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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北大中文系一直是诗人窝。在这里，诗人不是一个一个出现，而是一伙一伙涌现的。三十多年来，这个诗歌的链条从没断过。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臧棣和我合编过一本《北大诗选》，收1977级到1996级北大出身的诗人78家，其中中文系出身的诗人51家，是当然的主力。其后十多年，这一诗人队伍又有可观的壮大。这些诗人有的本科毕业后即离开母校，有的硕士、博士一直念到学位的尽头，更有少数幸运儿至今仍在中文系或在北大其他院系任教。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在中文系求学的经历都是其生命中的一个华彩乐章，同时也是其或平淡或传奇人生一个不平凡的开篇。对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说，种子就是在这个阶段埋下的，精神的成长也由此开始。如果说收获的季节美不胜收，那它的开篇也风光无限。当我打开记忆的仓库，也意味着回到一个不朽传奇的开篇，重临上世纪80年代风云际会的现场。
1977年、1978年两届同学多以小说名世，陈建功、刘震云、黄蓓佳、张曼菱等各领一时风骚。写诗的当然也有，1978级熊光炯就是名声赫赫的诗人。但是说到中文系诗歌传统的源头，却还要归于1979级的骆一禾。熊光炯的诗歌写作基本上还在当时的主流范围之内，也没有对中文系后来的诗人产生影响，可以说并不在中文系的诗歌传统之内。骆一禾则是这个传统当之无愧的确立者。事实上，他也是新时期整个北大诗歌传统的确立者。不仅中文系后来的诗人都受益于他，中文系以外，海子、西川的写作在一个时期内也都受益于他。骆一禾所确立的这个传统对于当代诗歌的独特性，在于它把深厚的人文精神和诗艺上的锐意革新结合在一起，从而把“新”和“旧”统一为一种独立的诗歌精神。某种程度上，中国当代诗歌一直都受困于“新”和“旧”、“破”和“立”的对立。骆一禾第一个勘破了这种“新”、“旧”的二分法。他认真研究了从“朦胧诗”到上世纪80年代初当代诗歌发展的情况，既对它业已取得的成就拥有充分认识，同时也看到它的种种局限，由此跳出圈外，为当代诗歌发展绘制了一幅与80年代先锋诗歌主流大异其趣的蓝图。骆一禾是新的，同时也是旧的。80年代的先锋诗歌主流大都是以“破”为手段，从反崇高、反文化一直到反诗歌，这是一种基于减法的写作策略，也是从现代主义诗人到后现代主义诗人都熟悉的、愈趋愈新的套路。骆一禾则立意要为诗歌做加法。事实上，骆一禾是以文明为背景来考虑其诗歌事业的。骆一禾心目中的大诗是要为华夏文明的新生提供一个价值的基础和一种以行动为旨归的诗歌精神。这样的文学抱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自鲁迅以来还没有第二人。中文系后来的诗人虽然未必都认可骆一禾的这一诗歌抱负，但无疑都从中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激情、责任和雄心，从而使他们在考虑自己的诗歌事业时有一个深厚的基础和基本的高度——它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这些诗人的写作中绵绵不绝、传承有序的人文关怀。
我和骆一禾只见过两次，都是在海子自杀以后。第一次是在蔡恒平的研究生宿舍。骆一禾来北大商量为海子举办纪念朗诵会的事。其时他刚刚从山海关处理完海子的后事归来。坐在面前的是一个瘦削而清朗的书生。看得出他神情疲惫，内心承受着巨大的悲伤。说话时却一例沉静安详，话语从他的唇间如滚珠溅玉一般流淌出来。一屋子的人都静静地听他说话。第二次即是在海子朗诵会上。朗诵会于4月7日举行，地址在北大28楼和31楼之间的空地，紧邻民主科学纪念碑。朗诵会开始前，骆一禾讲了话。还是那个沉静如溪水的声音，用了一种柔和的、低语似的调子，却直抵听众的心灵。那次骆一禾给臧棣留下的印象是“天才的演说家”。甫隔一月，我就在三角地看到作家班同学贴出的告示，说中文系毕业的某知名诗人当天（5月14日）凌晨在广场突发脑溢血，被送往天坛医院抢救。根据告示提供的信息，大家便猜是骆一禾。当天下午我在广场碰到西川，告诉了他这个坏消息。西川很着急，嘱我回校赶紧问清情况。他说：“再承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了。”
骆一禾的突然发病很大程度上和海子之死有关。从海子逝世到他发病正好四十九天。在這四十多天时间里，骆一禾不仅和海子家人一起赴山海关处理了海子的后事，之后又作为海子的遗嘱执行人，争分夺秒地整理出海子的长诗《土地》交春风文艺出版社，并写了长序，另外还为海子的诗写了两篇高质量的批评文章，并多次到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发表关于海子的演讲。而这些工作都是在极度的悲痛中进行的。诗人邹静之记述了海子死后，骆一禾有一次参加诗人聚会的情形：“他不断地喝酒，几乎不吃饭菜，怕他醉时，已经劝不住了，夜里送他回甘家口的新家时，他说：‘我要这样，海子死后我太沉重了，我要把这些吐出去。’”他那篇后来广为传诵的《海子生涯》完成于5月13日，隔天他就倒下了。体现在这些事实里的伟大情谊使我相信，杰出的诗歌只能酝酿于伟大的人格。骆一禾是杰出的诗人，更是至情的朋友。有这样的朋友，海子是幸运的。
我刚进北大不久，就在学三食堂门前买到一套影响我很长时间的《新诗潮诗集》，包括诗选上、下册和诗论一册。这套书的编者是中文系1980级的诗人老木，本名刘卫国。我个人认为，这套书迄今仍然是“朦胧诗”的历史成绩最好的检阅和总结。在我们这个一向忽视历史资料积累的国家，这套完全由学生编选（老木其时刚从北大毕业），并由学生社团主持出版的（该书为北大五四文学社“未名湖丛书”的一种，但未见这套丛书有其他图书出版）、总篇幅达1000页的诗集就显得特别可贵。可以说，北大1985年以后的文学氛围是和这套书有密切关系的。同时，它也影响到那个时期全国范围的大学校园诗歌。这套书我买过不下五套，多是为其他大学的同学代购。这套书不仅显示了编者成熟、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尤其凸显出一种前瞻的眼光。诗选上集自多多以下方含、严力、林莽、晓青、肖池等都是当时被忽略的诗人，尤其是以大篇幅选录多多的作品，第一次把这位“朦胧诗”中技艺最出色的诗人推到了前台。下集突出展示的梁小斌、王小妮、李钢、韩东、吕德安、王家新、骆一禾、翟永明、柏桦、王寅、张枣等，在以后的日子里都证明了自己出众的才华。这就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所做的工作，这一工作被证明为比许多资深学者做得更出色。老木是江西人，出身农家。我在北大举行的诗歌朗诵会上见过几次，衣着朴素，留胡子，和他的名字一样显得老成持重。 1980级还有一位诗人沈群。他为女友写的《船》长期是未名湖诗歌朗诵会的保留节目，每次朗诵都赢得如雷掌声。我曾在校长办公楼听他朗诵过一回，至今还记得他在掌声中一步跳下台来的样子。据西川回忆，海子最早把诗送到《启明星》编辑部，接待他的就是沈群。沈群对海子的诗赞不绝口，并把海子引荐给了骆一禾和西川。
1981级写诗的同学似乎不多，在《北大诗选》中留下作品的只有史声，本名王建军。1982级文学专业人才济济，拥有很多校园名人，写诗的不少，缪哲、邹玉鉴、张旭东、张华峰为其中翘楚。张华峰时任“五四文学社”社长，邹玉鉴任诗歌组组长，缪哲则是诗歌组的副组长。张旭东、张华峰后来各以学问和小说立身，他们的行状当有更合适的人来为他们记述。作为诗人，邹玉鉴当时在校园里名气最大，但真正具有成熟风格的诗人是缪哲。
缪哲有两个外号，一曰“大队长”，另一曰“恶和尚”。“大队长”外号的来历不明，“恶和尚”的来源大约是因为他个子高，面黑发希，其声若钟。缪哲惜语如金，每开口，便觉一室之内嗡嗡有声。缪哲的传奇之一是不讲卫生，据说他的被子大学四年从未洗过，而且绝少洗脚，只有在他的下铺魏同学提出抗议时，才偶尔一洗。传奇之二便是“恶和尚”的“恶”了。同室张旭东吃饭喜欢把好吃的留到最后吃，美其名曰“最后总有一口香”，但他的这一口香却常常被缪哲一勺捞进自己的嘴里。他又常把下铺魏同学的夜宵吃掉，而且不管魏同学藏得多么严实，总能被他找到。魏同学找他理论：“你这人真是太不地道了！”缪哲自有话回他：“唉，我都承认了你还说我？你说我要是不告诉你呢？”如此夺人口中食，果然恶之甚矣。关于缪哲吃饭，还有一则故事。他和同屋另一位传奇主角王川去燕春园吃饭，见同桌几个不相识者剩包子若干，指与王川说：“一起吃吧。”见王川犹豫，接着说：“这有什么？要是刚才和我们认识，一起吃，不就这样吗？”缪哲的传奇之三是背《诗经》。据说，缪兄有两个月足不出户，静静地躺在他的脏被子里用功，竟把“诗三百”一篇不漏背完了。
缪哲写诗全出于不经意。他一次也没有参加诗人趋之若鹜的未名湖诗歌朗诵会。其实他在当时已经是独具一格的诗人。他的诗诙谐、睿智而富禅味。语言结合了文言的简练和口语的活泼利落，找截干净，绝无冗词赘语。这样的诗在新时期中文系诗人中是孤例，在新诗史上似乎也难找到对应的例子。只有老北大出身的卞之琳庶几近之。但是卞之琳的智慧诗做得吃力，缪哲的禅意却是其性情的自然流露。可惜缪哲的精力后来用到别处，中断了他的诗歌生涯，致使中文系历史上少了一位可能的大诗人。
