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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代翻译研究中，注重描写性研究、译者主体身份的凸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已渐成体系，却很少有研究者重视译作的副文本研究。实际上，一部译作的副文本对翻译研究的意义是不可小视的，因为这些副文本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原作的写作背景，意图等，从而帮助大众读者更准确，更透彻的理解和欣赏原作，更充分的吸取其“精髓”。本文选取了不同的译作，拟从分析各自副文本中的序言，跋文，加注三个主要方面着手，意在指出对副文本的梳理、解读和探讨，将有助于洞悉译者的翻译过程，翻译经验，翻译思想以及翻译理论，同时对翻译过程的研究也具有十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副文本：序跋：加注：翻译过程
一、引言
众所周知，翻译活动在当代社会远远不再是对原文的复制那样简单的事情，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活动，可以让世界各国的“文学瑰宝”在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推动下，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食粮，更好地得到传承，更好地服务于世人。正因为翻译活动是联系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重要文化桥梁和枢纽，翻译研究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纵观当代翻译研究，注重描写性研究、译者主体身份的凸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已日趋成熟，却很少有人对译作的“序言”，“跋文”这样的副文本问津，殊不知，一部译作的副文本对翻译研究的意义是不可小视的，因为这些副文本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原作的写作背景，意图等，从而帮助大众读者更准确、更透彻的欣赏和理解原作，更充分的吸取其“精髓”。
二、什么是副文本
既然译作的副文本对翻译研究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其作充分的认识和理解，究竟什么是副文本呢?
其实，与译文并存的有三种文本，分别是：翻译文本(texts)，外文本(extratexts)以及存在于二者之间的副文本(paratexts)。外文本是指与译文相关的外部资料，如书评、访谈、信件、广告、采访、日记和公开演讲等。副文本则如序言、后记、书名、献辞、插图，及其他有利于向读者“呈现”作品的文本形式，有时也被称为“周边文本”，或者是“媒介话语”。通过对译文副文本的梳理、解读和探讨，有助于洞悉译者的翻译过程，翻译经验，翻译思想，以及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做出重要贡献。本文选取了不同的译作，拟从分析各自副文本中的序言，跋文，加注三个主要方面着手，意在指出译文的副文本对于翻译过程的研究具有十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三、副文本对翻译过程研究的重要性
(一)序言与翻译过程
上文提到，翻译是一项以文化交流和传播为己任的复杂活动。既然是交流就必须有中介。译者正是扮演着这样一个中介的角色。正如任何中间人在介绍双方时都有一个开场白一样，在翻译这项活动中，这个开场白则具体表现为译者序言。序，又叫“序言”、“绪言”、“卷头语”等，位于书前，用来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等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唐代以前，序常被置于正文之后，如司马迁的《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就是列在一百三十篇正文之后。唐以后，人们便习惯于将“序”放在正文之首，而将置于正文之后的称作“跋”、“后序”。由此可见，序言是书籍著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来说序言更是必不可少。余光中先生就说过：“一本译书只要够分量，前面竟然没有译者的序言交代，总令人觉得唐突无凭。”这充分说明以文化传播和交流为中心的翻译活动很有必要对原作做相关和適当的背景知识交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译序可以看作是译者以“媒介”的身份沟通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联系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开始。而重视对译作序言的研究，自然也就成了无可厚非的事情。
(1)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与读者的交流
—部优秀的译作必定会在序言中对原作的写作背景进行—个简洁明了的交代，这让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译序获取一个参照背景，达到阅读的制高点，最好地理解原作的精神。译者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传声筒”，“说到底，翻译的整个过程都是译者在通过文本中介与隐含的作者对话，译者的活动就是一种对话的参与”(吕俊,2000)。翻译是一项繁琐而庞杂的活动，它牵涉到两种语言、两个语境的相互转换，这将不可避免的使原作发生意义上的变形，也会使译文本身包含译者自身的主观色彩。然而，为了减少甚至避免原著意义在读者阅读时再次发生变形，
译者则有必要在译序中将自己对原作的理解稍作阐释，以便使自己的审美情趣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不谋而合，从而促进读者与译本之间的对话与交流。除此之外，
由于译文面对不同类型的读者，在种族，文化，教育以及认知水平上的差异往往导致他们对译文提出不同的需要。许多不懂原语的读者会在潜意识中将译作当作原作来欣赏，将译者的行文风格等同于原作者的风格。对于这些人来说，译序则能使他们对原作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帮助他们摆脱译文与原作之间的割裂状态；而对于那些熟悉原语甚至已经阅读过原作的读者来说，译序则允许他们针对其不解之处提出质疑，甚至自己独特的见解，从这个层面来看，译序为译者和读者提供了一个公开，开放的交流平台，共同推进翻译过程的顺利进行。
傅雷先生是我国杰出的文学翻译家，他不仅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较高的文学修养，而且还是一位以关注读者、引导读者、对读者负责为己任的翻译大家。他于1935年陆续翻译了小说家莫雷阿的三部作品：《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和《服尔德传》。其中，《人生五大问题》原名为《情操与习尚》，因傅老先生认为原名颇为晦涩，不便于读者阅读与理解，故将其更名为前者，并在序言中对此作了交代“故擅为改译今名，冀以明白晓畅之标题，益能引起读者注意云耳”。(傅雷，2006a：206)不仅如此，他在《<恋爱与牺牲>译者序》中也提到，此书初版时名为《曼伊帕或解脱》，后来在另一版本中更名为《幻想世界》，之所以改成现在这个名字是译者出于“使中国读者易于了解”的考虑而为之(傅雷，1998：3)。这两本书的序言让我们看到，傅雷先生在翻译过程中更多的考虑到了读者的知识水平，文化背景和实际需要，力求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原作。
(2)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信息处理及翻译策略
如果译者对译文进行了处理，如对原作进行增、删、编译、加注等，则会在译序中有所交代，如，为什么采取这些手段?删除了哪些内容?是否会影响原作的理解?即是说，当译者面临选择的时候，他必须做出取舍。在这中间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受到怎样的局限，是否受到主观和客观的牵制以及是否尽了最大努力去体现原作精神以期达到某种效果等都是需要做出说明的，否则会使读者产生误读，而使原作失去了它本身的文学魅力。因此，对译序的研究有助于总结归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信息处理手段及翻译策略。
如鲁迅先生在《月界旅行·辨言》中写道：
“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 书名原属《自地球至月球在九十七小时二十分间》意，今亦简略之日月界旅行。”(鲁迅，1973：11)
这篇译序清楚地交代了译作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的处理技巧、原则以及书名更换之原因，使读者能心平气和的阅读和欣赏译作，且不会产生疑惑。
