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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显赫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富豪家族，它以百年不败的富贵高高地屹立在中国的商界，并用富过四代的辉煌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古训，这个家族就是驰名中外的荣氏家族。
多年来，荣氏家族以其独特的魅力，为国家培养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其中以商界人士最为突出，从创业先人荣宗敬、荣德生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到第二代掌门人荣毅仁的“红色资本家”、“上海市副市长”、“国家副主席”，从荣家第三代子孙荣智健的“中国首富”到荣氏第四代皆成为商界明星，无不显示出荣氏家族人物的非凡商业才干。
可以这样总结荣氏家族四代的业绩：第一代白手起家；第二代另类传承；第三代隔代创业；第四代厚积薄发，荣氏家族的商业基因，尤为蓬勃旺盛。荣氏第一代的荣德生在创业艰难之时曾经说过一句：“天道变，世道却不变。所谓人心、世道，甚至在政权的更迭中，对商人来说总是有可循的规律。”这种规律带着荣氏家族几代人，从无到有，和各种政治力量周旋、妥协、融合，在巩固财富的同时走向权势。荣氏第一代的两位兄弟出身草根，没有很高的文化，对政治也敬而远之，全凭商人的禀赋一心谋取企业规模和资本规模的扩大。
难世中，艰难掘得第一桶金
荣氏兄弟起家时和同时代的许多商人一样，出身草根阶层，白手起家，全靠求生的意志和毅力摸索。
他们的老家在无锡荣巷，位于无锡市西郊。荣家的祖先种稻植桑，务农传家，到荣氏兄弟的父亲荣熙泰时，荣家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乱中失去了除荣熙泰之外所有的男丁。14岁的荣熙泰只得收拾行装，辗转南下广州投靠族亲，幸得人提携，成为“磨刀口厘金局”（相当于现代的税务局）的一名管事。其育有二子二女。这两个儿子便是后来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荣氏发家的第一代。
荣宗敬7岁入私塾读书，生性好动，大有敢作敢为之风；弟弟荣德生小两岁，性格与哥哥不同，有些拘谨内向，胆小木讷，3岁才开口讲话，9岁方入私塾，被街坊谑称为“二木头”。荣熙泰每从广东回乡探亲所带回的器物和消息，就是荣氏兄弟接触到的最初的关于外界的知识。因为出身草根，世代务农，兄弟二人也没有科举的志向。14岁时，荣宗敬效仿父亲当年，一个包袱便到了上海，在一家铁锚工厂开始了学徒生涯。
不到半年时间，荣宗敬因为伤寒病，卧床不起，被他的母亲接回无锡调治。病愈后，荣宗敬再次来到上海，在永安街上的源豫钱庄当学徒。五年后，他已经能够在钱庄中独当一面。而与此同时，荣德生也在上海短暂地当过学徒，然后南下广东去给他们的父亲当帮手。
1894年甲午战争后，荣宗敬所在的钱庄在战争中损失巨大，资金无法回笼，宣告倒闭，使荣宗敬陷入失业的困境。荣宗敬在无锡家中蹉跎一年，为生计前途惆怅不已。
就在荣宗敬蹉跎彷徨时，他的父亲和弟弟也从广东卸职回家了。父子三人同时失业赋闲，难免困顿。最后三人商议利用三人在金融业的共同经验，自办一个钱庄。1896年，父子三人集资3000两银子，自备1500两，在上海鸿升码头租了间房，办起了广生钱庄。荣宗敬当经理，荣德生管账。3个月后又在无锡设立了分庄。