我跟缪哲曾有一定交往，对他的为人和学识深感钦佩。我有老乡在学生会做事，打算出一本刊物《北大人》，请了当时念国际文化双学士的彭天波做编辑部主任，我算是彭手下的编辑。彭也是一位诗人，跟缪哲相熟，邀他去帮忙，因此得以认识缪哲。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彭天波每次写了诗都要请缪哲修改，甚至彭参加未名湖诗歌朗诵会的诗也是经缪哲改定的。缪哲对我很关心，学生会发电影票什么的，总忘不了给我送来几张。因此，他在我的印象中和“恶和尚”什么绝挂不上钩，完全是一个宅心仁厚的学长。缪哲毕业后分配到河北电视台工作，后来调入河北社科院。1987年他回北大看臧棣，给我留话让我去臧棣宿舍找他。我去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和臧棣接触。缪哲毕业后的行迹似乎延续了他在北大的传奇生涯。中间他用朴拙、雅洁的文字翻译了两种十七世纪的英国散文，艾萨克·沃尔顿的《钓客清话》和T.布朗的《瓮葬》，这两位都是具有独特风味的散文作家。这种选择也正符合缪哲的个性和趣味。后来又闻他得了美术史的博士学位，现在似乎是以美术评论为业了。像缪哲这等才思博雅的人，自不是专业、势利所笼得住者。正如他的室友王川所说，写诗、翻译、美术评论这些有迹可循的东西，常人谓之事业，在缪哲这等人杰不过是生活的余事，而其生命的精华乃在能时时处处将枯燥的生活变得有趣。这样想来，缪哲之不写诗也不必深憾，因为他的生命本身便是一首趣味横生的诗。
中文系的诗歌创作在1983级达到极盛，这一级的诗人也是后来一直堅持写作、留下硕果最多的。这一届文学班涌现了臧棣、麦芒、清平、徐永、恒平等优秀诗人（恒平因病休学一年，转入1984级），而且出了绿影、娜日斯两位女诗人（不知何故，中文系女生很少写诗，北大最好的女诗人陶宁是英语系的）。麦芒曾非常准确而又富有感情地把自己在北大的写作经历称为“在群星璀璨的光芒下写作”。臧棣、麦芒、清平至今写作不辍，是90年代以来公认的重要诗人。徐永、恒平也各有其光华四射的时期。
臧棣本名臧力，当时用笔名海翁。海子对这笔名颇有意见。也难怪，从字面看，海翁岂不成了海子长辈？臧力听了海子的抱怨，将笔名改回本名，臧棣这个笔名则是他硕士毕业后才起用的。臧棣在张华峰之后接任“五四文学社”社长。他长得高高大大，处处高人一头，生就一副开宗立派的气象。他写于1984年的《房屋与梅树》当时已是众口传诵的名篇。90年代初，我对朋友介绍他时总是说：“大诗人。”如果说那时候还有人觉得我的话夸张，那么现在他在当代诗坛的大诗人地位早已确立无疑。当然，当时北大诗人中对他的诗也有争议，一些人以为过于晦涩，书卷气重。贺照田曾说臧棣的诗以后将为无数学者提供饭碗。我自己从入校起就一直是他死心塌地的崇拜者。
臧棣也是1983级诗歌活动的组织者和当然的中心人物。中文系83级成立“江烽诗社”主要得力于臧棣的努力。他对于新诗的执着和远见卓识显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诗友们。麦芒回忆说：“他当时的诗对于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因而我所感受到的冲击力也最大。”1986年上半年臧棣（海翁）编选的《未名湖诗选集》面世。对北大诗歌来说，这是与《新诗潮诗集》的出版具有同等意义的一件大事。卷首有臧棣撰写的《未名湖诗歌面面观》一文。这篇文章为北大诗歌总结出了一条可信的发展脉胳。在这本选集中，海子、骆一禾、西川、清平、陶宁、海翁、缪哲等主要诗人的诗占有醒目的位置。
臧棣本科毕业后，在北大又上了三年硕士，1990年硕士毕业分到中国新闻社工作，离我和戈麦的单位都很近。他和戈麦拟议创办一个同人刊物，以为北大出身的诗人提供发表的阵地和交流的窗口。这就是1990年12月创刊的《发现》。创刊号的作者包括西川、清平、麦芒、臧棣、恒平、戈麦和我，但刊物能够及时出版全赖臧棣和戈麦之力，校对等具体事务也都落在两位头上——臧棣在《戈麦》一诗中曾经写到二人在戈麦上班的外文局大楼“通宵校对我们的发现”的细节。创刊号的印刷由臧棣找中新社印刷厂完成。发刊词也出自臧棣的手笔。转年，臧棣被中新社派驻福州一年，第二期刊物由我和戈麦负责。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印刷厂，第二期成了手工作品，打印后再复印，然后手工装订成册，所以这期刊物的印数最少。 我在校期间虽经缪哲引荐拜见过臧棣，但是直到他从福州回来，和他仍相当生疏。他回来不久，我们在一个聚会上碰到，他跟我打招呼，我一时竟想不起是谁。可见我熟悉的只是他的诗，人则在长时间内都相当陌生。我和他有更多接触是在戈麦去世以后。那时为了筹办第三期《发现》（也是戈麦的纪念专号），我们开始有比较多的交往。他在短时间内便完成了全面评论戈麦的长文《犀利的汉语之光——论戈麦及其诗歌精神》，此文至今仍是戈麦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章。由此文也能看出友情在他心中的分量。
臧棣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一个做事认真而守信的人，看重集体的诗歌事业甚于个人功利。1991年1月北大地理系毕业的阿吾创办同人诗报《尺度》，创刊号头条是臧棣的一个大型组诗。诗报还刊载了阿吾写的《京居九诗人图》，写臧棣是“讲信用、守时间、能宽容的绅士”，每次聚会总是提前五分钟骑车到达。但是后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评点书评作者，却把臧棣列为信誉最差的作者。臧棣这赖稿拖沓的名声，其后越发变本加厉。从一个最守时的绅士到信誉最差作者，我想在这一过程中一定包含了许多公开和隐蔽的错误。尽管如此，这些错误只被严格限制于生活的领域，而在诗歌领域中，这个高大的诗人从来不犯错误。他对于诗歌的投入，在当代诗人中罕有其匹。90年代初，他就开始不断说忙。那时候，还没有后来的快递公司，彼此要交换点东西都靠自己跑腿。为了省时，也为了省钱，他和我经常约在地铁口见面，他不出站，我也不进站，就站在站台台阶上说话。有一次也是这样见面时，我问他：“你总说忙，到底忙什么呢？”他的回答令我惊异而感动：“写诗啊！”他的创作数量惊人，胡续冬曾因之戏称他为“新诗的陆游”。我想他也许不是“新诗的陆游”，而是“新诗的杜甫”——在我看来，他必定要成为新诗的一代宗师。
清平是32楼的另一位传奇人物。因在中文系83级岁数最大，人称老王。据说老王在三角地为人指路，让人家出了南门往北走。又说他借上铺孔庆东的车去王府井，回来不敢骑，把车存王府井，害得车主孔庆东还得坐车去王府井把车骑回来。据孔庆东日记载，清平的衣服带褶，凉席可当十七弦琴，袜子是两双合并的，一次失火又把蚊帐烧得只剩半顶（那自然要怪他是烟鬼）。清平还有一个玩物丧志的毛病，每有所好，必倾全心、尽全力。清平是资深的武侠迷，金庸、古龙、梁羽生无所不读，而最爱古龙。又有写武侠的雄心，不知做了多少精彩的开篇，害得很多朋友心痒难熬地等着，然后总是没有下文。上班后有一阵迷恋网游，竟把办公室当成了网吧。据说他最近又爱上了车，照他以前玩物丧志的榜样，也许中国又要多一狂热车迷。
清平上班后活脱脱把北大宿舍搬到了单位（此为与我同班的散文家杜丽的说法，后来她和清平同事，长期住斜对门），昼夜不闭户。凡有人至人民文学出版社访友不遇，都在清平的宿舍歇脚。宿舍中的家具除一张床上有一圈人形落灰较少外，余皆积灰数寸。又有种种别处绝难见到的古怪物什，如存放数年、坚若铁石的馒头花卷，乌黑的枕头，数百双经年不洗的袜子。床头又有一幅醉书：“倾杯对箫鼓，拔剑无生死。少年愁梦里，红袖不解诗。”诗是清平自作，书是清平自书。多少人欲讨此墨宝不得，估计将来大可以上得嘉德拍卖会——如今房价蒸蒸日上，驷马难追，我才后悔当初清平不闭户时没有下手窃此一幅。这样的一个清平，结婚后成了举世无双的模范丈夫和模范父亲。不仅为太太写诗无数，又写歌巨量。某日值友人婚礼，清平清唱数阕，倾倒一片，把请来的专业歌手也听傻了。这是做丈夫的模范。麦芒前几年从美国学成归来，在中文系举办讲座一场，并约老友相聚。大家都欣然赴会，末了只有清平一个人爽约，问他原因，道：“女儿明日要考试。”听这话，人都要以为他的宝贝千金不是中考就是高考。实际上那时他女儿不过小学二三年级，所谓考试也不过平时测验而已。据说，每每女儿考试，清平便紧张失眠。其为女儿上心如此。这是做父亲的模范。但我劝天下男子切勿让你的女友太太结识清平，否则清平这名字就会成为你一辈子的紧箍咒。这可是我付出惨痛代价换来的教训。
在我眼中，清平是一个真正的道德君子。他带女儿去乡下，女儿掰了老乡两个玉米，他一定要在玉米秆上绑上钱，还要留书致歉。有一年我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找他，在楼下三联书店买了一套《爱伦·坡集》。此书上、下两卷各定价37元，店员结账时却当两册合计37元。我占了便宜，兴冲冲去找清平，并告他如此如此。清平听后半晌不语，完了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换作我，一定把钱补给人家。”我被兜头浇了一盆凉水，但仍拒绝改正错误。我和清平的道德差距由此可见一斑。但我后来终于在清平的感召下，改掉了在北大养成的窃书恶习。可见榜样的力量还是无穷的。
清平写诗也如缪哲，全无半点利害考虑。清平的诗在本科期间即自成一格，后来更广获好评，他自己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诗歌编辑。只要稍微动点心思，在发表和出书方面，他应该有比别人更多的机会。但恰是他，直到四十五岁才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在这方面，他和绝大多数诗人相反，不是想方设法寻找机会，而是想方设法逃避机会。事实上，朋友们每有出诗集的机会找他，他不是说数量不够多，就是说质量不够好，或者说时间太紧，总之是再三再四地推辞。三年前的那本诗集也是在臧棣再三催迫下才交出版的。正是这种毫无功利的态度保证了他的诗歌质量。这样的诗人才是最可信的。