优秀的译作往往会在译序中阐明译者的翻译目的、经验、技巧及思想，正是这个翻译思想或者说理论贯穿他的整个翻译过程，并最终形成他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
如傅雷先生在1951年9月写的《<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以实际工作论，翻译比临画更难”(傅雷，2006b：215)。傅雷先生在这则译序中首次提出了“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理论，这既是他重译《高老头》的经验总结，又是他独特翻译理论形成的结晶。
(3)翻译生产的外部环境与翻译过程
译序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翻译生产的外部环境对翻泽过程的影响，让我们看清译者或者赞助人是如何参与译本的生产以及特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社會意识形态又是如何干预翻译文本的生产的。
鲁迅在厨川白村的评论集《苦闷的象征》的中译本序中提到：
“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痼弊呢?这译文虽然拙涩，幸而实质本好，倘读者能够坚忍地反复过两三回，当可以看见许多很有意义的处所……”(鲁迅，1973：19)
因为科学救国的道路受阻，鲁迅便介绍了大量东南欧等弱小民族和苏俄的进步文学作品来表现那些反抗黑暗，争取解放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鲁迅特别欣赏厨川白村对本国的缺点加以猛烈抨击的行为，这让他同样看到了中国的症结所在，因而，通过对厨川白村批判日本的态度的介绍来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定可以引起国人的深思和反省。
(二)加注与翻译过程
读者在阅读译作的过程当中，会更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译文的内容和主题上，很少有人会去阅读译者所作的注释，更谈不上去仔细阅读。事实上，在一部作品的译入过程中，注释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尤其是译者的加注，它要么是为了适应读者的实际需要，要么是向读者说明自己的特殊译法而作的注释。通常来说，译作的读者对原作的事物总归是有些陌生的，因而，作为“媒介”的译者应该想方设法让读者对原作理解得清楚透彻。所以，对于原作中比较生疏的人名地名、历史史实、风土人情、典章制度、文化差异以及专业术语等都应该加以注释。非但如此，即使是语言本身的问题，如果有必要，也应该给予一定的解释说明，以便读者，反之，则会妨碍译作完成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任务。
其实，译者在译文中所加的注也反映了他的翻译过程和翻译思想，这首先表现在
(1)加注反映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者意图的揣摩
译者在加注的时候，必须深刻体会原作者的意图，否则很可能是好心办坏事，将读者引入迷途。这即是说，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时刻保持严肃、认真和客观的态度，进入作者的主客观世界，仔细揣摩他的意图，才能在可能让读者觉得困惑的地方给出合情合理的解释。
例如，列宁在《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中讲到：“……1848年西欧确立究制时，……工厂无产阶级当时几乎还没有存在，而大生产中的无产阶级(如霍普特曼所描写的德国织工，以及里昂城的织工)，还是一群粗野的入众，只能举行骚动，而绝对不能提出什么政治要求”(《翻译通讯》编辑部，1984：92)。
译者在此加了一个注说“霍普特曼(1862-19461是德国诗人兼戏剧作家，著有描写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里细亚织工起义情形的《织工》剧本。”(《翻译通讯》编辑部，1984：92)。众所周知，霍普特曼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译者在这里仅仅提到了《织工》这一部作品，并将与之相关的事情做了简明扼要的交代，这充分说明译者完全领会了原作者的写作意图，选择了最恰当、最贴切的注释。假定我们将此注释改成“霍普特曼……是德国诗人兼戏剧家，著有浪漫诗剧《沉钟》。”(《翻译通讯》编辑部，1984：93)。这便显得“答非所问”，误解了著者的本意。
(2)加注反映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的运用
除此之外，原作中那些与语言本身密切相关的双关语、俚语、俗语等就更需要加注说明，因为翻译这些风趣幽默的地方如果生搬硬套的话，往往会使原作走样，失去它的文学色彩，让读者不知所云。另外，对于一些具有特定含义的典故或人文科学方面的著作，也会让读者觉得晦涩难瞳，译者因而需要加以注释。比如，道教、婆罗门教等经典的用语，苏格拉底、亚理士多德的用词，庄子荀子的用词等，都有其特定的解释，往往蕴藏着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假如我们按照一般的意义来处理这些用词，则无法传达出原作的精神，因而，译者所加的注解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一来是为读者扫清阅读障碍，二来也足以丰富读者的知识储备，间接搭建起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平台。
四、结语
当代翻译研究是一项浩大繁杂的工程，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探究总结。而作为译作副文本的序跋、注释等的价值更是不容小觑。这些“外围文字”已成为翻译话语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译者的翻译策略、思想和理论；突显译者的读者观；表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原则及翻译文本生产的外部环境，从而帮助我们在对翻译文化意义的探讨、对翻译规律探索、对译作和译者评价中做得更好。
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把译作的序言跋语看作重构翻译规范的重要超文本资源。而罗马尼亚比较文学家迪马(A1。Dima)则认为译序和译者的前言“包含着译者对原作的评价对作者的介绍”“连同译作一起都是促进文学联系的—个因素，也是历史比较研究的一个材料来源。”(谢天振，2003：54)。由此可见，我们研究译本副文本，不仅是要为翻译研究者开创新思路，开拓新视野，还是要引起译者和读者对译本副文本共同的关注和重视，使译者创作出更优秀更有价值的副文本，同时也让读者在它们的指引下更好地阅读、理解和欣赏原著，以达到“双赢”的效果。浅析副文本对翻译过程研究的重要性
宋红英 高虹
[摘要]在当代翻译研究中，注重描写性研究、译者主体身份的凸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已渐成体系，却很少有研究者重视译作的副文本研究。实际上，一部译作的副文本对翻译研究的意义是不可小视的，因为这些副文本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原作的写作背景，意图等，从而帮助大众读者更准确，更透彻的理解和欣赏原作，更充分的吸取其“精髓”。本文选取了不同的译作，拟从分析各自副文本中的序言，跋文，加注三个主要方面着手，意在指出对副文本的梳理、解读和探讨，将有助于洞悉译者的翻译过程，翻译经验，翻译思想以及翻译理论，同时对翻译过程的研究也具有十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副文本：序跋：加注：翻译过程
一、引言
众所周知，翻译活动在当代社会远远不再是对原文的复制那样简单的事情，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活动，可以让世界各国的“文学瑰宝”在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推动下，作为一个民 族的精神食粮，更好地得到传承，更好地服务于世人。正因为翻译活动是联系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重要文化桥梁和枢纽，翻译研究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纵观当代翻译研究，注重描写性研究、译者主体身份的凸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已日趋成熟，却很少有人对译作的“序言”，“跋文”这样的副文本问津，殊不知，一部译作的副文本对翻译研究的意义是不可小视的，因为这些副文本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原作的写作背景，意图等，从而帮助大众读者更准确、更透彻的欣赏和理解原作，更充分的吸取其“精髓”。
二、什么是副文本
既然译作的副文本对翻译研究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其作充分的认识和理解，究竟什么是副文本呢?