第二年，在上海的金融业风波中，广生钱庄的几位合伙人，唯恐赔去本钱，急急忙忙要抽回股本。荣氏兄弟只得咬牙将别人的股金全数退回，独资接办了广生钱庄。不久清政府改发行新银元，广生钱庄利用洋厘行市的涨落，逐渐获取盈利。并开始利用钱庄资金经营收蚕业务，由于经营稳妥，不搞投机，两年以后，盈利近万两白银。
投资实业，力克众难终发家
在掘得第一桶金时，兄弟两人约定：不分红利，用于再投资。他们认为钱庄放账，博取微利，不如投资实业。当时，他们目睹免税的外国面粉大量进口，销路甚畅，遂决定筹办面粉厂。
荣德生从广东回家和荣宗敬商量创办实业的想法。两人经过一番审视，认为面粉是一个大有利润的行业。他们推论的依据是：外国进口物资中以面粉最为大宗，即便在战乱时，销路也不受很大影响；而荣宗敬则在钱庄的业务中发现，用来买棉花和麦子的钱款数量最多，并且清廷当时给予面粉免税的待遇。
当时国内的面粉厂只有四家，且这四家面粉厂各有特点。荣氏兄弟没有经验，也不懂技术，就一家一家前去登门拜访。但是各个厂家都“技术保密”，阜丰面粉厂根本不让外人进门；增裕面粉厂经朋友说情，同意荣氏兄弟进厂参观，但只许他们在楼下走马观花走一圈，不准参观关键的轧粉车间；芜湖益新面粉厂也一样，只看到一些无关紧要的部分，使人不得要领。荣氏兄弟只得将各处看到的一鳞半爪、细枝末节慢慢地拼凑起来。为了节省资金，兄弟俩托瑞生洋行代买了四台法国石磨，相应地配上英国的机器。荣氏兄弟的姑夫帮助集资3.9万元，并由他出面向两江总督府申报，同时申请了10年的专利。紧接着兄弟二人合理分工：荣宗敬在上海订购机器设备，同时主持广生钱庄的业务；荣德生则去无锡征购土地、建筑厂房和安装机器。
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企业，所以一动工便引起全城轰动，而且这种轰动并不友好。无锡当地的一些守旧乡绅向县衙投诉，说荣德生建厂破坏地方安定；又说“工厂的烟囱正对着城内的大成殿和学宫，破坏了风水，今后无锡人科举无望云云”。县令便下令工厂停建，迁往别处。荣宗敬当时心气甚高，认为有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的批文，无须理睬乡绅县令。但事实证明，地方势力的阻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料想。整整延宕一年，忙于应诉，直到1901年底，才在刘坤一的高压命令下得以通行。
1902年3月，保兴面粉投入生产。到1902年底，全国开工的面粉厂共12家，其中8家是中国人投资创办的。保兴面粉厂在当时是规模最小的一家，仅有4部法国石磨，3道麦筛和2道粉筛。全厂雇用工人30多人，每天生产面粉300包。虽然规模很小，但它却是荣氏家族财富的发祥地。
化解谣言，
高薪聘用能人畅通销路
保兴面粉厂的面粉在江浙销路不理想。一则江南主食大米，对面粉的需求有限；二则输了诉讼的乡绅们不甘失败，散布谣言。如：“保兴面粉厂的大烟囱是用童男童女作祭品，才竖起来的！”又比如：“保兴的面粉中掺有毒药，已经有某家的姑娘吃后中毒身亡了！”结果没有人愿意买保兴的面粉。荣德生便派人到本地各面馆、面店、点心店去推销，采取降低售价、先吃后付款等优惠条件，吸引消费者。为了照顾本地人的习惯，他们甚至将机制面粉和土面粉混合起来出售，价格比土制面粉还低，这样终于使一部分当地人开始接受机制面粉。但是南方毕竟不是面粉的大市场，所以要向北方谋求销路。而荣氏兄弟自小生在南方，对北方市场一无所知。