麦芒，本名黄亦兵，入學时16岁，在1983级诗人中最小。他比我高两届，却比我还小俩月。可见其人智力超群。据说麦芒平时读书不用功，而能每考必捷；象棋、扑克无所不精，扑克曾与同班孔氏庆东联手，打遍北大无对手。如果说清平是1983级诗人中的道德君子，麦芒则属于1983级诗人中的浪子。从本科起，麦芒就留了一头秀丽乌黑、令女生嫉妒的长发。他那一甩头的潇洒，不知倾倒了多少情窦初开或已开、北大或非北大的女生。他是北大校园里最无情的少女杀手。古龙有书曰“多情剑客无情剑”，他就是那“无情剑”。他杀人于无形的秘诀就在“无情”二字。多少青春少女、文学女青年想在他这里攻城略地，他按兵不动，一例杀之以无情。麦芒本科时有言，本科生最聪明，博士生最愚蠢。他自己却一路硕士、博士地念下去，终于把本科生的聪明，换成了博士生的愚蠢。然后，长发一甩，携着已经成为他妻子的外籍女教师漂洋过海了。 据麦芒自己交代，他起初迷恋旧诗，也写旧诗，后来受臧棣感染，才把精力转入新诗。但是至迟到我入学，他的新诗已经看不出任何旧诗的影响而独具风格了。他自创了一个诗体，以首行的部分为题，而在正文中将取作标题的部分以省略号代替，别有情致。这一诗体现已传出北大，为不少诗人所用。麦芒的诗自有一种浪子的风华和潇洒，但在骨子里的是一种无言的深情。他也是一个对诗体有深入研究和考虑的专家。遗憾的是，由于他长期居留国外，他的诗在国内发表不多，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我自己对他的诗也有待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我希望自己不久后可以有时间来进行这个工作。
徐永是四川省高考状元。他是当时校园里最为活跃的诗人，也是首先吸引了我注意力的北大诗人。在一个时期内，我曾经着意对他的诗歌进行研究。徐永的朗诵很出色，他的《火烧云城寨》也是未名湖诗会的名作。他在诗中反复写到故乡四川，我也通过他的诗熟悉了那些四川的地名，并培养起我对四川的向往。作为诗人，徐永身上最突出的是一种近乎神秘的能力——一种统一世界的能力。在徐永和世界之间不存在距离，他和世界彼此嵌入而融合无间。这种统一感，对许多诗人来说是要费尽巨大努力才能达到的境界，对徐永却似乎是天然的。在徐永的诗里，心灵与世界的统一，语言与经验的一致，气韵的相宜，形成一种亲切、浑朴的风格，而又洋溢着晶莹饱满的感性。徐永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写作渐少，现在主编着系列教育杂志，责任重大，自然更难得分心写诗了。
蔡恒平也是一个具有浪子气质的诗人，他开学不久即因病休学一年，使他得以避免和麦芒在浪子气质上互相争雄。1984年恒平复学，无可争议地成为1984级的浪子班头，在他的周围聚拢了程力（文献专业1984级）、洛兵（西语系俄语专业1984级）、王枫（文学专业1984级）等一批才俊，而开始其诗酒风流的生涯。这一生涯在其研究生阶段达到顶峰。蔡恒平读硕士期间的诗歌、小说在北大风靡一时，是当时北大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营造者，其影响一时之间大有盖过臧棣的势头。而其最精华而惊险的一笔是居然把谦谦君子吴晓东拖下水，成为其诗酒生涯的同谋。蔡（朋友对他都如此相称）这些人喝起酒来通宵达旦，啤酒不论瓶而论箱。我因为酒量有限，加之囊中羞涩，很少参与到他们狂放无羁的夜生活，故对他们的内部情况难知其详。好在这方面，蔡恒平本人的诗和小说中都有生动的记述，自不需要我的秃笔多费笔墨。蔡恒平1991年毕业后到福建电视台工作，1994年写了最后一首诗（据他自己说），而暂时中断了其诗人生涯。其后以王怜花的笔名撰《古今兵器谱》，威震江湖。蔡恒平的诗和小说都是献给友谊、爱情和北大的。其生产的激情和消费的需求都来自校园。这恐怕是他离开北大后，写作减少的一个原因。
程力是1984级另一个极富才华的诗人，与恒平相得。长得清瘦简练，个子高却给人身轻如燕的感觉——我有时把他想象成一个捷足的阿基琉斯，像隨时要绝尘而去。程力斜眼看人时，又有一股北大学生少有的狠劲儿——他的才华和精力都写在脸上。他的《从沙到沙》（组诗）、《倾巢》、《鲜花与果实之歌》（组诗）真是惊艳。诗中充满奇异的意象组合，拥有奔马的速度和力量，其背后支撑的则是狂野的想象力。其《节日之歌》只四句：“三个节日的名字是三株槐/三棵树的性别都是浓烈的酒/少年的手指背向阳光/猎人的枪口背向村庄。”过目难忘。他的诗大概从纪德和佩斯化出，而对汉语节奏有独特的把握，在北大诗人中独标一格。程力毕业后到《安徽日报》工作，与朋友联系渐少。这些都是他本科期间的作品。就本科阶段取得的成绩而言，程力在北大的敌手也应该不太多。他是文献专业的。那种诗酒放诞的性格在严肃有余的文献专业，与同学关系自然难得融洽。有一次朗诵会后，我和一群人一起去程力的宿舍玩牌，同屋的人有意见，竟至拔剑。我一直敬慕程力的才华，二十年来时时想念。不知程力兄尚安于江湖否？
戈麦、郁文、紫地、西塞和我于1985年秋天入学，住进32楼。从此到1986年夏，32楼达到了它80年代人物鼎盛的巅峰状态。这一年，从1982级到1985级的才俊们齐集32楼三、四层，出出入入都是才华横溢的身影。那时传说在北大随便扔个馒头就能砸死一个诗人，形容这时32楼的情形，倒也恰如其分。
经过一个学期的熟悉，到1986年初，1985级几个写诗的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郁文、紫地、西塞和我四个到校南门边儿上的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算是成立了“蓝社”。蓝社的组织核心是郁文，彼此之间的联系都由郁文完成。这里有一个原因，我们这届几个写诗的同学，一开始分属四个班，而不像其他年级的诗人大都集中在文学班。郁文在文学专业，戈麦、西塞、杨光、姜蓓在古典文献专业，紫地、白鸟在汉语专业，我则在编辑专业。一年后，西塞和紫地转到文学专业，白鸟则由汉语专业转到编辑专业，又一年，我和戈麦才转入文学专业。清平的文章《乱谭——为文85诗友助兴》也以为我们同在一班。这是第一篇批评蓝社的文章，而且出自北大主要诗人之一的清平之手，对蓝社成员的写作热情是一个鼓舞。清平写这篇文章，大概源于郁文的游说。那时郁文和清平已经很熟。我和清平相熟则还在大学毕业以后。郁文有很强的交际能力和组织能力，进校不久，他就和一批高年级的学长混成了哥们儿。也正是由于郁文的努力，中文系的系刊《启明星》直接由1983级传到了1985级手中，郁文担任主编。《启明星》在郁文手上有了几个重要变化。一是扩大了篇幅，由原来的每期100页扩充到200页左右，使之能容纳更多的作品；第二是使之成为纯粹发表北大学生创作和批评的园地，对外系学生同样公开，但不再发表北大以外的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使北大特色体现得更加鲜明；第三，推出了一批重要诗人的专辑和诗论专辑。徐永、清平、麦芒、恒平、西川、海子等专辑的推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臧棣在《未名湖诗选集》中确立的北大诗歌传统得以进一步澄清并壮大。一大批诗人通过《启明星》走上写作之路，除了1985级这几个之外，1986级的雷格、蒙夫、橡子也在这一届编委手上开始发表作品并为人所注意。出版的频度也有所增加。从1986年秋到1988年春天，本届编委推出《启明星》五期，取得了在北大文坛的霸主地位，影响远远超出了《缪斯》等中文系以外的刊物。而在本届编委中，郁文一直起着核心作用。 郁文，本名姚献民，上海人。办事能力很强，但也因此显得略有城府，与一般同学的单纯两样。很多同学觉得他捉摸不定。我与他作为诗友交往多年，就某种程度而言，对他仍保持着最初的无知状态。同学中没有人知道他的确切年龄，因为他提供过好几个互不相同的年龄。临毕业时，他一再跟大家说要去英国留学，在大家的毕业纪念册上，留的却是日本的地址。如今他在一个机要地方办公，口风愈紧，更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什么了。在同学中他头一个结婚，头一个有孩子。他给孩子起名叫姚万枝，说是在母亲怀她期间，做父亲的抽了一万支香烟——如今的万枝姑娘已经长大成人，并游学加拿大，时光之无情与有情，得不让人敬畏欤？当时郁文的写诗热情之高无与伦比。他曾经一晚上在通宵教室写出一本诗集！此外，他也急公好义、重朋友情谊。有两件事，使我一直对他心存感念。我的笔名，有一半是他起的。当时他组《启明星》第13期的稿子，蓝社成员的作品第一次集体亮相。我当时用的名字是“陈渡”，他让我把姓改为“西”。他的理由是，北大以前有个诗人叫西川，地处北京西郊，因此大家都姓西吧（当时他已给李晓彤起名西塞）。我听了他的话。西渡这个名字我还是喜欢的。但是紫地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坚持用自己起的名字，而他本人最后也没有姓西，却姓了郁。第二件事，有一年我父亲路过北京来看我，在火车站和我错过，自己找進北大，遇到郁文。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父亲，在一家餐厅请我父亲吃饭，并竭力在我父亲面前夸奖我，听得我父亲高兴得不得了，多年后还跟我念叨。