其实，与译文并存的有三种文本，分别是：翻译文本(texts)，外文本(extratexts)以及存在于二者之间的副文本(paratexts)。外文本是指与译文相关的外部资料，如书评、访谈、信件、广告、采访、日记和公开演讲等。副文本則如序言、后记、书名、献辞、插图，及其他有利于向读者“呈现”作品的文本形式，有时也被称为“周边文本”，或者是“媒介话语”。通过对译文副文本的梳理、解读和探讨，有助于洞悉译者的翻译过程，翻译经验，翻译思想，以及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做出重要贡献。本文选取了不同的译作，拟从分析各自副文本中的序言，跋文，加注三个主要方面着手，意在指出译文的副文本对于翻译过程的研究具有十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三、副文本对翻译过程研究的重要性
(一)序言与翻译过程
上文提到，翻译是一项以文化交流和传播为己任的复杂活动。既然是交流就必须有中介。译者正是扮演着这样一个中介的角色。正如任何中间人在介绍双方时都有一个开场白一样，在翻译这项活动中，这个开场白则具体表现为译者序言。序，又叫“序言”、“绪言”、“卷头语”等，位于书前，用来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等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唐代以前，序常被置于正文之后，如司马迁的《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就是列在一百三十篇正文之后。唐以后，人们便习惯于将“序”放在正文之首，而将置于正文之后的称作“跋”、“后序”。由此可见，序言是书籍著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来说序言更是必不可少。余光中先生就说过：“一本译书只要够分量，前面竟然没有译者的序言交代，总令人觉得唐突无凭。”这充分说明以文化传播和交流为中心的翻译活动很有必要对原作做相关和适当的背景知识交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译序可以看作是译者以“媒介”的身份沟通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联系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开始。而重视对译作序言的研究，自然也就成了无可厚非的事情。
(1)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与读者的交流
—部优秀的译作必定会在序言中对原作的写作背景进行—个简洁明了的交代，这让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译序获取一个参照背景，达到阅读的制高点，最好地理解原作的精神。译者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传声筒”，“说到底，翻译的整个过程都是译者在通过文本中介与隐含的作者对话，译者的活动就是一种对话的参与”(吕俊,2000)。翻译是一项繁琐而庞杂的活动，它牵涉到两种语言、两个语境的相互转换，这将不可避免的使原作发生意义上的变形，也会使译文本身包含译者自身的主观色彩。然而，为了减少甚至避免原著意义在读者阅读时再次发生变形，
译者则有必要在译序中将自己对原作的理解稍作阐释，以便使自己的审美情趣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不谋而合，从而促进读者与译本之间的对话与交流。除此之外，
由于译文面对不同类型的读者，在种族，文化，教育以及认知水平上的差异往往导致他们对译文提出不同的需要。许多不懂原语的读者会在潜意识中将译作当作原作来欣赏，将译者的行文风格等同于原作者的风格。对于这些人来说，译序则能使他们对原作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帮助他们摆脱译文与原作之间的割裂状态；而对于那些熟悉原语甚至已经阅读过原作的读者来说，译序则允许他们针对其不解之处提出质疑，甚至自己独特的见解，从这个层面来看，译序为译者和读者提供了一个公开，开放的交流平台，共同推进翻译过程的顺利进行。
傅雷先生是我国杰出的文学翻译家，他不仅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较高的文学修养，而且还是一位以关注读者、引导读者、对读者负责为己任的翻译大家。他于1935年陆续翻译了小说家莫雷阿的三部作品：《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和《服尔德传》。其中，《人生五大问题》原名为《情操与习尚》，因傅老先生认为原名颇为晦涩，不便于读者阅读与理解，故将其更名为前者，并在序言中对此作了交代“故擅为改译今名，冀以明白晓畅之标题，益能引起读者注意云耳”。(傅雷，2006a：206)不仅如此，他在《<恋爱与牺牲>译者序》中也提到，此书初版时名为《曼伊帕或解脱》，后来在另一版本中更名为《幻想世界》，之所以改成现在这个名字是译者出于“使中国读者易于了解”的考虑而为之(傅雷，1998：3)。这两本书的序言让我们看到，傅雷先生在翻译过程中更多的考虑到了读者的知识水平，文化背景和实际需要，力求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原作。
(2)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信息处理及翻译策略
如果译者对译文进行了处理，如对原作进行增、删、编译、加注等，则会在译序中有所交代，如，为什么采取这些手段?删除了哪些内容?是否会影响原作的理解?即是说，当译者面临选择的时候，他必须做出取舍。在这中间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受到怎样的局限，是否受到主观和客观的牵制以及是否尽了最大努力去体现原作精神以期达到某种效果等都是需要做出说明的，否则会使读者产生误读，而使原作失去了它本身的文学魅力。因此，对译序的研究有助于总结归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信息处理手段及翻译策略。
如鲁迅先生在《月界旅行·辨言》中写道：
“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书名原属《自地球至月球在九十七小时二十分间》意，今亦简略之日月界旅行。”(鲁迅，1973：11)
这篇译序清楚地交代了译作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的处理技巧、原则以及书名更换之原因，使读者能心平气和的阅读和欣赏译作，且不会产生疑惑。
优秀的译作往往会在译序中阐明译者的翻译目的、经验、技巧及思想，正是这个翻译思想或者说理论贯穿他的整个翻译过程，并最终形成他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
如傅雷先生在1951年9月写的《<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以实际工作论，翻译比临画更难”(傅雷，2006b：215)。傅雷先生在这则译序中首次提出了“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理论，这既是他重译《高老头》的经验总结，又是他独特翻译理论形成的结晶。
(3)翻译生产的外部环境与翻译过程 译序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翻译生产的外部环境对翻泽过程的影响，让我们看清译者或者赞助人是如何参与译本的生产以及特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又是如何干预翻译文本的生产的。