就在此时，荣宗敬遇到了恒来油麻店专门在北方推销的无锡人王禹卿，于是荣宗敬邀请王禹卿到茶楼面谈。交谈中，王禹卿表示有能力将保兴的面粉销到山东以北，甚至东北各省。荣宗敬立马说：“王兄，我给您以前4倍的薪水，外加10％的佣金，您来帮我负责北方的面粉销售吧。”王禹卿在北方经营多年，与北方的商户已经有良好的关系，保兴面粉在他的活动下，很快在北方市场打开销路，库存得以缓解。王禹卿被任命为销售部主任，月薪也随之翻倍。
审时度势，
扩大再生产终成“面粉大王”
保兴面粉厂发展真正的契机是从战争开始。1904年初，日俄战争爆发，俄国人在东北开设的面粉厂纷纷停产，而交战的日、俄两国以及东北各地对面粉的需求量却直线上升，面粉的价格也随着不断上涨。荣氏兄弟不再为销售发愁，却为产能发愁了。他们一改过去的谨慎作风，以最快的方式，不惜借款分期付款，订购了6部英国钢磨。1905年8月，新厂投产出粉，不但日产量由300包增加到800包，面粉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每天的盈利达到500两白银，当年的利润高达6.6万两白银。这是荣氏兄弟自开设广生钱庄以来获利最多的一年。此事让荣氏兄弟第一次体会到了规模化经营的妙处。荣宗敬后来曾经说，凡事必争做到第一。为了迅速达到规模，荣氏不惜高额借款。荣宗敬说：“如果我不再借钱，那便是我真正有问题了。”
面粉厂经营的成功，进一步促进了他们投资实业的浓厚兴趣。1915年，荣氏兄弟出资18万元，创办了申新纺织公司。7年后，申新已有4个厂，产纱绽达13万余枚，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纺织公司。申新的发展速度当时远远超过了其他民族纺织厂。申新的“人钟”牌棉纱与“兵船”牌面粉一样，畅销各地，成为全国闻名的棉纱之一，荣氏兄弟因此又被誉为旧中国的“棉纱大王”。
荣家历史上的起伏无不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但却总有荣家自身不变的哲学——不论在哪个时代，荣家的主脉总是表现得非常柔韧，他们从不惮于屈就和妥协，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在某一个时代或政权下拦腰折断，而是代代相传他们的商业智慧，并且一代比一代的商业更加繁荣昌盛。
多年来，荣氏家族以其独特的魅力，为国家培养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其中以商界人士最为突出，从创业先人荣宗敬、荣德生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到第二代掌门人荣毅仁的“红色资本家”、“上海市副市长”、“国家副主席”，从荣家第三代子孙荣智健的“中国首富”到荣氏第四代皆成为商界明星，无不显示出荣氏家族人物的非凡商业才干。
可以这样总结荣氏家族四代的业绩：第一代白手起家；第二代另类传承；第三代隔代创业；第四代厚积薄发，荣氏家族的商业基因，尤为蓬勃旺盛。荣氏第一代的荣德生在创业艰难之时曾经说过一句：“天道变，世道却不变。所谓人心、世道，甚至在政权的更迭中，对商人来说总是有可循的规律。”这种规律带着荣氏家族几代人，从无到有，和各种政治力量周旋、妥协、融合，在巩固财富的同时走向权势。荣氏第一代的两位兄弟出身草根，没有很高的文化，对政治也敬而远之，全凭商人的禀赋一心谋取企业规模和资本规模的扩大。
难世中，艰难掘得第一桶金
荣氏兄弟起家时和同时代的许多商人一样，出身草根阶层，白手起家，全靠求生的意志和毅力摸索。
他们的老家在无锡荣巷，位于无锡市西郊。荣家的祖先种稻植桑，务农传家，到荣氏兄弟的父亲荣熙泰时，荣家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乱中失去了除荣熙泰之外所有的男丁。14岁的荣熙泰只得收拾行装，辗转南下广州投靠族亲，幸得人提携，成为“磨刀口厘金局”（相当于现代的税务局）的一名管事。其育有二子二女。这两个儿子便是后来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荣氏发家的第一代。