1990年初，为了编辑《北大诗选》，我向郁文约稿，他给我回了一信。他首先不客气地批评了我编诗集的计划，他认为大家应该把精力放在写作上，少做这样的面子事情，并对诗集的出版前景表示悲观。他对我的眼光也持怀疑态度。他在信中对北大诗人作了一番品评。他认为北大诗歌以海子为源头；海子以后，西川最佳；西川以后，臧棣最佳；臧棣以后，郁文最佳；郁文以下，无足道者。他预言西川以后必享大名，程力将以小说名世，臧棣才华虽高，但书卷气太重，不能得大名。对1985级诸人的评价是：西塞有好诗而才情不足，白鸟才情有余而无好诗，紫地思锐而境小，西渡以清词自许而自误最深，戈麦则小荷才露，尚需藉以时日。信末，他以警诫的语气问道：兄等今欲选何许人也？他是怕我选诗失当而为北大诗歌罪人。他的一片好意，我是心领的。在编《北大诗选》时，我确严格以诗艺为准绳，决不敢有一毫徇私。
西塞是当时北京高校中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他的配乐诗朗诵《走西口》成为几届未名湖诗歌朗诵会的保留节目。他写诗很受徐永的影响。此外的来源可能是聂鲁达，他继承了后期聂鲁达明朗的抒情成分。他曾说徐永在诗中将情人、兄长、父亲的身份合为一体，他自己则努力在诗中扮演一个具有男性气概的情人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西塞其实是一个性格脆弱的人，不坚定、容易被环境左右。他的诗对在校大学生来说很亲切，很适合这一年龄段的青年人的感情需要。西塞喜欢采用民间素材（他有一组诗刊出时题为《在民间的天空下》），形成了一种富有民歌韵味的抒情风格。他对民歌风格的偏爱曾经感染了我，促使我阅读了大量青海花儿和陕北民歌。西塞写过不少好诗，《桌上的黄金花》获首届北京高校诗歌朗诵会一等奖。可惜一毕业，他就完全放弃了写作，很快在东北老家结婚生子。不久传来他离婚的消息。他后来去了广州发展，现在则是大大发达了——据说已经把公司开到全国——不知道他有时是否还会想起以前写诗的日子？
紫地的诗很像唐宋小令，含蓄、凝炼，滋味隽永。他的诗跟现代世界几乎没有关联，那种精微的感觉似乎要把我们带入一个虚幻的古典世界中去。他的诗曾令我非常着迷，手抄过他不少诗。我还写过一篇题为《迷人的礼物》的文章，对他的诗做过评论，刊于《启明星》第17期上。这也是我的第一篇诗歌批评文章。那时候，我决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的诗会越写越少，文章却越写越多，而且越写越长（也就越平庸）。由此而言，你就是那个你以为不是的人——也是由于这篇文章，紫地开始视我为知己。但我们的友谊后来却经历了不少曲折，原因却说来可笑，不过是对诗的看法产生了分歧。但在当时的我看来，这就足以使友谊难以维持。紫地却珍惜我们以往的友情，几次找我交流，我却愈觉得无可交流。最后一次紫地跑到我在三里河的宿舍——当时我已经从学校毕业，在一个出版社上班——两人就在宿舍楼下说话，最后紫地见我冥顽不化，甩下一句话：“那就等着比试将来的成绩好了。”后来他又给戈麦写信，把我托付给戈麦照顾。这个样子，不像朋友之间有意见，倒像是恋人闹分手了。我比紫地年长，但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却完全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世事难料，我和紫地如今都还健在，紫地托以照顾我的戈麦却差不多在二十年前就撒手尘寰了。可见当时我们无论对自己还是对朋友的了解都还是那么少。这些也都在我们的心中埋下了隐痛。
紫地一直在北大念到博士，现在是汉语中心的教师。但他后来也写得少了。90年代初，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文学新星丛书》，紫地的诗在其中竟以一位“小女诗人”的名字刊出。我那篇文章也经改头换面来称誉这位年方二十的“女诗人”，而且编造了“我”如何在北戴河夏令营结识这位名叫“刘一迎”的女诗人的故事”（当然，“我”的名字，不是西渡而是“斯人”了）。其余几乎是我那篇文章一字不易的照抄（当然所有的“他”字都被小心翼翼地换成了“她”）。戏法变到这种程度，也足称叹了。
戈麦始终不是蓝社的成员，而且和我一样，也始终不是“五四文学社”的成员。本名褚福军，来自黑龙江边境的一个农场（萝北县宝泉岭农场）。他开始在古典文献专业，主要兴趣却在经济学。但我当时并不认识他，我跟他熟悉起来是在1987年秋我们一起转到文学专业以后。据他的长兄褚福运先生后来向我介绍，戈麦上中学时文理俱佳，高二分科时，受这位爱好文学的兄长的影响选择了文科。但在高考前夕忽生懊悔，并欲降级改学理工，以为发明创造有利于社会。在这“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下，戈麦当时报的专业是经济，结果被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录取。因对古典文献专业的兴趣比较淡薄，后悔未上辽宁财经学院，甚至想弃学再考，在长兄的劝说下始到北大报到。在北大，他同时上中文系和经济系的课程，并欲转经济系未果，因此很沮丧了一阵子。但他对文字发生兴趣却是很早的事。他四岁时即在长兄指导下开始认字，五岁时学二胡和绘画，八岁即与二姐、三姐一起登台演奏小提琴，在当地颇获称誉。上初中时已写过一些小诗。课余喜欢武侠、侦探小说，曾习武术、拳击。对体育的爱好一直保持到大学和工作之后。他也能下棋，象棋、围棋都是系里的强手，因此得到一个“褚八段”的外号，后来大家干脆叫他“八段”。（当时中文系来自东北的男生有八个，他排行第六，又常被叫作“老六”。因在同学中显得老成持重，还常可听到叫他“老褚”，事实上就年龄而言，他在同学中是真正的“小褚”。）他看人眼光最准，有人因此说他“眼最毒”。毕业之际他对同学所作的预言大都为后来的事实所应验。有同学甚至说不敢看他的眼睛，因为与他两目相对，自己的庸俗便暴露无遗。 戈麦也是通过《新诗潮诗集》接触到“朦胧诗”的。他在自编诗集《核心》（1989）的序中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诗应当和我发生联系……即使在1985年的秋天，当我第一次接触到《新诗潮》上与过去的文学传统不同的泛现代主义篇章的时候，当我一遍遍地向一些年纪同样不大的朋友解释其中的词句的时候，这种强烈的理解力仍然没有令我全面兴奋地走向它。”当时他还沉浸在他的“经济救国”情结中。但正如臧棣所说“天赋之债”是最难理喻的，这种“强烈的理解力”迟早会使他成为一个诗人。“终于生活自身的水强大地把我推向创作，当我已经具备权衡一些彼此并列的道路的能力的时候，我认识到：不去写作可能是一种损失。”1987年秋天，戈麦、杨光和我三个一起转到文学专业，这也是他开始走向创作的时期。他最早的作品大概是西塞先看到的，觉得不错，推荐给了《启明星》。他最初用的名字是“白宫”。后来改用“松夏”作笔名，用这个名字发表的作品有《冬天的对话》、《二月》、《结论》、《瞬间》、《太阳雨》、《克莱的叙述》等。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诗是《冬天的对话》：“想起冬末/在故乡的酒店中/躲避风寒”，寥寥数语就把我们带进北方冬天的特殊氛围中。“戈麦”被用作他的笔名在大学毕业之后。我觉得戈麦每换一次笔名，诗艺上都上了一个台阶，而终于在“戈麦”这个笔名中找到了自己——某种坚实、严峻的东西。1988年春天，戈麦撰成长篇论文《异端的火焰——北岛研究》，系统评价了北岛的创作和心理历程，获本年度北京大学“五四科学奖”本科生唯一的二等奖（一等奖空缺）。《戈麦诗集》日译者、日本汉学家是永骏先生读了该文后说“分析透了北岛的诗语言”。这篇论文崭露了戈麦的批评才能。批评对他来说完全是无师自通的，而且一开始就显示了成熟的丰采。
1988年夏天，文学班毕业实习，任务是为北京市文化局作民间曲艺调查，本来安排我和另一位同学去平谷，我向系里提出和戈麦一组，同意了，被安排去房山。事实上，我是被戈麦身上某种东西吸引了。我很想对他有更深的了解。在房山，我们住在当地的一家电影院里，白天骑车到乡里采访，晚上回来正赶上电影院放电影。我从小就是电影迷，再坏的电影，只要在电影院里坐下来，就一定看到终场。戈麦却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无益的事情上。出于客气，戈麦开始陪我看了几次电影，后来却不肯了。大学毕业后，一次他到我三里河的宿舍找我，我正巧要去看电影，邀他一起去，他婉拒了。一次与人谈到电影的话题，我检讨自己是个不可救药的电影迷，戈麦在旁笑着说：“他竟想拉我一起去！”临从房山返校时，我邀他一起去房山的几个景点转转，他只和我骑车去了一趟周口店，再邀他去别的地方，他就说要赶紧把调查报告写出来。一天早上我起大早去赶房山开往十渡的公共汽车，当我误了车返回房山的时候，他已经干开活了。我开始了解他做事的认真劲儿，也明白他为什么能写出《北岛研究》这样的论文了。那个调查报告主要是由他执笔的，后来开了稿费，他却极坚决地与我平分。
畢业时，戈麦是唯一忍住没有哭的人。在同学的纪念册上，戈麦留下了很多即兴发挥的警句。他给陈朝阳的留言抄录了弗兰西斯·史加弗的诗句：“在神圣的厨房里/我在睡眠的家中/拖着瞎了的夜晚/我把世界抓在手中/如今我老了/我能用诗句丈量出生活。”在“志趣”一栏，他写的是“崇尚暴力，无事生非，无病呻吟，无事可做”。他在我的纪念册写的是：“是自由/没有免疫的自由/毒害了我们。”志趣栏上写着：“狩猎、滑雪、爬山、赛车、阅读、胡说八道”。这些纪念册因为有戈麦的题咏才真正具有了纪念意义。
1985级以后，中文系依然不断有诗人涌现。1986级有雷格、蒙夫、橡子、文钊等，1987级有韦予、姜蓓、李方等。关于1986级的几位诗人，他们自己各有精彩的文字传世，自不需我啰嗦。1987级以后，中文系男生不再住32楼，此后的人事也就属于另一个阶段，我也不再是合适的记述者。至于90年代以后，那是属于胡续东、冷霜、冯永锋、王雨之的时代，这几位都是妙笔生花的文豪，我想写也不敢下笔了。所以，我的记述只限于32楼的中文系时代，是一个关于32楼的诗人故事。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风云际会难免风流云散。就经历这些故事的每一个人而言，它开始也匆匆，结束也仓促。在这短暂的过程里，我有幸见证了智慧、才华、热情、友谊和胆识。精神活着，故事并没有结束。我所记述的只是一个传奇的开篇。每一个从中文系，从32楼走出的人，在以后的日子里都是一颗漂流的种子，它将在随便哪一片肥沃或贫瘠的土地上扎下根来，开始新一轮的生长，延续古老而年轻的生命。精神也就在这过程中扩展了它的领地。