鲁迅在厨川白村的评论集《苦闷的象征》的中译本序中提到：
“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痼弊呢?这译文虽然拙涩，幸而实质本好，倘读者能够坚忍地反复过两三回，当可以看见许多很有意义的处所……”(鲁迅，1973：19)
因为科学救国的道路受阻，鲁迅便介绍了大量东南欧等弱小民族和苏俄的进步文学作品来表现那些反抗黑暗，争取解放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鲁迅特别欣赏厨川白村对本国的缺点加以猛烈抨击的行为，这让他同样看到了中国的症结所在，因而，通过对厨川白村批判日本的态度的介绍来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定可以引起国人的深思和反省。
(二)加注与翻译过程
读者在阅读译作的过程当中，会更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译文的内容和主题上，很少有人会去阅读译者所作的注释，更谈不上去仔细阅读。事实上，在一部作品的译入过程中，注释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尤其是译者的加注，它要么是为了适应读者的实际需要，要么是向读者说明自己的特殊译法而作的注释。通常来说，译作的读者对原作的事物总归是有些陌生的，因而，作为“媒介”的译者应该想方设法让读者对原作理解得清楚透彻。所以，对于原作中比较生疏的人名地名、历史史实、风土人情、典章制度、文化差异以及专业术语等都应该加以注释。非但如此，即使是语言本身的问题，如果有必要，也应该给予一定的解释说明，以便读者，反之，则会妨碍译作完成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任务。
其实，译者在译文中所加的注也反映了他的翻译过程和翻译思想，这首先表现在
(1)加注反映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者意图的揣摩
译者在加注的时候，必须深刻体会原作者的意图，否则很可能是好心办坏事，将读者引入迷途。这即是说，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时刻保持严肃、认真和客观的态度，进入作者的主客观世界，仔细揣摩他的意图，才能在可能让读者觉得困惑的地方给出合情合理的解释。
例如，列宁在《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中讲到：“……1848年西欧确立究制时，……工厂无产阶级当时几乎还没有存在，而大生产中的无产阶级(如霍普特曼所描写的德国织工，以及里昂城的织工)，还是一群粗野的入众，只能举行骚动，而绝对不能提出什么政治要求”(《翻译通讯》编辑部，1984：92)。
译者在此加了一个注说“霍普特曼(1862-19461是德国诗人兼戏剧作家，著有描写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里细亚织工起义情形的《织工》剧本。”(《翻译通讯》编辑部，1984：92)。众所周知，霍普特曼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译者在这里仅仅提到了《织工》这一部作品，并将与之相关的事情做了简明扼要的交代，这充分说明译者完全领会了原作者的写作意图，选择了最恰当、最贴切的注释。假定我们将此注释改成“霍普特曼……是德国诗人兼戏剧家，著有浪漫诗剧《沉钟》。”(《翻译通讯》编辑部，1984：93)。这便显得“答非所问”，误解了著者的本意。
(2)加注反映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的运用
除此之外，原作中那些与语言本身密切相关的双关语、俚语、俗语等就更需要加注说明，因为翻译这些风趣幽默的地方如果生搬硬套的话，往往会使原作走样，失去它的文学色彩，让读者不知所云。另外，对于一些具有特定含义的典故或人文科学方面的著作，也会让读者觉得晦涩难瞳，译者因而需要加以注释。比如，道教、婆罗门教等经典的用语，苏格拉底、亚理士多德的用词，庄子荀子的用词等，都有其特定的解释，往往蕴藏着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假如我们按照一般的意义来处理这些用词，则无法传达出原作的精神，因而，译者所加的注解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一来是为读者扫清阅读障碍，二来也足以丰富读者的知识储备，间接搭建起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平台。
四、结语
当代翻译研究是一项浩大繁杂的工程，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探究总结。而作为译作副文本的序跋、注释等的价值更是不容小觑。这些“外围文字”已成为翻译话语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彰顯译者的翻译策略、思想和理论；突显译者的读者观；表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原则及翻译文本生产的外部环境，从而帮助我们在对翻译文化意义的探讨、对翻译规律探索、对译作和译者评价中做得更好。
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把译作的序言跋语看作重构翻译规范的重要超文本资源。而罗马尼亚比较文学家迪马(A1。Dima)则认为译序和译者的前言“包含着译者对原作的评价对作者的介绍”“连同译作一起都是促进文学联系的—个因素，也是历史比较研究的一个材料来源。”(谢天振，2003：54)。由此可见，我们研究译本副文本，不仅是要为翻译研究者开创新思路，开拓新视野，还是要引起译者和读者对译本副文本共同的关注和重视，使译者创作出更优秀更有价值的副文本，同时也让读者在它们的指引下更好地阅读、理解和欣赏原著，以达到“双赢”的效果。
[关键词]副文本：序跋：加注：翻译过程
一、引言
众所周知，翻译活动在当代社会远远不再是对原文的复制那样简单的事情，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活动，可以让世界各国的“文学瑰宝”在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推动下，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食粮，更好地得到传承，更好地服务于世人。正因为翻译活动是联系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重要文化桥梁和枢纽，翻译研究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纵观当代翻译研究，注重描写性研究、译者主体身份的凸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已日趋成熟，却很少有人对译作的“序言”，“跋文”这样的副文本问津，殊不知，一部译作的副文本对翻译研究的意义是不可小视的，因为这些副文本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原作的写作背景，意图等，从而帮助大众读者更准确、更透彻的欣赏和理解原作，更充分的吸取其“精髓”。
二、什么是副文本
既然译作的副文本对翻译研究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其作充分的认识和理解，究竟什么是副文本呢?