荣宗敬7岁入私塾读书，生性好动，大有敢作敢为之风；弟弟荣德生小两岁，性格与哥哥不同，有些拘谨内向，胆小木讷，3岁才开口讲话，9岁方入私塾，被街坊谑称为“二木头”。荣熙泰每从广东回乡探亲所带回的器物和消息，就是荣氏兄弟接触到的最初的关于外界的知识。因为出身草根，世代务农，兄弟二人也没有科举的志向。14岁时，荣宗敬效仿父亲当年，一个包袱便到了上海，在一家铁锚工厂开始了学徒生涯。
不到半年时间，荣宗敬因为伤寒病，卧床不起，被他的母亲接回无锡调治。病愈后，荣宗敬再次来到上海，在永安街上的源豫钱庄当学徒。五年后，他已经能够在钱庄中独当一面。而与此同时，荣德生也在上海短暂地当过学徒，然后南下广东去给他们的父亲当帮手。
1894年甲午战争后，荣宗敬所在的钱庄在战争中损失巨大，资金无法回笼，宣告倒闭，使荣宗敬陷入失业的困境。荣宗敬在无锡家中蹉跎一年，为生计前途惆怅不已。
就在荣宗敬蹉跎彷徨时，他的父亲和弟弟也从广东卸职回家了。父子三人同时失业赋闲，难免困顿。最后三人商议利用三人在金融业的共同经验，自办一个钱庄。1896年，父子三人集资3000两银子，自备1500两，在上海鸿升码头租了间房，办起了广生钱庄。荣宗敬当经理，荣德生管账。3个月后又在无锡设立了分庄。
第二年，在上海的金融业风波中，广生钱庄的几位合伙人，唯恐赔去本钱，急急忙忙要抽回股本。荣氏兄弟只得咬牙将别人的股金全数退回，独资接办了广生钱庄。不久清政府改发行新银元，广生钱庄利用洋厘行市的涨落，逐渐获取盈利。并开始利用钱庄资金经营收蚕业务，由于经营稳妥，不搞投机，两年以后，盈利近万两白银。
投资实业，力克众难终发家
在掘得第一桶金时，兄弟两人约定：不分红利，用于再投资。他们认为钱庄放账，博取微利，不如投资实业。当时，他们目睹免税的外国面粉大量进口，销路甚畅，遂决定筹办面粉厂。
荣德生从广东回家和荣宗敬商量创办实业的想法。两人经过一番审视，认为面粉是一个大有利润的行业。他们推论的依据是：外国进口物资中以面粉最为大宗，即便在战乱时，销路也不受很大影响；而荣宗敬则在钱庄的业务中发现，用来买棉花和麦子的钱款数量最多，并且清廷当时给予面粉免税的待遇。
当时国内的面粉厂只有四家，且这四家面粉厂各有特点。荣氏兄弟没有经验，也不懂技术，就一家一家前去登门拜访。但是各个厂家都“技术保密”，阜丰面粉厂根本不让外人进门；增裕面粉厂经朋友说情，同意荣氏兄弟进厂参观，但只许他们在楼下走马观花走一圈，不准参观关键的轧粉车间；芜湖益新面粉厂也一样，只看到一些无关紧要的部分，使人不得要领。荣氏兄弟只得将各处看到的一鳞半爪、细枝末节慢慢地拼凑起来。为了节省资金，兄弟俩托瑞生洋行代买了四台法国石磨，相应地配上英国的机器。荣氏兄弟的姑夫帮助集资3.9万元，并由他出面向两江总督府申报，同时申请了10年的专利。紧接着兄弟二人合理分工：荣宗敬在上海订购机器设备，同时主持广生钱庄的业务；荣德生则去无锡征购土地、建筑厂房和安装机器。
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企业，所以一动工便引起全城轰动，而且这种轰动并不友好。无锡当地的一些守旧乡绅向县衙投诉，说荣德生建厂破坏地方安定；又说“工厂的烟囱正对着城内的大成殿和学宫，破坏了风水，今后无锡人科举无望云云”。县令便下令工厂停建，迁往别处。荣宗敬当时心气甚高，认为有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的批文，无须理睬乡绅县令。但事实证明，地方势力的阻碍力远远超出了他的料想。整整延宕一年，忙于应诉，直到1901年底，才在刘坤一的高压命令下得以通行。