假如种子不死……是的，我们的种子不死。
精彩的故事还在延续，结束还远远没有到来。
事实上，只要我们还有明天，这故事便永远不会结束。
（责任编辑：李璐）
1977年、1978年两届同学多以小说名世，陈建功、刘震云、黄蓓佳、张曼菱等各领一时风骚。写诗的当然也有，1978级熊光炯就是名声赫赫的诗人。但是说到中文系诗歌传统的源头，却还要归于1979级的骆一禾。熊光炯的诗歌写作基本上还在当时的主流范围之内，也没有对中文系后来的诗人产生影响，可以说并不在中文系的诗歌传统之内。骆一禾则是这个传统当之无愧的确立者。事实上，他也是新时期整个北大诗歌传统的确立者。不仅中文系后来的诗人都受益于他，中文系以外，海子、西川的写作在一个时期内也都受益于他。骆一禾所确立的这个传统对于当代诗歌的独特性，在于它把深厚的人文精神和诗艺上的锐意革新结合在一起，从而把“新”和“旧”统一为一种独立的诗歌精神。某种程度上，中国当代诗歌一直都受困于“新”和“旧”、“破”和“立”的对立。骆一禾第一个勘破了这种“新”、“旧”的二分法。他认真研究了从“朦胧诗”到上世纪80年代初当代诗歌发展的情况，既对它业已取得的成就拥有充分认识，同时也看到它的种种局限，由此跳出圈外，为当代诗歌发展绘制了一幅与80年代先锋诗歌主流大异其趣的蓝图。骆一禾是新的，同时也是旧的。80年代的先锋诗歌主流大都是以“破”为手段，从反崇高、反文化一直到反诗歌，这是一种基于减法的写作策略，也是从现代主义诗人到后现代主义诗人都熟悉的、愈趋愈新的套路。骆一禾则立意要为诗歌做加法。事实上，骆一禾是以文明为背景来考虑其诗歌事业的。骆一禾心目中的大诗是要为华夏文明的新生提供一个价值的基础和一种以行动为旨归的诗歌精神。这样的文学抱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自鲁迅以来还没有第二人。中文系后来的诗人虽然未必都认可骆一禾的这一诗歌抱负，但无疑都从中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激情、责任和雄心，从而使他们在考虑自己的诗歌事业时有一个深厚的基础和基本的高度——它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这些诗人的写作中绵绵不绝、传承有序的人文关怀。
我和骆一禾只见过两次，都是在海子自杀以后。第一次是在蔡恒平的研究生宿舍。骆一禾来北大商量为海子举办纪念朗诵会的事。其时他刚刚从山海关处理完海子的后事归来。坐在面前的是一个瘦削而清朗的书生。看得出他神情疲惫，内心承受着巨大的悲伤。说话时却一例沉静安详，话语从他的唇间如滚珠溅玉一般流淌出来。一屋子的人都静静地听他说话。第二次即是在海子朗诵会上。朗诵会于4月7日举行，地址在北大28楼和31楼之间的空地，紧邻民主科学纪念碑。朗诵会开始前，骆一禾讲了话。还是那个沉静如溪水的声音，用了一种柔和的、低语似的调子，却直抵听众的心灵。那次骆一禾给臧棣留下的印象是“天才的演说家”。甫隔一月，我就在三角地看到作家班同学贴出的告示，说中文系毕业的某知名诗人当天（5月14日）凌晨在广场突发脑溢血，被送往天坛医院抢救。根据告示提供的信息，大家便猜是骆一禾。当天下午我在广场碰到西川，告诉了他这个坏消息。西川很着急，嘱我回校赶紧问清情况。他说：“再承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了。”
骆一禾的突然发病很大程度上和海子之死有关。从海子逝世到他发病正好四十九天。在這四十多天时间里，骆一禾不仅和海子家人一起赴山海关处理了海子的后事，之后又作为海子的遗嘱执行人，争分夺秒地整理出海子的长诗《土地》交春风文艺出版社，并写了长序，另外还为海子的诗写了两篇高质量的批评文章，并多次到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发表关于海子的演讲。而这些工作都是在极度的悲痛中进行的。诗人邹静之记述了海子死后，骆一禾有一次参加诗人聚会的情形：“他不断地喝酒，几乎不吃饭菜，怕他醉时，已经劝不住了，夜里送他回甘家口的新家时，他说：‘我要这样，海子死后我太沉重了，我要把这些吐出去。’”他那篇后来广为传诵的《海子生涯》完成于5月13日，隔天他就倒下了。体现在这些事实里的伟大情谊使我相信，杰出的诗歌只能酝酿于伟大的人格。骆一禾是杰出的诗人，更是至情的朋友。有这样的朋友，海子是幸运的。
我刚进北大不久，就在学三食堂门前买到一套影响我很长时间的《新诗潮诗集》，包括诗选上、下册和诗论一册。这套书的编者是中文系1980级的诗人老木，本名刘卫国。我个人认为，这套书迄今仍然是“朦胧诗”的历史成绩最好的检阅和总结。在我们这个一向忽视历史资料积累的国家，这套完全由学生编选（老木其时刚从北大毕业），并由学生社团主持出版的（该书为北大五四文学社“未名湖丛书”的一种，但未见这套丛书有其他图书出版）、总篇幅达1000页的诗集就显得特别可贵。可以说，北大1985年以后的文学氛围是和这套书有密切关系的。同时，它也影响到那个时期全国范围的大学校园诗歌。这套书我买过不下五套，多是为其他大学的同学代购。这套书不仅显示了编者成熟、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尤其凸显出一种前瞻的眼光。诗选上集自多多以下方含、严力、林莽、晓青、肖池等都是当时被忽略的诗人，尤其是以大篇幅选录多多的作品，第一次把这位“朦胧诗”中技艺最出色的诗人推到了前台。下集突出展示的梁小斌、王小妮、李钢、韩东、吕德安、王家新、骆一禾、翟永明、柏桦、王寅、张枣等，在以后的日子里都证明了自己出众的才华。这就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所做的工作，这一工作被证明为比许多资深学者做得更出色。老木是江西人，出身农家。我在北大举行的诗歌朗诵会上见过几次，衣着朴素，留胡子，和他的名字一样显得老成持重。 1980级还有一位诗人沈群。他为女友写的《船》长期是未名湖诗歌朗诵会的保留节目，每次朗诵都赢得如雷掌声。我曾在校长办公楼听他朗诵过一回，至今还记得他在掌声中一步跳下台来的样子。据西川回忆，海子最早把诗送到《启明星》编辑部，接待他的就是沈群。沈群对海子的诗赞不绝口，并把海子引荐给了骆一禾和西川。
1981级写诗的同学似乎不多，在《北大诗选》中留下作品的只有史声，本名王建军。1982级文学专业人才济济，拥有很多校园名人，写诗的不少，缪哲、邹玉鉴、张旭东、张华峰为其中翘楚。张华峰时任“五四文学社”社长，邹玉鉴任诗歌组组长，缪哲则是诗歌组的副组长。张旭东、张华峰后来各以学问和小说立身，他们的行状当有更合适的人来为他们记述。作为诗人，邹玉鉴当时在校园里名气最大，但真正具有成熟风格的诗人是缪哲。
缪哲有两个外号，一曰“大队长”，另一曰“恶和尚”。“大队长”外号的来历不明，“恶和尚”的来源大约是因为他个子高，面黑发希，其声若钟。缪哲惜语如金，每开口，便觉一室之内嗡嗡有声。缪哲的传奇之一是不讲卫生，据说他的被子大学四年从未洗过，而且绝少洗脚，只有在他的下铺魏同学提出抗议时，才偶尔一洗。传奇之二便是“恶和尚”的“恶”了。同室张旭东吃饭喜欢把好吃的留到最后吃，美其名曰“最后总有一口香”，但他的这一口香却常常被缪哲一勺捞进自己的嘴里。他又常把下铺魏同学的夜宵吃掉，而且不管魏同学藏得多么严实，总能被他找到。魏同学找他理论：“你这人真是太不地道了！”缪哲自有话回他：“唉，我都承认了你还说我？你说我要是不告诉你呢？”如此夺人口中食，果然恶之甚矣。关于缪哲吃饭，还有一则故事。他和同屋另一位传奇主角王川去燕春园吃饭，见同桌几个不相识者剩包子若干，指与王川说：“一起吃吧。”见王川犹豫，接着说：“这有什么？要是刚才和我们认识，一起吃，不就这样吗？”缪哲的传奇之三是背《诗经》。据说，缪兄有两个月足不出户，静静地躺在他的脏被子里用功，竟把“诗三百”一篇不漏背完了。
缪哲写诗全出于不经意。他一次也没有参加诗人趋之若鹜的未名湖诗歌朗诵会。其实他在当时已经是独具一格的诗人。他的诗诙谐、睿智而富禅味。语言结合了文言的简练和口语的活泼利落，找截干净，绝无冗词赘语。这样的诗在新时期中文系诗人中是孤例，在新诗史上似乎也难找到对应的例子。只有老北大出身的卞之琳庶几近之。但是卞之琳的智慧诗做得吃力，缪哲的禅意却是其性情的自然流露。可惜缪哲的精力后来用到别处，中断了他的诗歌生涯，致使中文系历史上少了一位可能的大诗人。
我跟缪哲曾有一定交往，对他的为人和学识深感钦佩。我有老乡在学生会做事，打算出一本刊物《北大人》，请了当时念国际文化双学士的彭天波做编辑部主任，我算是彭手下的编辑。彭也是一位诗人，跟缪哲相熟，邀他去帮忙，因此得以认识缪哲。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彭天波每次写了诗都要请缪哲修改，甚至彭参加未名湖诗歌朗诵会的诗也是经缪哲改定的。缪哲对我很关心，学生会发电影票什么的，总忘不了给我送来几张。因此，他在我的印象中和“恶和尚”什么绝挂不上钩，完全是一个宅心仁厚的学长。缪哲毕业后分配到河北电视台工作，后来调入河北社科院。1987年他回北大看臧棣，给我留话让我去臧棣宿舍找他。我去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和臧棣接触。缪哲毕业后的行迹似乎延续了他在北大的传奇生涯。中间他用朴拙、雅洁的文字翻译了两种十七世纪的英国散文，艾萨克·沃尔顿的《钓客清话》和T.布朗的《瓮葬》，这两位都是具有独特风味的散文作家。这种选择也正符合缪哲的个性和趣味。后来又闻他得了美术史的博士学位，现在似乎是以美术评论为业了。像缪哲这等才思博雅的人，自不是专业、势利所笼得住者。正如他的室友王川所说，写诗、翻译、美术评论这些有迹可循的东西，常人谓之事业，在缪哲这等人杰不过是生活的余事，而其生命的精华乃在能时时处处将枯燥的生活变得有趣。这样想来，缪哲之不写诗也不必深憾，因为他的生命本身便是一首趣味横生的诗。