其实，与译文并存的有三种文本，分别是：翻译文本(texts)，外文本(extratexts)以及存在于二者之间的副文本(paratexts)。外文本是指与译文相关的外部资料，如书评、访谈、信件、广告、采访、日记和公开演讲等。副文本则如序言、后记、书名、献辞、插图，及其他有利于向读者“呈现”作品的文本形式，有时也被称为“周边文本”，或者是“媒介话语”。通过对译文副文本的梳理、解读和探讨，有助于洞悉译者的翻译过程，翻译经验，翻译思想，以及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做出重要贡献。本文选取了不同的译作，拟从分析各自副文本中的序言，跋文，加注三个主要方面着手，意在指出译文的副文本对于翻译过程的研究具有十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三、副文本对翻译过程研究的重要性
(一)序言与翻译过程
上文提到，翻译是一项以文化交流和传播为己任的复杂活动。既然是交流就必须有中介。译者正是扮演着这样一个中介的角色。正如任何中间人在介绍双方时都有一个开场白一样，在翻译这项活动中，这个开场白则具体表现为译者序言。序，又叫“序言”、“绪言”、“卷头语”等，位于书前，用来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等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唐代以前，序常被置于正文之后，如司马迁的《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就是列在一百三十篇正文之后。唐以后，人们便习惯于将“序”放在正文之首，而将置于正文之后的称作“跋”、“后序”。由此可见，序言是书籍著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来说序言更是必不可少。余光中先生就说过：“一本译书只要够分量，前面竟然没有译者的序言交代，总令人觉得唐突无凭。”这充分说明以文化传播和交流为中心的翻译活动很有必要对原作做相关和適当的背景知识交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译序可以看作是译者以“媒介”的身份沟通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联系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开始。而重视对译作序言的研究，自然也就成了无可厚非的事情。
(1)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与读者的交流
—部优秀的译作必定会在序言中对原作的写作背景进行—个简洁明了的交代，这让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译序获取一个参照背景，达到阅读的制高点，最好地理解原作的精神。译者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传声筒”，“说到底，翻译的整个过程都是译者在通过文本中介与隐含的作者对话，译者的活动就是一种对话的参与”(吕俊,2000)。翻译是一项繁琐而庞杂的活动，它牵涉到两种语言、两个语境的相互转换，这将不可避免的使原作发生意义上的变形，也会使译文本身包含译者自身的主观色彩。然而，为了减少甚至避免原著意义在读者阅读时再次发生变形，
译者则有必要在译序中将自己对原作的理解稍作阐释，以便使自己的审美情趣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不谋而合，从而促进读者与译本之间的对话与交流。除此之外，
由于译文面对不同类型的读者，在种族，文化，教育以及认知水平上的差异往往导致他们对译文提出不同的需要。许多不懂原语的读者会在潜意识中将译作当作原作来欣赏，将译者的行文风格等同于原作者的风格。对于这些人来说，译序则能使他们对原作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帮助他们摆脱译文与原作之间的割裂状态；而对于那些熟悉原语甚至已经阅读过原作的读者来说，译序则允许他们针对其不解之处提出质疑，甚至自己独特的见解，从这个层面来看，译序为译者和读者提供了一个公开，开放的交流平台，共同推进翻译过程的顺利进行。
傅雷先生是我国杰出的文学翻译家，他不仅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较高的文学修养，而且还是一位以关注读者、引导读者、对读者负责为己任的翻译大家。他于1935年陆续翻译了小说家莫雷阿的三部作品：《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和《服尔德传》。其中，《人生五大问题》原名为《情操与习尚》，因傅老先生认为原名颇为晦涩，不便于读者阅读与理解，故将其更名为前者，并在序言中对此作了交代“故擅为改译今名，冀以明白晓畅之标题，益能引起读者注意云耳”。(傅雷，2006a：206)不仅如此，他在《<恋爱与牺牲>译者序》中也提到，此书初版时名为《曼伊帕或解脱》，后来在另一版本中更名为《幻想世界》，之所以改成现在这个名字是译者出于“使中国读者易于了解”的考虑而为之(傅雷，1998：3)。这两本书的序言让我们看到，傅雷先生在翻译过程中更多的考虑到了读者的知识水平，文化背景和实际需要，力求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原作。
(2)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信息处理及翻译策略
如果译者对译文进行了处理，如对原作进行增、删、编译、加注等，则会在译序中有所交代，如，为什么采取这些手段?删除了哪些内容?是否会影响原作的理解?即是说，当译者面临选择的时候，他必须做出取舍。在这中间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受到怎样的局限，是否受到主观和客观的牵制以及是否尽了最大努力去体现原作精神以期达到某种效果等都是需要做出说明的，否则会使读者产生误读，而使原作失去了它本身的文学魅力。因此，对译序的研究有助于总结归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信息处理手段及翻译策略。
如鲁迅先生在《月界旅行·辨言》中写道：
“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 书名原属《自地球至月球在九十七小时二十分间》意，今亦简略之日月界旅行。”(鲁迅，1973：11)
这篇译序清楚地交代了译作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的处理技巧、原则以及书名更换之原因，使读者能心平气和的阅读和欣赏译作，且不会产生疑惑。
优秀的译作往往会在译序中阐明译者的翻译目的、经验、技巧及思想，正是这个翻译思想或者说理论贯穿他的整个翻译过程，并最终形成他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
如傅雷先生在1951年9月写的《<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以实际工作论，翻译比临画更难”(傅雷，2006b：215)。傅雷先生在这则译序中首次提出了“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理论，这既是他重译《高老头》的经验总结，又是他独特翻译理论形成的结晶。
(3)翻译生产的外部环境与翻译过程
译序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翻译生产的外部环境对翻泽过程的影响，让我们看清译者或者赞助人是如何参与译本的生产以及特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社會意识形态又是如何干预翻译文本的生产的。
鲁迅在厨川白村的评论集《苦闷的象征》的中译本序中提到：
“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痼弊呢?这译文虽然拙涩，幸而实质本好，倘读者能够坚忍地反复过两三回，当可以看见许多很有意义的处所……”(鲁迅，1973：19)