1902年3月，保兴面粉投入生产。到1902年底，全国开工的面粉厂共12家，其中8家是中国人投资创办的。保兴面粉厂在当时是规模最小的一家，仅有4部法国石磨，3道麦筛和2道粉筛。全厂雇用工人30多人，每天生产面粉300包。虽然规模很小，但它却是荣氏家族财富的发祥地。
化解谣言，
高薪聘用能人畅通销路
保兴面粉厂的面粉在江浙销路不理想。一则江南主食大米，对面粉的需求有限；二则输了诉讼的乡绅们不甘失败，散布谣言。如：“保兴面粉厂的大烟囱是用童男童女作祭品，才竖起来的！”又比如：“保兴的面粉中掺有毒药，已经有某家的姑娘吃后中毒身亡了！”结果没有人愿意买保兴的面粉。荣德生便派人到本地各面馆、面店、点心店去推销，采取降低售价、先吃后付款等优惠条件，吸引消费者。为了照顾本地人的习惯，他们甚至将机制面粉和土面粉混合起来出售，价格比土制面粉还低，这样终于使一部分当地人开始接受机制面粉。但是南方毕竟不是面粉的大市场，所以要向北方谋求销路。而荣氏兄弟自小生在南方，对北方市场一无所知。
就在此时，荣宗敬遇到了恒来油麻店专门在北方推销的无锡人王禹卿，于是荣宗敬邀请王禹卿到茶楼面谈。交谈中，王禹卿表示有能力将保兴的面粉销到山东以北，甚至东北各省。荣宗敬立马说：“王兄，我给您以前4倍的薪水，外加10％的佣金，您来帮我负责北方的面粉销售吧。”王禹卿在北方经营多年，与北方的商户已经有良好的关系，保兴面粉在他的活动下，很快在北方市场打开销路，库存得以缓解。王禹卿被任命为销售部主任，月薪也随之翻倍。
审时度势，
扩大再生产终成“面粉大王”
保兴面粉厂发展真正的契机是从战争开始。1904年初，日俄战争爆发，俄国人在东北开设的面粉厂纷纷停产，而交战的日、俄两国以及东北各地对面粉的需求量却直线上升，面粉的价格也随着不断上涨。荣氏兄弟不再为销售发愁，却为产能发愁了。他们一改过去的谨慎作风，以最快的方式，不惜借款分期付款，订购了6部英国钢磨。1905年8月，新厂投产出粉，不但日产量由300包增加到800包，面粉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每天的盈利达到500两白银，当年的利润高达6.6万两白银。这是荣氏兄弟自开设广生钱庄以来获利最多的一年。此事让荣氏兄弟第一次体会到了规模化经营的妙处。荣宗敬后来曾经说，凡事必争做到第一。为了迅速达到规模，荣氏不惜高额借款。荣宗敬说：“如果我不再借钱，那便是我真正有问题了。”
面粉厂经营的成功，进一步促进了他们投资实业的浓厚兴趣。1915年，荣氏兄弟出资18万元，创办了申新纺织公司。7年后，申新已有4个厂，产纱绽达13万余枚，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纺织公司。申新的发展速度当时远远超过了其他民族纺织厂。申新的“人钟”牌棉纱与“兵船”牌面粉一样，畅销各地，成为全国闻名的棉纱之一，荣氏兄弟因此又被誉为旧中国的“棉纱大王”。
荣家历史上的起伏无不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但却总有荣家自身不变的哲学——不论在哪个时代，荣家的主脉总是表现得非常柔韧，他们从不惮于屈就和妥协，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在某一个时代或政权下拦腰折断，而是代代相传他们的商业智慧，并且一代比一代的商业更加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