中文系的诗歌创作在1983级达到极盛，这一级的诗人也是后来一直堅持写作、留下硕果最多的。这一届文学班涌现了臧棣、麦芒、清平、徐永、恒平等优秀诗人（恒平因病休学一年，转入1984级），而且出了绿影、娜日斯两位女诗人（不知何故，中文系女生很少写诗，北大最好的女诗人陶宁是英语系的）。麦芒曾非常准确而又富有感情地把自己在北大的写作经历称为“在群星璀璨的光芒下写作”。臧棣、麦芒、清平至今写作不辍，是90年代以来公认的重要诗人。徐永、恒平也各有其光华四射的时期。
臧棣本名臧力，当时用笔名海翁。海子对这笔名颇有意见。也难怪，从字面看，海翁岂不成了海子长辈？臧力听了海子的抱怨，将笔名改回本名，臧棣这个笔名则是他硕士毕业后才起用的。臧棣在张华峰之后接任“五四文学社”社长。他长得高高大大，处处高人一头，生就一副开宗立派的气象。他写于1984年的《房屋与梅树》当时已是众口传诵的名篇。90年代初，我对朋友介绍他时总是说：“大诗人。”如果说那时候还有人觉得我的话夸张，那么现在他在当代诗坛的大诗人地位早已确立无疑。当然，当时北大诗人中对他的诗也有争议，一些人以为过于晦涩，书卷气重。贺照田曾说臧棣的诗以后将为无数学者提供饭碗。我自己从入校起就一直是他死心塌地的崇拜者。
臧棣也是1983级诗歌活动的组织者和当然的中心人物。中文系83级成立“江烽诗社”主要得力于臧棣的努力。他对于新诗的执着和远见卓识显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诗友们。麦芒回忆说：“他当时的诗对于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因而我所感受到的冲击力也最大。”1986年上半年臧棣（海翁）编选的《未名湖诗选集》面世。对北大诗歌来说，这是与《新诗潮诗集》的出版具有同等意义的一件大事。卷首有臧棣撰写的《未名湖诗歌面面观》一文。这篇文章为北大诗歌总结出了一条可信的发展脉胳。在这本选集中，海子、骆一禾、西川、清平、陶宁、海翁、缪哲等主要诗人的诗占有醒目的位置。
臧棣本科毕业后，在北大又上了三年硕士，1990年硕士毕业分到中国新闻社工作，离我和戈麦的单位都很近。他和戈麦拟议创办一个同人刊物，以为北大出身的诗人提供发表的阵地和交流的窗口。这就是1990年12月创刊的《发现》。创刊号的作者包括西川、清平、麦芒、臧棣、恒平、戈麦和我，但刊物能够及时出版全赖臧棣和戈麦之力，校对等具体事务也都落在两位头上——臧棣在《戈麦》一诗中曾经写到二人在戈麦上班的外文局大楼“通宵校对我们的发现”的细节。创刊号的印刷由臧棣找中新社印刷厂完成。发刊词也出自臧棣的手笔。转年，臧棣被中新社派驻福州一年，第二期刊物由我和戈麦负责。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印刷厂，第二期成了手工作品，打印后再复印，然后手工装订成册，所以这期刊物的印数最少。 我在校期间虽经缪哲引荐拜见过臧棣，但是直到他从福州回来，和他仍相当生疏。他回来不久，我们在一个聚会上碰到，他跟我打招呼，我一时竟想不起是谁。可见我熟悉的只是他的诗，人则在长时间内都相当陌生。我和他有更多接触是在戈麦去世以后。那时为了筹办第三期《发现》（也是戈麦的纪念专号），我们开始有比较多的交往。他在短时间内便完成了全面评论戈麦的长文《犀利的汉语之光——论戈麦及其诗歌精神》，此文至今仍是戈麦研究中最重要的文章。由此文也能看出友情在他心中的分量。
臧棣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一个做事认真而守信的人，看重集体的诗歌事业甚于个人功利。1991年1月北大地理系毕业的阿吾创办同人诗报《尺度》，创刊号头条是臧棣的一个大型组诗。诗报还刊载了阿吾写的《京居九诗人图》，写臧棣是“讲信用、守时间、能宽容的绅士”，每次聚会总是提前五分钟骑车到达。但是后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评点书评作者，却把臧棣列为信誉最差的作者。臧棣这赖稿拖沓的名声，其后越发变本加厉。从一个最守时的绅士到信誉最差作者，我想在这一过程中一定包含了许多公开和隐蔽的错误。尽管如此，这些错误只被严格限制于生活的领域，而在诗歌领域中，这个高大的诗人从来不犯错误。他对于诗歌的投入，在当代诗人中罕有其匹。90年代初，他就开始不断说忙。那时候，还没有后来的快递公司，彼此要交换点东西都靠自己跑腿。为了省时，也为了省钱，他和我经常约在地铁口见面，他不出站，我也不进站，就站在站台台阶上说话。有一次也是这样见面时，我问他：“你总说忙，到底忙什么呢？”他的回答令我惊异而感动：“写诗啊！”他的创作数量惊人，胡续冬曾因之戏称他为“新诗的陆游”。我想他也许不是“新诗的陆游”，而是“新诗的杜甫”——在我看来，他必定要成为新诗的一代宗师。
清平是32楼的另一位传奇人物。因在中文系83级岁数最大，人称老王。据说老王在三角地为人指路，让人家出了南门往北走。又说他借上铺孔庆东的车去王府井，回来不敢骑，把车存王府井，害得车主孔庆东还得坐车去王府井把车骑回来。据孔庆东日记载，清平的衣服带褶，凉席可当十七弦琴，袜子是两双合并的，一次失火又把蚊帐烧得只剩半顶（那自然要怪他是烟鬼）。清平还有一个玩物丧志的毛病，每有所好，必倾全心、尽全力。清平是资深的武侠迷，金庸、古龙、梁羽生无所不读，而最爱古龙。又有写武侠的雄心，不知做了多少精彩的开篇，害得很多朋友心痒难熬地等着，然后总是没有下文。上班后有一阵迷恋网游，竟把办公室当成了网吧。据说他最近又爱上了车，照他以前玩物丧志的榜样，也许中国又要多一狂热车迷。
清平上班后活脱脱把北大宿舍搬到了单位（此为与我同班的散文家杜丽的说法，后来她和清平同事，长期住斜对门），昼夜不闭户。凡有人至人民文学出版社访友不遇，都在清平的宿舍歇脚。宿舍中的家具除一张床上有一圈人形落灰较少外，余皆积灰数寸。又有种种别处绝难见到的古怪物什，如存放数年、坚若铁石的馒头花卷，乌黑的枕头，数百双经年不洗的袜子。床头又有一幅醉书：“倾杯对箫鼓，拔剑无生死。少年愁梦里，红袖不解诗。”诗是清平自作，书是清平自书。多少人欲讨此墨宝不得，估计将来大可以上得嘉德拍卖会——如今房价蒸蒸日上，驷马难追，我才后悔当初清平不闭户时没有下手窃此一幅。这样的一个清平，结婚后成了举世无双的模范丈夫和模范父亲。不仅为太太写诗无数，又写歌巨量。某日值友人婚礼，清平清唱数阕，倾倒一片，把请来的专业歌手也听傻了。这是做丈夫的模范。麦芒前几年从美国学成归来，在中文系举办讲座一场，并约老友相聚。大家都欣然赴会，末了只有清平一个人爽约，问他原因，道：“女儿明日要考试。”听这话，人都要以为他的宝贝千金不是中考就是高考。实际上那时他女儿不过小学二三年级，所谓考试也不过平时测验而已。据说，每每女儿考试，清平便紧张失眠。其为女儿上心如此。这是做父亲的模范。但我劝天下男子切勿让你的女友太太结识清平，否则清平这名字就会成为你一辈子的紧箍咒。这可是我付出惨痛代价换来的教训。
在我眼中，清平是一个真正的道德君子。他带女儿去乡下，女儿掰了老乡两个玉米，他一定要在玉米秆上绑上钱，还要留书致歉。有一年我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找他，在楼下三联书店买了一套《爱伦·坡集》。此书上、下两卷各定价37元，店员结账时却当两册合计37元。我占了便宜，兴冲冲去找清平，并告他如此如此。清平听后半晌不语，完了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换作我，一定把钱补给人家。”我被兜头浇了一盆凉水，但仍拒绝改正错误。我和清平的道德差距由此可见一斑。但我后来终于在清平的感召下，改掉了在北大养成的窃书恶习。可见榜样的力量还是无穷的。
清平写诗也如缪哲，全无半点利害考虑。清平的诗在本科期间即自成一格，后来更广获好评，他自己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诗歌编辑。只要稍微动点心思，在发表和出书方面，他应该有比别人更多的机会。但恰是他，直到四十五岁才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在这方面，他和绝大多数诗人相反，不是想方设法寻找机会，而是想方设法逃避机会。事实上，朋友们每有出诗集的机会找他，他不是说数量不够多，就是说质量不够好，或者说时间太紧，总之是再三再四地推辞。三年前的那本诗集也是在臧棣再三催迫下才交出版的。正是这种毫无功利的态度保证了他的诗歌质量。这样的诗人才是最可信的。