因为科学救国的道路受阻，鲁迅便介绍了大量东南欧等弱小民族和苏俄的进步文学作品来表现那些反抗黑暗，争取解放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鲁迅特别欣赏厨川白村对本国的缺点加以猛烈抨击的行为，这让他同样看到了中国的症结所在，因而，通过对厨川白村批判日本的态度的介绍来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定可以引起国人的深思和反省。
(二)加注与翻译过程
读者在阅读译作的过程当中，会更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译文的内容和主题上，很少有人会去阅读译者所作的注释，更谈不上去仔细阅读。事实上，在一部作品的译入过程中，注释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尤其是译者的加注，它要么是为了适应读者的实际需要，要么是向读者说明自己的特殊译法而作的注释。通常来说，译作的读者对原作的事物总归是有些陌生的，因而，作为“媒介”的译者应该想方设法让读者对原作理解得清楚透彻。所以，对于原作中比较生疏的人名地名、历史史实、风土人情、典章制度、文化差异以及专业术语等都应该加以注释。非但如此，即使是语言本身的问题，如果有必要，也应该给予一定的解释说明，以便读者，反之，则会妨碍译作完成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任务。
其实，译者在译文中所加的注也反映了他的翻译过程和翻译思想，这首先表现在
(1)加注反映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者意图的揣摩
译者在加注的时候，必须深刻体会原作者的意图，否则很可能是好心办坏事，将读者引入迷途。这即是说，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时刻保持严肃、认真和客观的态度，进入作者的主客观世界，仔细揣摩他的意图，才能在可能让读者觉得困惑的地方给出合情合理的解释。
例如，列宁在《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中讲到：“……1848年西欧确立究制时，……工厂无产阶级当时几乎还没有存在，而大生产中的无产阶级(如霍普特曼所描写的德国织工，以及里昂城的织工)，还是一群粗野的入众，只能举行骚动，而绝对不能提出什么政治要求”(《翻译通讯》编辑部，1984：92)。
译者在此加了一个注说“霍普特曼(1862-19461是德国诗人兼戏剧作家，著有描写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里细亚织工起义情形的《织工》剧本。”(《翻译通讯》编辑部，1984：92)。众所周知，霍普特曼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译者在这里仅仅提到了《织工》这一部作品，并将与之相关的事情做了简明扼要的交代，这充分说明译者完全领会了原作者的写作意图，选择了最恰当、最贴切的注释。假定我们将此注释改成“霍普特曼……是德国诗人兼戏剧家，著有浪漫诗剧《沉钟》。”(《翻译通讯》编辑部，1984：93)。这便显得“答非所问”，误解了著者的本意。
(2)加注反映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的运用
除此之外，原作中那些与语言本身密切相关的双关语、俚语、俗语等就更需要加注说明，因为翻译这些风趣幽默的地方如果生搬硬套的话，往往会使原作走样，失去它的文学色彩，让读者不知所云。另外，对于一些具有特定含义的典故或人文科学方面的著作，也会让读者觉得晦涩难瞳，译者因而需要加以注释。比如，道教、婆罗门教等经典的用语，苏格拉底、亚理士多德的用词，庄子荀子的用词等，都有其特定的解释，往往蕴藏着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假如我们按照一般的意义来处理这些用词，则无法传达出原作的精神，因而，译者所加的注解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一来是为读者扫清阅读障碍，二来也足以丰富读者的知识储备，间接搭建起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平台。
四、结语
当代翻译研究是一项浩大繁杂的工程，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探究总结。而作为译作副文本的序跋、注释等的价值更是不容小觑。这些“外围文字”已成为翻译话语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译者的翻译策略、思想和理论；突显译者的读者观；表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原则及翻译文本生产的外部环境，从而帮助我们在对翻译文化意义的探讨、对翻译规律探索、对译作和译者评价中做得更好。
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把译作的序言跋语看作重构翻译规范的重要超文本资源。而罗马尼亚比较文学家迪马(A1。Dima)则认为译序和译者的前言“包含着译者对原作的评价对作者的介绍”“连同译作一起都是促进文学联系的—个因素，也是历史比较研究的一个材料来源。”(谢天振，2003：54)。由此可见，我们研究译本副文本，不仅是要为翻译研究者开创新思路，开拓新视野，还是要引起译者和读者对译本副文本共同的关注和重视，使译者创作出更优秀更有价值的副文本，同时也让读者在它们的指引下更好地阅读、理解和欣赏原著，以达到“双赢”的效果。浅析副文本对翻译过程研究的重要性
宋红英 高虹
[摘要]在当代翻译研究中，注重描写性研究、译者主体身份的凸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已渐成体系，却很少有研究者重视译作的副文本研究。实际上，一部译作的副文本对翻译研究的意义是不可小视的，因为这些副文本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原作的写作背景，意图等，从而帮助大众读者更准确，更透彻的理解和欣赏原作，更充分的吸取其“精髓”。本文选取了不同的译作，拟从分析各自副文本中的序言，跋文，加注三个主要方面着手，意在指出对副文本的梳理、解读和探讨，将有助于洞悉译者的翻译过程，翻译经验，翻译思想以及翻译理论，同时对翻译过程的研究也具有十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副文本：序跋：加注：翻译过程
一、引言
众所周知，翻译活动在当代社会远远不再是对原文的复制那样简单的事情，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活动，可以让世界各国的“文学瑰宝”在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推动下，作为一个民 族的精神食粮，更好地得到传承，更好地服务于世人。正因为翻译活动是联系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重要文化桥梁和枢纽，翻译研究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纵观当代翻译研究，注重描写性研究、译者主体身份的凸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已日趋成熟，却很少有人对译作的“序言”，“跋文”这样的副文本问津，殊不知，一部译作的副文本对翻译研究的意义是不可小视的，因为这些副文本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原作的写作背景，意图等，从而帮助大众读者更准确、更透彻的欣赏和理解原作，更充分的吸取其“精髓”。
二、什么是副文本
既然译作的副文本对翻译研究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其作充分的认识和理解，究竟什么是副文本呢?
