限。广南船坞老板谭礼庭认股40万，已是惊人手笔。因此，募股只能聚沙成塔，吸收各方势力的资金。结果诸路股东势均力敌，政出多门，无法形成企业成功必备的决策效率。
广州自来水公司的股东包含地方豪强、达官显要与各行各业的大商户，大家都不懂自来水，一起创业，人人为己，厚颜安插亲信，任性虚耗公款。股东陈亮华回忆道：“董事会其时每人月支车马费竟达广毛100元，秘书一人月支薪水竟达200元。董事会的董事每人都有直接命厂的司库将公款存放，或自己提取之议，并能不经过厂的经理迳自指挥厂的职员去办理某项工作，而厂的经理动支公款100元以上，反而须经董事会通过。1925年间，某董事擅将公款13万元挪用，附充于业安银号，业安倒闭，损失了1万元以上，董事会竟不追究。水厂和董事会权责紊乱，弊窦滋生。”
广州不是个例。上海、重庆、昆明等商办自来水公司都遇到相同的问题，只有少数中小型城市能群策群力，依靠募股成功兴办水厂。
首先成功的案例在江苏镇江。当地英租界工部局办自来水厂，适逢市区大火，英人乘火打劫，停水讲价，激起官绅义愤，齐心办成镇江第一救火会自来水厂。办自来水厂最耗资金的项目是发电与铺管，镇江水厂克难上马，不盖电厂，不铺设大量水管，只以小型水泵打水至452个水龙头，2/3用于防火，1/3供居民挑水，日均供水量区区15万加仑（约681.9立方米），经营却也有声有色。
镇江的克难经验引发了二三线城市自来水厂的创业热，各地省钱奇招百出。在水源充裕的长三角，常州、苏州与无锡纷纷集资打自流深井，以地底压力使地下水自然涌动，省掉发电厂与水泵的高昂投资。在人口12万余人的厦门，侨商黄奕住集资110万元，在山区建成两个小水库，运用重力输水到市区，每日最高输水量18万加仑（约818.3立方米），1.5万居民喝上自来水。在盛产毛竹的福建，明溪与邵武等县城接起毛竹水管，引导山溪泉水进城。但小本经营也十分艰苦，在汕头，潮属九县首富高家投资68万建成小型水厂，日供水量只有50万加仑（约2273立方米），供应8万居民之用，“内而折本，外无以满市民之意”。
1918年广州拆城墙、开马路，人口快速增加至70余万，自来水公司却衰落不振，负债累累，连西关一地的用水需求也无力滿足。光绪年间装设的双筒抽水机过于陈旧，位于西关的长寿水塔位置则在“最低下之地”，水压不足，二楼以上的楼房不能接自来水。一楼虽能通水，但老式沙滤池效率太低，水质混浊肮脏，卫生局化验指出“已滤之水每毫升含有细菌620群，非经煮沸，不能作为饮料”。
最糟糕的是，老旧机器无法胜任灭火重任。1921年，西关大火，消防水龙头水压不足，出水缓慢，房屋延烧数百户。1924年，西关又遭战火，房屋焚毁千余间，火势延烧大小街道30余条，水龙头仍然出不了水。相比之下，沙面租界工部局兴办的沙面水厂则资金充裕，不招商股，管理顺畅，每日供水量最高达1300立方米，不但充分供应居民用水，还能撑起一座室内游泳池。
自来水公司引发民怨沸腾，广州市政府深入调查，发现症结在于股东：“股东方面，缺乏监督之技能，因而为一二奸蠧所操纵，因缘自利，罔顾规章。买煤之扣用、材料之滥支、薪俸之虚浮、工额之侵吞，种种弊端，已难枚举……机炉废坏，无力添换。每岁夏秋之交，水荒迭演，怨声载道，充耳不闻。”
1929年1月，广州自来水公司收归官办。同年，陈济棠开府岭南，大刀阔斧整顿省城自来水供应系统。
能生饮的自来水
广州市政府接收伊始，马上投入巨资，大手笔推动自来水系统的建设。首先是改良增埗水厂，添换高压抽水机加大水压，总水管改为30英寸大管，旧厂出水量原减至800万加仑（约3.64万立方米），新添抽水机之后恢复为1000万加仑。同时全面整理杂乱街管，统一口径，按照地形调整水压，西关繁华区的高层楼房总算通上自来水，消防水龙头更是水压十足，再也不惧大火延烧。
整顿水厂只是第一步。增埗水厂与西关水塔选址不佳，地势太低，供水出不了西关，而广州城区已拓展到东山，于是，市政府火速拍板兴建增埗新厂。
增埗旧厂使用增埗河水，沿河设有3个大型蓄水池，但滤水效率不足，无法充分发挥蓄水池的潜力。市政府斥资30余万元，建设最新式的“急性滤水池”，有力激发3大蓄水池的供水潜力：“用白矾沉淀，能将水内之混浊完全消除，极浊之水亦能澄清。洗砂不用人工，全用气压与水力，数分钟即能洗净一池之砂。比较慢性砂滤洗池需用人工过百，费时数十日，有天渊之别。”