麦芒，本名黄亦兵，入學时16岁，在1983级诗人中最小。他比我高两届，却比我还小俩月。可见其人智力超群。据说麦芒平时读书不用功，而能每考必捷；象棋、扑克无所不精，扑克曾与同班孔氏庆东联手，打遍北大无对手。如果说清平是1983级诗人中的道德君子，麦芒则属于1983级诗人中的浪子。从本科起，麦芒就留了一头秀丽乌黑、令女生嫉妒的长发。他那一甩头的潇洒，不知倾倒了多少情窦初开或已开、北大或非北大的女生。他是北大校园里最无情的少女杀手。古龙有书曰“多情剑客无情剑”，他就是那“无情剑”。他杀人于无形的秘诀就在“无情”二字。多少青春少女、文学女青年想在他这里攻城略地，他按兵不动，一例杀之以无情。麦芒本科时有言，本科生最聪明，博士生最愚蠢。他自己却一路硕士、博士地念下去，终于把本科生的聪明，换成了博士生的愚蠢。然后，长发一甩，携着已经成为他妻子的外籍女教师漂洋过海了。 据麦芒自己交代，他起初迷恋旧诗，也写旧诗，后来受臧棣感染，才把精力转入新诗。但是至迟到我入学，他的新诗已经看不出任何旧诗的影响而独具风格了。他自创了一个诗体，以首行的部分为题，而在正文中将取作标题的部分以省略号代替，别有情致。这一诗体现已传出北大，为不少诗人所用。麦芒的诗自有一种浪子的风华和潇洒，但在骨子里的是一种无言的深情。他也是一个对诗体有深入研究和考虑的专家。遗憾的是，由于他长期居留国外，他的诗在国内发表不多，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我自己对他的诗也有待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我希望自己不久后可以有时间来进行这个工作。
徐永是四川省高考状元。他是当时校园里最为活跃的诗人，也是首先吸引了我注意力的北大诗人。在一个时期内，我曾经着意对他的诗歌进行研究。徐永的朗诵很出色，他的《火烧云城寨》也是未名湖诗会的名作。他在诗中反复写到故乡四川，我也通过他的诗熟悉了那些四川的地名，并培养起我对四川的向往。作为诗人，徐永身上最突出的是一种近乎神秘的能力——一种统一世界的能力。在徐永和世界之间不存在距离，他和世界彼此嵌入而融合无间。这种统一感，对许多诗人来说是要费尽巨大努力才能达到的境界，对徐永却似乎是天然的。在徐永的诗里，心灵与世界的统一，语言与经验的一致，气韵的相宜，形成一种亲切、浑朴的风格，而又洋溢着晶莹饱满的感性。徐永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写作渐少，现在主编着系列教育杂志，责任重大，自然更难得分心写诗了。
蔡恒平也是一个具有浪子气质的诗人，他开学不久即因病休学一年，使他得以避免和麦芒在浪子气质上互相争雄。1984年恒平复学，无可争议地成为1984级的浪子班头，在他的周围聚拢了程力（文献专业1984级）、洛兵（西语系俄语专业1984级）、王枫（文学专业1984级）等一批才俊，而开始其诗酒风流的生涯。这一生涯在其研究生阶段达到顶峰。蔡恒平读硕士期间的诗歌、小说在北大风靡一时，是当时北大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营造者，其影响一时之间大有盖过臧棣的势头。而其最精华而惊险的一笔是居然把谦谦君子吴晓东拖下水，成为其诗酒生涯的同谋。蔡（朋友对他都如此相称）这些人喝起酒来通宵达旦，啤酒不论瓶而论箱。我因为酒量有限，加之囊中羞涩，很少参与到他们狂放无羁的夜生活，故对他们的内部情况难知其详。好在这方面，蔡恒平本人的诗和小说中都有生动的记述，自不需要我的秃笔多费笔墨。蔡恒平1991年毕业后到福建电视台工作，1994年写了最后一首诗（据他自己说），而暂时中断了其诗人生涯。其后以王怜花的笔名撰《古今兵器谱》，威震江湖。蔡恒平的诗和小说都是献给友谊、爱情和北大的。其生产的激情和消费的需求都来自校园。这恐怕是他离开北大后，写作减少的一个原因。
程力是1984级另一个极富才华的诗人，与恒平相得。长得清瘦简练，个子高却给人身轻如燕的感觉——我有时把他想象成一个捷足的阿基琉斯，像隨时要绝尘而去。程力斜眼看人时，又有一股北大学生少有的狠劲儿——他的才华和精力都写在脸上。他的《从沙到沙》（组诗）、《倾巢》、《鲜花与果实之歌》（组诗）真是惊艳。诗中充满奇异的意象组合，拥有奔马的速度和力量，其背后支撑的则是狂野的想象力。其《节日之歌》只四句：“三个节日的名字是三株槐/三棵树的性别都是浓烈的酒/少年的手指背向阳光/猎人的枪口背向村庄。”过目难忘。他的诗大概从纪德和佩斯化出，而对汉语节奏有独特的把握，在北大诗人中独标一格。程力毕业后到《安徽日报》工作，与朋友联系渐少。这些都是他本科期间的作品。就本科阶段取得的成绩而言，程力在北大的敌手也应该不太多。他是文献专业的。那种诗酒放诞的性格在严肃有余的文献专业，与同学关系自然难得融洽。有一次朗诵会后，我和一群人一起去程力的宿舍玩牌，同屋的人有意见，竟至拔剑。我一直敬慕程力的才华，二十年来时时想念。不知程力兄尚安于江湖否？
戈麦、郁文、紫地、西塞和我于1985年秋天入学，住进32楼。从此到1986年夏，32楼达到了它80年代人物鼎盛的巅峰状态。这一年，从1982级到1985级的才俊们齐集32楼三、四层，出出入入都是才华横溢的身影。那时传说在北大随便扔个馒头就能砸死一个诗人，形容这时32楼的情形，倒也恰如其分。
经过一个学期的熟悉，到1986年初，1985级几个写诗的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郁文、紫地、西塞和我四个到校南门边儿上的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算是成立了“蓝社”。蓝社的组织核心是郁文，彼此之间的联系都由郁文完成。这里有一个原因，我们这届几个写诗的同学，一开始分属四个班，而不像其他年级的诗人大都集中在文学班。郁文在文学专业，戈麦、西塞、杨光、姜蓓在古典文献专业，紫地、白鸟在汉语专业，我则在编辑专业。一年后，西塞和紫地转到文学专业，白鸟则由汉语专业转到编辑专业，又一年，我和戈麦才转入文学专业。清平的文章《乱谭——为文85诗友助兴》也以为我们同在一班。这是第一篇批评蓝社的文章，而且出自北大主要诗人之一的清平之手，对蓝社成员的写作热情是一个鼓舞。清平写这篇文章，大概源于郁文的游说。那时郁文和清平已经很熟。我和清平相熟则还在大学毕业以后。郁文有很强的交际能力和组织能力，进校不久，他就和一批高年级的学长混成了哥们儿。也正是由于郁文的努力，中文系的系刊《启明星》直接由1983级传到了1985级手中，郁文担任主编。《启明星》在郁文手上有了几个重要变化。一是扩大了篇幅，由原来的每期100页扩充到200页左右，使之能容纳更多的作品；第二是使之成为纯粹发表北大学生创作和批评的园地，对外系学生同样公开，但不再发表北大以外的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使北大特色体现得更加鲜明；第三，推出了一批重要诗人的专辑和诗论专辑。徐永、清平、麦芒、恒平、西川、海子等专辑的推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臧棣在《未名湖诗选集》中确立的北大诗歌传统得以进一步澄清并壮大。一大批诗人通过《启明星》走上写作之路，除了1985级这几个之外，1986级的雷格、蒙夫、橡子也在这一届编委手上开始发表作品并为人所注意。出版的频度也有所增加。从1986年秋到1988年春天，本届编委推出《启明星》五期，取得了在北大文坛的霸主地位，影响远远超出了《缪斯》等中文系以外的刊物。而在本届编委中，郁文一直起着核心作用。 郁文，本名姚献民，上海人。办事能力很强，但也因此显得略有城府，与一般同学的单纯两样。很多同学觉得他捉摸不定。我与他作为诗友交往多年，就某种程度而言，对他仍保持着最初的无知状态。同学中没有人知道他的确切年龄，因为他提供过好几个互不相同的年龄。临毕业时，他一再跟大家说要去英国留学，在大家的毕业纪念册上，留的却是日本的地址。如今他在一个机要地方办公，口风愈紧，更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什么了。在同学中他头一个结婚，头一个有孩子。他给孩子起名叫姚万枝，说是在母亲怀她期间，做父亲的抽了一万支香烟——如今的万枝姑娘已经长大成人，并游学加拿大，时光之无情与有情，得不让人敬畏欤？当时郁文的写诗热情之高无与伦比。他曾经一晚上在通宵教室写出一本诗集！此外，他也急公好义、重朋友情谊。有两件事，使我一直对他心存感念。我的笔名，有一半是他起的。当时他组《启明星》第13期的稿子，蓝社成员的作品第一次集体亮相。我当时用的名字是“陈渡”，他让我把姓改为“西”。他的理由是，北大以前有个诗人叫西川，地处北京西郊，因此大家都姓西吧（当时他已给李晓彤起名西塞）。我听了他的话。西渡这个名字我还是喜欢的。但是紫地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坚持用自己起的名字，而他本人最后也没有姓西，却姓了郁。第二件事，有一年我父亲路过北京来看我，在火车站和我错过，自己找進北大，遇到郁文。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父亲，在一家餐厅请我父亲吃饭，并竭力在我父亲面前夸奖我，听得我父亲高兴得不得了，多年后还跟我念叨。
1990年初，为了编辑《北大诗选》，我向郁文约稿，他给我回了一信。他首先不客气地批评了我编诗集的计划，他认为大家应该把精力放在写作上，少做这样的面子事情，并对诗集的出版前景表示悲观。他对我的眼光也持怀疑态度。他在信中对北大诗人作了一番品评。他认为北大诗歌以海子为源头；海子以后，西川最佳；西川以后，臧棣最佳；臧棣以后，郁文最佳；郁文以下，无足道者。他预言西川以后必享大名，程力将以小说名世，臧棣才华虽高，但书卷气太重，不能得大名。对1985级诸人的评价是：西塞有好诗而才情不足，白鸟才情有余而无好诗，紫地思锐而境小，西渡以清词自许而自误最深，戈麦则小荷才露，尚需藉以时日。信末，他以警诫的语气问道：兄等今欲选何许人也？他是怕我选诗失当而为北大诗歌罪人。他的一片好意，我是心领的。在编《北大诗选》时，我确严格以诗艺为准绳，决不敢有一毫徇私。