其实，与译文并存的有三种文本，分别是：翻译文本(texts)，外文本(extratexts)以及存在于二者之间的副文本(paratexts)。外文本是指与译文相关的外部资料，如书评、访谈、信件、广告、采访、日记和公开演讲等。副文本則如序言、后记、书名、献辞、插图，及其他有利于向读者“呈现”作品的文本形式，有时也被称为“周边文本”，或者是“媒介话语”。通过对译文副文本的梳理、解读和探讨，有助于洞悉译者的翻译过程，翻译经验，翻译思想，以及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做出重要贡献。本文选取了不同的译作，拟从分析各自副文本中的序言，跋文，加注三个主要方面着手，意在指出译文的副文本对于翻译过程的研究具有十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三、副文本对翻译过程研究的重要性
(一)序言与翻译过程
上文提到，翻译是一项以文化交流和传播为己任的复杂活动。既然是交流就必须有中介。译者正是扮演着这样一个中介的角色。正如任何中间人在介绍双方时都有一个开场白一样，在翻译这项活动中，这个开场白则具体表现为译者序言。序，又叫“序言”、“绪言”、“卷头语”等，位于书前，用来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等的文章。也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唐代以前，序常被置于正文之后，如司马迁的《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就是列在一百三十篇正文之后。唐以后，人们便习惯于将“序”放在正文之首，而将置于正文之后的称作“跋”、“后序”。由此可见，序言是书籍著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来说序言更是必不可少。余光中先生就说过：“一本译书只要够分量，前面竟然没有译者的序言交代，总令人觉得唐突无凭。”这充分说明以文化传播和交流为中心的翻译活动很有必要对原作做相关和适当的背景知识交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译序可以看作是译者以“媒介”的身份沟通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联系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开始。而重视对译作序言的研究，自然也就成了无可厚非的事情。
(1)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与读者的交流
—部优秀的译作必定会在序言中对原作的写作背景进行—个简洁明了的交代，这让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译序获取一个参照背景，达到阅读的制高点，最好地理解原作的精神。译者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传声筒”，“说到底，翻译的整个过程都是译者在通过文本中介与隐含的作者对话，译者的活动就是一种对话的参与”(吕俊,2000)。翻译是一项繁琐而庞杂的活动，它牵涉到两种语言、两个语境的相互转换，这将不可避免的使原作发生意义上的变形，也会使译文本身包含译者自身的主观色彩。然而，为了减少甚至避免原著意义在读者阅读时再次发生变形，
译者则有必要在译序中将自己对原作的理解稍作阐释，以便使自己的审美情趣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不谋而合，从而促进读者与译本之间的对话与交流。除此之外，
由于译文面对不同类型的读者，在种族，文化，教育以及认知水平上的差异往往导致他们对译文提出不同的需要。许多不懂原语的读者会在潜意识中将译作当作原作来欣赏，将译者的行文风格等同于原作者的风格。对于这些人来说，译序则能使他们对原作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帮助他们摆脱译文与原作之间的割裂状态；而对于那些熟悉原语甚至已经阅读过原作的读者来说，译序则允许他们针对其不解之处提出质疑，甚至自己独特的见解，从这个层面来看，译序为译者和读者提供了一个公开，开放的交流平台，共同推进翻译过程的顺利进行。
傅雷先生是我国杰出的文学翻译家，他不仅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较高的文学修养，而且还是一位以关注读者、引导读者、对读者负责为己任的翻译大家。他于1935年陆续翻译了小说家莫雷阿的三部作品：《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和《服尔德传》。其中，《人生五大问题》原名为《情操与习尚》，因傅老先生认为原名颇为晦涩，不便于读者阅读与理解，故将其更名为前者，并在序言中对此作了交代“故擅为改译今名，冀以明白晓畅之标题，益能引起读者注意云耳”。(傅雷，2006a：206)不仅如此，他在《<恋爱与牺牲>译者序》中也提到，此书初版时名为《曼伊帕或解脱》，后来在另一版本中更名为《幻想世界》，之所以改成现在这个名字是译者出于“使中国读者易于了解”的考虑而为之(傅雷，1998：3)。这两本书的序言让我们看到，傅雷先生在翻译过程中更多的考虑到了读者的知识水平，文化背景和实际需要，力求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原作。
(2)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信息处理及翻译策略
如果译者对译文进行了处理，如对原作进行增、删、编译、加注等，则会在译序中有所交代，如，为什么采取这些手段?删除了哪些内容?是否会影响原作的理解?即是说，当译者面临选择的时候，他必须做出取舍。在这中间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受到怎样的局限，是否受到主观和客观的牵制以及是否尽了最大努力去体现原作精神以期达到某种效果等都是需要做出说明的，否则会使读者产生误读，而使原作失去了它本身的文学魅力。因此，对译序的研究有助于总结归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信息处理手段及翻译策略。
如鲁迅先生在《月界旅行·辨言》中写道：
“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书名原属《自地球至月球在九十七小时二十分间》意，今亦简略之日月界旅行。”(鲁迅，1973：11)
这篇译序清楚地交代了译作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的处理技巧、原则以及书名更换之原因，使读者能心平气和的阅读和欣赏译作，且不会产生疑惑。
优秀的译作往往会在译序中阐明译者的翻译目的、经验、技巧及思想，正是这个翻译思想或者说理论贯穿他的整个翻译过程，并最终形成他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