有了急性滤水池，新厂每日供水量达到1000万加仑。但要使供水范围超越西关，还得运用重力。当局选择广州制高点观音山象岗炮台，兴建观音山水塔，安装30英寸软钢大管，以6部高压离心力抽水机将水打上观音山，而后运用重力拓展市区供水网，市政府新建马路时同步铺设水管，向东铺到东市街，向南铺到八旗二马路，向北铺到大小北。“全市各地，均可到达。遇有火警，尤足显其作用。”
经过3年整建，增埗新旧两厂撑起了广州半个城区的供水重任。“新水厂所出清水，直达老城，旧水厂则出水直达西关。”但1930年代广州城向东扩展，迅速超过东山，城东新区地势高，观音山水塔无力兼顾。1928年，广州市公用局在城东小溪沙河坑筑闸蓄水，兴建东山水厂，每日滤水50万加仑，供应东山用水。只是沙河坑是山溪，河道窄促，“天雨时则污泥随流而下，水质异常混浊，天旱时水量间有不足之虞”。每逢盛夏暴雨，“山洪冲至，横决为灾。洪退之后，堤闸荡然，岸土崩落”。 东山水厂水色黄浊，引起用户不满，市政府斥资治理沙河坑，沿河开挖沉淀池、气化池与进水井，加强过滤，兼收疏洪蓄水之效，并将水厂堤岸改为石砌驳岸。整顿三载，水质达标，出水量增加到100万加仑（约4546立方米）。
东山水厂与增埗新水厂都是节约经费的典范。东山水厂省掉最昂贵的发电设备，架设高压电线引用西堤发电厂电力，有效压低建设经费。增埗新厂利用旧厂蓄水池，集中经费购买抽水滤水机器、水塔与水管，只耗费毫银203万余元。与同时期的新建水厂相比，是非常节约的。1933年开始供水的南京首都水厂发行了300万建设公债，日供水量只有2420立方米。1931年建成的杭州清泰门自来水厂日供水量100万加仑，省掉全城接水管的昂贵经费，以水龙头公共售水站的方式克难经营，耗费仍高达136万余元。
然而，200多万的建设经费仍然超出广州市政府的财政能力。当局只好大幅调涨水价，撑起水厂建設。
广州的自来水费一向偏高。在收归官办之前，水表用户（镖户）每1000加仑要收9角。相比之下，上海闸北水电厂是5角3分，内地自来水公司是6角。在新水厂建设高峰的1929年11月，市政府大幅调高水价，镖户每1000加仑收费1元2角5仙，比上海高一倍。引发民怨后，勉强降为1元1角。1932年10月又涨回1元2角。
高昂的水价成功解决了财政难关，不但筹到推动水厂建设的经费，每月还能盈利10多万元。然而全国最高的自来水价造成公共卫生的隐忧。广州全年炎热，饮水不能省。再加上冬季干燥，井水干涸混浊，自来水已是百万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市政府别出心裁，于贫民聚居点设置33个公共水龙头，听任老百姓免费挑水。当时，全国各大城市的水龙头都是生财工具，大多外包给水贩挑水售卖，肥得流油。广州市政府少赚了一大笔钱，为贫苦大众开了条生路。
1935年，省城三座自来水厂供水能力充足。当时的供水量按照人均每日用水25加仑计算，珠江以北市区百万人口，每日的理想供水量是2500万加仑（约11.4万立方米），江北三厂已达到2100万加仑（约9.5万立方米），使广州稳健发展成百万人口大城。
广州市政府的下一步，是于河南（今海珠区）建立一个日供水量500万加仑的新水厂，使珠江以南的11.5万市民也能喝上自来水。1929年，市政府着手筹备，预计于珠江畔的白蚬壳岗或凤凰岗设厂，乌龙岗建水塔，运用潮汐导入珠江水。然而，水费已经涨到富户能忍受的边际值，无法再涨，市政府筹不出155万元预算。在抗战军兴之前，河南水厂迟迟未能动工，留下广州自来水网的最后一个缺口。
回顾广州自来水系统的建设，最难得的是水质。广东气候炎热，水质保洁不易，老百姓最忌讳喝生水，口渴宁可饮茶。据中山大学调查，广州城的劳工“恒有一日饮茶三次者”。1929年自来水公司收回公营后，公用局不惜成本，加装最新颖的自动氯气杀菌机，并积极清洗水塔滤池，严管水管品质。1930年，卫生局检验水质，发现自来水的细菌数量大降，达到不需煮沸即可直接饮用的最高标准，“比之外国食水，不相伯仲，虽冷饮亦属无妨”。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