西塞是当时北京高校中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他的配乐诗朗诵《走西口》成为几届未名湖诗歌朗诵会的保留节目。他写诗很受徐永的影响。此外的来源可能是聂鲁达，他继承了后期聂鲁达明朗的抒情成分。他曾说徐永在诗中将情人、兄长、父亲的身份合为一体，他自己则努力在诗中扮演一个具有男性气概的情人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西塞其实是一个性格脆弱的人，不坚定、容易被环境左右。他的诗对在校大学生来说很亲切，很适合这一年龄段的青年人的感情需要。西塞喜欢采用民间素材（他有一组诗刊出时题为《在民间的天空下》），形成了一种富有民歌韵味的抒情风格。他对民歌风格的偏爱曾经感染了我，促使我阅读了大量青海花儿和陕北民歌。西塞写过不少好诗，《桌上的黄金花》获首届北京高校诗歌朗诵会一等奖。可惜一毕业，他就完全放弃了写作，很快在东北老家结婚生子。不久传来他离婚的消息。他后来去了广州发展，现在则是大大发达了——据说已经把公司开到全国——不知道他有时是否还会想起以前写诗的日子？
紫地的诗很像唐宋小令，含蓄、凝炼，滋味隽永。他的诗跟现代世界几乎没有关联，那种精微的感觉似乎要把我们带入一个虚幻的古典世界中去。他的诗曾令我非常着迷，手抄过他不少诗。我还写过一篇题为《迷人的礼物》的文章，对他的诗做过评论，刊于《启明星》第17期上。这也是我的第一篇诗歌批评文章。那时候，我决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的诗会越写越少，文章却越写越多，而且越写越长（也就越平庸）。由此而言，你就是那个你以为不是的人——也是由于这篇文章，紫地开始视我为知己。但我们的友谊后来却经历了不少曲折，原因却说来可笑，不过是对诗的看法产生了分歧。但在当时的我看来，这就足以使友谊难以维持。紫地却珍惜我们以往的友情，几次找我交流，我却愈觉得无可交流。最后一次紫地跑到我在三里河的宿舍——当时我已经从学校毕业，在一个出版社上班——两人就在宿舍楼下说话，最后紫地见我冥顽不化，甩下一句话：“那就等着比试将来的成绩好了。”后来他又给戈麦写信，把我托付给戈麦照顾。这个样子，不像朋友之间有意见，倒像是恋人闹分手了。我比紫地年长，但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却完全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世事难料，我和紫地如今都还健在，紫地托以照顾我的戈麦却差不多在二十年前就撒手尘寰了。可见当时我们无论对自己还是对朋友的了解都还是那么少。这些也都在我们的心中埋下了隐痛。
紫地一直在北大念到博士，现在是汉语中心的教师。但他后来也写得少了。90年代初，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文学新星丛书》，紫地的诗在其中竟以一位“小女诗人”的名字刊出。我那篇文章也经改头换面来称誉这位年方二十的“女诗人”，而且编造了“我”如何在北戴河夏令营结识这位名叫“刘一迎”的女诗人的故事”（当然，“我”的名字，不是西渡而是“斯人”了）。其余几乎是我那篇文章一字不易的照抄（当然所有的“他”字都被小心翼翼地换成了“她”）。戏法变到这种程度，也足称叹了。
戈麦始终不是蓝社的成员，而且和我一样，也始终不是“五四文学社”的成员。本名褚福军，来自黑龙江边境的一个农场（萝北县宝泉岭农场）。他开始在古典文献专业，主要兴趣却在经济学。但我当时并不认识他，我跟他熟悉起来是在1987年秋我们一起转到文学专业以后。据他的长兄褚福运先生后来向我介绍，戈麦上中学时文理俱佳，高二分科时，受这位爱好文学的兄长的影响选择了文科。但在高考前夕忽生懊悔，并欲降级改学理工，以为发明创造有利于社会。在这“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下，戈麦当时报的专业是经济，结果被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录取。因对古典文献专业的兴趣比较淡薄，后悔未上辽宁财经学院，甚至想弃学再考，在长兄的劝说下始到北大报到。在北大，他同时上中文系和经济系的课程，并欲转经济系未果，因此很沮丧了一阵子。但他对文字发生兴趣却是很早的事。他四岁时即在长兄指导下开始认字，五岁时学二胡和绘画，八岁即与二姐、三姐一起登台演奏小提琴，在当地颇获称誉。上初中时已写过一些小诗。课余喜欢武侠、侦探小说，曾习武术、拳击。对体育的爱好一直保持到大学和工作之后。他也能下棋，象棋、围棋都是系里的强手，因此得到一个“褚八段”的外号，后来大家干脆叫他“八段”。（当时中文系来自东北的男生有八个，他排行第六，又常被叫作“老六”。因在同学中显得老成持重，还常可听到叫他“老褚”，事实上就年龄而言，他在同学中是真正的“小褚”。）他看人眼光最准，有人因此说他“眼最毒”。毕业之际他对同学所作的预言大都为后来的事实所应验。有同学甚至说不敢看他的眼睛，因为与他两目相对，自己的庸俗便暴露无遗。 戈麦也是通过《新诗潮诗集》接触到“朦胧诗”的。他在自编诗集《核心》（1989）的序中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诗应当和我发生联系……即使在1985年的秋天，当我第一次接触到《新诗潮》上与过去的文学传统不同的泛现代主义篇章的时候，当我一遍遍地向一些年纪同样不大的朋友解释其中的词句的时候，这种强烈的理解力仍然没有令我全面兴奋地走向它。”当时他还沉浸在他的“经济救国”情结中。但正如臧棣所说“天赋之债”是最难理喻的，这种“强烈的理解力”迟早会使他成为一个诗人。“终于生活自身的水强大地把我推向创作，当我已经具备权衡一些彼此并列的道路的能力的时候，我认识到：不去写作可能是一种损失。”1987年秋天，戈麦、杨光和我三个一起转到文学专业，这也是他开始走向创作的时期。他最早的作品大概是西塞先看到的，觉得不错，推荐给了《启明星》。他最初用的名字是“白宫”。后来改用“松夏”作笔名，用这个名字发表的作品有《冬天的对话》、《二月》、《结论》、《瞬间》、《太阳雨》、《克莱的叙述》等。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诗是《冬天的对话》：“想起冬末/在故乡的酒店中/躲避风寒”，寥寥数语就把我们带进北方冬天的特殊氛围中。“戈麦”被用作他的笔名在大学毕业之后。我觉得戈麦每换一次笔名，诗艺上都上了一个台阶，而终于在“戈麦”这个笔名中找到了自己——某种坚实、严峻的东西。1988年春天，戈麦撰成长篇论文《异端的火焰——北岛研究》，系统评价了北岛的创作和心理历程，获本年度北京大学“五四科学奖”本科生唯一的二等奖（一等奖空缺）。《戈麦诗集》日译者、日本汉学家是永骏先生读了该文后说“分析透了北岛的诗语言”。这篇论文崭露了戈麦的批评才能。批评对他来说完全是无师自通的，而且一开始就显示了成熟的丰采。
1988年夏天，文学班毕业实习，任务是为北京市文化局作民间曲艺调查，本来安排我和另一位同学去平谷，我向系里提出和戈麦一组，同意了，被安排去房山。事实上，我是被戈麦身上某种东西吸引了。我很想对他有更深的了解。在房山，我们住在当地的一家电影院里，白天骑车到乡里采访，晚上回来正赶上电影院放电影。我从小就是电影迷，再坏的电影，只要在电影院里坐下来，就一定看到终场。戈麦却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无益的事情上。出于客气，戈麦开始陪我看了几次电影，后来却不肯了。大学毕业后，一次他到我三里河的宿舍找我，我正巧要去看电影，邀他一起去，他婉拒了。一次与人谈到电影的话题，我检讨自己是个不可救药的电影迷，戈麦在旁笑着说：“他竟想拉我一起去！”临从房山返校时，我邀他一起去房山的几个景点转转，他只和我骑车去了一趟周口店，再邀他去别的地方，他就说要赶紧把调查报告写出来。一天早上我起大早去赶房山开往十渡的公共汽车，当我误了车返回房山的时候，他已经干开活了。我开始了解他做事的认真劲儿，也明白他为什么能写出《北岛研究》这样的论文了。那个调查报告主要是由他执笔的，后来开了稿费，他却极坚决地与我平分。
畢业时，戈麦是唯一忍住没有哭的人。在同学的纪念册上，戈麦留下了很多即兴发挥的警句。他给陈朝阳的留言抄录了弗兰西斯·史加弗的诗句：“在神圣的厨房里/我在睡眠的家中/拖着瞎了的夜晚/我把世界抓在手中/如今我老了/我能用诗句丈量出生活。”在“志趣”一栏，他写的是“崇尚暴力，无事生非，无病呻吟，无事可做”。他在我的纪念册写的是：“是自由/没有免疫的自由/毒害了我们。”志趣栏上写着：“狩猎、滑雪、爬山、赛车、阅读、胡说八道”。这些纪念册因为有戈麦的题咏才真正具有了纪念意义。
1985级以后，中文系依然不断有诗人涌现。1986级有雷格、蒙夫、橡子、文钊等，1987级有韦予、姜蓓、李方等。关于1986级的几位诗人，他们自己各有精彩的文字传世，自不需我啰嗦。1987级以后，中文系男生不再住32楼，此后的人事也就属于另一个阶段，我也不再是合适的记述者。至于90年代以后，那是属于胡续东、冷霜、冯永锋、王雨之的时代，这几位都是妙笔生花的文豪，我想写也不敢下笔了。所以，我的记述只限于32楼的中文系时代，是一个关于32楼的诗人故事。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风云际会难免风流云散。就经历这些故事的每一个人而言，它开始也匆匆，结束也仓促。在这短暂的过程里，我有幸见证了智慧、才华、热情、友谊和胆识。精神活着，故事并没有结束。我所记述的只是一个传奇的开篇。每一个从中文系，从32楼走出的人，在以后的日子里都是一颗漂流的种子，它将在随便哪一片肥沃或贫瘠的土地上扎下根来，开始新一轮的生长，延续古老而年轻的生命。精神也就在这过程中扩展了它的领地。
假如种子不死……是的，我们的种子不死。
精彩的故事还在延续，结束还远远没有到来。
事实上，只要我们还有明天，这故事便永远不会结束。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