如傅雷先生在1951年9月写的《<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以实际工作论，翻译比临画更难”(傅雷，2006b：215)。傅雷先生在这则译序中首次提出了“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理论，这既是他重译《高老头》的经验总结，又是他独特翻译理论形成的结晶。
(3)翻译生产的外部环境与翻译过程 译序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翻译生产的外部环境对翻泽过程的影响，让我们看清译者或者赞助人是如何参与译本的生产以及特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又是如何干预翻译文本的生产的。
鲁迅在厨川白村的评论集《苦闷的象征》的中译本序中提到：
“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痼弊呢?这译文虽然拙涩，幸而实质本好，倘读者能够坚忍地反复过两三回，当可以看见许多很有意义的处所……”(鲁迅，1973：19)
因为科学救国的道路受阻，鲁迅便介绍了大量东南欧等弱小民族和苏俄的进步文学作品来表现那些反抗黑暗，争取解放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鲁迅特别欣赏厨川白村对本国的缺点加以猛烈抨击的行为，这让他同样看到了中国的症结所在，因而，通过对厨川白村批判日本的态度的介绍来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定可以引起国人的深思和反省。
(二)加注与翻译过程
读者在阅读译作的过程当中，会更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译文的内容和主题上，很少有人会去阅读译者所作的注释，更谈不上去仔细阅读。事实上，在一部作品的译入过程中，注释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尤其是译者的加注，它要么是为了适应读者的实际需要，要么是向读者说明自己的特殊译法而作的注释。通常来说，译作的读者对原作的事物总归是有些陌生的，因而，作为“媒介”的译者应该想方设法让读者对原作理解得清楚透彻。所以，对于原作中比较生疏的人名地名、历史史实、风土人情、典章制度、文化差异以及专业术语等都应该加以注释。非但如此，即使是语言本身的问题，如果有必要，也应该给予一定的解释说明，以便读者，反之，则会妨碍译作完成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任务。
其实，译者在译文中所加的注也反映了他的翻译过程和翻译思想，这首先表现在
(1)加注反映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者意图的揣摩
译者在加注的时候，必须深刻体会原作者的意图，否则很可能是好心办坏事，将读者引入迷途。这即是说，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时刻保持严肃、认真和客观的态度，进入作者的主客观世界，仔细揣摩他的意图，才能在可能让读者觉得困惑的地方给出合情合理的解释。
例如，列宁在《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中讲到：“……1848年西欧确立究制时，……工厂无产阶级当时几乎还没有存在，而大生产中的无产阶级(如霍普特曼所描写的德国织工，以及里昂城的织工)，还是一群粗野的入众，只能举行骚动，而绝对不能提出什么政治要求”(《翻译通讯》编辑部，1984：92)。
译者在此加了一个注说“霍普特曼(1862-19461是德国诗人兼戏剧作家，著有描写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里细亚织工起义情形的《织工》剧本。”(《翻译通讯》编辑部，1984：92)。众所周知，霍普特曼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译者在这里仅仅提到了《织工》这一部作品，并将与之相关的事情做了简明扼要的交代，这充分说明译者完全领会了原作者的写作意图，选择了最恰当、最贴切的注释。假定我们将此注释改成“霍普特曼……是德国诗人兼戏剧家，著有浪漫诗剧《沉钟》。”(《翻译通讯》编辑部，1984：93)。这便显得“答非所问”，误解了著者的本意。
(2)加注反映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的运用
除此之外，原作中那些与语言本身密切相关的双关语、俚语、俗语等就更需要加注说明，因为翻译这些风趣幽默的地方如果生搬硬套的话，往往会使原作走样，失去它的文学色彩，让读者不知所云。另外，对于一些具有特定含义的典故或人文科学方面的著作，也会让读者觉得晦涩难瞳，译者因而需要加以注释。比如，道教、婆罗门教等经典的用语，苏格拉底、亚理士多德的用词，庄子荀子的用词等，都有其特定的解释，往往蕴藏着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假如我们按照一般的意义来处理这些用词，则无法传达出原作的精神，因而，译者所加的注解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一来是为读者扫清阅读障碍，二来也足以丰富读者的知识储备，间接搭建起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平台。
四、结语
当代翻译研究是一项浩大繁杂的工程，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探究总结。而作为译作副文本的序跋、注释等的价值更是不容小觑。这些“外围文字”已成为翻译话语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彰顯译者的翻译策略、思想和理论；突显译者的读者观；表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原则及翻译文本生产的外部环境，从而帮助我们在对翻译文化意义的探讨、对翻译规律探索、对译作和译者评价中做得更好。
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把译作的序言跋语看作重构翻译规范的重要超文本资源。而罗马尼亚比较文学家迪马(A1。Dima)则认为译序和译者的前言“包含着译者对原作的评价对作者的介绍”“连同译作一起都是促进文学联系的—个因素，也是历史比较研究的一个材料来源。”(谢天振，2003：54)。由此可见，我们研究译本副文本，不仅是要为翻译研究者开创新思路，开拓新视野，还是要引起译者和读者对译本副文本共同的关注和重视，使译者创作出更优秀更有价值的副文本，同时也让读者在它们的指引下更好地阅读、理解和欣赏原著，以达到“双赢”的效果。