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和刘鑫的事情开始刷屏的时候，我正在火车上。读了几篇义愤填膺的爆款文，当时心里就有几分狐疑。这些文章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并不推敲事实和追寻真相，而是直接诉诸情感，死抓人心的柔软之处。无论是标题还是行文，都把话说绝，把判断推向极致。这样的文章非常“新媒体”，但那种迫不及待收割流量的心思，同样也昭然若揭。
　　果不其然，江歌案在朋友圈里形成了飓风效应，你无法不看，也无法不想，甚至，还不得不写。当退隐江湖多时的徐达内，用札记的口吻开始讨论刘鑫的时候，编辑就追着问我，你对此怎么看？
　　写评论的人最大的难处，就是无论遇上多么要命的事，都必须小心克制个人的情绪，努力从事实出发，以经验、常识和逻辑去得出某种结论。江歌案的事实清楚了吗？似乎并没有。刘鑫在江歌被害事件中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也没有明确的说法。媒体对此事的报道，把焦点对准了江母欲见刘鑫而不得这个枝节，从而导致了普遍的情绪紊乱和意见失焦。杀害江歌的凶手如果也能刷朋友圈，真不知道他会是个怎样的心情。
　　我对流淌在世间的朴素正义感从来深怀敬意，同时，又习惯性地保持警惕。人们获知事实的途径有限，但情感被唤起的方式却有无数可能。有时，一个有意无意的传言，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就能把很多人的是非感汇聚成磅礴的洪流。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句老话在社交时代有着别样的含义。
　　我也认为刘鑫是有过错的。但我也设想过，如果我站在刘鑫的立场上，在那个生死逼仄的瞬间，我会有勇气打开那扇门吗？真没有把握。人在极端时刻所做的选择，有时并非完全出自理性。如果你来不及思考，如果你被恐惧所压倒，你也可能成为你自己鄙视的那个人。当然，最值得追究的，还是刘鑫及其父母在事后的表现。他们面对江母的悲伤与追问，选择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角色，这是很难被原谅的。但在我们的生活里，这算得上大奸大恶吗？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刘鑫说，江歌下葬的时候，她就在一街之外，在警察的陪同下、并且不被允许靠近现场。如果这是真的，也说得上有几分可怜。
　　在这个案子中，刘鑫既是受益者，但更是受害者。江歌用生命替她挡住了屠刀，但她也失去了很多。她所感受到的恐惧和惶然，恐怕只有用同理心和同情心才能忖度。刘鑫是那种人人得欲诛之的歹毒之辈吗？我看不出来。她只是一个泯然众生的普通人，像你我一样有着懦弱与计较、自私与彷徨。我们和她最大的区别，只是在于我们没有落到她的极端境遇里。我们可能会表现得好一点，但也许我们也高估了自己的勇气与情操。
　　人们以一种朴素的正义感去谴责刘鑫，这说不上是什么暴力。人们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有益于社会的道德建构。但是，在特殊的语境下，在对流量有着特殊偏好的传播环境下，正义感又是一种很容易被利用的东西。如果没有坚硬的事实作为支撑，如果没有负责任的机构去挖掘真相，正义感有可能沦为少数人吸引眼球的工具。你捶胸顿足的时候，你想过你的情感和情怀是被消费了吗？
　　唐朝有个诗人叫刘叉，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他不是什么朝堂之上的正人君子，但他写过一首正气凛然、立意奇警的诗。“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小时候读到这首诗，似乎能听到自己内心磨刀的聲音，但其实并不明白，这个“万古刀”究竟指的是什么。现在想来，那应该就是千古不灭、薪火相传的人间正义。磨刀所为何事？当然是要砍削不平之处。但这个“不平处”，其实也藏着很深的奥义啊。
　　在江歌刘鑫事件的舆论场上，我隐约也能听到磨刀的声音，但这声音并非都是来自“万古刀”。有人高喊“我要杀了她”，也有人说，就是要让刘鑫找不到工作、失去做人的乐趣、甚至活不下去。以过度的语言暴力，去碾压乃至戕害并非大奸大恶之人，在我看来并不是正义的做派，顶多算是正义的表演。如果是因为受了蛊惑或一时激愤，而产生这样的念头，还只能算是糊涂。但如果是故意挑拨人心而从中获利，那才真是其心可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